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最早国别体著作—国语
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体裁上属于历史散文范畴，内容上重在纪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国语》、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战国策》均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而《史记》、《后汉书》、《晋书》等，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
在我国春秋末期，鲁国有个姓丘名明的人，因其父亲是左史官，所以称左丘明。他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的器重，并担任鲁国太史。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他积极参政议政。有一次，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卿大夫孟氏、叔孙氏和季氏这“三桓”进行商议，就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
左丘明说：孔子是大圣人。
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
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
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啊！”
左丘明深深知道，孔子主张削弱三桓，主要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过“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是三桓的3个重要城池，势力所在之地，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
左丘明非常清楚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了左丘明的建议，没有征求三桓的意见，直接任命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很好，他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王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他说：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还与左丘明一起讨论编撰《春秋左氏传》的事。多次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还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
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十分渊博。他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世人所崇拜。
左丘明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余万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此书的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史称《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史官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往往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做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在晚年的时候，由于长期的著述，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他双目就失明了。他离开了朝廷，也远离了政治纷争，他看得更加清楚，想得更加明白了，他更是不受束缚了。
左丘明心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了起来，他想到编撰《左传》还有许多剩余资料，还有许多遗漏之处。特别是当时他身在朝廷还受着某些束缚，有些事他不能写。于是，他决定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侯的要闻和君臣得失的事迹和话语记述下来，并取名《国语》，用以警示后人。
盲史官讲述的史事集录成书，便叫作《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是关于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因此也叫《春秋外传》。
《国语》全书21卷中，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国语》里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
《周语》从周穆王开始，记西周早期史实；《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齐桓公的论证之语；《晋语》记录春秋时期晋国从卿大夫智伯灭亡到战国初期之间的大事；《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记录的历史事迹，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对研究先秦时期历史非常重要，后来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它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其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国语》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一是长于记言，二是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比《左传》前进了一大步。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许多国别史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所以，《国语》与《左传》一起，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对后世贡献巨大。
第二节 战国历史典籍—战国策
西汉时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降生了，并取名叫刘向。刘家曾家族显赫，但随着朝代的更换，刘家就衰落了，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刘向成长。刘向从小聪明好学，在他12岁的时候便被任用为皇帝引御车的辇郎，20岁时又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刘向因通晓辞章，善于连缀辞赋，同大臣王褒、张子侨等一起面见了皇上，回答了皇上提问，并呈献了几十篇辞赋和颂歌。刘向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便被汉宣帝重用。
有一次，皇上向刘向问起神仙方术之事，皇上听说淮南王藏有一本为世人不知的《鸿宝苑秘书》，书中载有神仙使鬼怪将物变成金子的法术以及修道延寿的秘方，就问刘向知道不知道。
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本书，但是，刘向却知道这本书。因为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汉武帝时，在处理淮南王的案子时得到了这本书。刘向在小时候就熟读过它。
刘向认为这是一本奇书，便献给了皇上，并说依照书上的方法可以提炼黄金。于是，皇上便下令由刘向主持冶炼黄金的事情。
由于这本书中所写的过程太过复杂繁琐，黄金没有炼成，还耗费了很多钱财，直到这个时候，刘向才知道书中所写的炼金术并不灵验。
刘向炼金不成，皇上罢免了他的官职，吏部也弹劾刘向铸造假黄金，罪当处死。这时，刘向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皇上，请求交纳封地的一半户籍，用来赎刘向的罪过。
皇上原本爱惜刘向的才华，不久后就赦免刘向复出，担任了郎中。在汉元帝时，刘向又被提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为当时辅政的4位大臣之一。
在此期间，刘向曾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的得失，并上书弹劾外戚，抨击宦官专权误国，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臣。他也前后两次入狱，免官数年。
刘向历经汉宣帝、汉元帝和汉成帝3位皇帝，因此具有丰富的经历。在汉成帝即位时，因刘向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所以让他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
刘向在校录书籍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6种记录纵横家的书，分别是《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这些书，并取名叫《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也称《短长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事迹以及从战国初年到秦统一全国的240年天下大事和各个诸侯国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战国策》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
《战国策》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和谋士的言行都搜集于此书，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记载的策士们游说诸侯国的言论资料。全书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各自的阴谋阳谋等。
《战国策》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具有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书中，语言不仅成为了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
《战国策》善于铺叙，长于说事，选取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紧凑生动，富戏剧性；喜夸张渲染，善用排偶，捭阖谲诳，辩丽恣肆；又善用比喻与寓言，讽刺幽默，说服力强。
《战国策》也善于描写人物，抒发情感，部分篇章深沉蕴藉，委婉动人。
《战国策》还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逸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它充分展现了语言和计谋方面的绝妙境界，洋溢着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战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起三家分晋，下至“楚汉之争”200多年的历史，这些都为研究战国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
《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是完全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尤其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时，更加具体细致，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第三节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西汉初期，在夏阳有一个司马书院，夏阳人司马谈是里面的老师。他有一个儿子叫司马迁，字子长。司马迁在4岁时，就成为了书院的学生。他天生聪明好学，从小就学到了很多知识。
司马迁在父亲的指导下，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同时他还拜了很多名师。受父亲的熏陶，司马迁从小就立志，以后一定要做一名历史学家。
在司马迁20岁那年，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作为史官，太史令有责任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为当时执政者提供借鉴。于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大量地搜集和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
此时的司马谈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感到无论是时间和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他就把希望寄托于他的儿子司马迁身上了，希望儿子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他的宏愿。
司马迁也不辜负父亲的希望，他开始努力学习，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父亲还要求他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漫游，为他写史做好准备。在漫游的过程中，司马迁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一天，司马迁游历到了汨罗江畔，这里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司马迁在这里高声朗诵屈原的诗，并且痛哭流涕，深刻体会到了屈原当时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到了汉代开国名臣韩信的故乡淮阴时，他搜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事迹，并亲自询问当地人，了解韩信事迹的每一个细节。
司马迁一边漫游，一边考察，在旅程中不忘记向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书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资料。同时，他还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人们的生活，使他对社会有了司马迁漫游了名山大川，饱览了山川河流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也提高了他的文学水平。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是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做了郎中令。他多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至泰山，并在泰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就是“封禅”大典，这在当时可谓是天大的事。
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以记载历史为自己的使命。但当时他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于是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而死。他在临终时，把自己所要编撰史书的理想和计划，托付给了他的儿子司马迁去实现。
司马谈在病危时，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一生的希望，一定要写出一部巨大的史书。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司马谈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知道父亲将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答应了父亲的嘱托，表示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心愿。
司马迁在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使得他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与修改历法。在太初年间，他参与完成了一部史书，并取名《太初历》。
在此期间，司马迁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儒家始祖孔子编纂《春秋》，也要写出一部同样的历史巨著。于是，他就一边搜集资料，一边动手编写。
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书巨著之时，发生了李陵事件。抗匈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与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长兄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塞与匈奴作战时被俘，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而向匈奴投降，只有司马迁站出来驳斥大臣们的意见。
汉武帝问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是什么看法，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人，他深入到对方的腹地，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虽然打了败仗，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一定还有他的想法，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是在为李陵辩护，便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朝廷？”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于是就把他投入了监狱。第二年，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他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刑，他始终不屈服，仍然坚持自己意见。宫刑在当时是个奇耻大辱，不仅有污先人，也会让亲友耻笑。司马迁在狱中备受凌辱，几乎断送了性命。
司马迁本想一死，但是他想到父亲的嘱托，又想到了自己多年搜集资料的艰辛，为了实现编史的夙愿，他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后来，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已经50岁了。他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他也许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并不在意这些，他开始埋头专心致志地写他的书。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争分夺秒地进行撰述。
司马迁一边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一边夜以继日地进行撰写、校正。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这部史书起初没有固定书名，那时人们叫它《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公》。“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因为司马迁这部书包括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2000多年的历史，于是人们就叫它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全书共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
《史记》是以历史上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类明确，其中包括“本纪”、“世家”、“列传”3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因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的“纪传体”。
《史记》分类明确，“本纪”是全书的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的人物事迹；“列传”是除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等。
《史记》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见识，而且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生动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同情广大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冤枉的人鸣不平的正义行为。因此，《史记》不仅是后来历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而且是后来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这就是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做了详细叙述。他对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广大人民也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生涩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明白的文字，使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更加形象鲜明，语言也更加生动活泼。《史记》不仅内容翔实可靠，并且文字生动优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所以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
《史记》对于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是我国文化的经典巨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司马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后人，他的著作也影响了后人，充分体现了我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因此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四节 东汉纪传体史书—后汉书
东晋末年，南北朝初期，豪强四起，连年混战，社会动荡。出生于官宦士族之家的范泰和很多人一样，需要依附一个能够保全身家性命的权势人物。范泰通过审时度势，毅然选择了在当时已经初露锋芒的建武将军刘裕，并受到刘裕的赏识与重用。刘裕登基称帝后，拜范泰为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范泰在闲暇之余，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他著有《古今善言》24篇，很有影响力。范泰有个儿子叫范晔，他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明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尚未成年，便以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而负有盛名。
范晔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范晔17岁时，被朝廷任用为掌管文书的史官。到23岁时，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任参军之职，后又转为右军参军。在此后的10余年里，他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
有一年，刘义恭的弟弟刘义康的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属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参加了。对于刘义康母亲的死，范晔自然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范晔弟弟范广渊值班时，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蒙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场合，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
这件事被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就到宋文帝那里进范晔的谗言，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当太守去了。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
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等级，因而也决定了范晔的社会地位。
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名叫“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认为他是败坏家族的祸根。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了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为了排解这种痛苦，范晔开始从事东汉历史的编纂工作。他埋头研究历史，打开了他的眼界，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他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后，便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并找到了一些答案，认识到了自身命运的普遍性。
范晔由于对自身遭遇的愤慨，以及他愤世嫉俗的性格，激发了他用历史反映现实的雄心。他凭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凭着他去伪存真的历史观和个人对历史的理解，终于写出了历史名作《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分10纪、80列传和8志，记载了从新帝王莽起至汉献帝时的195年历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从《后汉书》史料价值以及被列为“前四史”的情况，可以看出《后汉书》在我国历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以外，最显著的特点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此书中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写人物有一个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作用。
《后汉书》还长于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语歌谣等以纪传人物。《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范晔先对全书做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表现出高超的史学编撰技巧。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80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3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9卷是在《后汉书》中，范晔非常善于刻画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物。如《张衡传》就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体现了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终于取得辉煌成就的曲折历程。
与作者对上述纪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在东汉中期，汉和帝、汉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后汉书》对此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
《后汉书》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展现了范晔的多才多艺。比如《后汉书》记载的科学发现：
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
这段文字记录了发生于2000年前超新星爆发的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发记录。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在书中都有所反映。
《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弥足珍贵。
第五节 私修纪传史—新五代史
那是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他天资聪明，喜欢读书。有一次，他问母亲范滂是谁，母亲就告诉他范滂是东汉的学者，他年轻的时候十分节俭，后来做了官很清廉，是一位让人称道的贤人。欧阳修听后便说长大后也要做像范滂那样的人。
景祐初年，欧阳修授任学士院宣德郎，充馆阁校勘。因他的文采过人，博学多才，有很多人都去拜访他，请他指点诗文。
后来，有个公子哥儿不服气，逢人便说：“欧阳修也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有什么了不起！我非跟他比个高低不可。”
这天，这位公子哥儿去找欧阳修。在路上，他碰见一个中年人，他问：“老兄，你是去找欧阳修的吗？”中年人点点头说：“是呀！于是两人就一路同行。公子哥儿把自己去找欧阳修的事向他说了一遍。中年人说：看来你很有学问，做一首诗如何？”公子哥儿看见前边有一棵枯树，就随口吟道：前边一枯树，分成两个杈。“中年人接下去说：春至苔为叶，冬来雪作花。”公子哥儿一听乐了：行啊！有了你，我就更不怕欧阳修了。二人走着走着，看见一群鹅跳到河里。公子哥儿又来劲儿了：
“对面一群鹅，扑通跳下河。”中年人又接了下去：“毛浮绿波动，颈曲作清歌。”公子哥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中年人一番，说：“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走，上船。过了河，就离欧阳修家不远了。”他们上了船，公子哥儿还在卖弄：“你我一同去找欧阳修。”中年人微微一笑，又接了两句：“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原来那个中年人就是欧阳修。这时，年轻人羞愧不已。
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耿介切直，放达不羁。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
崇儒复古是欧阳修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4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
《新五代史》列传人物部分也较《旧五代史》有所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
在编排体例上，欧阳修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这部著述成为了后世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第六节 宋代纪传体通史—通志
北宋崇宁年间的郑樵，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家，从小就受到家庭较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先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父郑国器，都是读书和做过官的人。
郑樵是唐五官中郎将郑庄的后裔，当年郑庄曾与兄长郑露和乃弟郑淑入莆倡学，是开发莆田文化的有功之人。郑樵的家乡虽然处在万山之中的莆田广业里山区，但他从小就立下要读尽古今书，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的宏伟抱负。
在郑樵16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摆脱家贫无书读的困境，他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
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他还把眼光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当中去。他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并坚定地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
年轻时代的郑樵，在刻苦追求学问的同时，还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靖康初年，当郑樵看到自己的国家由于受到北方强敌金兵的侵犯，而处于空前的危难关头，就立即和郑厚一起联名向朝廷当权者上书，陈述兄弟俩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
由于种种原因，郑樵的愿望一直得不到朝廷重视。尽管如此，他的爱国热情一直有增无减。
在南宋绍兴初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郑厚在悲观失望的同时，下山参加科举，继而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应试。
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史通》。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
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第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写成。第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渊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人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
经过3年的努力，郑樵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他说：
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当郑樵得到著《通志》所需学识后，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他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愿望。
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厄运，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子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1148年，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
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又背起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
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
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远避宋朝国史300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
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很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但宋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
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奇辱，毅然凭借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著述。到了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
这一年的夏天，当郑樵把这部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巨著送到杭州时，宋高宗由于战事无暇顾及接收《通志》上殿，便让郑樵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
一生不愿在朝廷为官的郑樵，因这个官职可以使自己得以方便在朝中读到许多至今尚未读到的图书，于是便欣然接受皇帝所封之官，随之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又一头钻进书山学海。
然而，使郑樵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又发生了。由于朝中学士大夫嫉恨郑樵的高明学术，他们害怕《通志》流传于世，于是他们就照搬叶义问诬陷郑樵的卑劣手段，联名上疏弹劾郑樵。
这一次高宗没有罢去郑樵的官职，但他很快终止了郑樵到三馆借书读的方便，同时也不愿为郑樵分清是非。
郑樵见自己一生清白到头来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忍愤不过，当即病倒在床，随之蒙冤而逝，年仅59岁。
《通志》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500多万字。《通志》为纪传体，在体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
《通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其记事断限，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他注重选择史料，融会贯通，也能自成体系。其基本方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
《通志》中只有《年谱》，在《六书略》和《七音略》中保留了表图形式，其他部分并未见图谱，但郑樵提出的以实为证，以图为辅的著书思想，是他的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为他所独创。其中“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前史所无，实属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