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刻苦学习之后，李耳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美好的时光。生活上，他遇到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共同建立起幸福的小家庭。仕途上，他得到了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的职位。学业上，他利用职务之便，博览群书，精益求精，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几十年中，李耳在政治上没有飞黄腾达，在生活中也有一些艰辛和困苦，但总的来看，和同时代的其他莘莘学子相比，还是比较幸运的。
相传李耳当年赴宛丘求学途中，有幸结识了一位摆渡老人。这摆渡老人有个孙女，名叫若薇，是一位聪明、勤劳、质朴、善良的姑娘。李耳学成回家，途经渡口时，摆渡老人在三天前刚刚去世了。
李耳和若薇二人再次相见，悲喜交加。他们一同前往坟地，祭拜了摆渡老人，若薇的爷爷，算是向老人作了最后的告别。并按照摆渡老人生前的愿望，李耳和若薇这两个有情人结为夫妻，然后回到了曲仁里。
李耳夫妇刚到曲仁里，乡亲们告诉他，他爷爷早在两年前就过世了。李耳失去自己最敬重的爷爷，万分悲痛。夫妇二人不顾旅途的辛苦，准备了一些菜肴纸钱等祭品，又去拜祭了爷爷。
一阵忙乱之后，李耳夫妇静下心来，开始了普通人简朴的生活。李耳招收几位学子，讲授礼仪道德，挣一点小钱养家糊口。第二年，若薇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宗。
司马迁《史记·李耳韩非列传》里也说：“李耳的儿子名叫宗，宗是魏国的将军，被封于段干，就是魏国的都邑。宗的儿子名注，注的儿子名宫，宫的玄孙名假，假在汉孝文帝时做了官。而假的儿子名解，担任了胶西王刘卬的太傅，所以在齐地安家落户了。”
但现在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汉代某个自称李耳后裔、司马迁也认可的李氏的家谱，实在与李耳毫无关系。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正确无误。在此之前，应信从《史记》的记载。
儿子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欢乐，同时也增加了一份开销，单靠李耳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本来就不宽裕的生活了。正当李耳夫妇心急如焚、一筹莫展的时候，远在成周的尹喜托人捎来一封信，请李耳到成周任职。
尹喜也是陈国人，商容的学生。李耳跟随商老先生学习时，就和尹喜相识了。他们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成了亲密挚友。这时候，尹喜已经高升了，成为周王朝的大夫了。
按周朝的官制，大夫既是官名也是爵名。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官僚，大夫处于卿和士之间，是有固定职司的官署长官，分为乡大夫、遂大夫、朝大夫、冢大夫、县大夫、都邑大夫、公族大夫等。
周代的官爵，分公、卿、大夫、士四等，大夫又有上、中、下三级。尹喜所得的大夫，是官还是爵，文献记载不详，但不管怎么样，他已挤入周王朝统治阶级的行列，享有高官显爵，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李耳接到尹喜的来信，喜出望外，当天就雇了一辆牛车，带着娇妻爱子，奔成周而去。
成周是西周时期的东都，又称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西周覆亡后，周平王向东迁移，定都成周，这里就成了东周的王城。
据文献记载，伊水、洛水流域是夏人的故地，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对东方的统治，计划在这里修建新的都城，但计划还没有实现，武王就病逝了。成王继位以后，派召公勘察，确定建城的位置，又派周公视察，绘制地图，占卜吉凶，然后命令殷商百姓和诸侯共同兴建。
新城建成后，举行了祭祀典礼，成王亲自前来主持，十分隆重。典礼结束后，成王返回都城宗周，即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水之东。命令周公留守在这里。当时认为成周是天下的中心，四方朝贡，道里均等。又把曾经反抗周朝的殷商豪族迁到成周的东郊，以防他们兴风作浪。
所以，成周在西周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周平王东迁后，这里又成为东周的文化中心。在整个春秋时期，成周是全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
从曲仁里到成周，大概要向西北方向走一千里远的路。李耳一家人坐在牛车上，逶迤而行，总算顺利到达目的地了。从偏僻的乡村，来到王朝的都城，这是李耳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没有这次出门远行，举家搬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差事，李耳虽有满腹道学，也会在穷困潦倒中销声匿迹，他的道德之学也会在街谈巷议中烟消云散。
机遇、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和一门学问的传播极其重要，而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环境是可以改变或选择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收到完美的效果。在这方面，李耳是十分幸运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李耳举家迁到成周，尹喜真是喜不自禁。他帮助安顿好了李耳一家人，然后与李耳促膝交谈，说了两天两夜。在尹喜的引见下，李耳拜见了周景王的叔叔姬如公。这是改变李耳命运的关键时刻。
传说姬如公从尹喜口中得知李耳的所知所学后，非常仰慕李耳的学识和为人，如今耳闻目睹，果然非同一般，于是向周景王极力推荐，让李耳接任守藏室之史。
另据史书记载，在“学在官府”的古代，掌管文书事务的史官是世袭的。李耳家族中，从帝尧时代起，直至东周，世世代代都有人担任史官，一直延续到李耳。从这一点来看，李耳担任这一职务，也占了家族先人的庇荫。
守藏室之史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官员呢？由于时过境迁，朝代更迭，后来史家的解释不尽相同。其实所谓藏室，顾名思义，也就是储存物品的房子。作为朝廷的藏室，当然是存放国家珍贵文物、重要典籍以及现行公文的衙署。守是动词，表示看护、保管的意思。至于史呢，从它的职守来看，应当是朝廷守藏室的长官，负责看护守藏室，管理保存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物品。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时期，史官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种，可见史官的起源很早，并有不同分工。从汉字的构造来分析，《说文解字》说：“史为记事的人，从又，持中。”
众所周知，“又”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就是一只手。而“中”字的本义，据学者考证，就是用绳带串起来的简，也就是后来的簿书、档册。因此，“史”的本义与手和简都有关系，是手执简簿的意思。后来，“史”成为管理文牍事务官员的称谓，就是从其本义衍生出来的。从上述情况来看，所谓守藏室之史，就是管理简簿衙署的长官。
关于李耳的职务，现在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文史馆馆长，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档案馆馆长，也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馆长。这些说法都不是无稽之谈，但也都不全面。
当时史官虽有不同的职责，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工细致，尤其是图书、文献、档案未必分得很清楚，未必像现在这样建立各自不同的机构。其实，现在虽然机构不同，但很多机构的收藏并不是单一的。
比如，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图书馆除保存图书之外，还收藏了大量档案；所有档案馆，因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购置图书，天长日久，图书收藏量也相当可观了。现在尚且如此，何况在几千年以前呢。
李耳每天到藏室上班，早去晚归，表现很积极。他的主要职责有两条：首先，负责看护藏室，保证藏室及其藏品的绝对安全。李耳深知守藏室之史虽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责任重大，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藏室的藏品中，有大量的简。简，也称牍，是竹、木质书写材料的通称，有狭长竹片与木片两种，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单片简或札，在使用前都要编缀成册，称为策（册）。
剖竹制简时，先要杀青，即用火把竹子烘干，以便书写，并防虫蛀。木简要把书写文字的一面打磨光滑。简上文字用毛笔书写，竹简大多写在里面，也有少数两面书写。如果写错了，就用刀削去。
每简字数多少不一，多数简一行通栏书写，少数有分成两栏以上的。简是最怕火的，也容易被盗窃。因此，李耳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安全，重点是防火防盗，要消除一切隐患。
其次，负责管理简簿，带领手下一帮人做好整理、编目、修缮等日常工作。竹简编绳多用丝纶、帛带，木简用细麻绳。根据简的长短，编绳的道数至少有二道，最多有五道。
编绳所勒之处，一般有三角形契口，用以固定编绳。写成的简，要卷成圆柱状存放。卷简时，要以最后一条简为轴心，有字的一面朝里，卷完后，第一条简正好在最外面的一层。
由于经常有人查阅，难免有些磨损，需要及时修补。特别是编绳，经年累月，容易腐烂，需要重新编缀，卷好存放。每天新产生的简簿，收缴入库后，都要分类、编号、登记，存放到特定的位置，以便保管和提供利用。
守藏室之史的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李耳不可能有辉煌业绩，不可能为朝廷建立什么赫赫之功，但由于他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事故，甚至没有发生细小的失误，因而得到了朝廷的信赖，使他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走于家庭和藏室之间，乐此不疲，在平凡的岗位上竭诚为朝廷效力。
关于李耳担任守藏室之史，学术界有罢官复任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春秋末年，在周王朝内部，甘氏家族由甘简公掌政，而与族人甘成公、甘景公不和。老聃不知为什么得罪了甘简公，被免去史官之职。此后十多年，李耳游学鲁国，颠沛辗转。
到了公元前530年，甘简公因为没有儿子，就让他弟弟甘过继承了他的爵位，这就是甘悼公。甘过继承爵位后，企图消灭甘成公、甘景公两支力量。于是，甘成公、甘景公便贿赂朝廷重臣刘献公，杀死了甘悼公，并让甘成公的孙子甘继承了甘简公的爵位，这就是甘平公。
这一场甘氏家族的内讧，倒给了李耳以回到周王都的机会。甘简公及其弟甘过死后，甘成公、甘景公把李耳召回周朝，再次任命为守藏室之史了。
李耳得罪于甘简公而被免职的说法，是以甘氏内讧时的老阳子为依据推论的，并无其他文献依据。实际上，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因为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老阳子就是李耳，或者李耳就是老阳子。即使老阳子就是李耳，他也不可能被再次任命为守藏室之史，因为老阳子在公元前530年甘氏内讧时已经被杀了，史书上有明文记载。
另据晋朝人杜预注、唐朝人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说，当时被杀的老阳子等六人，都是周朝的大夫，甘悼公的党羽，显然李耳的职务和身份与此不符。由此看来，所谓李耳被甘简公免职、游学鲁国以及被甘成公等召回官复原职的说法，恐怕都是子虚乌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