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宝训》二十六卷，温体仁等修。
《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1621）三月丁卯，敕修《神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刘一燝、韩爌、礼部尚书史继阶、何宗彦、沈㴶、朱国祚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孙慎行、侍读学士顾秉谦、盛以弘、周道登、郑以伟、李腾芳、钱象坤、孟时芳、周如磐、孙承宗，祭酒吴宗达等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骆从宇等为纂修官。
天启三年叶向高、史继阶等相继去位，改命中极殿大学士顾秉谦、文渊阁大学士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孟时芳、侍读学士黄儒炳、李思诚、骆从宇、施凤来、丘士毅、李康先、钱龙锡、韩日缵等为副总裁，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天启五年正月，谕史官限按月送稿，务早修成。
但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崇祯初始续成。万历一朝最为多事，如三王并封，税珰矿使，朝鲜御倭，建州兴起，以及东林党议，门户之争，三案纠纷，清流白马，神、光二帝相继崩逝，主少国疑，是非莫定。天启元年（1621）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极言应博采周咨，期于至当，严立程限，期于速成。《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具在。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
而况四十八年之内，时移局换，议杂群分，若初政之励精，中年之独揽，晚年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册立妃封之缓急，妖书楚狱之阴阳，四明（沈一贯）淮上（李三才）之争执，论不一也。若大相、巨阉之威福，税珰、矿使之诛求，罪帅、囚臣之祸国，变不一也，若东朝之数有震惊，众谏之频干严谴，藩封外戚之屡有烦言，疑不一也。至于大警、大灾、大兵、大费，若两宫、三殿之灾灰，地北、江南之水旱，两芟虏落，一救东藩，北受鞑王之臣，中更建夷之叛，败扳铙声，勋书罪状，凡此数案，更仆难详。加以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具在。
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
而况四十八年之内，时移局换，议杂群分，若初政之励精，中年之独揽，晚年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册立妃封之缓急，妖书楚狱之阴阳，四明（沈一贯）淮上（李三才）之争执，论不一也。若大相、巨阉之威福，税珰、矿使之诛求，罪帅、囚臣之祸国，变不一也，若东朝之数有震惊，众谏之频干严谴，藩封外戚之屡有烦言，疑不一也。
至于大警、大灾、大兵、大费，若两宫、三殿之灾灰，地北、江南之水旱，两芟虏落，一救东藩，北受鞑王之臣，中更建夷之叛，败扳铙声，勋书罪状，凡此数案，更仆难详。加以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欲总集诸奏，櫽括成书，而廖廖若此，又何所据？矧所下之章，诸吏积偷，苟且抄塞，而西台之草，六尚书之牍，南北诸曹之陈列，往往寂寞无闻。积习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玑，左言右事，上为掞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玉书之颂哉！
今闻论者求其备而不得，则有为采访之说者，臣谓采访之役，必先择人。文学少年，一经使命，优游自喜，过家上冢，强半闲销，求其咨讨，正复不易。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间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使五纪之内，凄岩欲暖，潜德为光，亦一快也。
则又有为专官之说者，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借讲求，终难虚课，则有臣所知若邢云路之究心天文，李宗延之精研律吕，于仕廉、陶朗先之熟习河经，或就其人访其故实，或收其书以佐参核，使星躔再整，宫徵重谐，而水脉河源，按图可谱，又一快也。
则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谓皇祖历年既久，中间事变传闻不一，岂无稗官小乘，自托名山，迁客畸人，私称不朽，及今不为考定，后将滋惑无穷，则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响，又一快也。则又有言邸牍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实录》，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尽付纂修，臣以为皇祖末年所留诸疏，藏在禁中，定无散逸，与其求之腐牍，时有鲁鱼亥豕之讹，何如请诸封事，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又一快也。
则又有言立传之有体者，考国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者跖、蹻亦书，寒退者夷、鰌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钺平悬，又一快也。则又有言编次之有期者，间闻史馆诸臣，隐心于督催之取怨，习成于人众之相推，每致迁延，动经岁月，白首汗青，几何不为刘知几所叹乎！
臣考万历初年纂修二庙实录，辅臣请立程限……一时诸臣，含毫吮笔，无敢乞私差而图自便者，今应仍持此格，即四年之内，神庙实录，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则又有言总裁之宜专者……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画一，其兼直诸臣，志在分藜，不妨稍减其帙，使有余闲，总统一专，程期易了，又一快也。
疏上，次年朝廷因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书成表进，宣付史馆。时议论犹纷纭，李希孔因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附《李希孔传》：
（天启）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昔郑氏（国泰）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
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扼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翦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天启）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昔郑氏（国泰）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
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扼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翦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
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臣贼辈隐则何为？臣之所以折邪议者，二也。
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佚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
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閟，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沉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
抑尤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
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
《明熹宗实录》：与《神宗显皇帝实录》同修，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韩爌、礼部尚书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侍读学士顾秉谦、朱延禧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林尧俞、郑以伟、周如磐、钱象坤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张鼐、周炳谟、董其昌、来宗道等同纂修。至天启三年六月乙亥书成表进。
天启末，魏忠贤柄国，给事中黄承昊题请改修《光宗实录》，于是命霍维华等领其事，大肆涂抹，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二月始将新本进呈，阁臣施凤来请焚叶向高所修本，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以前所修本亦系奉旨事理，国朝无焚实录例，请并贮皇史宬中。其后词臣文震孟、许士柔等疏请修改，奉旨不必烦议，原本卒以不焚，得并行于后。
再修本纂修官：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黄立极、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李康先、盂绍虞、曾楚卿，礼部侍郎杨景辰等为副总裁官，修撰余煌、编修朱继祚、陈仁锡、吴孔嘉、检讨陈盟、张士范等为纂修官。崇祯元年二月书成表进。
《光录》初修本出于周炳谟、张鼐手，而由叶向高裁定。《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卼，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明《光庙实录》成于初者，大约出侍郎张鼐之手，而叶少师向高取裁焉。
叶向高曾自述编纂时之苦心，《春明梦余录》卷一三：叶文忠向高曰：“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宫事原未叙及，其叙进药亦甚平。
唯张差事则因王之寀疏侵张太宰（问达），余偕同官往问张曰：‘此事之发，生辈皆里居，不及知其详，公亲谳此狱，虚实云何？’张曰：‘谋逆事千真万真，之寀所发觉事情，无一不实。某当时谳奏皆与之寀同，何以罪我！’余又问：‘当时疯癫之说云何？’张曰：‘此饰辞也。安有持梃入宫门而可称疯癫者。’此余与同官共闻，朝绅议论亦皆如是，故实录中稍采其说而词亦委婉。
乃当时之言疯癫者遂耽耽矣。问官如岳骏声遂上疏力驳，时局已变，无敢出片辞，言官从风而靡，皆附会骏声，而之寀被重谴矣。余念事关宫闱，似属暧昧，但罪疑唯轻，施于他事则可，东宫重地而持梃突入，当时赖有中官格之耳，万一进而不止，则跬步间便成大难，而宗社有不测之忧矣。
在礼齿君之路马有诛，而《春秋》于许世子、赵盾皆书弑君，凡以绝干纪之萌，为万世立此大防也。今无论疯癫之真假，即使真癫，而持梃入宫几危储贰，可但以疯癫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门万户，他处不入而独闯于东宫乎？当王日乾告变已云刘成、庞保二奄有谋，今张差所供复与之同，似又不出于癫者之口，而神祖毙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圣意渊微可以默谕者。唯是事体重大，难以深穷，当日圣断处分，原自妥当，至欲并此一段情形而尽没之，窃恐千秋万世而下，终无以厌人心也。”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七月杀万燝，叶向高罢，时局大变，清流去位，奄党弹冠，东林党人率被禁锢。奄党因请重修实录，并作《三朝要典》，朱国桢《大政纪》云：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明史》卷三〇六《霍维华传》：（天启）四年冬，朝事大变，维华得刑科，诸为赵南星斥者，竟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实录更撰。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以黄承昊之言，魏广微辈复嗾魏忠贤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则崇祯改元之岁矣。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赍，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欲焚旧本者，赖大珰王体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
崇祯六年（1633）少詹事文震孟疏请再修《光录》，《明史》卷二一六《许士柔传》：先是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
卷二五一《文震孟传》：忠贤使其党重修（《光宗实录》），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
震孟《孝思无穷疏》，《春明梦余录》曾引全文。疏云：
臣猥以菲材，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臣猥以菲材，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者也。
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复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者，《要典》虽焚，邪说未殄，先帝二十年青宫之忧患，与夫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念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永思，皇衷纯孝，孺慕弥殷，薄海臣民，咸为感动，乃先帝记载尚未清明，使今日编修将何所据，流传后世，又安取衷，国是所关，良非细故。若谓已入史宬，不可复出，则逆珰之矫旨，且能行于当年，圣明之独断，岂不易于反手，视为缓图，置不上闻，亦非臣子之所安也。
臣谨摘其甚者，上渎睿览。
一云：“当命哲之日，诏浩恩赍，俨然负震器之重，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云云。”
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自万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国本，有贬谪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国，九死不移，诸臣亦何利于己而为之，纵皇心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精忠自盟，岂可没回天之力。乃谓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语抹杀，谓皆好事者之过，此以《三朝要典》所称奸党构衅，希图定策，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者，同一邪说也，宜改正者一。
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殿檐下，击伤门者，中官共执之，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不情实，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谋危东宫之说，词连二珰，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天受、主事张廷等附和其说，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即据刘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疯癲”二字草草结局，不容王之寀奏张差口词，指为捏谋何也？且张差有口，举朝岂应默然，而一有言者，辄曰附和，曰激聒，则必使东宫无一护卫之人而后快乎！正与《要典》同一邪说，宜改正者二。
一云：“工科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刘廷元，遂谓初张差狂闯蓟道，阑入宫门，廷元巡视皇城，按状风魔，皇祖是其奏，谳决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构畔，徒党因以为利，借他事诬蔑廷元，未几果显攻疯癲之案，一时邪说世扬实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发张差之逆，至于察处，至于削夺，后逮死诏狱，莫敢议恤，即惠世扬身被五毒，体无完肤，所以不即死者，逆珰欲借为戎首，遍杀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圣明御宇，仅免一死，尚稽启事，乃云徒党因以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疯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明目张胆而攻者，何俟世扬为倡始显攻之？《要典》邪说宜改者三。
一云：“张差闯入东宫，言者纷纷，御史刘光复言致辟行刑，一狱吏任，似不必言官诧为奇货，居为元功，以此二语为异议者刺骨”云云。臣按刘光复之得罪也，实以奏对越次，然据其语，但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两言，亦未见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货元功之语，不可谓非抹杀忠义矣。大抵闯宫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变也。必欲视为平常，不当根究，以为仅一狱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说宜改正者四。
一云：“方上疾大渐，召李可灼，并趣和药，悉出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其后有造为许世子不尝药之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亡何正论大明，邪说渐灭。且云李可灼往来思善门，中使以闻，其敷奏姓名，莫可得而问”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昔唐宪宗殁，杖杀方士柳泌，泌盖为宪宗制长生药者，彼岂不愿其主之长生，而饵药不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亦不以为冤。今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谓之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况误伤天子乎！此即肆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后世！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岂遂不可穷诘，稍欲穷诘，即曰群小，曰污蔑，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说也，宜改正者五。
以上五条，仅摘其尤悖谬者，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而于皇上之达孝亦有光矣。
震孟议被沮，谕德许士柔又上《帝王世系二疏》，力言二修录之宜改，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八《石门许公墓志铭》：甲戌（崇祯七年，1634）官宫谕，上《帝王世系二疏》。先是群奸嗾逆贤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庙实彔，铲削其与《要典》牴牾者。会稽（倪元璐）请焚《要典》，天下韪之。久之改录如故，《要典》犹勿焚也。于是茂苑（文震孟）及公相继论改录之谬，茂苑请刊定改录所笔者，而公则摘抉改录所削者。公初疏曰：
臣备员纂修，恭阅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凡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而详慎如此，改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经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
疏上奉旨谓累朝旧例，不必滋烦。乌程（温体仁）复令中书官捧穆庙总记以诋公，公具揭争曰：
“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多历年所，登极后事皆用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一月，登选三后，诞育圣嗣，皆在未登极之先，不书之总记而谁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母后之姓氏封号，皇子之出震承乾，宝册金书，辉映天地，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代，载册熹庙仪注，而皇上之册立阙焉可乎？”
乌程怒，攘臂揭参，同官柅之而止。公复抗疏言：
“累朝实录无以不书世系为成例者，臣所以擿抉改录，政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显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圣，国本几危于震虩，天心幸托诸坤宁，当日调护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极则，宗庙赖燕翼之庆，诞发于本支，而史臣抑顾复之劳，抹杀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终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报闻。
《春明梦余录》引《西垣笔记》引叶向高原录四事，一国本，二妖书，三梃击，四红丸。文长不具录。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修。
崇祯元年敕修：命成国公朱纯臣为监修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姜逢元、侍读学士刘宇亮、傅冠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等同编纂。
时纲纪废弛，史官旷职，至崇祯末始成书。谈迁《枣林杂俎》逸典：纂修实录，各分翰詹坊局，稿具送阁臣总裁，又分岁月删定，汇而上之。熹宗御历七年，论实录终岁事耳。史官虽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闻，阁臣亦不以为意。嘉定钱相国（士升）尝总裁二十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肯往覆也。至崇祯十□年始竣。
按《明史·宰辅年表》，士升以崇祯六年九月入阁，至九年四月免，孺木所云总裁二十年误，然据所记，则当时淹滞之情形可知也。总裁官中有朱继祚，以尝与修《三朝要典》，被论求罢去。《明史》卷二七六《朱继祚传》：崇祯初复官，累迁礼部右侍郎，充实录总裁。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要典》，得罪清议，不可总裁国史。”不听。继祚旋谢病去。
清军入北京后，实录仍在皇史宬（夏燮《明通鉴义例》）。清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明降臣冯铨任总裁，以其事奄丑行备载于天启四年实录，遂私窃去毁灭。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熹宗实录》成，藏皇史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
全祖望《鲒埼亭集·移明史馆帖子》二：冯涿州再相，奋笔改熹庙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云其黑头爰立伎俩一卷，以为之讳。
杨椿《松邻堂集·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亦云：《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大学士冯铨为总裁，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天启四年实录遂为窃去，后下诏求之，终不可得。
又天启七年实录亦缺，《东华录》：顺治五年（1648）九月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阙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阙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
至顺治八年又下诏搜访，《东华录》：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査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实录并崇桢一朝事迹俱缺。宜敕内外各官广示晓谕，重悬赏格，凡钞有天启崇祯实录，或有汇集邸报者，多方购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纂辑。务须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
终无所得，《天启实录》至今遂无完本。
明北都覆没后，福王建国南京。辅臣高弘图请修《思宗实录》，礼部右侍郎管绍宁因上《修国史实录玉牒疏》，《赐诚堂集》卷三：题为中兴有象，文献无征，请修正史以存本朝完书事：仪制清吏司案呈该臣部据礼科抄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弘图题前事等因。奉圣旨：“北畿史宬沦没，今日开馆修史，国之大务，阁中即议纂史官等毕备，务搜罗群籍，犁然成一代典册，该衙门知道，钦此！”又一本为请修先帝实录，以集遗徽事：奉圣旨：“先帝十七年苦心仁政，臣民素有见闻，邸报章奏，海内必多流布，实录自当及时纂修，其间开局设馆搜罗等事宜，卿等酌议来行。”罗万象等即令询访故实，事竣各付史馆，以资采择，该衙门知道！
绍宁因具上纂修事理，崇祯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国史、玉牒皆系大典，这所奏俱依拟行。”时绍宁并举陈子龙、余飏、夏允彝、张采、吴国龙、陈震生、宋徵璧、杨廷枢、徐孚远、张以谦等任史官。
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亦记：高相国请修国史实录，许之，遽去位，未开局。钱尚书谦益多藏书，意任史，竟变作。礼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绍宁覆修史疏，请门下士某任史馆，报可准贡。前相国疏荐予中书，予力辞至泣下，乃荐宣城唐祖命、歙县方世鸣等。至是又欲荐予史馆，如管例，辞之。或问其故，曰：“国初布衣预史馆时，略势分，广采集。今进贤冠载笔，尚论崇卑，一措大厮间仰望鼻息，不过呈翰吮墨，等于门下牛马走，宁藏身瓮牖，同腐草木耳。”
南都逾年倾覆，国史、《崇祯实录》俱未成。至清初修《明史》，四明万言始搜辑遗史，辑为《崇祯长编》，当时颇有传本。王源《居业堂集·与吴商志书》：实录止于天启，并未有《崇祯实录》。近修《明史》，始将十七年朝报搜出，摘辑长编，以备纪传，唯一二总裁家有副本。
长编今存者有《痛史》本二卷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抄本六六卷，俱残阙不完。
南明诸希实录今存者有《痛史》本《福王登极实录》《弘光实录抄》《思文大纪》及王夫之《船山遗书》本《永历实录》，俱出私撰，不具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