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
凡是人的气质，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中正平和的气质必然平淡无味，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够使人体内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和谐，变化顺畅无碍而又能够顺应客观规律。中正平和的人，质素平淡冲和，内智外明，筋劲骨强，声清色悦，仪正容直。
所以考察人物的心性品质，必须先考察他平淡冲和的修养素质，再考察他的聪明才智。聪明是阴阳两气协调结合的精华之气，阴阳清纯中和，其人就内心睿智，外表明达。圣人内怀淳朴，外现聪明，兼有中和与聪明两种美德。既能细致入微，又能达观显扬，如果不是圣人，就难以两全其美。
喜怒哀乐存在心里不表现出来，叫做“中”；表现出来但分寸适度，叫做“和”。“中和”的表现就是平淡无味。中和是万物的至理，天下的大道，在物为水，在味为平淡，在思为空空，在德为博大纯厚。白水平淡无味，因而能调合包含百味。
头脑清醒如空空无物，因此能容纳新的观点，听取正确的意见。具有“中和”品质的人，心性平和冲淡，为人处事稳重沉雄，不声不响，又让人信赖，有王者风范而无霸气。具备这样品质的就是圣人帝王之才。
这种人具有纯厚正大的中和之性，胸怀宽广博大，心性和平冲淡，能够协调、团结各种人才为我所用。那种个性很强的人，尽管才能也许不小，但因有形有味，有棱有角，肚量胸襟不如“中和”之人，就少了容忍，易与其他有才有性的人冲突，这不利于团结各类人员去完成大业。
人才的理想素质就是中正平和。中正平和就是平淡无味，能做到这点的人就能内智外明，筋劲骨强，声清色悦，仪正容直。考察人的心性品质，就必须考察其是否具有平淡中和的修养，其次才是聪明才智。聪明与否也与此有关。聪明是阴阳两气协调结合的精华之气，阴阳中和，其人就内心睿智，明事达理。中和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德与才。
以中为变，是人的品德的最高准则。这是由自然大道中和无极的特点决定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品德只有以中为度才能与自然大道协调统一。因为个人是局部之存在，有赖于整体统一的均衡、中和无极。如果局部过分的聚敛，必将产生整体失衡而导致激变，最后在整个系统的中和运化过程中，被去势而运化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如果过分地聚名敛利，必将导致极化，最终会被无情的自然之道淘汰。
个性强的人，尽管也有胆识有才干，但也锋芒毕露，气量胸襟远不如中和之人。缺少了容忍，就易与其他有才识的人发生冲突，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会使人际关系紧张，只能惹来上级的斥责、同事的攻击和属下的埋怨。现实生活中，有才气的和自认为有才气的人很多，有中和之质的人却凤毛麟角。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中和，并不是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个性，而是能够准确地把握一个度，即何时顺情理，何时顺事理，该理智时理智，该动情时动情。平时不声不响，却能四平八稳地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如同草原跑马，顺水飞舟，高速路上飙车，有王者气势却无霸厉之气。一旦发威，便似虎啸山林，龙吟四海，百兽归顺，万物降服。
才贵中和的观点源自中庸原则，反映在用人上，就是力求避免达到极端状态，而是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中庸之道的用人要求就是德才兼备，以持中为标准。
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孔子的弟子子贡曾问孔子，他的同学子张和子夏哪一个好些。孔子说，子张超过了礼的标准，子复常常达不到礼的标准。子贡就以为子张肯定比子夏好些。结果孔子说，超过和达不到都一样，都不好。
中庸不仅是道德修养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是古代管理的基本信条。中庸这条原则颇具辩证意义和操作价值，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操作模式，中庸对于现代管理及人才任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应用意义。
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等方法模式，实质上都深深地蕴含着中庸和谐的方法论思想，它们不但与现代管理力图达到的目标主体与客体、人群与个人、自然与社会、社会性与自然性的交融合一息息相通，而且也是现代人值得珍视的智慧。
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本事没有脾气却不小。上等人就是具有中和之性的人，他们智能高妙，修养极深，但却清静无为，空灵若虚。他们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可以领导天下群伦。
这种人古时称之为圣人帝王之才，但历史上的帝王具有这样德行的只有唐太宗、康熙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帝王手下的文武大臣中倒有许多人有“中和淡远”的味道。
据《论语》记载：
孔子在本乡的同僚间，实实在在，特别的诚实，而且谦恭逊顺，如同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朝廷上却明理善辩，同下大夫说话刚毅而朴直，同上大夫说话，却和颜悦色，直言不讳。
“平淡”二字含意深远，只有光彩的内敛，才有其中和，只有百味的渗透才有其平淡。阅历了世事沧桑，方能体会到平淡的真意。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诚，真正的力量是谦逊。
但中庸之道并不是没有原则立场，没有进取心和责任心，并不是随波逐流。五代时期的冯道活了七十三岁，历经唐、晋、汉、周四朝，官至宰相，位列三公。但这个自称“痴玩老子”“长乐老”的官场混子，终生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政绩，只会明哲保身。他的绝招就是卖主求荣。每当王朝更迭时，就把旧主子送去投降，再率百官迎新主子登基。像这样寡廉鲜耻、老奸巨滑的家伙是没有人敢用的。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元至大四年，即1311年，其家庭为一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倍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
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过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从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
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他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他，便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
刘基能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器。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拜师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期间，他更多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
当然，身在元朝史籍之中，刘基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申张正义。后来因为不愿阿谀奉承，弃官回家，于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了。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于自己的特点，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地，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想起刘基是一人材，便任命他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即不稳起来。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
1358年，刘基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嘻笑怒骂，表示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道之意。
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树立了很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招为己用。
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派使去请。刘基虽早听说过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20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
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
于是，刘基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针对朱元璋的情况，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便提出了他的“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奉他为上宾，并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如何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便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如果弄不好，就会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
朱元璋说：“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高见，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
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该有先后，如今应先对付陈友谅，然后再收拾张士诚。”
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翦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不会乘虚攻金陵，更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纵在我手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意见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
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事到如今，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力强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由此看来，战之则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太平以后，便派人椎杀了徐寿辉，并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墙完好如初，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夜黑慢慢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
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杀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
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注意，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他原因，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
朱元璋当时虽未表示什么，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
朱元璋向刘基请教如何治国治民，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分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胡唯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至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仍然忧愤成疾，于1375年去世，享年65岁。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仁人志士、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少之又少，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觅之，其风采百世之后仍令人思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