（二）关押在军法处看守所的沙飞

关于沙飞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看守所的情况，原本一无所知。20世纪80年代初，沙飞长女王笑利打听到了与他父亲同时关押的韩彬尚健在，于是致函问候。很快接到了回信。信中除表达了他与沙飞非同一般的深厚情谊外，还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一些他与沙飞同被关押时的真实情境，弥足珍贵。特撮录如下：

笑利：

你好！

我和你爸爸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和石少华也是如此。在张家口解放和苏联红军会师，我们在一起战斗，而且在张家口时，你爸爸送给我一台130照相机。（现在被总政的刘传时同志要走了，不知刘传时还在否？）我们（即韩彬和沙飞——笔者注）两个的合影和他（即沙飞）个人的照片多张，（现在）全都没有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抄了我的家，把你爸爸的遗物全都抄走了，至今没有归还我。……我提起1949年12月你爸爸在石家庄华北军大军法处关着的情形，我就流泪。他有病不能吃小米，我就把我的大米给他了。他精神不正常连鞋也不穿，每天拔自己的胡子。翻白眼，有时凝视一个东西，长达30分钟，十分不正常。你爸爸赴死的那天，是我给他穿的鞋。人家不让他穿皮（鞋），他非穿不走。（并）要求穿上你给他打的毛袜子（我记得是红色的。绿色毛裤）。当时你爸爸关了二三个月，没有理发。胡子很长，要求把胡子刮一下，最后宣判他的（时候）才刮了胡子，实在可怜！我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垂泪，同情。因我和你爸爸一样的进了军法处和他住在一块的。后来因我和他研究“对策”（即）：如何养病不着急（等等）。并安慰他，人家发现后，把我分配到2号（房），他（仍）在3号房。但离（得）不远，能看见。白天我去给他们（似为诸关押人员）读报纸才见到。当时我是和军大副校长谭家达打架进去的。姑娘（谓王笑利），我一提你爸爸。信就写不来（成）了。多年不想了。你这样一来信，又引起我的往事来了。你看如何替你爸申诉？他是有神经病的。打死日本人津泽大夫完全是身不由己，是可查证的。关于他的（有）神经（病）的情况，我是出过证明的。

韩彬
11月26日

据上所述，我们对沙飞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看守所的有关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其一，关于沙飞的精神状况或者说情貌。除看守所记录的《关于沙飞的情况》中所说的“表现是沉默的，不爱讲话。每天吃了就躺，也表现了恐惧的样子”外，他还每天——大抵是用自己的拇指和中指的指甲掐着——拔自己的胡子，由于二三月未曾剃刮胡须，胡须已长得很长，当是长髯飘拂的样子。此外还常“翻白眼”，常常呆呆地凝着某一处。一动不动，木然枯坐，竟可长达半小时。完全是精神分裂症的病态情状。

其二，关于沙飞的容貌。可以想见——大抵可以作如下描述：蓬首垢面，长髯飘拂，衣着邋遢，跣足着地……

其三，关于沙飞的饮食情况。具体不详，据韩彬所讲，似乎允许关押人员自己提供粮食为他们或蒸或煮。沙飞是南方人，自然喜欢吃大米，加之有病，更是如此。韩彬在这时将自己的大米给沙飞吃，真是“雪中送炭”之举，并在生活上多方照顾沙飞，途穷见肝胆，节义信可风！

这里顺赘一笔，沙飞在关押期间——可能是在死刑的《判决书》军委总政批下来后，聂荣臻司令员曾关照有关方面：沙飞是南方人，多弄点鱼给他吃。由此可见，聂司令员心里还是惦念着沙飞的……

其四，所谓“我与他研究‘对策’”，实则不过是韩彬在对沙飞说一些宽慰沙飞的诸如“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活一天，吃饱喝足一天”之类的话，聊以自慰、借以遣日罢了。大抵多半是韩彬说，沙飞听。如此说说话，聊聊天，总能排遣一下胸中的郁闷之气，使紧张的神经稍稍得到一点弛怠和松懈，也使沙飞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致陷入更加沉闷、孤寂和痛苦的深渊。此所谓“对策”，绝非“研究”如何“避实就虚，诡辩抗诉”，更不是要“窥测时机，以求一逞”的图谋不轨。这是一望而知，不言而喻的。韩彬文化程度本不高，加之年登大耄、精神不济，故在表达上颇有言不及义或词不达义之处。

其五，信中所说到的“他（即沙飞）个人的照片多张”，是指的沙飞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当时“军调三人组”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将军亲手交给他的。韩彬是晋察冀军区野战部队的一名指挥员。当“军调三人小组”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张家口及军队驻地进行视察时，韩彬作为基层指挥员，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一个情况：即在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等文件签字，并于13日生效后，国民党军队还曾向驻扎在张家口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发起过军事挑衅，并企图夺取某前沿阵地。周恩来听后十分气愤，当即予以了揭露，并对韩彬说，如果以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你当即直接向我汇报。韩彬摸着后脑勺为难地说，那我到哪里去找您呢？周恩来说，北平饭店，军调处就设在那里。韩彬又犯难地说，门口站岗的，能放我过去吗？周恩来略一思索，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来，这张照片是沙飞拍摄的《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右）、美国代表五星上将马歇尔（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周恩来把这张沙飞拍摄的照片递给韩彬说，你就拿着这张照片去找我，说是我让你来找我的，这照片就是凭证。韩彬恭敬地举手行礼，并朗声遵命地答之以“是”后，便双手接过带着周恩来副主席体温的珍贵照片，心里就甭说有多么高兴和激动了！这幅照片后来就一直揣在韩彬的上衣兜里，不分严冬酷暑，直到他生命终止后一同化成灰烬……他与沙飞的这种特殊缘分，自然使得他与沙飞具有特殊的情感。

其六，至于说到沙飞“赴死”前的情境，是不准确的。那当是2月24日10点时——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向他宣判死刑后的情境。沙飞可能以为马上就要行刑，故他执意要求剃须，穿女儿织的红色的毛袜，穿皮鞋——沙飞他要以一个革命干部的形象和风貌，并带着自己骨肉亲人——女儿的温馨和关爱去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非是去“赴死”或曰“执行枪决”，只是在宣判死刑后。转移了关押的地方。关于这点，一是从韩彬1986年7月18日的另一封信中可以证明。信中说：“我与你爸爸——我的战友离开已有三十六年零五个月了。但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当时你爸爸的形象、动作，胡子长长的，身体还带着病，就在二月廿四日上午十点叫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了，从此就和我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