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元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但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还没有结束，内部统治尚不稳固，急需改善与南宋的关系。
鄂州和议只不过双方有此意向，而南宋方面有妥协让步的姿态，既未订立书面条款，甚至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口头协议。因此，忽必烈便派郝经为国信使，与宋商谈和议。
郝经，字伯常，始祖郝仪由太原迁至潞州，八世祖郝祚又迁至泽州陵川。郝氏几代人在民间从教，是闻名遐迩的教育世家。郝经出生于金末乱世，九岁那年，蒙古三路大军开始了吞灭金朝的大举进攻，郝家逃往鲁山县。
可是鲁山遍地烽火，南去无路，只得又转向北方。可老百姓哪里晓得何处在打仗，一家人不知不觉卷入三峰山大战的漩涡。郝经曾祖父辈震、升、昺三支，因兵患竟然灭绝了两支！即使郝经家一支，也有多人死于兵祸。
战争的疾风骤雨，血淋淋的现实，严重影响着郝经思想的形成以及人生走向。他十岁流落到河北保定，第二年正月金亡。蒙古兵的狂暴杀戮，横尸遍野的惨景，深深烙在郝经心中。
好多年过去，不少蒙古官吏仍对占领区百姓疯狂盘剥，导致老百姓形同倒悬。郝经在《北风》诗中悲愤地呐喊：
北风胡为来，掣箭飞砂石。无乃化枢逆，苏负尘灰塞。愤叱一气转，大呼天地窄。俯思心恕恕，几为吾民泣……
郝经十二岁始知学，由于学问品行出众，先后被蒙古元帅贾辅和张柔聘请，在他们家中设馆教书。张柔家中富有藏书，郝经尽得观览，眼界更加开阔，学识上也有了极大长进。
在贾、张二世侯家做教师期间，郝经结识了金朝遗老元好问和理学大师赵复。他经常和元好问谈论作诗作文法。郝经赞赏元好问的学问和为人，称其为“一代宗匠”，并执弟子礼。
郝经多次拜见赵复，与他交游论道。赵复十分赏识郝经，称“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
辛亥年春，二十九岁的郝经被事蒙的副元帅贾辅延为宾客，执教其子女。一位陵川道士赴全真道总教所在地燕都上香，经过保定时，向郝经倾诉了家乡人民深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
郝经不仅眼泪盈眶，而且怒火填膺，冒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奋笔写了《河东罪言》。他高声疾呼：“愿下一明诏，约束王府，罢其贡金，止其细分。”“诸道选明干、通直总统，统一号令，轻敛薄赋，以养民力，安民心。”
蒙古人在初入中原之时仍保持着浓厚的野蛮习性，郝经写《河东罪言》这样的文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稍有不慎，会有灭门之祸。有幸的是，郝经遇到了一代开国明君——元世祖忽必烈。
郝经看到蒙古王爷忽必烈掌控漠南军政大权后遍求贤才，延藩府金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于左右，金最后考中状元的好友王鹗被召去，金承安状元泽州老乡的李俊民也被召去。
郝经更加坚定了“用夏变夷”的信心，而且积极果断地开始了自己的行动。郝经于此时又写了《上赵经略书》。
赵经略即赵璧，是忽必烈的亲信，书信自然会传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没有因《河东罪言》中的过激言辞而降罪于郝经，反而对他喜爱有加，纳于王府。忽必烈深感这份血淋淋“民书”的分量，也使他由抽象到具象认识到“民失江山倒”的道理。
元宪宗六年正月，忽必烈向郝经问以经国安民之道和帝王当行之事，郝经“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对，且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忽必烈“喜溢不倦”。
郝经就此登上了“用夏变夷”“道济天下”的政治舞台，向忽必烈提出了大量建议。郝经的建议，有些虽不能立即施行，但后来元朝建立后，“凡更张制度”，采纳郝经建议“约十六七”。
除《河东罪言》外，郝经先后对忽必烈上书《思治论》《立国规模二十条》《便宜新政十六条》《东师议》《班师议》《立政议》等，可谓集“用夏变夷”之大成。这些表奏，为忽必烈设计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与操作要领。
郝经的这些奏章，深刻地影响了元代初期的政治建设。后来，忽必烈就皇帝位时发布的《继位诏》，针对郝经的《河东罪言》讲有下面一段话：
朝廷立制，本欲利民，而反害民，非法之弊，乃人之弊也。贪官污吏，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者，危害非一，吾民安得不重困耶？旧弊苟不割除，新政安能有立？今后应科敛差发，斟酌民力，务求均平，期于安民，与吾民共享有生之乐而已。
后来，中书省成立，随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分地人民征税的权力，大大改变了北方人民的生活状况。
就在忽必烈率师征战荆鄂的时候，郝经提倡的“仁政强国致胜”论收到明显成效。郝经作为忽必烈任命的“军纪督军”，惊喜地看到蒙古军队的军纪严明，出现了“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顿；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的喜人景象。
这一变化，标志着蒙古军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此诗反映的现象，是“用夏变夷”的捷报，也是儒家仁政文治思想、民本思想的胜利。
郝经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喜人景象，是一批中原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郝经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郝经勇于改变自己，打破“唯汉是尊”的狭隘民族意识，努力“用夏变夷”，体现了先进的民族观、期盼统一的政治观、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与同道的汉人知识分子，终于促成了中华大一统，收获了改造与建设蒙元社会的丰硕成果。
自从灭金以后，蒙古军就开始南下，力图尽快并吞南宋。元宪宗二年，忽必烈总师东路兵马，商讨征宋。
郝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主张不要立即伐宋，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革除弊政，遵用汉法，选贤用能，创法立制，减轻赋税，屯田垦殖，巩固内部，使“天下一新”。忽必烈愕然间，竟然从之。
宪宗八年，当蒙哥汗命忽必烈分兵征鄂、大举南侵之时，郝经一再向忽必烈建议，亟言不应南下。
九年春，郝经随忽必烈征战荆鄂，驻军真定牛镇，郝经向忽必烈表奏：停止战争，与南宋通好。忽必烈又从之。
五月，在忽必烈召开的小濮州军事会议上，郝经在表奏的《七道议》中说：“彼之君臣和睦，政事修明。”
郝经此话，当然与南宋的事实大有出入，只是郝经出于偏私、偏爱而对南宋皇朝的揣测，或者说是一种期望。这时的南宋，政暗君昏，偏安一隅，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郝经极力促成赴南宋议和，以求“弭兵、息民、通好”，并由此保住南宋不被摧灭。
忽必烈先是以已经和蒙哥汗约定联合攻宋、不能中止为辞，否定了郝经的建议。但当蒙哥汗死于合川钓鱼山、阿里不哥图谋篡位威胁到忽必烈汗位继承权的时刻，忽必烈开始采纳郝经的建议。
元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授郝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其出使南宋议和。郝经一行，以何源、刘仁节为副使，高翿为参议，苟宗道为书佐，随团成员还有马德磷、孔晋等数十人。
郝经此行，引起了大蒙古国内部一些汉人世侯的妒忌，平章王文统私下指使将军李璮侵扰宋境，企图假南宋之手破坏和议。
南宋奸相贾似道也对郝经一行的到来极度恐慌。他害怕过去冒功鄂州却敌的劣迹败露，极力反对郝经进入宋境。
郝经原计划经涟州入宋，但李璮劝他们返回，理由是他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
郝经不为所动，转道宿州五河风餐露宿，迁延近五个月，方于当年秋末进入宋境。将入宋境的边镇五河口时，他再次上《立政议》，建议忽必烈“敛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同仁，兼爱两国”。
可惜的是，对南宋的偏袒，只是郝经的一厢情愿。郝经到达边境，却迟迟不见南宋朝廷同意入境的答复。原来，入主朝政的贾似道既为了隐瞒鄂州求和的真相，也过高估计了南宋的实力，以拒绝议和的强硬姿态准备把郝经挡在国门之外。
理宗原就知道郝经此行的主要使命是议和，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准备接见来使。但在贾似道的鼓动下，他也下诏表示“誓不与北和”，不再接待郝经。
郝经不辱使命，以为双方战争近三十年，生灵涂炭，应该坐下来协商议和，便不顾个人安危，率随从人员渡过淮河到达扬州。
贾似道指示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将其拘留在真州忠勇军营。郝经继续致函宋理宗与贾似道，说服他们同意议和。贾似道既不接见郝经，又不放其北归。
在此期间，郝经本着“偃兵息民、两国盟好”的强烈愿望，多次上书宋主达数十万言。有曰：“亲仁善邻则治，缔怨连祸则乱，无出这二者。自非大乱灭亡，一彼一此徒以弊民”，但均不得答。真乃“万言修好安南北，一片赤诚付东流”。
倒是听到南宋军、政、民方面的好多真实情况，察悉宋皇朝已步入“失道者寡助”之深渊，迫使郝经重新作出如下判断：
吾以天时人事测之，宋之气数不远矣！
由坚定的“汉统”思想，到忠心耿耿以身事蒙、助蒙灭宋而实行国家统一的转变，对郝经来说，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转身。这不仅需要出众的才识与睿智，还需要超人的胆识和勇气。
他的这一“变”，要经历情感与理智剧烈撕扯的疼痛，而且很容易遭到不少人的指责。尽管蒙元推翻的金也是外族主政者，可毕竟蒙元是刚刚入侵的异族，依附、服务于彼，尤其助蒙灭宋，有悖于汉家的正统思想与礼法。
然而，郝经不是墨守成规的腐儒，而是具有思想辨识能力、有积极进取精神、有识有为的勇于担当之士，既能认识真理，也勇于坚持真理。
于是，在历史的重要抉择关头，他的理智压倒了情感，良心、道德与勇气击败了个人宠辱，坚决而果断地进行了思想观念和人生走向之“变”。
为了策反郝经，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均遭郝经痛斥。贾似道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暴力威逼、断绝生活供应等，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
第二年，忽必烈见郝经一去不回，再派使者赴南宋责问“稽留信使，侵扰疆场”之罪，贾似道来个不理不睬，继续拘留郝经不放。
七月，忽必烈甚至下伐宋诏相威胁，要求放人，但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不能脱身，无力正式出兵。贾似道误以为蒙古怯懦，更自以为得计，隔绝郝经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郝经出使宋朝，被贾似道软禁在真州。这一囚就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郝经被拘几年后，寻找机会从宋人供食的大雁中挑出一只健壮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
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扣押于北海。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要求索还汉使苏武。
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
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通过“信雁传书”的方式，让忽必烈知道自己仍活在南宋真州忠勇军营里。
至元十一年六月，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率兵伐南宋，又命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行枢密陪都事郝庸入宋，专门责问信使无故被拘一事。
南宋朝廷理屈词穷，贾似道这时已是蒙古军手下败将，垮台在即，这才急忙将拘留十六年的郝经礼送回国，元世祖忽必烈也派枢密院官及内臣近侍远道迎接。
郝经的作为，在于一“变”。可是当他以国信大使身份出使南宋时，被囚十六年，却不曾为之“变”，以忠节之士流传美名。郝经的人生道路，郝经的人生抉择，与当时的许多文人有所不同。
当时，一些人囿于名节不肯仕元，一些人为避开风口浪尖躲藏起来，隐居不出，另一些人忽而仕金忽而仕元。郝经却十六年坚贞不屈，不肯降宋。
就连贾似道这样的人与其部下，都对他起了敬畏之心：“宋人知公志节终不可夺，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给廪饩颇有加焉。”
可见，郝经的“变”与“不变”，是以真理大义和中华整体利益为标准、为界限的，合则为之变，不合则操其守，足见郝经人品之光明、境界之崇高。
贾似道为了掩盖自己私下求和的劣迹，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惯例而拘禁使节，为后来忽必烈南侵灭宋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着臭棋。
拘留郝经，其谋出自贾似道，理宗虽不知道贾似道的隐衷，却也是同意的。他应当知道此举的严重性，却毫不作为地听之任之。郝经事件活脱脱地映照出这对君相在军国大事上的颟顸嘴脸。
至元十二年夏，郝经一行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忽必烈赐宴于廷，赏赐有加，并向郝经咨以政事。是年秋，病卒，谥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