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
总的来看，人物之性的变化，有九种征象。平正或偏颇的气质在于神明；聪慧或愚钝的气质源于精气；勇敢或怯懦的气质源于筋脉；强健或纤弱的体魄源于骨骼；急躁或沉静的气质源于气血；悲伤或愉悦的情绪源于面色；衰殆或肃穆的形象体现于仪表；造作或自然的举止体现于容貌；和缓或急切的状态通过言语表现出来。为人宁静淡泊，内心敏慧、外表清朗，筋骨强健坚挺，声音和神色清润怡悦，仪表庄重，容貌端正。
“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辨别他的忠奸贤肖。神正则人正，神邪则人奸。但这里所说的“神”与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精神”并非完全一样，后者是人们所共有的精神状态，与人的品质好坏是没有关系的，而前者发自于人的心性。
“神”主要从面部表情中表现出来，尤其是两只眼睛，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具乎两目”可谓一针见血，说出了其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人神严、庄端，神定，表明他道德高尚，对人忠心耿耿，不会叛主，也不会因周遭事情的变化而改变节操和信仰，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这种人意志坚定，有面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他们大多数都是固执的人，但也要因人的性格而异。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邪偏狭，神挫，其性格卑下，心怀鬼胎，居心叵测。他们容易见异思迁，见利忘义，可以随便放弃道德情操。人世间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但后者比前者更可怕，神歪邪的人多属于后者。
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能够沉得住气，一声不响。只是在形势成熟、羽翼丰满后才露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因小失大。这种老练深沉也正是他们的可怕之处。不怕真小人，只怕伪君子，人心有隔膜就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
对于李白，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极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对鉴识人才也十分内行，这恐怕知晓的人就不多了。相传，李白在大臣哥舒塌家中做客，当时郭子仪也在座，不过他当时只是一个一般的军官。李白一看见他，便说：“这位壮士的眉长长的，直入鬓边，目光闪烁，神彩洋溢，两颊、下颏都极丰厚，声如洪钟，这些都是精气神有富余的表现，将来一定能得到高官厚禄，位极人臣。”
精惠则智明，精愚则智暗
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他的智明愚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明畅；愚钝鲁笨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强干”的“精”字在意义上有联系，但识别起来，却并不容易。
古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情智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悠扬淡远地传播出来，以“精”的感觉形式存在。
由于人性灵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拓颓丧时期，普通人难对此一目了然。这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综合判断。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聪不聪明，其道理便在于此。
“筋”强劲则势勇，“筋”软弱则势怯
人的“筋”是他胆量的标志尺，筋劲则勇猛刚强，能力拔山兮气盖世，筋松则怯懦乏劲手无缚鸡之力。一个人手足如果受到伤害，医生首先检查的是手足能否伸展活动，如能则表明筋健完好，伤的只是皮毛，医治起来不麻烦。筋是一个人的力量基础，这力量不只是指生理上的臂力、腰腹力等力量素质，也包括胆量。
筋强劲，其人勇猛，行事大胆，敢干大事。筋软弱者胆小怯懦，行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筋”这一鉴别人的特征很少单独使用，往往与“骨”这一特征合用。最常听到的就是“伤筋动骨”，其意就是元气大伤，只要没伤筋动骨，那么事情还不足为虑。这也是在强调筋的重要。
尧打算将帝位传给舜，但放心不下，为了考验舜的勇力、胆力，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尧让他进入原始森林，看他怎样回来。这是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意志和智慧的，因为舜要战胜的不仅是毒蛇猛兽，还要战胜自我。最后，他成功了。这就是《尚书·尧典》中记载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动人故事。
四千年后湖南岳麓山上，一个秋天的拂晓，一群游人看见一个年轻人在石凳子上睡觉，胸口只盖了一张报纸。大家很吃惊，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常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和蔡和森一边向山顶跑一边谈笑。他在长沙的几年，几乎与岳麓山形影不离，用春夏秋冬给他提供的各种气候条件，锻炼自己的体魄。
毛泽东懂得，伟人能够改变历史，拯救国家民族，他与庸人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限，只不过这个界限相距只有一步之遥。它就是勤奋与懈怠，执著与畏缩，坚韧与软弱，智慧与愚笨，但跨出这一界限又何其的艰难。他们经历过人生的苦难，历尽人世艰辛，磨炼坚强的意志的过程，从刘邦到朱元璋，从卢梭到凡高、杰克·伦敦……无不如此。所以，毛泽东就借与自然环境的搏斗来锻炼筋骨，他的名言“野蛮其身体，文明其头脑”至今激励着人们自强不息。
“骨”健则强壮，“骨”弱则柔弱
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辨他的强弱。“骨”健，则人强壮，“骨”弱，则人柔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他在《冰鉴》中说：“一身骨相，具乎面部。”“筋”和“骨”常联在一起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勇怯。
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
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他的沉浮静躁，这是做大事的必备素质。
沉得住气，临危不乱，方能担当重任，干大事；浮躁不安，毛手毛脚，做事便只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底气足，做事精力集中，且能持久；底气虚，精神容易涣散，遇到困难便会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活泼与文静不是沉浮躁静的区别，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大大咧咧，遇事糊涂，该小心谨慎的地方也大而化之，不能静下心来仔细思考问题，遇事慌张，稍有风吹草动，便气浮神惊，这样的人岂能成大事？
魏明帝曹椒临死前，曹爽命手下执曹椒手强行做了一份诏书，使自己得以主持朝政。当时，何晏、丁谧、邓扬、李胜四人都有才气，但为了能够富贵便趋炎附势，曹爽辅政后，就视四人为心腹手足。四人因为替曹爽出谋划策，剥夺了司马懿的实权，所以被升为尚书、校尉等。四人又劝曹爽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又让曹爽专执朝政，修改制度，搞得朝廷到处都乌烟瘴气。
何晏问前程于精通术数的管辂，管辂劝他说：“如今你位高势重，却背心离德，非求福之道。如能扶贫益寡，以德行政，方能顺应天意，否则会遭天谴。”
管辂的舅舅责备他说得太直白，管辂说：“与死人语，何所谓也！”后来曹爽被司马懿夺权杀死，何晏四人被夷三族。
有人问管辂事先如何知道的，他说：“邓行步如鬼躁，何如魂不守舍，血不华色，精气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故知其败也。”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说何晏、夏侯玄、邓扬三人想与傅嘏结交，傅嘏却不买帐。有人问他为什么，傅嘏说：“夏侯玄志大才疏，有虚名而无实才；何晏喜欢谈古论今，但为人虚伪而无诚意，是以口舌乱国政的人；邓扬有始无终，好虚名虚利，吹捧同类，排斥异己，妒忌心也重，我看这三个人都是乱德败性之人，躲避还来不及，哪能与他们亲近呢？”后果然如此。
仁厚之人，有温柔之色
顽强之人，有刚毅之色
睿智之人，有豁达之色
《说文解字》解释道：“色，就是眉目之间的气色。”以前郗雍能辨别出盗贼，观察他的眉目之间就可以得到隐藏的情形，晋国国君让他观察成百上千的盗贼却没有一个差错。
《韩诗外传》也有这样的记载：
如果有温顺善良之意在心中，则可以通过眉目之间看得到，如果心中有邪恶污秽之意，则眉目也不能掩盖住。
这是颜色说的来源，然而颜色是整个面部的总称，眉目之间的地方只是其中特别重要显著的地方罢了！
观色相人法最精辟的论述在《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中，其议论如下：
欢喜的颜色是油然而生，愤怒的颜色是愤然而生，有欲望的颜色是呕然而生，恐惧的颜色是薄然出现，忧愁悲痛的颜色是垒然而静。真正智能之士的颜色也必然难以穷尽，真正仁德之士的颜色也必然受人尊敬，真正勇敢之士的颜色难以震慑威赫，真正忠心之士的颜色可亲可敬，真正廉洁之士有难以污染的颜色，真正宁静之士有可以信赖的颜色。本质纯正的颜色明朗皓白，安定镇静，本质欺伪的颜色烦乱不堪，使人厌倦，人虽然想居中不偏，但颜色却不能尽如人意！
观色相人法的记载其次则见于刘劭所撰《人物志·八观篇》：
忧惧害怕的颜色大都是疲乏而放纵，热燥上火的颜色大都是迷乱而污秽；喜悦欢欣的颜色都是温顺愉快，愤怒生气的颜色都是严厉而明显，嫉妒迷惑的颜色一般是冒昧而无常；所以一个人，当他说话特别高兴而颜色和语言不符时，肯定是心中有事；如果其口气严厉但颜色可以信赖时，肯定是这个人语言表达不是十分畅敏；如果一句话未发便已怒容满面时，肯定是心中十分气愤；将要说话而怒气冲冲时，是控制不了的表现；所有上述这些现象，都是心理现象的外在表现，根本不可能掩饰得了，虽然企图掩饰遮盖，只可惜人的颜色不听话啊！
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奋亢厉刚毅之色；睿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察颜观色在历史典籍中有征验的，首推《帝王世纪》：
商容和殷商百姓观看周朝军队进入商都朝歌时，看见毕公来到，殷商百姓便说：“这真是我们的新君主啊！”
商容却不同意：“不可能是！看他的颜色面貌，十分威严但却面呈急躁，所以君子遇到大事都呈诚慌诚恐之色。”
殷商百姓看到太公姜尚到来，都说：“这大概是我们的新君主了！”
商容也不同意：“这也不是！看见他的颜色相貌，像虎一样威武雄壮，像鹰一样果敢勇武。这样的人率军对敌自然使军队勇气倍增，情况有利时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因此君子率军对阵要勇于进取，但这人不会是我们的新君主。”
当看到周公旦来到时，殷商百姓又说：“这应该是我们的新君主了！”
商容还是不同意，说：“也不是，看他的容颜气色，脸上充满着欢欣喜悦之气，他的志向是除去贼人，这不是天子，大概是周朝的相国；所以圣人为民首领应该有智慧。”
最后，周武王出现了，殷商百姓说：“这肯定是我们的新君主了！”
商容说：“这一位才是我们的新君主，他作为圣德之人为天下百姓讨伐昏乱不道的恶君，但是见恶不露怒色，见善不现喜气，颜貌气色十分和谐，所以知道他是我们的新君主。”
察颜观色在诸子百家典籍中有验证的大约有下列一些记载。
《吕氏春秋·精喻篇》记载：
齐桓公汇合诸侯时，卫国国君来晚了，齐桓公朝会时与管仲密谋讨伐卫国；退朝回到后宫，卫姬看到齐桓公来，便下堂拜揖齐桓公，请求齐桓公赦免卫国国君的罪过；齐桓公说：“我对卫国没有什么打算，你请我赦免它什么罪过？”
卫姬回答说：“贱妾我看见您进入后宫时，趾高气扬，好像是有征伐他国的气象；而看到贱妾我时，颜色又有变化，所以知道您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齐桓公朝会时揖拜管仲，管仲向齐桓公说：“您要放弃讨伐卫国了吗？”
齐桓公十分吃惊：“仲父您怎么知道的？”
管仲回答说：“您朝会揖拜时态度十分恭谨，言语和缓，而看到我时又面露愧色，因此为臣知道您要放弃伐卫了！”
齐桓公说：“这太好了，仲父在朝廷治理军国大政，夫人在宫内辅弼君德，我知道我不会被各国诸侯笑话了！”
《吕氏春秋·精喻篇》记载：
晋襄公派人出使周朝，对周朝天子说：“敝国君主现在病得非常厉害，通过占卜得知是因为三涂山在作祟，所以敝国君主派遣下臣我请求天子您假借道路为敝国君主去祈福去灾。”
周天子答应了晋国使臣的请求。朝见礼仪结束后，晋国使臣离开王宫，苌弘对刘康公说：“在三涂山为国君祈福去灾而受到周天子的礼遇，这是吉庆的事情；但晋国的客人却面有勇武气色，可能要有别的事情发生，希望您能有所防备！”
刘康公于是整备军队予以防备。晋国军队果然趁着在三涂山祭祀的机会，命令杨子率军十二万人紧随其后，从棘津渡河偷袭聊、阮、梁三个小国，把这三个小国灭亡了。
《说苑·权谋篇》记载：
齐桓公与管仲密谋讨伐莒国，讨伐令尚未发布却举国皆知。齐桓公非常奇怪，便问管仲，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知道此事！”
齐桓公恍然大悟地说：“啊！昨天百姓服役时，有个人手拿柘杵，眼望天空，难道是他吗？”于是命令再次让百姓服役，而且不得让别人代替。
过了一段时间，东郭垂来了，管仲说：“这个人肯定是那个圣人！”于是命礼宾官延请进朝堂，与管仲见面。
管仲说：“您就是那个传言说要征伐莒国的人！”
东郭垂说：“正是我！”
管仲说：“我没有说要征伐莒国，您为什么散布谣言要征伐莒国？”
东郭垂回答说：“为臣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揣摩，这是我揣摩的结果！”
管仲又问：“但我没有要征伐莒国，您是怎么揣摩的呢？”
东郭垂回答说：“我听说过君子有三种颜色：悠然自在的喜庆之色，是要举行庆典；愀然清静的哀痛之色，是要举行丧葬；而勃然充盈的愤怒之色，是有征伐之事。所以，我看到您在台上时，脸上充满了勃然愤怒的气色，这是兵革扰动的迹象；您虽没有明讲，但所说都是关于莒国的；您振臂挥手，指向的都是莒国。我暗自思虑，没有臣从的小诸侯国，只剩下了莒国，难道不是莒国吗？所以我说要讨伐莒国！”
耿介忠直，仪态端庄
果敢决断，仪态豪迈
坦荡无私，仪态安祥
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他的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者，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者，修养浅薄、素质低。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
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威武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详宁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即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汉武帝既宠尹婕妤，又幸爱邢夫人。因“美女入室，恶女之仇”，汉武帝遂诏令二夫人不得相见。尹夫人慕邢夫人“弔娥”之名，恳请武帝让她见邢夫人一面。武帝答应了。数十名宫女拥着一位夫人款款而行，武帝向尹夫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尹夫人看了之后即说：“她不是邢夫人。”
武帝奇怪地问道：“为什么？”
尹夫人说：“看她的身材相貌，不足以当夫人，配不上皇上的。”
武帝又诏来一位穿旧衣的女人，且没有宫女拥护。
尹夫人却说：“这才是邢夫人本人。”并低头哭起来，伤怜自己不如邢夫人美丽有质。原来，先前那位夫人是一名宫女装扮的。
立如乔松，坐如山岳，在上位之君子
立容如斋，坐容如尸，在下位之君子
骨软臀蹲者，在上位之小人
肩背俱忙者，在下位之小人
所谓容止，就是容貌举止的意思。《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尧依据人的容貌设官授职。”《孝经》里有“容貌举止可以观瞻，进退有据，可为法度”的记载。《礼记·曲礼》说：“步履要稳重，手势要恭敬，目光要端庄，口气要和蔼，声音要恬静，头颈要端直，气色要肃穆，态度要端庄。”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了。
人的容貌举止是人的美丑善恶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东西，但是其中也有天命人事的因素隐藏在其中。《孔子家语》中说：“澹台子羽有君子的容貌，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却与其容貌不相匹配。”《论语》中说：“子张的为人高不可攀了，但是难以带领人一同进入仁德。”
澹台灭明及氾孙师二人的威仪举止肯定有过人之处，但是孔子有衣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曾子有子张难与共入仁德的感慨。这就是天命有相但人事上却不努力的原因；如果不是孔子，别人怎能知道这层道理。后代靠相貌观人察事的人很多，而且特别重视容貌。
年青的纨绔子弟大都是打扮美丽妖冶，身穿奇装异服，而面貌态度，行为举止，像柔弱女子一般。这样的人，人见人爱，但是处朋友却有始无终，不欢而散；一起共事则少有成功，想和性格刚毅、言语迟钝的人一起共事是太难了！
而且还有运用内史叔服所谓下体丰满必有后代的说法观人察士的事例：如唐朝李伕派遣将领，必选面有福相之人，近代曾国藩亦常审视属员随从是否面有福相，并以此决定任职的大小。其中虽然偶然有巧合的事例，终究不可引以为训；难道不知道楚国的叶公子高身材短小瘦弱，走起路来像要被吹去似的，但就是叶公子高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以此名闻后世，这件事《春秋左氏传》有记载。
当初，沈攸之前往领军将军刘遵考处，请求招收自己为白丁队主，刘遵考因为沈攸之形象丑陋没有答应，但沈攸之最终成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期在外领兵打仗，这件事《宋书》中有记载。大概仅用相法谈论人的容貌举止，很难做到事事都有验证，也不是本书所想涉及的内容。
依据容貌举止辨别君子小人的说法，宋瑾也有所论述：
站立要像乔木松柏一样，端坐要如华山泰岳一样，前进要像太阳一样朗朗正正，意气垂豫，不疾不徐；后退要如流水一般，步履轻盈、态度安详，既不颠狂，也不背逆，这样的人是高居上位的君子之相。
站立时容貌端肃像斋戒一样，端坐时容貌如同参祭祀一样，拜见高贵显荣之人时，不自觉地浩浩落落，步履轻飘；辞别孤立无援、贫寒微贱士人时，不自觉地依依不舍，步履徘徊，这样的人是身处下位的君子。
在众人属目的地方，落坐时故意作庄严肃穆状，于稠人广众之中，进退举止，故意装作安然舒泰，一拱手一作揖都显现出骨头软、屁股大者，是身居上位的小人。站立落坐都不端正，手脚不停地摇摆，进见时则惊慌张皇、举止失措，退去时则急走快跑，形象慌张，肩也耸，背也摇，是身居下位的小人。
汉武帝喜欢打猎，有时是群臣俱往，盛况浩大，有时则是轻服便装，只带小队人马。有一次轻服便装打猎晚归，途经一村子借宿，开门的老头看到来者不善，带着弓马刀箭的，以为是盗匪，不敢怠慢。等到汉武帝一行人歇下后，老头子找老太婆商量，准备招呼集结其他后生小伙子来攻打这群“强人”。
老太婆赶忙止住老头子：“我看那领头的人气度不凡，容貌之间有种顶天立地、不为事势屈折的气概。这不应该是普通贵人的容貌，一般盗贼更不用提了，还是谨慎一点好。”
汉武帝的侍卫自然将此话听在耳中，报告给汉武帝。第二天早起，告辞。一夜无事，老头子心中稍安。不过数日，朝廷下旨封老头子夫妇的官。原来汉武帝惊奇于老太婆的能耐，故有心照顾二老。
如此看来，老太婆虽不知道“知人之能”，但生活经验却教给她一些容貌与人心性、品质、才能的关系，故有此趣闻留传后世。
将叛者其辞惭
心疑者其辞技
吉人之辞寡
躁人之辞多
诬善之人其辞游
失其守者其辞屈
通过语言来观察别人，也是相人术的一个重要类型。追本溯源，不妨翻检《易经·系辞》中的“六辞”和《孟子》中“知言”的记载。
《易经·系辞下》里说：
一个人将要背叛你的时候，他的语言必定是惭愧歉疚；一个人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他的语言必定是支支吾吾，躲闪逃避；吉祥有福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躁动不安的人一定是唧唧喳喳，说起来没完没了；诬陷别人的人，一定是讲话游移不定；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讲话一定是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
《孟子·公孙丑篇》里说：
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的失误处在哪里；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岐之处在哪里；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理屈之处在哪里。
王伯厚所著《困学纪闻》里说：
修饰言辞贵在心诚；如果是内在的修饰就是心诚意恳，如果是外在的修饰就是花言巧语了。《易经》很重视言语，《系辞上》以沉默而告终，是培养其诚恳；《系辞下》在“六辞”处结束，用以考验其是否诚恳；文辞并不仅限于言语，而是包括古往今来语言、文字！
我认为《易经》的六辞之法既然是考验人诚实与否的办法，那《孟子》的四辞之说应该也不会是例外，只不过孔子作《易经·系辞》的时候，诸子百家还没有兴盛起来，应该主要是通过言语观察人；至于孟子的时代，天下的学子不是信奉扬朱，就是信奉墨子，而且还有告子论述人性的言论，许行重视农业的言论，张仪、公孙衍、淳于伋之辈游说骋辩；而且上述这些人大都有著作传世，那么孟子“辞而辟之”的说法，就仅仅是言语了！但是言语却不能不包括在文辞之中。
文辞包括修其内，即诚实，默而成之，不言而行，成德之人。
文辞也包括修其外，即巧诈，惭愧，支吾，多言，游词，屈穷。将要叛乱的人，心中有疑惑的人，急噪的人，诬陷他人的人，失其所守的人。
依上述所见，先民德行全备的人，可以做到不言而信，沉默恭行；所以孔子看见温伯雪子而不发一言，大概观察人，开始时并不需要听他说话才予判断；再次一等的才需要观察他的言语，也就是《论语》所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就信他会做什么”；复次一等就是观察他的言语而不足以评判他的行为，就是《论语》中所说“现在我对于一个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后再看他干什么”；最下一等的就是，看到他的行动，众人都不相信，但这已超出通过言语观人察士的范围了；内在修养和外在修养的区别就是这样，企图观人察士的人可以进一步考察！
通过言语观人察士的功效，将在下述例证中看到。
《礼记·曲礼》中“口容止”条注释认为不要随便乱说。《王制篇》中“识亦言”条里四条诛死罪中有诛及言语的情况，这就是“言语伪诈而又强辞夺理，顺应无理而又花言巧语。”
《大戴礼记》中有“恶言”，“忿言”，“流言”，“烦言”的分类；《韩诗外传》论述言辞时有“隐语”，“讳语”，“移语”，“苟语”的分别；子部书中如《鬼谷子》里有“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的分法，名称实在是太多了。
我自己认为，古时候人所说的话都很诚恳忠实，如果说话不诚恳忠实，便会流于花言巧语；所以《尚书》说：“何必害怕花言巧语十分谄佞的人！”《诗经》里有“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的诗句。
《论语》中说：“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上述诸书都认为花言巧语是不好的言语，但没有定花言巧语是什么样的言语。大概花言巧语是美好华丽的言语，但美好而华丽的言语从来都不讲信用。
谄媚别人的，谗毁别人的都是用美好而华丽的语言；花言巧语是实行欺诈的语言，一切伤风败俗的无耻行径都是在花言巧语下进行；我们观察他人言语，只能取那些没有华丽辞藻的朴实言语。
宋瑾撰写的《古观人法》也通过言语评定君子小人的说法：
言语平易浅近而意义深远幽长，简单明了，清越激昂而又能隐恶扬善，表达自然朴素，出语温和厚道，平实和气而又自出天性，能做到这样的人是在上位的君子；言语拘谨，不苟言笑而又耻于谈及自己的长处，乐于说及别人的善处，不掩饰自己的过失，不攻讦揭露别人的隐私，是身居下位的君子；言语奸诈邪深，对事情穷根追底，喜欢高谈阔论、议论风发，旁若无人而又能控制局面，学问渊博，出语温顺，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别人又不能驳倒。这样的人是身居上位的小人。
言语杂乱无序，话语很多但却道理不明，随声附和别人却无主见，轻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很少有实话，听到别人的隐私就津津乐道，没有止尽；明知道别人具有道德仁义却百般刁难，排挤他人。这样的人，是身居下位的小人。
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断定一个人的贤能与否、聪明愚笨、祸患福气，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例如《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
卫国的国君在兇这个地方，臧纥去齐国慰问。卫国国君与臧纥说话时态度粗暴无礼，臧纥回来后告诉别人说：“卫国国君恐怕不能回国了！他讲的话如同粪土一样！流亡在外却不知道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怎么能够回国恢复政权？”
子展、子鲜两个人听见这话，就见臧纥，与他交谈了一阵。臧纥在道路上又对别人说：“卫国国君肯定会回国的，因为子展、子鲜两个都主张卫国国君回国，一个推，一个拉，想不让卫国国君回国是不可能的？”
又如《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正月记载：
鲁国的穆叔在晋国参加朝会回来后告诉孟孝伯说：“赵孟这个人快要死了！他说话刻薄，不像一个君主；而且年龄不超过五十岁，说起话来像七老八十似的，啰哩啰嗦，他肯定活不了多久！如果赵孟死了，执掌朝政者可能会是韩子。您为什么不去告诉季孙，可以与他建立友善的关系，这个人是个君子。”
孟孝伯说：“世上做君主的那么多！有几个说话不尖酸刻薄的？现在是朝不保夕了，还要和他建立什么友善关系？”
穆叔便对人说：“孟孝伯这个人快要死了！我告诉他晋国赵孟说话尖酸刻薄，而孟孝伯说话更尖酸刻薄！”
九月，孟孝伯死去。
上述两则是多么深刻而明显的道理：卫国国君说话如粪土一样臭不可闻，臧纥因此断言他不能回归故土；子展、子鲜与臧纥的一席谈话使臧纥断言二人足以拥戴卫国国君返国；赵孟执掌国政而言语尖酸刻薄，因此必死无疑，而孟孝伯气力衰竭，也就是所谓“自顾不暇，何况他人”。
这些都是绝对可信的道理。其他的例子如明长相丑恶，如果不是堂下有一番议论，叔向几乎与他失之交臂；范睢进见王稽，没谈几句话，王稽已经知道他是贤能之辈；言语与人的聪明愚笨、贤能奸诈关系太密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