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〇年，宋太祖赵匡胤（音印yìn）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汉族政权，重又归于统一了。
自从秦始皇统一以来，汉族的封建政权，在长时期里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状态。但由于地主阶级中的门阀士族和军阀势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暂时地中断了国家的统一。规模巨大的唐未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地主的残余，宋太祖又消灭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
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赵匡义）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作为他们建国的方针，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宋朝广泛吸收地主阶级文人参预军事政治的统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比唐朝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中央集权的程度也更为加强了。
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
（一）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末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
（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
（三）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但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
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事实表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广大佃农，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婢、部曲那种对地主的严格的人身隶属，但依然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宋朝建国后不久，太宗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后近三百年间，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宋朝的统治。
下面叙述宋太祖、太宗时期，统一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社会经济制度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京师（开封）。建隆元年（九六〇年）元旦，镇、定二州谎报辽朝和北汉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音普pu）等派遣赵匡胤领禁军出城抵御。
京师城里在传播着“点检作天子”的舆论。赵匡胤兵到京师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皇帝的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作皇帝。赵匡胤率领禁军开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在宫中做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新建的王朝，建号宋朝。宋朝仍然建都开封（东京、汴梁），习惯上又称北宋。以后迁都杭州，称南宋。
宋太祖兵权在握，后周朝臣全无抵抗的可能。宋兵进开封，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跪拜在阶前，拥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郑王。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音昭zhao）领重兵屯真定，受命拥宋，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北边的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以拥立有功，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领禁军。
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没有全部降服。九六〇年四月间①，昭义节度使李筠（音匀yun）和太原的北汉相联络，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钊、石守信等领兵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泽州，李筠在泽州自杀。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势位相当，恭帝时出镇扬州。九月，李重进反，石守信率领禁军往讨。
十月，宋太祖又领兵乘船东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围攻扬州城将破，宋太祖到城下，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投火自杀，宋兵得胜回师。宋太祖先后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内的统治巩固了。
宋朝政局稳定后，宋太祖对赵普议论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权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说：“你不用再说下去，我已经懂了。”
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慕容延钊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出为成德军节度使。
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功，不好下令罢免。一天，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立他的将领们饮酒，乘醉说：“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说：“陛下怎么说这个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没有异心，一旦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想不干，能行么？”石守信等吓得涕泣叩头，第二天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解除他们统领禁军的兵权，派出做节度使。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精兵禁军的全权，从此便可从容地派兵遣将去完成统一国家的事业了。①本书采用公元纪年，但月、日仍沿用旧史记载的夏历，不再换算为公历。夏历正月和十二月的纪事，用宋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
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强大的辽朝①，太原有北汉，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国和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据。宋太祖没有乘胜北征辽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江南。依据这个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西北既无后顾之忧，专力向南方进取，逐个地消灭了各割据国。
平荆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反保权，割据潭州。周保权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给宋朝以出兵的借口。同年，割据荆南的高保勖（音旭xu）死，侄继冲继位。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
宋太祖审度形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九六三年初，调派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见慕容延钊。继冲与延钊进江陵，城中宋兵已满列街巷。继冲大惊，奉州县图籍降宋。荆南平。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湖南周保权军杀张文表。宋兵占据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i）大败湖南守军，进取朗州。周保权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权。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胜，占有荆、湖。从此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在策划西取后蜀。派张晖做凤州团练使，专意探听蜀国内虚实、山川形势。宋太祖依据事先绘制的后蜀详细地图，制定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准备。九六四年，宋朝获得后蜀给北汉的蜡书（密信），约联合对宋。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理了。”
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统兵六万伐蜀。王全斌自凤州出兵，刘光义自归州出兵，两路进取。后蜀国王孟昶听说宋兵来攻，以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仓促领兵拒战。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来没有过战功，出兵前挥臂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宋兵强大而谨慎有备，蜀兵虚弱而骄躁轻敌，两军胜负的前途，不问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军攻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川，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锐拒战，又大败。王昭远自引兵来战，三战三败。
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保剑门，依天险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入峡路，连败蜀兵，在锁江斩获蜀水军六千余众，夺得战舰二百余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í），蜀守将高彦俦战败自杀。宋兵占领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军自利州攻剑门，兵到益光，被天险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师经小径渡江作浮桥，蜀兵弃寨逃走，宋大兵沿青强店大道进军。王昭远退驻汉源，留偏将守剑门。宋兵破剑门，追到汉源。蜀副将赵崇韬出战被擒。王昭远脱去甲胄逃跑。宋兵进据剑州。王昭远逃到东川，藏入民间仓房，哭得两眼红肿。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刘光义、曹彬军自夔州进兵，连降万、施、开、忠、遂等州，峡中郡县，①辽朝历史，见第六册。全被占领。王全斌军到魏城，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刘光义等引兵来会。后蜀平。
灭南汉——南汉主刘（音厂chang）建都广州，占有湖南南部。宋灭湖南，与南汉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州（郴音嗔ch5n）。从俘掳的南汉内侍得知，南汉国内宦官当权，极度黑暗混乱。宋太祖因集中兵力灭蜀，没有立即发兵。
九七〇年九月，宋以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领兵灭南汉。南汉久无战事，“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举攻下贺州，进克昭州，乘胜占领桂、连二州。南汉主刘得报，对左右说：“这些州本来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会再南来。”和刘的估计相反，十一月，潘美进取韶州，继续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广州城。
刘将妃嫔和金宝载入十余大船，准备入海逃跑，被宦官将大船盗去。南汉残兵据水抵御，又大败。刘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出城降宋。宋兵入广州，刘被押解到东京。南汉平。
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和后蜀的骄躁轻敌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后，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锦绮金帛来贺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u）继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贡献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还要遣使贡献犒师。
九七一年，宋灭南汉后，南唐陷入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李煜企图以对宋朝的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宋朝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割据国的长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发兵十万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作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东下，连败江南兵。
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李煜整天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不问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见宋兵旌旗满野，大为惊慌。李煜派文人徐铉（音漩xuan）两次到东京见宋太祖，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犯什么罪。请求宋朝缓兵。
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an）！”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音晕yun）入援。朱令赟自湖口发兵援金陵，号称十五万。兵到皖口，宋兵夹攻，朱令赟纵火拒战，值北风起，火反烧朱军。宋兵因势急攻，朱令赟投火死。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给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杀掠，以保存江南财富。
十一月末，宋兵整队入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u）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伐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
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
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
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a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an）对南汉主刘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已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
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
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
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宋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
次年（九八〇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琪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祖（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
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入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
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
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
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
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i）、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e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骑？（音扩kuo），宿卫京师。天宝以后，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
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俸。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
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
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a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
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一目标，立即获得广泛的响应。前来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
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蜀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书（玺音喜xi）奖谕为“清白”。其实这个所谓“清官”是把大量贪污剥削来的财物寄存在别处，与民为仇，早为群众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齐元振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立即把齐元振处死。张咏《悼蜀》诗说：“害物黩货辈（黩音独du），皆为白刃烁（音朔shuo）。”想见那些“害物黩货”的地主豪绅，同齐元振一样受到应得的惩处。
起义军的行动，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建立起更为崇高的威信，参加起义的人更多了。本来此时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地区又有着反抗斗争的传统，在王小波均贫富的号召下，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音启qi）出战。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额上中箭，仍带箭奋战，力斩张玘。起义军在江原大胜。但此战之后，王小波负伤过重，壮烈地牺牲了。王小波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开辟了战斗的道路。起义群众在王小波妻弟李顺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起义军在江原获胜后，更加强盛。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乘胜攻下蜀州，杀宋监军。攻下邛州，杀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败宋乓，杀宋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军，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地。兵锋所向，直指成都。
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起义军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军事纪律。沈括《梦溪笔谈》记述李顺军“号令严明”，又说起义军“所至一无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间利益，和宋军在蜀地的四处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顺继续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了王小波平均贫富的主张，有领导地没收地主土豪的财富，分散给贫民。
沈括记载说，李顺军召集“乡里富人大姓”，叫他们出具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调发（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号令严明”也提高了作战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顺军进攻成都，不利，转攻汉州、彭州。两天之内接连攻下两州，形成对成都的包围。
十天之后，起义军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载率残部逃到梓州。农民军入成都城，建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大蜀设中书令、枢密使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随即派遣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剑关以南，巫峡以西，都为农民军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宋朝兵权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农民军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较容易顺利取胜，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权，也得以随时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农民军在起义获胜后，又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军。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军发，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峡路军在广安军和渠州、果州一带，遭到农民军阻击，不得前进。
剑门栈路是宋军入川的要道，原来只有疲兵上百人驻守。李顺分遣农民军数千北攻剑门，企图截断宋朝进军的通路。农民军至剑门作战，正值成都撤出的宋军到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占有栈路，得以长驱入川，农民军在军事上失利了。
宋军重兵压境，农民军没有专力设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军已有防守的准备，据城顽抗。农民军二十万以云梯、冲车攻城，不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
围城硬攻至八十余日，不能取胜。农民的兵力被牵制在梓州。宋军却自剑门一路急速挺进。剑门一路，农民军兵势单弱。四月，王继恩军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牺牲，宋军过青强店，剑州被攻陷。
五月，王继恩军攻绵州，绵州失陷，另派一支宋军攻阆州。农民军在老溪，依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阆州失陷。宋军别部攻巴州，农民军五千战败，巴州失陷。王继恩又分兵救梓州，农民军败退，损失极重。大蜀的成都处在敌军的威胁之中。
成都从来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农民军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但从此不得不以十万兵据守成都，军事上由攻势转入了守势。宋军却由守势变成了攻势。王继恩军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间即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
五月，王继恩军攻进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大蜀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和农民军领袖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人被捕，英勇就义。大蜀农民军遭到了失败。
但是，民间还长久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有的说他已到湖北，有的说他在岭南。民间的这些传说使宋朝廷极为惊恐。二十三年后（一〇一七年），广州知州听说有个贫民饮酒说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说是抓到了“真李顺”。枢密院也向朝廷祝贺。御史审问，原来这是广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当过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军了事。
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捕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又说是“真李顺”，把他处死，向朝廷报功。此后若干年内，宋朝的大臣们上疏言事，还往往以“恐李顺之事再起”来向皇帝提出警告。这些事例从不同的方面说明：李顺农民军的起义活动，长久地给宋王朝带来了恐惧，也长久地受到人民的怀念。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李顺牺牲，成都失陷，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之外，就还有农民军的据点。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农民军在张余等领导下，再一次掀起了战斗的高潮。
宋军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继恩以重兵留驻，又由攻势转成了守势。大蜀农民军领袖张余见宋朝孤军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各部，得数万人。张余没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卫空虚的南部和东川各州进取。张余军一举攻下嘉州，进兵东南，攻下戎州、泸州，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u）、忠州、万州，北向攻下开州。东川要地都为农民军所占有，声势大振。农民军列阵西津口，进攻夔州。
这时，宋太宗正加派白继赟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入川镇压起义。五月，白军与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军出乎意料，损失严重。农民军二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也被宋军夺去。《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鲜血染红。张余军西走，攻破云安军。别部数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军反攻云安，农民军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东，包括梁山、广安军、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资州等大片地区的农民军，在成都陷后，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白继赟军与原来自峡路进军到此的宋军，集中在这里镇压起义。宋军攻广安军，农民军万人力战，五千人战死。梁山、广安的起义据点被消灭。
六月，农民军二万余人由张罕率领，在嘉陵江口抗击宋军，遭到失败。宋军攻陷合州。果、渠、普、资等州也相继失陷。农民军五万人转攻陵州，不下。张余率万余人到遂州。宋指挥使张璘（音林lín）杀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响应起义。宋兵至，张璘部下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用为向导，进攻张余军。张余败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东，农民军一直在据守各要地，形成对成都的包围。王继恩入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饮，抢掠民间财物，白天也关闭城门，不敢出战。
宋太宗又派宦官卫绍钦持诏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卫绍钦军与农民军战于学射山南，攻陷双流等寨。农民军损失数万人。宋军攻安国镇，农民军领袖马太保战死。自夔州进军的宋杨琼部，攻陷农民军占据的蜀州和邛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郫县等地的农民军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
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农民军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捕，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军号称大蜀雄军，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领袖王鸬鹚（音卢慈lucí）领导下再次起义，攻打蜀、邛二州，被宋军镇压。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是值得赞颂的。
自从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贫富”号召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赵宋－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