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诸史家中，万季野最推崇《明实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记其尝语方苞曰：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
季野所主修之《明史稿》，即以实录为指归。然前于季野之明代史家，则对实录多所指摘，其著者如王鏊则病其取材但凭吏牍，立传但纪迁擢，《震泽长语》记：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郑晓则病其支离琐碎，轻重失伦。《今言》卷一〇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郎瑛则直斥为虚应名目，为无史，《七修类稿》卷一三：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
李建泰则斥其书法，以为文献不足征，其所撰何乔远《名山藏》序中有云：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征久矣！
李清为刑科给事中时，见书手纂史书，叹其以去取托命于小吏，《三垣笔记》上记：予署篆后，见一书手把册而前请用印。予问何册，旁一书手答曰：“此名史书，盖汇刑部诸招疏送翰林院，为他日修实录地也。”予取阅，见中有去取，因问把册书手：“此谁为政？”其人瞪目张口，不知所答。旁一书手曰：“若聋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点额曰：“小人为政。”予叹曰：“彼何知，误收犹可，误遗奈何！”因命此后抄送皆听余手酌。未几，予以言谪，恐又书手为政矣。
其总论明一代实录者，则有沈德符，以为实录难据，《野获编》卷二：本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铲削。
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公（宏）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后书成，俱被醲赏，至太监张佐辈滥受世锦衣，可哂亦可叹矣。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
张岱《石匮书自序》极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于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论明历朝实录之弊：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为《元史》，此宗子误笔）。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
《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娇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学于修《明史》时上《修史条议》论《明实录》云：明之实录，洪武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引》）
夏燮《明通鉴义例》：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籍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丘濬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圮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
俱对《明实录》无恕辞。其较能持平，灼见实录在史料上之价值者仅王世贞一人。世贞于《明实录》亦一意抨击，《史乘考误》卷一：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则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然又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之章典文献，参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阀官绩，制度足凭，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传，此凤洲之卓识，亦《明实录》在史料上价值之定评也。至百年后万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际，典章散佚，文献无征，钱谦益深致叹于作史之难。《有学集》卷一四《启祯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而今则何如也！自丝纶之簿，左右史之记，起居召对之籍，化为煨烬，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损，造膝之语，可以窜易，死君亡父，瞒天谰人而国史伪。自史馆之实录，太常之谥议，琬琰献征之记载，委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为掌故，执简之辞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闻朝著，飞头借面，欺生诬死而家史伪。自贞元之朝士，天宝之父老，桑海之遗民，一一皆沉沦窜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为信史，于是国故乱于朱紫，俗语流为丹青，循蟪蛄以寻声，佣水母以寄目，党枯仇朽，杂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华之士，不自贵重，高文大篇，可以数缣邀取，鸿名伟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伪。
此三百年前之情况也。近五十年来野史间出，明人文集之已见著录者且汗牛充栋，有明十三朝实录近复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旧抄本数种互勘，行且付之梨枣，绩学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征实录，以文集碑志征实录，以实录订野史文集碑志，然后以所得折衷于《明史》，勒为长编，传信一代，此其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