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4年，即广德二年，这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
公元779年，即大历十四年，这年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即唐德宗。李适在居丧期间，一切行为都遵照立法规定。他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只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公元780年，即建中元年，这年正月，群臣为李适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公元783年，即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李适出逃奉天，就是后来的陕西乾县。后依靠大将李晟、浑瑊等平乱。
公元784年，即兴元元年，李适回到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举兵反叛，李适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于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经历数次的变乱之后，李适开始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他对藩镇多事姑息，晚年对淮西镇用兵失利，致使藩镇的势力日渐增强。
除此之外，李适在位时，曾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天竺，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李适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
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李适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
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李适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辰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李适初即位时，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他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
在即位当年的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
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李适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在“奉天之难”后，李适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对藩镇多事姑息，使其势力日渐增强。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显示了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因此，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李适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奉天之难”，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
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
公元780年至公元783年的建中年间，李适崇信奸相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龄掌管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
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公元784年，即兴元元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
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公元786年，即贞元二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
到公元796年，即贞元十二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
在公元795年，即贞元十一年，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有两位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公元805年，即贞元二十一年，这年正月初一，各宗室、外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自此一病不起，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讯息中断。
这年2月25日，即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长安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九月一日，群臣为其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