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微妙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而阴阳刚柔之质，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是故五质内充，五精外章，包以澹泊，是以目采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则可穷理尽性矣。
人的本质出于情性，情性的道理，玄妙而又深奥，如果没有圣人超常的洞察力，又有谁能探究清楚呢？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无不包含天地混元之气为其本质，没有不秉承阴阳两面的因素而树立根性，没有不容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成形的。若具备了形貌气质，就能够探究其本性。所以说：物生有形体，必有其精神，了解其精神，自然就能穷尽他的本质。
古代有许多善于相马的人：
寒风通过牙口相马；麻朝通过脸颊相马；子女厉通过眉目相马；卫忌通过髭须相马，许鄙通过马屁股相马；投伐褐通过胸肋相马；管青从唇吻处相马；陈悲从腿脚处相马；拳牙从前面相马，赞君从背后相马。
上面十个人，都是从马的某一部分相马，至于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九方皋的相马术就更加精妙绝伦了。
《列子》记载：
秦穆公让九方皋选求良马，九方皋复命说选到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于是派人去取马，取来的却是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因此而不高兴，伯乐感慨万千地说道：“九方皋看到的是天机，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舍其外。”至于观人之术也是这样啊，摘取其人的大体感觉而略去其人的细枝末节，求取其人的精华之处而舍弃其人的糟粕末节。
人在其行走动静之时，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常会表现出来，善于观人的便可以发现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样，一个人的美丑、善恶就不必通过外在的形体而发现；一个人善谈与否也没有必要通过交谈而了解。而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古人有人称之为“道”；有人称之为“器”；有人把它叫作“神韵”；有人把它叫作“才气”；有人叫它“识度”；也有人叫它“气象”。
人生于天地之间，吸收日月精华，钟汇万物灵气，将精、气、神、血蓄蕴在体内，喜、怒、哀、乐隐藏在心间，虽然在外部形貌上有种种表现，但内心的活动却是其他人看不见的，凭什么说可以从外貌形相上发现人内在的心性品质和才华能力呢？
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性格上，鉴别人才，实质上就是区别一个人思想和性格的优劣。优秀的人才大致上可以这样分：
一种是天生聪颖、悟性极高的人，他们的成功显得迅捷轻松，挥洒自如；另一种是刻苦勤奋、一手一脚实干的人，他们往往要历经许多折磨、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但也持久、稳固、坚实。
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思考。前一种是敏于思考，聪明，显得聪慧机敏，伶俐巧思，多谋善变；后一种人勤于思考，智慧，因而显得执著坚忍，沉着稳重，不折不挠，不轻言失败。这些良好品质是他们成功的重要保证。
而这些神情特征是可以从外貌形相上观察到的。比如神态威猛的人勇敢，祥和平静的人豁达，忠正豪迈的人一身正气，心怀奸诈的人满脸邪气……
古人认为：
人的材质是禀元一之气而化生，由于所禀之气有多寡厚薄，清浊之分，所以人的质性也就有善恶、智愚、才不才，贤不肖之别。
我们知道，运动之后的脸色会有所变化，这是气血贯通的原因。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面部的色泽必然会有所变化。大脑的思维也是一种运动，但它不同于体育运动的是，它不是通过空间距离来体现，而是精、气、血在大脑里的融汇贯通。
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
思维活动是神经节、神经元、神经窦之间的联接碰撞，就像导体导电一样。在这个传导过程中，有的神经窦能够被打开，有的神经元能够连接贯通，而有的却不能。这种现象由量变移到质变上，就是人各自不同的天赋和特长。所以，长期动脑的人，由于头部精、气、血的运动多于其他人，面部的气色会不一样。
一个人如果长期心术不正，时刻算计着别人，不管他表面上如何正襟危坐、坦然自若，但在心灵深处仍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一方面是因为从小受到道德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害怕别人知道其心怀鬼胎。久而久之，内心这种压抑必然使其神态与常人不同，不管他们如何去掩饰。
一个人如果长期被生活拖累或心灵受过重大创伤，其神态也和别人不一样，这种神态上的变化也就是从外貌形相上来鉴别人品行的一个依据。
古代养生学认为：
形能养血，血能养气，气能养神，因此形全则血全，血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
这个“神”，就是器宇目光中表现出来的，能体现人心性才情的气质性东西。
中医学认为：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形体完备是有助于气血通畅的，因此形体完备或奇特也能使“神”圆润贯通，生机勃发。形全之后，才有助于神全，因此可以通过形来察神，从而测知一个人的心性才情。当然，这种方法不是绝对正确，但是可以作为鉴别人才的一个重要参考。
人的思考也是一种运动，伴随着相关的气血运行和更为复杂的生理原理。长期思考、勤动脑筋的人自然也会有与他人不同的头面特征。古人早就认为，潜心读书本来就是一种气功态，因而文化人与其他人的面部气质确实不一样。这犹如冰河洗石，天长日久，河流中的石头与其他石头有明显的外形差异；水流情况不一样，石头外形差异也不一样，平缓水区与激流险浪处的石头就有区别。
石头的差异来自于外力的作用，人头面上的特征则源自于内部思维力量的冲涮和熏陶，外显出来就是气质、神态、精光等的区别。由此可以从外及内地来考察人物的心性才情。
当然，人才是可以鉴别的，其心性品质终会被人发现，即使是那些深藏不露、修身养德的高人也不例外。
从外表谈吐上着手，发现人物的才能比识别心性品质要容易些。能够在一面之间就准确判断出一个人的能力和品质，实在是品鉴人物的高手。品质、能力俱佳的人物少，能识别其高下真伪的人也许更少。
从本质上来看，香兰和臭草并非同一种气味，雄鹰和家鸡也不会有一样的翅膀。同理，忠臣就是忠臣，奸贼就是奸贼，不会因为都长着人貌，都穿着人衣，就混同为一。尽管在行止言语上有交错混杂的现象，但由于本性不一样，差别终究会显现。披着羊皮的狼仍然是狼，生了病、不咬人的狮子终究还是狮子。
从外表上考察人物虽然不全面，但很直观，“人不可以貌相”说得也对，但只讲到了人物的一个方面。俗话说：“相由心生。”这又体现了人物的一个方面。生活经验丰富的人，的确是能够从形相神态上来推断人的心性才能的，例如鉴人高手曾国藩。
曾国藩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注视客人而不说话，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竦然难持，由此断人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为鉴别人物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了。连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翼王石达开都称赞曾国藩的识人之能。
由于人的复杂性，从外貌形相上来判断人物的心性才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就会犯“以貌取人”的错误。除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天生悟性之外，别无其他捷径。而且特别应注意的是，随着时间和境遇的变迁，人的外表形相会发生若干变化，这也给从外表上品鉴人物带来困难。所以，如果只凭外表形相来识别人物，往往会犯错误。
因此，一般在考察人物时，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外，切不可妄然以外表看人，而不察实质。而且人物往往各有所长，如果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用人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再施以恰当的教育和培训，用科学的组织策略来推动，团体的力量必将会猛增。
成帝绥和元年，王莽三十八岁当上大司马，辅政仅一年多，成帝便去世了。哀帝即位，三十九岁的王莽成了先帝老臣。一朝天子一朝臣，王莽应该退位，太后就诏令王莽就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汉代制度，刘氏子弟封王立国，如刘濞立为吴王，管三郡五十三城，称为吴国。景帝子刘端立为胶西王，便有胶西国。有王有国，所谓“王国”。这些都是诸侯王、诸侯国，与大一统的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大的诸侯国像吴国管三个郡。小的如胶西国只有一个郡，刘端死后，胶西国改为胶西郡。汉武帝时，胶西与城阳、甾川、济南、济北国合并为齐郡。
从《汉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到：
郡所属的县，也称国，或侯国。被封为列侯的，其地盘相当于县那么大，属于统治范围，每年从在这地盘上生活的百姓那里收取租税，供自己消费，这就是侯国，也简称国。在自己的国中有自己的宅第。许多封了侯的人并不在自己的封地上生活，而是到朝廷参予政事。有些诸侯王也在首都居住，并没有到封地上。有时，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不让列侯参予政事，就要遣送他“就国”或“就第”。如果有罪，那就“免为庶人”，更严重的罪行，就要法治。“就国”是保留爵位，免去官位职权。免为庶人，就是取消爵位，成为平民百姓。
太后要王莽“就第”，意即要王莽回到封地去。王莽封的是新都侯。地址是南阳新野的都乡，居民1500户，每年可以从这些居民中收到一定数量的赋税。他当大司马时，俸禄比较高，他就将封地上收来的赋税全部用于招待士人，表现他尊贤礼士的志向。当太后要他“就第”时，他就“上疏乞骸骨”。“乞骸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用语，是官员向皇帝提出辞职退休的意思。乞求皇帝允许他将骸骨带回故里或封地。
刚即位的哀帝派遣尚书令告诉王莽，说不同意他辞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马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后请求，说：“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王莽不从，皇帝便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太后又令王莽干事。似乎在皇帝请求、太后允许、各大臣拥护下，王莽才出来辅政。这样“乞骸骨”，提高了身份，更巩固了他“大司马”的地位。
王莽身居“三公”的大司马之位，又是太后的侄儿，似乎非常稳当了，而突然遭变，则出乎意料。当时，哀帝的祖母定陶博太后和母亲丁姬都健在，高昌侯董宏拍皇帝的马屁，提出：“《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儿子当了皇帝，亲生母亲丁姬应该有尊贵的号。秦始皇的生母夏氏和养母华阳夫人，在秦始皇即位以后都称为太后。意思是说丁姬也应当尊为“太后”。这时左将军师丹和大司马王莽共同攻击董宏，说他引用亡秦作比喻，是“大不道”。
哀帝新接班，采纳老臣的意见，“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强迫哀帝给她上尊号。哀帝就给傅太后尊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这时又有人提出：定陶共皇太后中的这个“定陶”番号与皇太后这个大号不协调。应该去掉“定陶”这个番号，许多人表示同意。但哀帝的师傅师丹不同意，用定陶是妻从夫之义。定陶共皇的妻子当然要用定陶共皇太后。定陶共皇名义已经先确定了，就不能改动。
儿子不能给父亲授予爵位，这是对父母的尊重，怎么能改动父亲的爵号呢？这自然只是一场争论。直到有一天，皇帝在未央宫设宴，主持者为傅太后安排一个座位。靠在太皇太后旁边。实际上，傅太后与元太后处在同等尊贵的地位上。王莽去视察，发现这种安排，认为傅太后是藩妾，怎么能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列，就让主持者撤去这个座位，在别的地方另设一个座位。傅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不肯赴宴，并对王莽恨之入骨。
王莽于是再一次“乞骸骨”，希望还像上次那样，有太后和其他同僚出面保荐，皇帝会真诚挽留。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没有谁敢于出面保荐，皇帝也没有挽留他，只赐给他黄金500斤，安车驷马，罢掉大司马的职务，王莽不到40岁就回到自己的封地养老去了。王莽走后，公卿大夫大多称颂王莽的政绩，皇帝耳软，又加恩宠，遂派使者到王莽家听使，并又将黄邮350户加封给王莽。
两年后，傅太后、丁姬都称尊号，这时，丞相朱博就出来翻老帐，说王莽当时反对给傅太后、丁姬上尊号，是亏损孝道，应该斩首示众。幸蒙宽赦，也不应该有爵士，请求免为庶人。朱博主张取消王莽爵位。这时，皇帝心软，王莽又与太皇太后是亲属关系，不同意免为庶人，只是遣他回自己的封地去。
宫内有傅太后经常发怒，朝廷上又有丞相朱博这帮人揪住王莽不放松，别人也帮不上忙，连太皇太后也感到无能为力，汉哀帝也逐渐向傅太后屈服，王莽的处境已十分困难。
虽然在不利的情况下，王莽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首先采取闭门谢客的办法，夹着尾巴做人，少跟外人来往，避免惹是生非。其次，做事谨慎，严以律己。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了奴仆，王莽狠狠地责备了他，并要他自杀。这也是逆境中自我保护的一种办法。第三，王莽回到新都封地时，南阳太守派孔休为王莽服务，王莽患病，孔休做了护理工作，王莽很感激，就将玉器和宝剑送给孔休，孔休不肯收。孔休可能怕因此受到牵连，这也说明王莽当时的处境。
王莽是元后的内侄，自然也随着元后的兴衰在朝廷中升降、沉浮。元后得势时，王莽升为大司马。哀帝即位，傅太后出现，大有“喧宾夺主”之势，王莽企图遏制，未能成功，被免职就国，还杀了次子王荻以保护自己。当他重新执政后，对政敌报复十分严厉，免大司马董贤，令自杀；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已死埋葬的傅太后、丁太后还要挖墓暴尸，改为民葬；定陶共皇庙也要毁掉；高昌侯董宏免为庶人；过去议论支持傅太后的冷褒、段犹等人都流放到合浦群去。
王莽像许多政客那样，排除异己。所不同的是，王莽无所不用其极。对傅太后、丁太后挖墓改葬，只有伍子胥鞭楚平王尸可以与之相比，连元后都觉得有点过分。
王莽除了清除政敌之外，对于妨碍自己专政的人物，一律加以排除，甚至连自己的叔父和亲生的儿子也不放过。
元后让大臣推荐大司马人选时，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推荐王莽，前将军何武和后将军公孙禄互相推荐。王莽当上大司马，便免了何武、公孙禄的将军职。
红阳侯王立是元后的弟弟，也是王莽的叔父。王莽觉得王立是个障碍，怕他到元后那里嘀咕什么，可自己又不好出面，遂让孔光去向元后提议，让王立“就国”。元后不同意，王莽便用“公正”呀，“汉家”呀这一类大道理来劝元后同意，并且安慰说，等社会安定以后再把他召回来。元后没法，只好让王立“就国”。王立离开京师，王莽就排除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元、成、哀、平时代，外戚专权非常严重。王莽靠元后上台，又因傅太后而免职。所以，王莽对外戚很关注。哀帝死后，王莽迎中山王立为帝，是为平帝。王莽不允许平帝的母亲卫姬以及亲属到京师来。赐卫姬玺绶，拜为中山孝王后，平帝的舅父卫宝、卫玄为关内侯，平帝的三个妹妹：谒臣为修义君，哉皮为承礼君，鬲子为尊德君。
王莽给平帝外戚封爵号，但不让他们与平帝接近，避免再出现傅太后那样的政敌。王莽的长子王宇觉得这种隔离办法不妥当，怕以后卫氏得势，会招来大祸。便私下与卫宝有书信往来，教卫后上书谢恩，并多说傅、丁两家的罪行。
王宇还是解王莽的心思的。卫后上书，果然打动了王莽。王莽就让元后下诏表彰卫后，增加汤沐邑，赐黄金。但是，卫后主要是想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对增加汤沐邑并不感兴趣。王宇又教她如何上书，要求到京师来往。结果这事被王莽发觉。王莽首先杀了吃里扒外的长子王宇，又杀了卫后许多亲属。卫宝的女儿本来是中山王后，也免去王后，流放到合浦去。只留一个卫后在中山国寡居。
王莽共有三个儿子：长子王宇、次子王荻、三子王临。王莽被罢大司马回南阳居住时杀了王荻，隔绝卫后时又杀了王宇，现在只剩下小儿子王临。王莽篡汉以后，立王临为太子，因与侍者原碧合谋杀王莽，被逼自杀。
可见，王莽以政权为唯一的奋斗目标。他六亲不认，三子尽杀，扫除一切障碍，为夺取最高权力打通道路。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莽对支持他夺权的人采取鼓励的措施。
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兄弟，平时整洁，受到元后的喜爱。王莽揣摩元后的意思后，投其所好，建议让王舜当车骑将军。另外，王莽还拉了王邑、甄丰、甄邯、刘歆、孙建、甄寻、崔发、陈崇等，组成小集团，并都加以重用。只要王莽想办什么事，透露一点意思，这些人就能领会精神，公开提出。但王莽还要装模作样，假意再三推让。一方面迷惑元后，一方面向百姓表示自己是守信的。
王莽当了大司马，位极人臣，还需要什么呢？他想要个更高的名号。他想要辅助周成王的那个圣人周公姬旦，周公居摄六年，替周成王处理国事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南方越尝国派人给周公献上白雉。王莽趁机将白雉送给宗庙作祭品。于是，王莽的吹鼓手们便借此大吹大擂，说王莽安宗庙，也像霍光安宗庙那样有功劳，当时霍光益封三万户，王莽也应该增加三万户的爵邑。
王莽亲信，先将王莽比霍光，再进一步比萧相国萧何。再用“白雉”的瑞详，把王莽比周公。所谓“白雉之瑞，千载难符”。既然王莽与周公有相同的瑞符，那么，就应该增加封邑，赐予尊号，王莽早就拟好了尊号，叫“安汉公”。王莽亲信说，只有赐号“安汉公”，才“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元后同意了。王莽如果就此接受了，可能还会出现麻烦。为了得到，便故意推辞。
元后同意赐号“安汉公”，王莽上书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商议决策，希望给孔光等人功赏，不要将我跟他们一块受赏。”既表现自己谦虚、礼让，同时也深得同僚的好感。
然后甄邯又向元后建议，一定要王莽接受，不要因为王莽与元后是亲戚关系就不给赏。王莽再次上书辞让。太后招王莽，王莽装病不去。元后又派人多次去请，王莽执意不肯去。然后有人建议，先按王莽的意思，封赏孔光等人，王莽就会应命。元后下诏，对孔光、王舜、甄丰、甄邯都增邑加封。王莽还没应命。元后下诏曰：
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事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王莽当上“安汉公”，住进萧何故居，建万世策，为忠臣宗，可以与周公、萧何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