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人心怀博大、大智若愚的谋略的具体体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者、管理者，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继续前进，或再前进时就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应当自觉地、主动地断然退隐。这是保存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谋略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较高的修养，善于克制、约束自己；而缺乏一定修养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北迁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自称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则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撤消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武汉方面准备组织“东征军”讨伐南京政府，逼蒋下台。南京政府内部的新桂系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同样逼蒋下台，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决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上海。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他的“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意味着他退出政治舞台，对蒋来说，下野是他采用的是以退为进，隔岸观火的政治谋略。他要避开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他的攻击和新桂系对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时机，静观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在适当的时候东山再起。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四派：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汪精卫派；三是蒋介石派；四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蒋介石不辞职，其他三派都反对他，现在蒋介石激流勇退，处于超然的地位，三派就会火并，蒋介石就可以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等待三派闹得不可开交时，再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
以后发展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不再“东征”。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南京政府暂时“统一”起来。9月份，三方协商在南京成立了一个3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本想逼蒋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由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对付汪精卫，使得他的正统地位被否决，汪精卫只当了特别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
没有得到权力，汪精卫十分气愤，9月18日成立特委会，21日他就跑回武汉，与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服从统一，武汉方面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系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看到双方交兵火并，蒋介石非常高兴，火已烧起来，但他认为还不够大，还不是他出山的时机，于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卫看到唐生智失败，就跑到了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广州政府。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
处在危难中的汪精卫，在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从逼蒋下台到与蒋合作，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蒋介石对付李宗仁的新桂系。
桂系怕汪、蒋联合，也积极向蒋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议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议。
由于蒋介石下野，造成国民党内部混乱，张作霖向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攻势，冯、阎压力很大，都呼吁请蒋尽快复职。
这样，蒋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面势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会议派不买他的帐以外，国内各派都讨好他。无形中西山会议派被孤立了起来，于是，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整倒西山会议派的行动。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死10人，伤20余人，凶手逃走，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葛建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建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事实上，这起惨案是由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
经过这个事件，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了桂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桂系南京政府、汪系广州政府和西山会议派参加。三派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汪粗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筹备。就这样，蒋介石又登上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为蒋介石上台出了力，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而以好意“劝告”逼迫他离开上海，汪精卫没办法，只得亡命法国，这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的。
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以退为进，使国内三派互相拆台，甚至动武，而他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不仅使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赶走了汪精卫，可以说老谋深算，狠毒狡猾。
以隐待机指身负经国治世之才，有建功立业之志，因未得其时而用，故隐居以等待时机。这种情形，历史上所在多有。大凡在改朝换代、革旧鼎新之际，那些身负济世之才并建功立业的人，在才尽其用之前，多少都有一段隐居时期，静以观变，隐以待机。时机一到，便积极入仕，大展雄图，建功立业。这些人大都深谋远略，谙悉出处进退之道。诸葛亮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辅佐刘备三分天下的重要历史人物。其父当过秦山郡郡丞，协助太守掌管行政司法的官员。他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小时生母就病故，大约在八岁时，其父又病故，从此一家就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
在诸葛亮四岁的时候，爆发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各地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纷纷割据自立，互相攻战不休。诸葛亮的家乡徐州一带，变成了军阀间相互残杀争夺的要地，家人的生活和安全受到威胁。诸葛玄与割据扬州一带的军阀袁术认识，这时正好袁术从淮南派人送来了个任命他为豫章太守的信，诸葛玄认为这正是一个躲避家乡战乱的机会，遂决定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留在家乡看管家产，于兴平二年（195年）带着诸葛亮姐弟离开山东老家，去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就任太守。
诸葛玄就任豫章太守不久，袁术就因与曹操斗争失败病死。诸葛玄失去了靠山，这时后汉朝廷又派朱皓当豫章太守，诸葛玄无法在豫章再呆下去，于是就带着诸葛亮姐弟去襄阳投靠他的朋友荆州牧刘表。但是诸葛玄到了荆州不久，还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就于建元二年（197年）病死了。这时诸葛亮已经十七岁，他的两个姐姐已在荆州出嫁，就剩下他和小弟诸葛均在一起生活了。他本想带着弟弟回老家寻找哥哥，但家乡当时更乱，而且也不知道哥哥的信息，所以在姐姐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就留在荆州，带着弟弟搬到离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村住下来。
当时荆州一带战乱较少，外地的很多名士来这里避乱。其中如颍川（今河南禹县）的徐庶（字元直）、石广元，汝南（今河南平舆县）的孟公威，博陵（今河北蠡县）的崔州平等，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好友，经常在一起磋商学问，议论天下形势。
在襄阳当地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叫庞德公，诸葛亮的姐姐就嫁给了他的儿子，他们之间既是朋友，又是亲戚。庞德公的朋友司马徽（字德操）、侄儿庞统，都是当地的名士，诸葛亮和他们交往甚密。庞德公很能知人，当时割据荆州的刘表，几次想请他出来做官，他认为刘表是个庸碌之辈，都谢绝了。他对诸葛亮的才能和抱负很敬佩，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卧龙”，暗示他以后必成大器。
在隆中隐居的诸葛亮，读了很多书，熟知历史，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他常与周围朋友们探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由于他见解深刻而又实际，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赏。他在这时不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见解，而且在当地社会上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集团，这为他以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准备了条件。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十年期间，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黄巾起义已经逐渐被各地的军阀镇压下去，但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它对各地的军阀已经没有能力加以控制，全国形成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混战，曹操打败了主要对手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孙权占据的江东地区，经过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统治也日趋稳固。而割据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虽然控制着不小的地区，但都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内部统治也不够稳定，而且由于刘备的投靠刘表，更促进了刘表内部的不稳定。刘备是涿县人，自称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到刘备出生的时候，家境早已衰败，幼年时靠母亲织草鞋勉强维持生活。黄巾起义后，他在地主商人的支持下，同关羽、张飞等人组织起一支武装，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但到处受到排挤，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盘，最后不得不在建元六年（201年）到荆州来投靠刘表。刘表对刘备的投靠，表面上虽然欢迎，但怕刘备影响其地位，所以只拨给他一支不大的人马，要他驻守在荆州北面的新野（今河南新野县），防守荆州的北大门。刘备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到荆州之后，就四处求贤，想网罗一批有远见的谋士，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助手。他听说司马徽是当地的名士，就去向他请教。司马徽向他推荐诸葛亮和庞统，徐庶也向他推荐诸葛亮。刘备知道徐庶是诸葛亮的好友，就想请他去把诸葛亮叫来，但徐庶对他说，诸葛亮这个人自视甚高，你亲自屈尊去请，还不一定能见你；由别人代请，更不行。听到名士对诸葛亮的推荐，觉得诸葛亮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良辅，于是亲自拜访诸葛亮。但头一次和第二次都未见到诸葛亮，第三次去才见到诸葛亮，这就是历史上被人们传为美谈的“三顾茅庐”。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也认为刘备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遂向刘备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刘备对诸葛亮的分析十分佩服，觉得他就是自己要找的理想的助手，因而请诸葛亮帮助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诸葛亮接受了刘的邀请，遂出山帮助刘备争夺天下，终于三分天下。
诸葛亮是三国时被称为“卧龙、凤雏得一者而得天下”的旷世之才。他出仕前隐居隆中，但胸存伟略，时刻等待明主的出现，方肯出山入仕，实现其鸿鹄之志。所以，得遇明主，对有才有志的隐士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正是诸葛亮为何自视甚高不肯与一般人入流的关键所在。
善于韬光养晦，激流勇退，隐避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暂时收敛锋芒，隐匿踪迹，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就是说隐是迫不得已的，即使隐也要做到主动、自觉，不露声色地壮大实力，以便时机成熟时，奋起继进。可见，这种退不是逃跑，而是平安的大谋略。
范蠡（生卒年月不详），是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字少伯，双名鸱夷子皮、陶朱公。原为楚宛三户（今安徽宣城）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少年时代就失去父亲，同兄嫂一起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安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见到。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雠邦”，犯不着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登上政治、军事舞台。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加紧练兵，准备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蠢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以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迎战越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亡国的结局，惟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谋兴复。勾践采购了范蠡的方策，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反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以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蠡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要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勾践假意挽留，软硬兼施，说：你听我的话，我就与你分国而治；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范蠡也态度坚决：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办事！勾践乐得除去一个潜在的威胁，并不追寻，同时又划分稽周围三百里为范蠡俸邑，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劝他早日离开越国。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乘机赐剑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两功臣，就这样落到了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达到齐国，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改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鸱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迫杀后，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投入江中）。他和儿子“耕于海畔”，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非好事，喟然兴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于是，把相印归还齐君，把财产散发给友邻，移居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面经营商业贸易，不久又“资累巨万”，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
范蠡是值得称道的人物，他入仕能安邦定国，出仕能经商致富，可谓文才武略、通达明识、深谋远虑。他既善谋国、又善谋身、更善谋财。他能与沟践治国安邦，最后消灭吴国，建功立业。在功成名就时，能功成身退，走出自己营造的功名利禄圈，避免杀身之祸。隐居之后，经农能致富，从商能赚钱，可谓难能可贵。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善于隐与善于进，具有同等的谋略价值，只善于进而不善于退的领导者、管理者，决非高明之人，而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加以机动灵活运用的领导者、管理者，才称得上高明。
朱耷（1626—1705年），谱名统𨨗，号彭祖，又号中桂，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在明末清初动荡的年代，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出家遁世的画僧，渐江、朱耷、石溪、石涛被人誉为“四大画僧”。尤其是朱耷，可谓是明末清初画坛上的奇才。他的绘画艺术独辟蹊径，风格独具，自成一家，在中国和世界画坛上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
朱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画家，这使他自幼即受父祖辈的艺术熏陶。在父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系统地学习了古人的诗、书和绘画技艺。八岁时能作诗，十一岁时会画山水，并可悬腕作米家小楷。朱耷性格内向，读书遇事善于思考，勤于探究，值心情舒畅或偶遇知己，也爱发议论，言辞幽默诙谐。他同封建时代许多读书人一样，积极寻求科举仕进之路，到十六七岁考中秀才。但他时运不济，过了两三年，明朝灭亡，“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对他这位十九岁风华正茂的明朝王孙来说便完全成了泡影。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血洗江南，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是年夏，清军占领南昌。当时的南昌，是抗清斗争较为激烈的地区。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提督、原明降将金声倒戈反清，清廷大规模出兵平叛，使南昌再罹战祸。战乱中，这位自叹处于“当生不生、是杀不杀”时代的落魄王孙一家老少，避居到奉新县等地的穷山深谷中，过着逃难隐居的生活。据说，朱耷曾与宁都的邱邦士合谋起义抗清未成。不久，各地组织的反清义军也纷纷失败，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面对这种动乱激变和清军咄咄逼人的现实，朱耷深感无法以武力反抗；但为了不向清帝屈服，并避免清廷迫害，他不得不和当时许多志节之士一样，以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抗，改姓易名，隐居山林，出家遁世。
顺治五年（1648年），朱耷在进贤介冈灯社落发为僧，法名刃庵、传綮，号雪个，别号八大山人，僧名还有个山、个山驴、个屋、驴屋等，参禅其师颖学弘敏（即所谓“耕庵老人”）。三年后，随师去奉新芦田建立耕香院。不几年，跟他学禅者达百余人。这时与其弟牛石慧在新建县西山洪崖筑室，侍养母亲，并在这里生活了几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耷离开洪崖回到南昌，结束了他十三年的僧侣生活。这期间，由于他胸中怀有难以磨灭的亡国之痛，常用他的笔来抒发泄泻胸中的郁闷和不满，表示其决不屈于清王朝的态度。他整天写诗、作画、习字、治印。避居中遭父丧、妻亡、子夭等不幸，悲痛异常的朱耷，深感惭愧，于是学他父亲一样当个“哑巴”。有一天，他突然在门上大书一个“哑”字，从此对人绝不开口说话，只做手势或用笔写。由此可以看出他深深的抑郁和苦衷。
回到南昌后，朱耷转而崇奉道教，成为一名道士，取名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为了长久之计，他邀集马道常、周德锋、胡德周等人在南昌东海的唐朝太乙观遗址，购买土地，建立道院。他倾其所藏，又得邻人帮助，花了六七年时间，大约在康熙六年（1667年）道院才初具规模，取名为“青云圃”。朱耷做主持，此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一心一意经营这所道院。在这里，他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徒耕田凿井”的清贫田园生活，以求在此实现他一直抱有的欲觅一个自在场头，全身放下的愿望。但是，在过了几年还算清静的日子后，随着青云圃连同其主人的声望的提高，常有权贵涉足打扰，朱耷的日子并不安宁。为了躲避权贵的骚扰、纠缠，他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青云圃主持让给他的高足涂若愚，自己则隐居到南昌附近几处寺庙、道观中，过着亦释亦道亦儒的生活。清泰寺、普贤寺、百花州、滕王阁、开元观、北兰寺是朱耷常去的地方，因与北兰寺的和尚澹雪交情好，北兰寺是他栖身时间较长的地方。北兰寺被毁后，他只好编结“寝歌草堂”作为栖身之所。这座草堂低矮阴暗，蓬蒿遮着门户，到处都是灰尘败叶。朱耷就是在这个环堵萧然的草堂中，淡泊孤寂地度过了他的晚年。
朱耷是明朝皇室子孙。明朝灭亡之后，他不仅有亡国之痛，更有亡家之痛，自然不会入仕清朝，而过着隐居的生活。但隐居生活，不没其才，相反却使他能专心于诗、词、字、画等艺术创作，使其才能因艺术而显世，成为清代著名的书画家。
一个人的事业、功绩，发展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知道怎样去妥善对待、处理。即使不激流勇退，也得避祸有方。
古人说：“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所以，韩信被捕时，自我感叹地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了，我固然应当死啊！”这就是韩信不能激流勇退，又没有避祸方法的结局。
汉十一年，高祖亲自征讨陈豨的反叛。回来后，萧何曾建议刘邦杀掉韩信，这正合刘邦的口味，张良一出走，马上封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兵卒五百人，一个都尉为警卫。陈平前来拜见萧何说：“你的祸患从现在开始了！最好是让封不要接受，并出尽家财，资助军队，这样刘邦才高兴。”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刘邦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秋天，鲸布谋反，刘邦又亲自带兵征讨，一举击灭。萧何又出尽家产，安抚百姓，并资助军队。在征讨鲸布回来后，有人拜见他时说：“你灭族的灾祸不远了！你尊位相国，功劳又第一大，还能增加吗？然而你当初入关中，深得百姓的信赖，已有十多年了！民心归附你，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得民心，刘邦必然十分注意你，怕你倾动关中。现在你怎么不多买田地，低息放贷款，用以自污，这样刘邦才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刘邦听说后，十分高兴。这就是萧何采用了避灾自保的策略。
王翦作为秦始皇的大将，统帅兵马六十万，继李信、蒙恬之后，再次兵讨楚国，秦始皇亲自把他送到灞上，王翦临行前，向秦始皇请求置办田宅园池。秦始皇说：“你安心去吧，何愁贫穷呢？”王翦说：“我作为您的大将，有功劳，不能得到封赏，所以作为您的下臣，我也及时请求田地产业，好为子孙立足。”王翦兵发楚国后，又陆续派人奏请置办田产。有人询问其中的原因，他回答说：“秦王疑心重，又不相信人，现在倾尽全国将士，大权在我，我不多请求田宅，为子孙立产业，借以消除他对我的不信任。否则，等他回头清静下来，就会加害于我。”这就是王翦自保的策略。
李靖在成仙而去时，《题六和塔》诗说：“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一个人能体会到“高处险”，自然能居安思危。溢满思退，就能知足知止，淡泊藏用。要想知止，要想知足，就要不骄不矜，谨守不失。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历代之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功败垂成。稍有成功，事业稍大，便自满得意，骄矜无忌，贪得无厌，树敌无数，惰怠荒废，随心所欲，不知谨守不失的道理。要想谨守不失，全在于知止知足。知止知足，就知道创业的艰难，就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无敢无试。
所以庄子借北海之神的口气说：“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明了而随机应变；明了而随机应变的人，不会受到外物的伤害。道德崇高的人，火不能烧他，水不能淹他，寒暑不能损伤他，禽兽不能伤害他。这不是说人有意去触犯有害之物，而是说明他明察安危，对祸福的来临冷静对待，谨慎进退，所以无法加害他。因此说，不要用人事毁灭天然，不要用世事毁灭天命，不要因考虑得失，而为功名做出牺牲。牢记这些道理，就达到了反归真性的境界。”
当退则退，该隐则隐，这也是一种明智之举。居安思危、当退则退是哲人推崇备至的处世之道。它需要你认清时势，不要为了逞一时之能，把事情做到极至。如果真做到那样，就不只是犯个过错而已，恐怕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祸。奉劝那些为职者，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当进则进，该隐则隐，千万不要违背客观规律，追求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更何况，到头来极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是为政者应该时刻谨记在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