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将处于加快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结构转型的最大任务是，我国必须尽快培育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拉动消费、推进文明创新的主要群体，是推进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力量。
但是，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社会阶层依然是“上端小，底部大”的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是占人口比重很高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低；上端是占社会财富比重很大、占人口比重很小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收入极高，储蓄能力很强；中间则是占人口比重不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成熟理性，收入居中，消费能力强，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我们以2010年为基期，选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为人均年纯收入）22000～65000元作为中等收入人群，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测算了从1995年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结果是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1.25%。显然，如此之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无法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衡量中产阶层除了收入指标之外，还有教育、职业、资产、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指标。用这些指标衡量，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也不高。李培林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中，提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只有25.8%。在李培林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中，他们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7%、53.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半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使是完全按照自我认同一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我国居民的主观认同度是41.78% 。阻碍我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城乡、地区之间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抑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迁，不利于社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变为中产阶层。二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三是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向城市、精英群体倾斜，不利于“草根”群体改变身份向中产阶层迈进。四是成功上升的机会不均等。高收入阶层、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底部社会阶层上升之路变窄、变难。
目前，我国在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方面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越是推迟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由于中产阶层成长缓慢，低收入群体人口太多，社会越不稳定，消费型社会也难以形成，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建立橄榄型社会，一旦中产阶层壮大起来，由于他们有知识、有资产，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都较强，在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慢于他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会对执政者的公信度下降。因此，我国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历史紧迫感、高超的智慧、敢于担当的勇气，加快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