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现实社会不符合自己的理想，而自己又无力改变，遂用隐居来表示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抗议。这种隐，表达了因社会变革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的一部分人的心态，也代表了隐之一种类型。
庄周（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96年），是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根据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及他同惠施交往和惠施为相的时间推定的。庄周是没落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除一度在家乡出任管理漆园的小吏外，终生穷困潦倒，隐而不仕，致力于著述和讲学。他身居僻闾隘巷，衣食艰难，曾靠编织草鞋谋生。有时断炊，要跑到监河侯家借米。甚至接受魏王召见，身上穿的依然是打着补丁的粗布旧衣，破裂的草鞋也用麻绳绑着。
据《庄子·秋水》记载：
阳光下，濮水泛着银波缓缓向前流去。一位衣着褴褛的老者，聚精会神地在岸边柳树下垂钓。身后什么时候走来两个峨冠博带的人物，他都没有察觉。“对不起！打扰您了，老夫子。我俩是楚威王的钦差，奉命前来恭迎您进宫总揆国务。”来人的话语丝毫也没有引起老者的重视，只听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多年，楚王毕恭毕敬地将其尸骨藏在盖有丝巾的竹箱里，供奉在庙堂上。你们说，这只龟是愿意丢下遗骨取贵于庙堂，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自由地摇尾游弋？”
“当然愿意在泥水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喽！”
老者接着说：“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回宫去吧！因为我要像栖息在泥水中的龟那样逍遥地度过残生。”庄周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进入仕途的人。
庄周的难堪处境，是由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般的社会大动荡所造成的。战国时期，可谓“天下大乱”。当时，各个地区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一切都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在这种变革的浪潮冲击下，社会各阶级也在不断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昔日的贵族，自然也莫能外。他们当中，有些人力功争强，操权弄柄，跻身于统治集团；有些人抗争败北，被迫就范，沦落为平民百姓。庄周可能就是在这次社会沉浮中，失去贵族的爵位和俸禄，剩下贵族的血统与文化，变成人微言轻的隐士的。所以，他对使他沉沦的封建等级社会，以及为这个社会服务的儒家说教仁义礼智、功名利禄等深恶痛绝，有如骨鲠在喉。于是，他利用自己“于学无所不窥”的有利条件，借助寓言故事阐述思想观点，以奇幻诡异的虚构、瑰丽魅人的形象、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抨击与其理想格格不入的现实。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因其家族是这个剧烈动荡变化社会的受害者，因而对剧烈的社会变化和由这种变化所形成的现实社会强烈不满，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持否定态度，刻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希望社会回到以前的“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庄子用寓言和散文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借以表达自己的理想。因而，庄子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积极入世，与那种单纯因性格而造成的消极退隐有所不同。
指生性孤傲，难以适应繁文缛节和曲媚迎上的官场氛围，故退隐林泉，乐情山水。人之性格所在，生活当求其性之所适、情之所宜；若违背性格，一味求取功名利禄于官场，则不仅失心性之所宜，且还会性格因素得咎于官场，祸及己身，非明智之举也。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我国四、五世纪的一位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侃原是少数民族，虽以武功博得高位，但“望非世族”，和当时王、谢诸姓的声望究竟不同。到陶渊明出生以后，陶家已经大大衰落，所以在特别讲究门第的东晋时代是不会受到社会重视的，同时也决定了他在仕进上的种种限制。
陶渊明从小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同一般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样，年青时代即怀有济世之志。所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也有济世安民的抱负。但在黑暗的现实条件下，他的壮志是无法实现的。从二十九岁起，他先后四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然而每次历时都很短。陶渊明因为母亲年老，家中贫困，出来当了州里的祭酒。但他忍受不了官吏的杂务，不多久就自己辞职回家了。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去就职，自己在家里耕种，养活自己，于是得了虚弱之病。后来，他又任镇军将军和建威将军的参军，对亲友说：“我想暂时做做地方官，好积攒点钱，留待归隐时候用，可以吧？”掌权的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愿，就让他做彭泽令。陶潜平素对贵人很简慢，不奉迎巴结上司。一次，郡里派督邮到县里办事，按照规定，县里的属吏跟陶潜说，应该收拾整齐去谒见督邮。陶渊明叹口气说：“我不能为了挣五斗米，就弯腰屈膝，小心翼翼地去侍奉一个乡巴佬。”当即解绶去职，唱着《归去来兮辞》归隐乡间了，任职仅八十余天。
陶渊明解职归隐后，在田间耕作，同时进行诗歌创造，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
陶渊明虽然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但孤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他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难以当上高官，即便得到高位，其性格也决定了他难胜其任，他以当官作为谋生手段即说明了这一点。故与其官场上多一个平庸、难伸其志的官僚，不如民间多一个享誉千古的山水诗人。
退隐释疑怕功高震主，主动以秽行玷污自己的名声，降低自己的影响，以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猜疑。此法适用于那些功绩卓著，名声显赫，已引起君王猜疑的官僚大臣，属刚中济之以柔，为持盈保泰之法。此法在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西汉开国功臣、被称为“初汉三杰”之一的丞相萧何。
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他不仅在楚汉战争期间功冠群臣，被刘邦独称为“功人”（猎人之功），而其他功臣都只能是“功狗”（猎犬之功），而且在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中央政权之后，他既不像留侯张良那样引退自重，也未落得像淮阴侯韩信被杀的下场，而是老死在宰相任上，做到终保名位。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恐怕亦应归功于他始终如一地辅助刘邦、成就大业的谋略思想。
刘邦有鸿鹄之志，豁达洒脱，果断敢干，但疑心重，心计多，就是对部下，也是一方面重用，另一方面防范。萧何对刘邦一片忠心，又是患难之交，刘邦理应放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几个关键时刻，刘邦都曾经疑心过萧何。好在萧何有心计，又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并采取机警果断的措施，才逐渐消除了刘邦的猜疑。
一是刘邦兵败彭城，退兵荥阳、成皋，与项羽相持长达三年之久。萧何受任留在关中（今陕西咸阳）后方期间，不断为刘邦输送粮草，补充兵员，可谓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刘邦却对他总放心不下，时常派身边亲信为特使名曰去“犒劳”萧何，实际是去观察监视萧何的动静。萧何心领神会，为了使刘邦放心，乃将自己全家所有兄弟子孙都送到前线，让他们在刘邦身边效劳，实际上是作人质。这使刘邦十分高兴，夸赞萧何忠诚，同时也消除了疑心。
二是在刘邦消灭异姓王的斗争过程中，也曾经对萧何不放心，怕萧何连锁反应。为此，刘邦一方面给萧何加官封爵，另一方面不断派人侦视“相国何为”？萧何明白了刘邦的心意，机灵地采取一个计策，一方面把自己的家财输送给刘邦前方军队；另一方面故意强占或贱买民田，以此表示自己是个守财奴，并无大志，不会收买民心。这一着果然使刘邦放心，但他却假惺惺地责备萧何不该贱买民田，还要他向老百姓谢过。
经过反复多次的试探，刘邦终于认定萧何对自己忠心不贰，因此始终把相权交给萧何，放手让他制定治国政策，经管国家大事，直至刘邦老死，两人关系都较融洽，得以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西汉逐渐走向强盛，萧何功不可没。
历来君王对君位的稳定性十分敏感，而刘邦又是一个疑心重、好猜忌部下的人。但萧何在其手下却一直能持盈保泰，终老相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盖非尽心竭诚，才堪济事且善于谋身之人难及此。在这里，萧何采取的自污法便是显过隐功的退隐法之一用，借此释刘邦之疑，收到固位保泰之效。
隐者之中，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笃心守志，专攻学问而拒绝入仕的人。这种以隐而明其力学之志，是一种积极的隐。若知之所适、才之所用，于学问为宜，则当隐以成其学。此为通达明智之举也。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他一生淡泊功名，潜心治经，著作等身，课徒授业，从学盈万，创立郑学，流芳百世。郑玄整理汉代经典、保留汉代文化、为后世经学家研读汉学提供了条件。
郑玄青年时期好读书，在任乡啬夫期间，每遇例假，就到当地学校去听讲，后来，“不乐为吏”的郑玄入太学深造，从师于今文学家第五元先，研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随后又从师古文经学家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兼通今古文，以山东无足问者，西入潼关，游学周秦地区，投师当世通儒马融门下，勤学读经，三年未尝倦怠。有一天，马融召集门生讨论图纬，闻说郑玄擅长术算，于是召见他，郑玄借此质正经学疑难，问毕辞别老师。马融喟然长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此后，郑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凡遇到“在位通仁，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郑玄辞别马融，游学十年后，客居东莱，耕读教书，门生相随达千人，过着归家隐居，潜心著述，传经课徒的清贫生活。
年六十，州郡应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强迫他应辟，然郑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何进），一宿逃去”。袁绍总领翼州牧期间，被举为茂才、左中郎将，郑玄皆不应就。后来，袁绍与曹操对垒于官渡，袁绍胁迫郑玄随军，建安五年（200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郑玄治经主要针对东汉末年经学散乱庞杂的现象，抛弃家法陋规，质于辞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矫正今文经学者以私意篡改经典，“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尊师为非意，以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的流弊，反对经学家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将古今经学融于一体，使经学由内部纷争走向统一。当时今文经学家何休治《公羊春秋》，排斥古文经学，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反驳何休。何休心服口服，叹息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郑玄先习今文经，后读古文经，博学多师便将今古文沟合为一，以古文经为主，吸取今文经学之长，参合其意，自成体系，创立郑学，广泛流传开来，史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
郑玄所处时代，正值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宦官肆虐，两次党锢，文人儒生多陷牢狱，或被禁锢，海内涂炭，经学遭到严重破坏，其后董卓长安之乱，残经败典，散落不计其数。经学内部也分崩离析，衰败不堪，东汉末年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异军突起，而守文之徒，固执己见，异端纷纭，党同伐异，遂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解释章句，繁琐累赘，经典杂乱，儒生望经兴汉，无径可寻。郑玄对纂乱经典，私意修正，背离经典原旨的现象深感不安，因而毕其一生致力于“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兼融今古，独辟蹊径，自成郑学，终于成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家。
郑玄因其家学渊源和早期经历及秉赋所在，使其乐于、并矢志力于学。所以，他不慕功名富贵，拒绝应召入仕，潜心从事经学研究，以另一种方式积极有为于社会，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名垂青史，可以说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