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最重史事，历朝均凭起居注修日历或时政记，以为修实录张本。更以日历、时政记、实录为主，具纪志表传而成国史。《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有王旦《国史》一二〇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五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二〇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二〇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一〇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五〇卷是也。
日历如《宋高宗日历》达一〇〇〇卷，时政记如《度宗时政记》七八册是也。他如记载典章，则每朝各有会要，法制则有历朝所修之敕令格式，如《建隆编敕》《嘉祐驿令》《开宝长定格》《三司式》之类是也。
故宋代史料最为详备，而所重尤在日历。明初修《元史》时，天台徐一夔曾以史事遗书总裁王祎云：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
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
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点检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秦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椽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
明承元后，典章亦多承元旧，洪武十三年革中书省，亦并元人所置之时政科而革之。国史翰林，唐、宋以来，划然为二，国史掌记注修史，翰林则备文学顾问，至明合而为一，以翰林院之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
陆容《菽园杂记》：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有编修官，阶九品而无定员，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
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棣翰林。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所兼预职事，不以书衔。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国初之制，书兼修国史。甚者编修已升为七品正员而仍书国史院编修官，亦有书经筵检讨官者，盖仍袭旧制故也。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翰林院：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无定员。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
按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以所记注付著作郎修日历。明自洪武后不设起居注（详后），翰林史官虽有宋著作郎之职而无所承，凡遇修史，只凭诸司奏牍，杂合编次（王鏊《震泽长语》），而诸司奏牍之编次，则又不设专司，但凭书手去取，名为史书（李清《三垣笔记》，按映碧虽明末人，其所言当可推及一代见前。）。以是郑晓讥史官为虚设，《今言》一〇三：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
张居正亦致叹于史文之阙略，《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纪事，右史纪言之制。迨后详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是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即如迩者纂修世宗皇考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隐括成编。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与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两朝（世、穆）之大经大法，虽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
据《宋史·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中书省有起居舍人，均掌侍立修注。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方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损，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是则起居郎在名义上虽专记皇帝个人之起居，而实则内外一切政治动态之纪录，均其职责，以目睹之事实笔之于书，且日侍仗前，其闻见较任何人为亲切，其所纪录，自为第一等史料。
明初亦曾设此官，但不久即废，《明史》卷七三《职官志》记：起居注，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法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
据《明史》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明初宋濂、魏观（《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王直均曾居此官：
明初犹设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为起居注，刘基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后不知废于何时。（《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洪武中且曾修《日历》一〇〇卷，《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言于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于后世。”太祖从之。
因命太子赞善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等为纂修官，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至七年五月丙寅书成，总裁官宋濂为表以进。命藏于金匮，留其副于秘书监。
据《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同与濂同为总裁官，书起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按实录所言在未修日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迹已有记载，此记载自必为起居注所记，日历即据此而修，盖明初史职犹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废虽不能的为何年，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史官之设在洪武十四年，则疑起居注之废或即在是年（《梦余录》记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传》不载）。自后即不再设此官，直至万历元年（1573）张位始请复设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时张居正当国，力主其议，具疏请以日讲官兼记注，史官侍直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一、议分管责成：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敌告假等项，致妨职务。
二、议史臣侍直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纪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
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藉、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三、议纂辑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今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该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四、议纪录体例：照得今次纪录，只以备异日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五、议收藏处所：照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各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会同各史官间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日奉圣旨：“都依拟行，礼部知道。”江陵综核为治，令出法行，起居之官自此得修其职。《梦余录》卷一三记一事可见新制行后之情形：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于主德如此。
然至神宗中年以后，深居倦勤，不与臣下接，记注侍直又成冗职，天启元年三月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云：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鼎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亦云：起居注，万历间命翰林院兼摄之，已复罢。
则起居注虽暂设于明初，复置于万历，然为时均甚暂。明一代史官仅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十数人而已。
太祖时曾修日历，已见上记。万历中且曾修国史，惜未成而辍。《明史》卷二一七《陈于陛传》：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
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漫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唯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
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二十四年病卒于位，史亦竟罢。
于陛所规画务于详备，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陈文端（于陛）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
谈迁《枣林杂俎·艺篑》门记修史事：南充陈文端相国修正史，列圣本纪，皇后本纪，建文景泰以实录附载，专纪有待。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凡二十二志。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又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伎、四夷列传，类四十六。志初毕，丁酉拟列传，六月三殿灾辍业。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
当时拟征王穉登等参史事，未上而史局罢，《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传》：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黄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南充陈文端相国修正史，列圣本纪，皇后本纪，建文景泰以实录附载，专纪有待。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凡二十二志。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又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伎、四夷列传，类四十六。志初毕，丁酉拟列传，六月三殿灾辍业。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
当时拟征王穉登等参史事，未上而史局罢，《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传》：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黄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
仅焦竑成《国史经籍志》一种，《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
至设馆所集之史料，则以三殿一炬，化为劫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遇天灾，化为煨烬，史事益属茫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