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
张国华：“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经堂。”
邓小平：“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
部队挺进昌都先遣部队受挫
一次，张国华和王其梅从新津到成都，有几个研究室的专家同行。汽车一出新津，就遇到土匪的袭击。张国华一面指挥护送部队反击，一面叫人保护专家、干部。
这群可恶的土匪盯着张国华的车穷追不舍，车一停，他们就分散后撤，车一开动，他们又跟着过来了。张国华只好边走边打，情况十分危险。仅仅40公里的路，张国华就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一路上都在和土匪进行纠缠。直到接近成都郊区，大部队才来接应他们。张国华感叹：“这还没进藏就险象环生，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而这个时候，毛泽东来电说：
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
根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西南局于1950年2月1日责令十八军成立一个先遣支队，以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为司令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竞波为政委，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薛和为参谋长。
先遣部队率军执行了解康藏情况、调查进藏道路、修补道路和飞机场、筹集酥油和糌粑等任务。
陈子植率领先遣支队于2月4日由乐山出发，2月9日到达邛崃，2月10日随第六十二军的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从邛崃出发，向雅安前进。
可是在邛崃、雅安之间的一些地区匪乱特别严重，给行军带来了困难，一路上都遭到了土匪的阻拦。所以，陈子植率领部队只能边走边打，到2月14日才抵达雅安。因为当地的匪乱猖狂，先遣部队被迫滞留在雅安。
先遣部队所遇到的土匪，多为溃散于川西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和潜伏特务，少数为再叛的起义部队。这些土匪与地主恶霸封建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武装袭扰，明目张胆地进行烧杀抢掠，给当地的安全带来了威胁。这些土匪残忍地杀害地方干部，摧毁新生的基层政权，破坏公路交通，甚至围攻某些县城，可谓是无法无天。
除先遣支队前进受阻外，原定2月中旬开始抢修公路之计划也无法进行，后勤保障工作受到了严峻威胁，各种支援进藏物资被滞留在雅安等地。土匪的存在给十八军挺进西藏带来了阻力，必须清除这些障碍。
为了扫除匪患，解除进军西藏的后顾之忧，西南军区电令张国华火速赶到重庆，就有关剿匪行动进行讨论和部署。2月21日，张国华到达重庆后，参加了西南军区关于剿匪行动的重要会议。
2月26日，西南军区令十八军主力进入川西地区，在川西军区统一指挥下进行剿匪行动。
因此，十八军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做出如下指示：
以五十三师进入名山、雅安、天全、芦山地区，五十四师进入新津、大邑、邛崃、灌县、金堂地区，五十二师主力进入洪雅、丹棱地区，按照“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
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进藏的最新情况，并决定推迟进藏的时间：
原定三月初行动之计划已难实现，建议十八军入藏时间推迟到冬季施行；十八军全部展开于蓉雅公路沿线及新津、眉山地区，以一个月的时间剿灭所有匪特，扫清进军中之直接障碍。
1950年3月份，十八军主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战果，由此保障了成雅公路及其两侧地区的顺利通行。修路和运输工作也快速展开。
截止到10月底，十八军共歼匪特9801人，缴获各种炮29门、各种枪1.2807万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有效解除了进藏的障碍，为挺进昌都开辟了道路，更为当地老百姓剿灭了这群无恶不作的坏蛋。
大部队向昌都进发
中央军委对拟推迟十八军入藏时间做出批复：
中央和军委同意你们的各项布置。但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入藏计划的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十八军在蓉雅间大体完成肃清土匪的任务后，应分批设法前进。
第十八军党委于3月12日报告了具体执行意见：
为争取今年进军西藏，决定以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侦察营和政策研究室及后勤人员，组成前进指挥所（简称军前指）进到康定，统一指挥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两支先遣部队。
其任务是：调查西藏的政治、军事等情况，提供确定政策的意见；调查进军路线，研究昌都战役作战计划；筹措物资，组织运输，采购牦牛以备随军运输使用；与当地政府和土司、头人协商组织牦牛运输支援等工作。
决定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一五四团配属军工兵营进到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一五七团进到巴塘。
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3日批准了十八军派出先遣部队的计划。
1950年3月29日，王其梅、李觉率领的军前指及北路先遣部队，自乐山出发，从而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
其实在王其梅、李觉率军前指离开乐山前夕，北路先遣部队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已于3月27日在乐山召开了出师动员大会，军师等领导人参加，向一五四团赠送了“进军先锋”的锦旗。乐山党政军领导和人民倾城出动欢送。
3月31日，军前指和北路先遣部队抵达雅安，受到西康省委和驻雅安的第六十二军部队的热烈欢迎。2月底进至雅安的由陈子植、陈竞波率领的先遣支队机关和两个营，也并入王其梅的部队。
雅安是西康省省会，成雅公路的终点，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资全靠人背马驮。4月初，军前指所属部队集结雅安。大军云集，粮食供应出现困难。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闻讯急调汽车45辆运粮食15万公斤，于4月7日赶运到雅安，并设立兵站。
4月8日飞机空投粮食2250公斤，得以缓解粮食不足的困境。加紧粮食的输运工作，表明进军西藏的运输补给面临严峻挑战。
调查研究工作是先遣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政策研究室与军、师前指在康定、甘孜、德格等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通过询问来往的商人、香客和拉萨来的人员了解情况，运用各种方法，逐步摸清了西藏政治、军事的基本情况和动向，对康藏地区的地形、道路、气候和兵要地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这些都为后来的进军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社会调查，对西藏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情况有了较详细具体的认识，充实了《进军守则》，完善了进藏应注意的各种事项，使之更加切合康藏地区实际，并为上级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还通过对西藏自然灾害的调查，提出包括防冻伤、防雪盲、防冰雹、防山崩、防雪崩、防塌方、防泥石流、防高山病等的方法。
张国华在送王其梅、李觉出发时就说，一定告诫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
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当时王其梅、李觉把首长的嘱咐都一一记下。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大家就靠挖野菜吃，甚至还捉地鼠充饥，就这样艰难地过了一个月，半饥半饱地修路，学藏文，为群众做好事。
看到自己的部队这么艰苦，张国华心里也难受，就把上述情况汇报给邓小平，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
邓小平坚持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过的话：“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
后来，另一支先遣部队五十三师副政委带队于7月出发，开往巴塘。大部队在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好后，8月底到9月，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踏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险征途，开始向西藏的东大门昌都挺进。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
多方部队协助十八军
青海、新疆、云南军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0年1月24日的电报指示，各自部署向西藏进军的计划：
在青海方向：
1950年3月，西北军区为落实进军西藏的命令，决定组建一个骑兵支队，由第一军骑兵团第二营和特务连组成。
骑兵支队成立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整顿。
战士们激情高涨，表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长江源头，完成顺利挺进西藏任务。
6月5日，副队长魏家祯率先遣连从西宁开始出发，任务是勘查进军路线，同时担任警卫第一军后勤部在黄河沿设立运输补给站的任务。
6月20日，青海省委和第一军联合举行骑兵支队的欢送晚会。
在这次晚会上，政委廖汉生作了思想动员，号召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解放军的民族政策展现给广大的藏族人民，全力支援西南军区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贺炳炎军长授军旗。支队长孙巩代表全支队宣读了誓词。
6月21日，骑兵支队浩浩荡荡地向玉树进发。到了6月24日，支队越过日月山，进入青海南部草原藏区。
7月3日，骑兵支队越过4500米的鄂伦山，高山缺氧，三名战士心脏病突然发作，因为医救无效而死亡。接着，骑兵支队穿越积石山北之花石峡，于9日到达黄河沿，补充半月粮料，徒步踏过黄河，又穿越了巴颜喀拉山。
当时，在过扎陵湖沼泽地带的时候，很多人都陷进了泥坑里，但大家经过努力，终于通过了沼泽地。
骑兵支队于7月21日到达了通天河，战士们乘牛皮船艰难渡河。
经过23天的跋涉，行程900公里，于7月24日胜利抵达玉树。
羁留青海的原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班禅行辕派出的驻玉树办事处处长何巴顿等藏族人士20余人，随骑兵支队和干部大队进入玉树地区，在藏民中开展宣传、说服工作。
骑兵支队参谋长郭守荣、益西楚臣带骑兵二连前出囊谦，查明昌都及黑河地区藏军分布与兵要地志、道路情况，为接下来的昌都战役做好了准备。
在新疆方向：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新疆军区准备挺进西藏的阿里地区。
阿里地处西藏西部、新疆以南，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气候条件异常恶劣，而且道路难以通行。这个地方离拉萨和乌鲁木齐都较偏远。
为做好向阿里地区进军的准备工作，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与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进行会晤，做了重要部署。
彭德怀于1950年5月2日向中央提出建议：
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均高6400米有余，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进军阿里不宜大量出兵，应先派出一连左右的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等任务。
在此前，4月28日，王震就曾向中央和西北局报告了进藏计划：
由第二军组建的独立骑兵师（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于5月进驻于田地区，进行修路、侦察等进军准备活动。
经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后，独立骑兵师于5月17日从于田向新藏交界处开始修筑公路，同时决定派出一个先遣连进入西藏阿里地区。
后来，王震批准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为“进藏先遣连”。
先遣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共138名指战员（其中少数民族占40%）组成。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志祥，副连长彭清云。
第一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任先遣连总指挥兼党代表，并组成指挥所，配有电台、报务员和机要译电员及医务人员等，携带一年的给养。
8月1日，独立骑兵师在昆仑山下的于田县普鲁村为先遣连举行出征誓师大会，何家产师长向先遣连授旗。
先遣连当日从普鲁村出发，牵着马，拉着骆驼，驮着帐篷、跋山涉水，穿古峡，过雪原。
先遣连翻越海拔6400米的昆仑山口和海拔6000多米的冈底斯山东君拉大坂（山垭口）时，指战员们头痛欲裂，就用绳带捆住头。胃里总是感到难受，但大家仍强行自己吃饭喝水。山陡雪大，就拉着马尾攀登。帐篷被大风刮得搭不起来，就蹲在雪地里睡觉。
经过多个日日夜夜的艰难行军，先遣连于8月15日，抵达了藏北改则北部的两水泉。短暂休息了一下，接着，该连奉命继续前进，穿过终年积雪、旷无人烟的藏北荒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于8月29日进至阿里改则的扎麻芒保。
从启程到现在，走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行程达600公里。
在云南方向：
1950年2月14日，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接到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上面说：
在部队到达昆明后，应立即按野司前令部署，以一个精干团或三个小团（总数不超过3000人），带3000匹骡马，配合进军西藏。
接到电报后，第四兵团于3月9日，决定以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之第一二六团配属一个骡马辎重团，组成入藏纵队。
4月13日，西南局又电示陈、宋说：
由滇沿雅鲁藏布江入藏，以迂回拉萨，是配合其他各路部队向心合击的要着，同时又可为十八军左侧之屏障。即战略上亦以分路进军为宜。你们应命令一二六团及辎重团排除一切困难，仍沿以前指定路线前进。
十四军四十二师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后，决定第一二六团（欠三营）及一二五团三营担负入藏任务。一二六团在团长高建兴、政委成泽民的率领下，3月下旬集结于滇西北鹤庆附近，做进军准备工作。
一二六团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了进军西藏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做了思想动员，开始物资准备。同时，调查行军路线。
调查发现：
从云南鹤庆到西藏察隅，都是骡马道，澜沧江、怒江均为溜索，人马通过困难。由门工至竹瓦根、察隅，须翻越四座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
就这样，一二六团在行军、作战、生活诸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4月17日，四十二师派一二五团三营为入藏先遣队，在团政治处主任武健的率领下，经维西进驻德钦，首先开辟滇西北藏族聚居地区的工作，创建进军西藏的基地。
师长廖运周亲自随部队一起行军到德钦。
至7月中旬，基本完成入藏准备工作。
8月6日，一二六团从驻地向战役集结地贡山和德钦前进。
高建兴团长率团机关一部和一营，经巨甸、维西渡澜沧江，翻越高黎贡山到达贡山。
政委成泽民率团直属队和二营，经巨甸、中甸，翻越白马雪山进到德钦，为了后来发动昌都战役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先遣部队从原滇西北游击队和骑兵支队抽调懂汉藏语言的汉、藏、纳西族青年，组成35人的工作队，开展沿途的群众工作，并宣传中央和解放军的民族政策。
战士们继续发挥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争先恐后地为沿途藏族同胞背水、砍柴、治病，并将节约下来的盐巴、茶叶等赠送给贫苦藏民，为当地藏民做了很多好事。
入藏部队模范执行中央和解放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得到藏族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拥护，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让西藏人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央政府和军队。
云南入藏路线为滇西北高山密林峡谷地带，运输补给任务十分困难。
云南省人民政府组成以陈赓为主任的支援委员会，大理、保山、丽江专区及所属有关的25个县也建立支援机构，实行分段包干运输。
十四军专门组建了三个辎重团负责运输。
到9月上半月，先后有民工两万人、军工2000人参加修筑大理至德钦的公路。
滇西地区共组织骡马2.1万匹参加运输，运到贡山、德钦的粮物达16.4万余公斤。
第十四军组织的辎重二团，在喜州（大理北20公里）接受各师调来的人员和骡马，计有干部、战士1800名，骡马2220匹。
在团长刘得志、政委杨静生、副团长冯虎山带领下，往返行程3000公里，运粮40多万公斤，创造了在雪山深谷地区长途运粮的奇迹。
在越过澜沧江激流时，人员和物资全部以溜索悬渡，马匹则全部泅渡。班长王光全三次跳进澜沧江激流，抢救被洪水冲走的骡马，最后被急流巨浪冲走，为解放西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各路先遣部队在进军中，忠实执行党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模范遵守纪律，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效地消除了藏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顾虑和偏见，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赖，团结了藏区的各界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