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登极后，不为建文帝修实录，且削其年号，仅附其事迹于太祖录中。至明末始有请修《建文实录》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明史可议者，如建文嗣位，颇称贤明，乃以靖难之故，去其年号不存，实录之未辑。杨文懿守陈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政典，方、黄死事诸臣，皆阙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葺也。”此伟议也。崇祯壬午（1642）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未行。
《明史》卷二七八《万元吉传》：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
然明不旋踵亡，此议亦徒成空谈而已。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三《两朝实录成史馆上表》：伏闻上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斯有典谟、训诰、誓命之纪，当时所录，万世攸师。自汉以来，暨于唐、宋，皆建史官，专职纪述。我国家奉天启运，圣圣相承，大经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万方一统，海宇清宁。洪武以前，神功圣德，史氏所纪，具有成书。钦唯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刚健中正，广大钦明，体天之心，行天之道，励精为理，躬俭爱人，再奠邦家，中兴鸿业。文治光昭于日月，武烈弘靖于华夷，大略雄材，茂边伟绩，规模弘远，卓冠百王。
钦唯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宽仁恭俭，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达聪，周询民隐，时使薄敛，博施济人。抚盈之上运，广文明之化，丕新政纪，覃敷德泽，期月之内，天下归仁。二圣升遐，云车益远，万姓哀慕，海宇同情。恭唯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知，缵登大宝，母育子民，益广至仁，继志述事。歌九功之唯叙，得万国之欢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载之大，宜宣昭于简册，垂仪范于帝王。
宣德元年五月敕修两朝实录，命臣辅等监修，臣士奇等总裁，臣棨等纂修，发左右史臣之所纪，阅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参之见闻。编载事功，必备著其本末；纂述谟训，必致意于精微。关制度者虽细不遗，切机务者虽明必审，于纪述圣神之道德，如绘画造化之功能，儗诸形容，诚难仿佛。乃若附录臣下，必在究明是非。
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实录》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合百五十四册，谨缮写上进。伏念臣辅等智识浅陋，学术空疏，旷岁月而久稽，亦讨论之唯谨。方诸良史，深愧乏三长之称；监于先朝，庶少资万机之暇。
《宣宗实录》卷六六：宣德五年五月乙卯，以两朝实录成，升纂修等官。
《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宝训》十二卷，杨士奇等修。
《英宗实录》卷四一：宣德十年（1435）七月丙子，敕礼部修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翰林学士杨溥为总裁，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王直为副总裁，与纂修官李时勉、钱习礼、蔺从善、苗衷、曾鹤龄、马愉、高榖、胡穜、邢宽、周叙、尹凤岐、孙曰恭、习嘉言、陈叔刚、陈循、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储懋、杨翥、林文、钟复、董璘、杨寿夫、刘球、刘铉、洪玙、张益等同纂修。正统三年（1438）四月乙丑进《宣宗皇帝实录》，丙寅赐监修官张辅等彩币表里有差，庚午赐张辅等八十五人宴于行在礼部。辛未以《宣庙实录》成，升纂修官李时勉等官有差。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成化元年（1465）陈文等修。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
《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1464）八月丁酉，敕修《英宗实录》。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吏部尚书李贤、翰林学士陈文、彭时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李绍春、侍讲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江朝宗、杨守陈，侍读学士周洪谟、孙贤、刘珝、丘濬，修撰刘濬、陈鉴、刘吉、谢一夔、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彭华、刘健、尹直、李永通、郑环、张元祯、汪谐、吴钺、罗景，检讨邢让、张颐、耿裕、周经，谕德黎淳、童缘、刘宣等同纂修。至成化三年八月丁巳书成，监修官孙继宗率纂修官等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英宗朝土木之变，于谦功最大，复辟后以非罪死，至修录时是非犹未定，丘濬力主谦之有功社稷，众论遂定。易储之奏，人以为出江渊，亦以濬言辨正。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〇《文庄丘公墓志铭》：修英庙实录，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之迹。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执笔者谓王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史馆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
录中记土木败耗至京师，廷臣聚议时，太监李永昌有内主决策功，王世贞则以为此乃永昌嗣子泰在史馆所杜撰，不可信也，《史乘考误》卷五：史言：“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众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谓胡濙、于谦、陈循之说有之。第考一时刘文安、叶文庄诸公所记，俱言侍讲徐珵召入，倡南迁之计，而太监金英斥之使出，学士江渊乃更为固守之说以对，遂得大用。当是时内微金英，外微谦，几摇动矣。而史皆不载。所载李永昌对太后语，稗官数十家俱不及也。按修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礼，方贵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学士在史馆，溢美之谈，大抵未足信也。
英宗南宫复辟后，杀景泰帝。成化时修《英宗实录》，仅附其事迹于《英录》中，凡八七卷。时有主革景泰帝号者，纂修官尹直执不可。
《明史》卷一六八《尹直传》：成化初充经筵讲官，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
《梦余录》卷一三：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犹称郕戾王附。夫景帝与于忠肃再造乾坤，有功宗社，当时戾字之谥，已违公议。后宪宗追称景帝，乃不为之称宗改谥，而实录仍称郕戾王附。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宝训》十卷，刘吉等修。
《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戊辰，诏修《宪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刘吉、礼部尚书徐溥、翰林院学士刘健为总裁官，礼部尚书丘濬、翰林院侍讲汪谐、吏部侍郎杨守陈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翰林院侍讲程敏政、侍读傅瀚、费訚、谢迁、陆简、曾彦、杨守阯、刘戬、王鏊、杨杰、梁储，修撰刘机、张芮、武卫，编修刘忠、邓焲，及儒臣李东阳、吴宽、董越、黄、张天瑞、刘春、余瑞、杨士畅、李东、杨廷和、张澜、李通、胡清等同纂修。至弘治四年八月丁卯书成，监修官张懋率纂修等官同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总裁刘吉与刘珝、尹旻不睦，故记成化时事多曲笔。王世贞《史乘考误》卷六：史谓：“尚书项忠具奏草论汪直，令武选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请署名，旻辞不得已乃署，即遣人报韦英曰：‘本兵部所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数日都御史王越遇刘珝、刘吉于朝，极言直贤，语侵内阁，珝默然，吉折之，越遂与吉疏。”
按内阁危言攻汪直者，独商文毅（辂）、刘文和（珝）耳，文和特疏言西厂非宜，至诘责之际，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谓尹恭简（昊）密报韦英。盖实录为刘文穆（吉）所修，故引以归己，而恭简、文和又素与文穆不睦，似不无饰笔。
于珝致仕时，在录中力攻其短，丑言肆詈。珝卒于弘治时，《孝宗录》为焦芳所修，珝于芳有恩，则又于《孝录》中力赞其美。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
《史乘考误》卷六：史又谓：“二十一年（1487）大学士刘珝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命中人出御笔，有‘刘珝嗜酒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继子奸宿乐府，纳王越银，谋与复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坏大事。’安与吉力解不从，乃请令珝以亲老辞，斡旋加恩放归。”
按此则力救珝者万、刘也，然万、刘实合策逐珝者也。夫一刘珝也，《宪录》称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辞不肯终养。《孝录》称其进讲以定国本，庐亲墓，乡党化之，号曰仁孝里。盖《宪》多刘吉所裁，《孝》则焦芳改笔，珝于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异辞也。
纂修官张元祯则以与陈献章有学术门户之见，亦于录中力诋之。《史乘考误》卷六又记：《琐缀录》（按尹直著，今有传本）谓丘濬修宪庙实录，以陈献章作十绝句媚梁芳，自是为世所鄙，而《宪章录》（按薛应旗著，今有传本）因之，谓出张元祯笔。
按实录谓“献章貌谨原，诗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学未究也，务自矜持以沽名。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赞颂，形诸荐奏，不知其几。虽其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以为不过如是耳，何标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仗槊，扬扬得志而去。”其诋陈公亦甚矣。第不曾载十绝句媚梁芳事。而所谓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正丘文庄（濬）也。文庄，广人。实录既举之，则非文庄笔矣。元祯庶几为近。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1506）刘健、谢迁等修，未几，健、迁皆去位，焦芳等续修。
《明武宗实录》：正德元年十二月敕修《孝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张元祯，詹事杨廷和，翰林院学士刘忠为副总裁官。
未几，健、迁去位，再命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王鏊等为总裁，吏部尚书梁储副之，翰林院侍讲毛纪、傅珪、丰熙、沈焘、吴一鹏、侍读朱希周、编修汪俊，李廷相、李时、温仁和、滕霄、何堂、董玘、崔锐、修撰顾鼎臣、吕楠、检讨汪伟、王九思、湛若水、穆孔晖、翟銮、徐缙、景阳、殷昊、易舒浩、张邦奇、焦黄中、胡缵宗等为纂修官同纂修。至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书成表进。
《孝宗实录》出于焦芳之手，芳佞臣，谄事刘瑾，好恶任情，是非倒置。《明史》卷三〇六《焦芳传》：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梦余录》卷一三：朱阁学国祯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实录》成，时焦芳操笔，褒贬任意，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天下所称正人，皆肆诋诬。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奏，《孝宗实录》多焦芳曲笔，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
《野获编补遗》卷一重修国史条：《太祖实录》，建文一修，永乐两修，盖以初本及续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问矣。嗣后直至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建议：“《孝宗实录》成于焦芳之手，贤否混淆，是非颠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实录》，并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录》虽焦芳笔削任情，但当时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其系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别白之。”盖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辙，复任私意，上虑远矣。
后王世贞于所著《史乘考误》中，纠其曲笔，世宗所谓“天下自有公论”也。如录谓何乔新逼父自裁，世贞纠之云：史于何文肃公乔新卒条下，谓：“景泰初易皇储草诏，大学士陈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时吏部尚书何文渊适在侧，即应声曰：‘父有天下传之子’。迨天顺改易，与谋者多斥罢。乔新时为刑部主事，因见黄竑、徐正处以极刑，恐祸及己，乃贻书劝其父引决，文渊果自尽，士论耻之。”此亦焦泌阳（芳）怼笔也。正德中柄史者力为辩其诬。
然考之《天顺录》云：“致仕后，上复位，革宫保。文渊自以与议易太子，首发父有天下之言，虑有奇祸。时副都御史陈泰左迁广东按察副使，道经广昌，人有传来抄提文渊者，惧即自缢。后为人所奏，差官启椁验之果然。”则劝文渊引决之说诬，而自尽之说实也。野史以为出江渊，大概以文势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传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对之耳。又文渊以四月卒，而黄竑、徐正以五月诛，大抵未可信。
又诋彭华为阴险无将，世贞以为芳与华有私怨，故丑诋之。《史乘考误》卷七：史谓：“彭文思华为人险谄用数，深机莫测。阿李贤，嗾御史劾李秉，排邢华、陈鉴，构尹龙之狱，附李孜省以进，人至今犹讲‘三千馆阁荐彭华’，大为耻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风瘫十二年而卒，人以为阴险无将之报。”盖出焦芳笔也。焦以尹龙事坐谪桂阳，云出华意，故怨之刻骨，而谤詈甚苦若此。华虽由李孜省荐，生平之与尹直，俱在是非间，不应至此。
又以与官谢迁不相得，遂于录中力攻之。《史乘考误》卷六：弘治元年太监郭镛请预选女子于宫中，或诸生馆读书习礼，以待服阕之日，册封二妃，广衍储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谢迁言：“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爱，岂容顿忘。今山陵之工未毕，谅闇之痛犹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礼部议止之。焦泌阳执史笔，以为谢公进此谀词献谄，以误孝庙，继嗣之不广，皆此邪谋启之。
又云：“古者诸侯尚一娶三姓而备九女以广继嗣，孝庙以万乘天子，独不得立三宫可乎？小人图势利而不为国谋如此！”泌阳之忿笔，盖阴刺中宫之擅夕，而讥谢公之从谀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宫仅逾年，何以有擅夕之声于外？而谢已逆知权之在中宫而从谀之？且谢以山陵未毕，谅闇尚新为词，其义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阳！其无忌惮一至此！
程敏政为李贤婿，芳则李门客，敏政坐累废，芳遂于录中力为敏政掩覆，而诋刘健、谢迁、傅瀚。《史乘考误》卷七：史谓：“傅瀚欲攘取内阁位，嗾监生江溶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事泄，乃嫁祸于程敏政，谓敏政实代瑢草疏，以触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祸自此始矣。后瀚果代敏政位，白昼见鬼入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逾年死。
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有憾于敏政，尝发其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珪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顾当时刘健，谢迁徒欲杀人灭口以避祸，曾不思亏损国体，沦丧元气云云。”按傅文穆（瀚）有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鬻题事已彰著，且与刘、谢不相关。盖焦芳，李南阳门客，程其婿也，故颇为掩覆。而刘与傅皆与芳有隙，故肆其丑诋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