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分析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敢破裂，而只能破坏。”
李克农对部下指着乔埃那瘦长的身影说：“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把对方的长处吸取过来，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周恩来郑重地说：“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
毛泽东指示调整方案
1951年10月14日，当“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已被粉碎，而秋季攻势正来势凶猛之时，毛泽东从国内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发去慰问电。
在电文中，毛泽东说：
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
毛泽东勉励志愿军指战员：
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当10月23日美军的秋季攻势也被我军粉碎时，毛泽东则在正在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和全世界郑重宣告：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
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部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
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期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仅仅过了两天，在夏秋攻势中付出伤亡15.7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所谓的“联合国军”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在这次会上，大家预计：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协议，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
10月25日，停战谈判恢复，会址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就这样，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
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砂川河畔，京义线上有一个小村，它就是板门店。板门店本来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山村。据说，很久以前，为方便来往于开城与板门店之间的过客，有人曾在这里用木板建过一个小店铺，板门店的名字便源于此。
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所调整。
在此前的10月23日，中方宣布以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接替邓华，邓华则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则以李享根接替白善烨。
当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
杜平原来没有从事过外交活动，他克服“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虚心向乔冠华等行家学习，相互促进。他认为，凭着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坚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对方。我们既能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对方，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杜平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待人热情，对乔冠华很尊重。他来到开城后，与乔冠华住得很近，接触颇多。
在他印象中，乔冠华为人十分开朗，彼此很快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
杜平后来回忆说：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得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当时，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我和乔冠华年龄相仿，很谈得来。饭后经常一起散步，并以做些打油诗取乐。
10月29日，毛泽东在致谈判代表的电报中郑重地指示：
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电报还指示，要积极戳穿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
双方达成军事分界线
1951年10月25日，双方移至汶山与开城之间的板门店新址，继续谈判。当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的日子。
谈判开始后，美国代表尽管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了，但却仍然拒绝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
当时，双方各自控制着一部分战前属于对方的地段。中朝方占领了“三八线”西段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安翁津半岛，对方则控制了“三八线”东段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线。
相对来说，美国和南朝鲜方所占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点。而且，如果以“三八线”为界的话，从地形上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在西线后撤后则易于攻取。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便表明美国已经承认自己是侵略者，现在要恢复到战前状态。
10月31日，中朝方面提出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讲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
可是在讨论中，双方对如何调整存在意见分歧。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急于达成协议，便提高要价，提出把开城划入中立区，中朝方面表示反对。
为了使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做出妥协，于11月7日提出“在实际控制线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
11月10日，中朝方面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斯大林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示”，但也同意在谈判中可以“采取灵活战术”。
中朝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赢得了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国的同情和支持。《纽约时报》11月11日的社论指出，既然在诸如停火这样的“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为什么还要在开城归属“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呢？
第二天，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
共产党已经作了重要让步，而“联合国军”却继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到11月，美军的伤亡已近10万人。美国领导人担心，随着伤亡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于迅速结束战争的压力将会增加，对于谈判的继续拖延将越来越失去耐心。
美国的盟国也在敦促美国在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泰晤士报》载文要求以“三八线”作为南北的分界线。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李奇微终于同意了中朝方面的方案。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这样，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
连当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也认为：停战谈判“如此费时是出乎预料的”。
尽管停战谈判步履维艰，但中朝方面仍然希望在1951年年内能就剩下的议题达成协议，对谈判前景表现出较为乐观的看法。
当时，周恩来分析说：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敢破裂，而只能破坏。破坏多了，得承认错误。拖得久了，得转弯让步。目前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但拖的可能性还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周恩来指出：
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地就地停，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乃至远东其他问题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
但是，在随后的第三、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进展仍不顺利。谈判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谈判双方唇枪舌战，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双方达成停火与休战
1951年10月，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后，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中方稳操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主动权。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依托着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对方，有力地支援着由李克农幕后指挥的谈判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武结合的默契配合，以及战场与会场的反复较量，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双方达成了军事分界线协议。
1951年11月，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双方以小组会的形式先后开始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安排问题；第四项议程：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第五项议程：关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
按顺序，应首先谈停战监督，然后再谈战俘问题。美国代表团总想在谈判上占点便宜，提议两个问题可同时进行，这样可以加速停战谈判。
表面看来像有点道理，实际上美军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不行我就谈那个。他们同时提出，最好是采取小组会的办法，分两个小组谈，一个谈停战监督，一个谈战俘问题。
11月27日，开始谈停战监督问题。最初美军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想要高价，给谈判带来了一串麻烦。
在第三项议程的谈判一开始，朝中代表就提出保障停战的5项建议：
1、自停战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于停战协定签字后3天内撤出非军事区；
3、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于停战协定签字后5日内，从对方后方撤走；
4、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和在该区进行武装行动；
5、双方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
后又增加一项建议：组成中立国监察机构对双方停战进行监督。
美方代表除了空谈同意停战后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方案，反而提出与停战毫无关系的双方互派人员到对方后方自由视察的建议，企图进行特务侦察活动。尤其无理的是，竟然提出在停战期间不准朝鲜北方建设机场，干涉朝鲜内政。
经朝中代表的严厉驳斥后，美方虽放弃了自由视察的要求，但仍胡搅蛮缠，坚持不准朝鲜北方建设机场。
朝中代表解方严词警告对方：
既使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妄想干涉朝鲜北方的内政，也可能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也休想在谈判中得到。
后来，美方代表又拒绝朝中代表所提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国。
双方在下列问题上斗争激烈，其焦点是如何保证停战的稳定而又不损害朝鲜的主权：沿海岛屿问题。
美方仍然拒绝从军事分界线以北的所有岛屿撤出。中朝人民军队组织4次渡海作战，收复黄海道近海的大部分岛屿，迫使美方与朝中方面达成协议：
黄海道与京畿道界以西的所有岛屿，除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和隅岛外，均置于朝中方面军事控制之下。
在增加军事力量问题上，斗争的焦点是美方企图限制朝中方面战后在主权范围内修建机场。
朝中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美方最终放弃自己的主张。朝中方面在兵员轮换问题上同意美方意见，双方达成协议：
兵员轮换在一人换一人的基础上进行，每月不得超过3.5万人；作战物资的替换，在同样性能同样类型的一件换一件的基础上实施。
谈到监督与视察问题时，美方主张由双方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鲜全境“自由视察”。朝中方面反对这个主张，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和侵犯朝鲜主权，建议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去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报告。
美方最终接受这一建议。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和口岸数目问题上，朝中方面做了一定让步，双方达成协议：
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4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双方各5个口岸，即朝鲜北方为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朝鲜南方为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进行视察。
一开始，美方提出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来监督，限制朝鲜修机场，如果有破坏协议的，还要派检查小组到现场去。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那就等于承认是战败国，让美军到我们的区域里随便横行。
因此，中方坚决反对，并提出公平合理的主张。在战场上，针对美方拒不撤出后方沿海岛屿和海面的无理行径，中朝部队组织渡海作战，攻占了10多个岛屿，粉碎了对方妄图利用“三八线”以北岛屿破坏我军安全的阴谋。美国又丧心病狂地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朝方面向全世界做了无情的揭露。
在威胁手段失败后，美军又假惺惺地大谈所谓“美中友谊”，中方则一针见血地做出驳斥。
在停火监督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中朝方面主张，停战以后双方武装力量应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在规定期限内自非军事区和对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双方指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停战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督停战的实施。
美方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即是说要到对方后方进行地面和空中视察，在维持停战时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
显然，美方十分担心中朝方面利用停战增加兵力。为了解除对方顾虑，中朝方面在12月3日提出两条补充建议：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的监督交由中立国监督机构负责。
12月12日，针对中朝方面的新提案，美方提出对案，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要求轮换部队与补充武器弹药，并提出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
中朝方面考虑到美国士兵前线服役10至12个月就要轮换回国的制度，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也允许美方进行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替换，但不同意上述对机场和航空设备的限制。
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中朝方面在12月24日对案中提出“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的规定。双方在小组委员会上反复争论，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
双方同意小组会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就已经达成的协议作细节讨论。但谈判过程中的真正绊脚石却是战俘问题，这是中朝方面始料未及的。
最后，美方坚持在限制修建机场问题和中立国提名问题上讨价还价，他们既怕中方建机场，又怕中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
当时，中方便以提名苏联为中立国，压它放弃限制中方修建机场。
至后来的1952年4月28日，美方终于撤回了对中方修建机场的限制，中方也放弃了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双方同意波兰、捷克、瑞典、瑞士组成中立国监督委员会。
1952年5月，美方才被迫放弃其干涉朝鲜北方内政的不准建设机场的要求。
此项议程的谈判，历经5个多月，双方于5月2日，以朝中代表所提方案为基础，达成协议。
相对而言，关于第五项议程的谈判还算顺利，但美方代表也是左右刁难，企图使该项议程变得毫无意义。经朝中代表的努力，历经12天的反复辩论，该项议程于2月17日达成协议。
5月初，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国，美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也被哈里逊取代，似乎表明双方对停战谈判迁延不决的失望。乔埃在离任时不无感慨地说：“任何值得谈判的东西也没有。”
李克农抱病坚持谈判
1951年10月25日，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在战场西端的板门店，举行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停战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李克农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
李克农细心观察之后，在谈判对手中找到一个活“教员”。他发现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将军不仅是一个极端机灵的政客，还是一个谈判高手。他总是笑意挂在脸上，言词中寸土必争，并且在对手的连连逼问下方寸不乱，把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眨动得狡黠而又富有表情。
李克农对部下指着乔埃那瘦长的身影说：
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把对方的长处吸取过来，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谈判不仅需要策略技巧，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谈判中有一个技巧就是“拖”，李克农这次可把“拖”的谈判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天，谈判中出现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开口，却又谁也不开口，大家都沉默着。
整整沉默了132分钟，这大概是谈判史上无言相对最长的时间纪录了。
中国驻朝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那里坐着一个留着小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重要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军。
当时，李克农正坐在桌前沉思，一支接一支抽烟，茶杯里的水已喝干，和谈判桌上的气氛很相似。
柴成文来到李克农身后，扶住椅背，在他耳边急促吐出3个字：“怎么办？”
李克农一言不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下3个字：
坐下去。
美方谈判代表一回到住所，把公文包一扔，就叫出声来：“哎呀，上帝！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再也不会复活了，这该死的谈判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柴成文又悄悄回到座位上去，将攥在手心里的小纸条，偷偷传给旁边的代表手里，这个人看完后又传下去，短短几分钟，中朝谈判代表成员脸上的表情全变了，由焦躁不安变为沉稳而又笃定，一个个沉下心来，挺直腰板，稳稳地坐在那里，化为一尊尊石像一般。
对方再也无法忍耐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了，马拉松式的耐心竞赛终于见了分晓，美方代表首先宣布：休会，退席。
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哮喘越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
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由于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得难受，每隔一会，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
李克农却拒绝了：“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
李克农在1951年12月28日关于第三项议程和第四项议程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我们计划：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4.4万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5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战俘下落的问题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两个半小时后，毛泽东即回电：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12月28日1时来电，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毛泽东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李克农一直惦记着在出征前周恩来的指示。关键问题是要善于根据总体目标、形势的变化和条件的许可来审时度势，确定举止进退，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这样，“行于所当行”，就不是无目的的盲目行动；“止于所当止”，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一切决策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为判断进退的标准。
于是就出现了谈判桌上的沉默对峙战。
北京来的每份电报上几乎都留下了李克农刚劲的笔迹。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了：
家父病逝，望节哀。
李克农大吃一惊，十分悲痛，泪水在心里翻滚，环顾左右，大家都沉浸在对眼前的谈判策划当中，他便把这份电报悄悄收了起来，又继续刚才的讨论，无论如何他无法回国奔丧了。
从此一直到返回家乡，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父亲。
李克农提出交换战俘
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第三、第五项议程上，达成协议。
至此，停战谈判共5项协议中，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实际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但美方却借口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朝中方面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全部遣返战俘”的提案。
1951年12月12日，讨论战俘的安排问题的小组会开始。经李克农与乔冠华商议，中朝代表团派出李相朝和柴成文作为该小组谈判代表，对方出席的是海军少将李比和陆军上将希克曼。
中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自己的立场，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去办。
会议一开始，中方代表便根据李克农、乔冠华的指示，提出停战以后立即遣返战俘的原则。但对方拒绝对此表明态度，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在这个问题上，美方表现得十分顽固。美军主张“一对一遣返”、“自愿遣返”。
所谓有“一对一遣返”，意味着美方将扣留我方10余万被俘人员。所谓“自愿遣返”，看来很民主，实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美军手里的战俘，怎么能表达“自愿”呢？实质是强迫扣留。所以争论的焦点是全部遣返还是强迫扣留。
美方代表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
美国方面很清楚，对于有数以千万计兵源的中国来说，为数极少的战俘从军事上讲没有很大价值，只有美国情报部门和心理战部门对此加以注意。
随着战争形成僵局和谈判开始，美国政治家对战俘问题越来越关注。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后来回忆说：
这个问题不仅是促成敌我之间，而且也是促成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一个重大争执点……为了保证敌方所收容的战俘的返回，五角大楼却赞成将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及被拘留的平民一并遣返而不管他们的意愿。
美国军人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感到为了战俘问题拖延战争并付出重大伤亡“得不偿失”。
当时，美国的政治家却认为，朝鲜战争是“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场前哨战，应鼓励包括投降者在内的战俘都逃离“铁幕”。
经过一周僵持后，李克农提议可以先交换战俘资料，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同时估计到对方必有一番反宣传，要求准备反击。
12月18日，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中朝方面称现拘留战俘1.15万人，其中美军3192名，英国等盟国战俘1216人，南朝鲜7142人。
根据朝中方面的内部统计，被俘军人总数最高不过11万人左右，其中人民军9万余人，美方将许多抓到的朝鲜平民和义勇队成员也当成了战俘。
双方的被俘人员，绝大部分是在战争第一年双方拉锯式的争夺战中俘虏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主要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撤退中被俘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主要是第五次战役后期撤退时第三兵团的失踪者。
1952年1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提出一个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在这个建议中，苏联除主张联合国大会取消集体措施委员会这个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组织之外，并建议考虑消除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际友好关系的措施问题，而首先是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顺利结束所应采取的措施问题。
在美国继续蛮横无理地阻挠与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并在其本国及附庸国家中加紧扩军备战活动，而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形下，苏联政府这种争取和平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顺利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实现朝鲜停火，是中朝人民和苏联人民一贯努力和争取的目标，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致地、迫切地要求。
在朝鲜实现停火，不但将使朝鲜问题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并且也将由此而打开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和消除世界紧张局势的道路。
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来，朝中方面的代表始终表现了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达成协议的精神。但是尽管如此，朝鲜停战谈判却由于美方采取了种种可耻的方法进行阻挠和拖延，以致进行了半年之久还没有成功。
美方这种拖延谈判的蛮横无理的态度，曾遭受到中方代表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厉斥责，并引起美英人民的普遍愤怒及其同盟国家的不满。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他们以骗子的面目出现，硬把他们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拒绝双方全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说成是他们的“人道主义”原则，说成他们是“一心只想到这些人，即指美军被俘人员的福利和他们家庭的哀痛”；他们以无赖的面目出现，一面要胁他们的同盟国对侵朝战争“在军队及其他方面做最大的贡献”，一面独断专横地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拖延朝鲜谈判，而不许他们的任何同盟国预闻谈判中的任何问题。
双方就战俘问题讨价还价，争论不休。这样的小组委员会已经开了50多次，对峙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僵。
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乔冠华与李克农一起，带领中方参加该项议程谈判的参谋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斟酌，提出迫使对方在遣返俘虏原则上让步的新方案。
接着，中朝方曾两次提出折中方案，但均遭对方拒绝。因此，谈判的第四项议程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中国的立场，周恩来说：
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4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
周恩来郑重地说：
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
5月7日，巨济岛美军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中方被俘人员，为抗议美方强迫扣留中方被俘人员所使的暴行，激愤地扣留美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杜德事件”。
“杜德事件”是美国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战俘政策的恶果。中方就此提出抗议，使得美方代表狼狈不堪。乔埃垂头丧气地说：“巨济岛事件使我们变得很愚蠢了。”
美方一方面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在巨济岛残酷迫害我被俘官兵，其暴行被媒体披露，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地抗议浪潮。
当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美俘家属联名向杜鲁门、艾奇逊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请愿运动。华盛顿受到了冲击，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不那么神气活现了。
周恩来致信谈判代表
1952年5月，由于美国战俘营发生了“杜德事件”，美国遭到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声讨。中国代表团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迫使对方走下一步。当时，乔冠华在代表团里起了很大作用。
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天一次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对方明天可能会提些什么问题，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人员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
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代表团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
如果对方提的问题，代表团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每次开这样的预备会议，乔冠华总在身边放一个茅台酒瓶子，说到高兴时就品一口茅台酒。但在谈判战俘问题的几天，乔冠华却顾不上去喝茅台酒了，因为李克农和朝鲜方面都一起来参加分析会。
中国代表团分析的结果是，只剩下一个战俘遣返问题，美方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把移交我方的被俘人数逐渐减少，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停下来。
代表团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美国4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发动侵朝战争的共和党人杜鲁门总统，害怕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朝鲜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最好的论据。
以后，慢慢地在会场上每次见面都是美军提出：“你们有什么新的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吗？”
5月18日，周恩来去信给李克农和乔冠华，他在信中说：
克农、冠华两同志：
我们的发言稿和新闻稿件中所有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各国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
李克农可称得上是以智取胜的专家，但在周恩来面前，他深感自己还缺少许多东西。
谈判就这样进行了几个月，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9月28日，美方提出一个新方案，停战后马上遣返愿意遣返的战俘，将其他人带到双方对峙的非军事区，交给中立国人员询问，然后前往他们所希望前往的一方。中朝方面经研究认为这仍是“自愿遣返”，换汤不换药。
10月8日中朝方面提出方案，建议停战后立即将战俘送到非军事区的双方商定地区，交对方验收，然后通过双方红十字小组的询问，按国籍分类遣返，保证全体战俘过和平生活。
中朝代表之所以有这一提议，是由于当时已经捕获一些由战俘充当的空降特务，从他们的口供中已经了解到关押所谓“不愿遣返”战俘的营区已完全被台湾和南朝鲜特务用暴力控制，认为如简单地将那些被国民党特务和败类们控制的战俘送到中立区询问意愿，势必绝大多数人仍不敢表达想返回的意愿，而且这样做还会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对那些心怀疑虑的战俘，只有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解释，并打破那些“俘虏官”的暴力控制，才能争取其遣返。
对中朝方面的建议，美方声称这仍是“强迫遣返”，“不尊重个人人权”。
10月8日当天，美方代表以不能接受朝中方面的意见为由，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在谈判的同时，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52年9月18日，中朝军队发起对“联合国军”反击作战，歼灭2.5万人。此役不但重创美军，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哗然。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中宣布，他当选后，亲自到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结果，他当选了总统。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1952年10月，美军开始争夺上甘岭、五圣山。
结果，上甘岭成了美军永久的伤痛，一个3.9平方公里的地域，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血战一个多月，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三四米，竟然拿不下来。
为了把美方破坏谈判的真相公诸于世，10月16日，中方联络官把金日成、彭德怀签署的致“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的信交给对方，明确指出，美方拒绝协商，中止谈判，应该负起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
10月19日，克拉克复函，拒绝恢复谈判，使谈判中断。
乔冠华向中央提交报告
1952年10月，由于美方的蓄意破坏，停战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到外交部派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满怀期待。
有一次，信使来了，令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么大的“官”当信使，这还是第一次。原来，这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
大家正看着乔冠华、龚澎夫妇俩眼睛对眼睛，笑嘻嘻的样子很有意思，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一时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
朝鲜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停战，但实际上，枪炮声却不绝，连谈判中立区也常常发生炮击事件。
一次李克农乘坐的吉普车被美国飞机扫射的子弹打破了轮胎，还有几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去，幸亏司机沉着镇定，车子没有扣翻过去。回来后，李克农的马靴上还有擦过的弹痕。
1952年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解方、边章五等几位领导回国短暂休假，见到家人，李克农风趣地说：“差点儿翘着辫子去见马克思。”
李克农还拿出在这辆打坏了的吉普车旁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大概是李克农又一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
这次回来，李克农头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凯成，感到十分高兴。“凯成”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有原因的。
那是1952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还在朝鲜的谈判桌上忙碌着，家里传来一个喜讯，孙儿平安出世。
得知李克农家添了一个孙子，代表团里大伙纷纷嚷着让李克农请客庆贺，李克农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还真拿出他平时舍不得喝的茅台酒。
席间，有人提出给这孩子起个名字，议论了半天，南日大将说：“他是爷爷战斗在开城出生的，为了纪念这个地方，纪念朝中人民友谊，就取名叫开城吧。”
众人齐声称妙，李克农也笑着点点头。于是，一份带着美好心愿的新生儿名字电报到了北京。
李克农夫人取其谐音为凯成，盼望凯旋成功归来之意。这个有双重意义的婴儿，30年后已成为总参谋部里一名上校军官。
当时，在战场上，双方仍然僵持着。1952年秋季，双方在战场上又进行激烈的攻防作战，僵局仍无法打破。
11月17日，印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
中朝当面对印度的提案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偏向美方的。5天后，苏联代表在联合国表示，印度的提案违反禁止甄别、扣押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美国则对这一提案基本同意。
12月2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以53：5的表决结果通过印度的提案。随即中朝两国政府都复电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取消这一决议。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又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让步。他采取一系列表示强硬姿态的步骤，如鼓励台湾国民党军队攻击大陆，扬言扩大战争和准备封锁中国海岸等。
当时，英国从欧洲防务的角度出发，反对扩大战争和封锁中国。从1952年年末起，志愿军投入了紧张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宣布：
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
这样，板门店谈判因战俘问题无法解决，出现了长时间的休会。
面对美国反共政客故意制造所谓“多数战俘不愿遣返”的活剧来丑化新中国，毛泽东决心以争取“全部遣返”为目标坚持斗争，为此不惜再推迟停战。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朝军队通过在战场上大量杀伤“联合国军”，使对方为扣留少量战俘而付出大得多的人员损失代价。
另外，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进行了英勇地斗争，这一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对于维护新中国的声誉起到了一定作用。
2月19日，受周恩来委托分析朝鲜战争与和谈局势的乔冠华提交了一份报告：
1、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销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2、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3、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乔冠华主张：“谈判是美国人主动停下来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即根据战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的情况，最好先静观美军的动向，然后再做出反应，保持弯弓待发的主动态势。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乔冠华的看法。果然，3天后的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
到4月，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人们都说乔冠华料事如神。
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议
1953年春，停战谈判休会4个多月后，美方为下台阶，提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当时，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新领导人在同周恩来会谈中表明应改变原来的路线，争取早日停战。
毛泽东等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北京，经商议后致电金日成说明：
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
春夏之交，作为朝鲜停战谈判唯一障碍的战俘问题通过互让终于得到解决。中朝方面的让步是：不坚持要求遣返全部志愿军战俘和家居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却要求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并派人前去解释，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美国方面的让步是：不坚持由它进行单方面的“甄别”，同意将“不愿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并由朝中方面派人去解释动员遣返。
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兼外长的名义，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提出：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周恩来的这一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就战俘问题改变了“全部遣返”的要求，不过也不同意美方单方面“甄别”后决定“自愿遣返”人员的办法，而是改为将那些对遣返有顾虑者交中立国再派人“解释遣返”。
4月6日，双方派出联络组在板门店开会。
4月2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板门店开始交换病伤战俘，后来称之为“小交换”。中朝方面交给对方684人，对方交来6670人。事实上双方伤病战俘都不止此数，交还数字都是按战俘总数的相同比例遣返的。
5月7日，朝中方面对战俘问题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即停战后立即遣返坚持遣返的战俘，并将其余战俘送出朝鲜，运交中立国进行为时6个月的解释。
5月25日，联合国军方面提出关于俘虏问题的最终方案。10天后的6月4日，中朝方面接受了这一方案。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
停战后双方立即遣返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于停战生效60天后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5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由双方派人去进行为时90天的解释。此后仍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再由政治会议处理，或由中立国将其变为平民，去他们申请去的地方。
至此，全部5项议题都达成协议。
1953年7月27日，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是走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首要步骤。继续了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将因双方执行自7月27日22时起停火的规定而结束。
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是在板门店会场区新建的签字大厅中举行的。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签字大厅宽敞明亮，全部均用木材构筑。大厅成凸字形，正面向南，凸字形的突出部分位于北方。
在大厅前面，是作为谈判会场的一所小木屋和几座帐篷。虽然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两年之久，它们在饱经风雨之后已经显得陈旧，然而，它们已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签字大厅布置得庄严朴素。
大厅正中，向北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它们中间是一张置放朝鲜停战协定文本的方桌。会议桌上铺着绿色的绒布，靠西的会议桌上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靠东的桌上有联合国的旗帜，在大厅西部是朝中方面的席次，东部是联合国军方面的席次。大厅北面凸字形突出部分，设有双方新闻记者的席位。
从清晨开始，到签字前为止，双方的人员在签字大厅内和会场区，忙于为签字仪式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上午9时起，会场区内的空气顿时活泼，到处可以看到三五聚谈的各国新闻记者。
中朝方面的8名安全军官和美国方面的8名安全军官，分别进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在签字仪式开始前，朝中方面的人员由西门进入大厅就座，联合国军方面的人员由东门进入大厅就座。
10时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进入大厅在会议桌前就座，开始在本方自己准备的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文本上签字，随后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
朝鲜停战协定的朝文、中文、英文3种文本各6份共18份，我方的文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一份自行保存，一份与对方交换，一份由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设立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南日大将和哈利逊中将签字的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每份文本将尽速送交双方司令官签字。签字仪式在10时10分结束，南日大将及哈利逊中将各偕同本方人员退出大厅。
之后，由工作人员把文本带回，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也在协定上签了字。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是朝中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它宣告了以协商方式代替武力解决的胜利。它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人们要求停止朝鲜流血冲突的愿望，将因协定签字12小时后的停火而成为现实。
为了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纵横跨朝鲜半岛的军事分界线上，双方军队在停战生效72小时内各后退两公里，在这4公里宽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停止从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以及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
双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将按照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规定予以释放与遣返。在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由有关各国政府召开的政治会议，将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以及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时，各国人民正关切而警惕地注视着停战协定的执行。
《停战协定》全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协定规定，协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前，一直有效。
协定包括序言和正文五条六十三款，并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停战协定明确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由于美方的阻挠和破坏，这一会议未能如期召开。
1953年10月1日，美国与南朝鲜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在南朝鲜保留美国驻军。
1954年4月在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缺乏诚意，未能就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
经朝中两国政府协商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底全部撤离朝鲜。这一行动表明了朝中方面执行停战协定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