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
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如果九种类型的表征都具备了，便是才德俱备的人材。如果九种征象相互违背，便只能够称之为偏杂之材。偏材、兼材、兼德的三种情况不同，它们相应的才德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只是偏材的人，以某一专长立名；是兼材的人，往往以某一品德见称；而兼有各种美德的人材，往往具有美好的称号。
因此，有兼德而能达到完美境界的，就称为中庸。中庸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初步具备了九种特征而未能够完善，称为德行。德行，是对才德高尚的人的称呼。九征中很好地具备某一方面，称为偏材。偏材，是对才德有所偏的人的称呼。
九征中在某一方面有所体现，称为依似，就是依靠某方面的才能造成似是而非的情况，是淆乱德行的一类。九征中有些方面突出，但同时又与某些方面相冲突，这是间杂。各种特征相互间杂，是没有恒性的人。没有恒性，似是而非的人，都是教化无能为力的末流之辈。而末流资质的人，不可胜数，因此从略。
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依似，间杂。
兼德：
德性纯粹，是德才兼备的完人，集中了“九征”的全部优点，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睿，筋劲，骨植，声清，色怿，仪正，容直，言平，有俊伟圣人帝王之象。这种人德行才能相互辉映，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圣人领袖之才。
兼才：
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是罕见的，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伟大，位于圣人领袖之次，是国家器宇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兴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胤谈不上义。由此看来，兼德之人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各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高在上的标准。
偏才：
“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却可以独挡一面，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依似：
有一征相似，实际上是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际上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的欺骗性，甚至有可能伪作“为官，以不能为能”的势态，造成上级用人不当的错误。赵括长平之战的惨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都是惨痛教训。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进了依似而错过了有才。
间杂：
心无定性、左右摇摆，或是见利忘义、趋炎附势之徒。这只对人的品行而言，而不管其才气如何。曹操在白门楼擒得吕布时，欲留其为己所用，刘备的一句“君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使曹操猛然醒悟，于是斩杀了吕布，以绝后患。忠能避险是儒家用人理论的基本原则，巨大的历史惯性使这条用人思想在现代人的脑子中依然根深蒂固。人的品性如果有间杂之性，就谈不上忠，而且这种人越有才越危险。
再回顾一下这五种人的分类，依似和间杂不能算是人才：
兼德：中庸之质九征皆备，即圣人之名
兼才：以德为本栋梁之才，即大雅之称
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即小雅之称
依似：一征形似似是而非，即乱德之类
间杂：风中之草摇摆不定，即无恒小人
唐代赵蕤在所著的《长短经》说：
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正是有形的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
这是教导人们要发挥人材的作用，不要细大不捐，事无巨细都要一个人去完成。所以说，会办具体事的人只是办事的人，而会使用人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刘邵在《辨经》中也说：
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不必事事躬亲，所以才能统帅众多有才能的人。
《长短经》说：
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事情，方能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正因为做帝王的明白这一道理，所以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来支配使用，只有善于这样做，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老子说：
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法则。
荀子说：
做帝王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为才能；普通的人，以自己能干事为有才能。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
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守住自己的土地，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这个秘诀是什么？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尧不管具体的事，悠悠然地只做自己的帝王。那么，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的才能和长处，然后量才器使，而且让他们每个人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尧因此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
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之精英。但我的本领就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
荀子说：
做帝王的射箭要想百发百中，自己射就不如用后羿；要想驾车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能之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取得的成就却极大。
西汉的刘安写的《淮南子》这样比喻：
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要用尺矩，做直的东西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用过什么工具了，只是赞叹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理会建造宫室的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
可以说，上面的这些话，是上自君王下至一般官员为政的至理名言，只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才能成功。否则，轻则事不成，重则丧身亡国。看看诸葛亮的例子。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他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蜀国似乎只有一个诸葛亮是人材，是贤才，是忠臣，别人都干不好事情，或是不愿干事情。其结果呢？只是落了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名”，至于是不是成事，诸葛亮似乎只管尽心而已，并不考虑能否成功。且看诸葛亮包揽小事的例子。
有一次，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因胆怯而不敢出战，就派使者去激怒他。一天，忽报诸葛亮率蜀兵进驻五丈原，派人送来一盒礼物和一封书信，司马懿只得把来人叫来。司马懿接过盒子，打开一看，却是妇人的头饰和素衣，再看那封信，竟是取笑他身为大将，却和关在闺房里的贵妇人一样，躲着不敢出战，没有一点大丈夫的气概。
司马懿大怒，但他抑制住不肯发泄出来，却装出一副笑脸道：“诸葛亮竟把我看成妇人了！”说罢，吩咐把盒子收起来，重赏了来人。
接着，司马懿又问来人：“你们丞相平时饮食的情况怎样，忙不忙？”
来人回道：“丞相每天理事都到深夜，凡是刑棍在二十以上的，一定要经他亲自办理。然而，一天的食物却吃不上几升。”
司马懿回顾身边的部将笑道：“诸葛亮确是忠心无私的，只是不肯信托别人，所以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自己管，做个主帅怎么可以这样呢？况且他食少事烦，准是活不长久了！”
使者回到蜀营，把司马懿接受衣饰以及那番话都回报诸葛亮。诸葛亮听后，不觉叹了一口气说：“唉，司马懿可算懂得我了！”原来，诸葛亮因劳累过度，神思不宁，有时还吐血。
此事发生不久，诸葛亮就因劳累过度，病逝于五丈原。诸葛亮的确是累死的，他的品德却无可指责。然而，治理国家的人除了要德行高尚以外，治国的艺术是极其重要的。诸葛亮为政的缺点就在于不识大体，弃细务，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也就成了必然。
诸葛亮最大的悲剧在于后继无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谓一语道尽了诸葛亮身后的凄凉境况。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胸怀凌云壮志，手下猛将如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情势至今犹动人心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暴露出了人才匮乏的问题，已经显示出蜀国灭亡的先兆。
三国后期，“五虎大将”已相继去世，等到廖化出台，诸葛亮治下的西蜀，已如强弩之末，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诸葛亮一生追随刘备，可谓言听计从，无所不依，但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间长达27年，居然没有找到也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直到临死的那天夜里，他才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然而，姜维其德可嘉，其才却不如诸葛亮远甚。虽有丞相之心，却无丞相之材，再加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至于最后试图以假降来保全西蜀，实在是让人感叹莫名了。
其实，廖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平庸将领，相对于姜维，他颇有些务实的态度。对于姜维三番五次的无效进攻，廖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兵不战，必自焚，说的就是姜伯约的这种情况啊！智谋压不过敌人而力量又小于敌人，还要频繁出战，怎会不败呢？”廖化的评断，不仅指出了姜维的弱点，也映衬出了诸葛亮的不足。
诸葛亮的务虚不务实，在许多地方早就表现出来。刘备临终之前特意告诉诸葛亮，说马谡这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马谡这样的人谈得来，其结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东征，马谡也因此丢了性命。可是，诸葛亮在“挥泪”之时，只是自责用人不当，何尝对自己的性格作深层的反思？
当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时，何其雄阔，然而，当其五丈原上遍视左右，无人可托时，又是何等凄凉！当他秋巡五丈原，自觉凉风刺骨，不久于人世，不自觉地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此极”的慨叹时，他可曾想到这一点？
对于诸葛亮，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崔浩在《典论》中这样评价道：
在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谮号边鄙之间。只可以说他像汉朝偏安一隅的赵佗，怎能与汉初的丞相萧何、曹参相比呢？
杜甫说：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对诸葛亮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赞扬与同情。然而，当我们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一切的时候，这种评价标准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