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首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断代史是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它的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通史”是指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既然叫通史，就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断代史体例始创于我国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时期的《三国志》，唐代的《新唐书》，元代的《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明代的《明史》，清代的《清史稿》。
在东汉末年，出身于显贵和儒学之家的扶风安陵人班彪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许多人都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随着班彪学问的增长，他准备续写《史记后传》，于是他开始搜集并阅读大量汉朝的典籍。
班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班固，一个叫班超。兄弟俩小时候都很聪明，他们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而且还读了不少诗词歌赋以及《左传》等历史著作，特别是班固在9岁时就能写文章和吟诗作赋了。
弟弟班超的文章学问虽然比不上哥哥班固，但他也非常用功读书，不想输给哥哥班固。有一次，班彪问两个儿子长大了想干什么。班固说：“我要学习司马迁，继承父业，写出一部好史书来。”
班超说：“我要效法汉武帝时的使者张骞，通西域，安邦定国守边疆。”
两兄弟谁也不甘落后。班彪看着两个儿子，欣慰地笑了，说：“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有自己远大抱负，这很好。如果要实现它，必须不怕困难，坚持不懈，付出辛苦。从现在起，你们就更要努力地学习！”
兄弟俩牢记父亲的教诲，不断地充实自己。在父亲班彪的影响下，班固的思想开阔了，学业也大有长进，与此同时，班固也开始留意汉王朝的大事了。
由于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前来拜班彪为师的人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个孤儿叫王充，他很景仰班彪的学识，于是就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求学，并拜班彪为师。
王充在求学的时候很虚心，对老师班彪也很敬仰。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追求充满了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理想可与“太史公”司马迁和著名辞赋家扬雄媲美。
由于王充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5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
有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王朝的事不时插上一两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编撰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
在太学期间，班固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发展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在贯通经籍大义上下工夫。这为班固以后的史学生涯打下了很好基础。
在太学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同学。因为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以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
在父亲班彪去世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了。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
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完的心愿，编写史书，于是他开始了撰写史书的生涯。
不久后，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史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了。
在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和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班家的人都十分紧张，害怕班固会有什么意外。
班固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是为了宣扬“汉德”，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是付之东流了！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这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超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子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太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到了京师。
汉明帝读了班固的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非常惊异，称赞班固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班固，并加以劝慰。
汉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并封他为兰台令史。任命他与同朝的大臣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
班固与大臣们同心协力，很快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并得到了汉明帝的赞赏。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他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准皇家图书。
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与汉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使得他的文才也逐渐显露出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渐渐得到了汉明帝的喜爱。
时间久了，汉明帝也开始关心班固的家人了。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你的弟弟班超在干什么呢？”
班固回答说：“他在为官府抄书，挣钱养我的母亲呢！”
汉明帝听后非常欣赏班超，认为班超的勇气和才华浪费了实在很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后来，班超奉命出使西域，被封为定远侯。
班固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为他撰写史书提供了重要条件。他在撰写东汉光武帝一朝君臣事迹期间，就显露出了卓越的才华，得到了汉明帝的赏识。
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别下诏，让班固继续完成所著史书。
班固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史的事业之中，他撰史的进度也大大加快了。他在父亲班彪所著史书的基础上，广泛搜求，潜心思考与研究，历时40多年，终于写成了历史著作《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对纪、表、志、传做了改造补充：“纪”共12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表”共8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志”共分10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列传”共70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是《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汉书》新创立的4种志，是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
《汉书》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还有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等。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
《汉书》合并了《史记》中有关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的史料等。这些古老记载，均是后来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还增补了《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特别是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从远古到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价值。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所沿袭，是研究西汉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为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史书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汉书》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第二节 三国历史断代史—三国志
三国时期，在蜀国领地巴西安汉，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南充，一个后来在我国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小男孩降生了，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陈寿。
陈寿小时候在家中读书，时时受到父亲的关注和督促。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他与父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陈寿的父亲病故，他为父亲守孝3年。
少年时的陈寿聪明好学，他对历史著作特别有兴趣。他先通读了最为古老的历史著作《尚书》、《春秋》，后又更精细地研习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初步了解了写作史书的方法。
陈寿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叫贺钦，他是当时最知名的一位大儒，曾当过吏部尚书，后因为与人不和发生口角，得罪了权贵而被发配到地方。在安汉当地官员的关照下，贺钦谋得了老师的职位。
贺钦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老师，他不但教陈寿知识，更教陈寿做人的道理。小小年纪的陈寿，从贺钦身上学到了做人最根本的信条。
陈寿在18岁时，进入了蜀国都城的太学学习，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第二个人物，这就是谯周。陈寿在谯周门下学习时，更进一步刻苦攻读史学，学习取得了长足进步。
陈寿25岁那年，他考取了举人，可他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继续再接再厉，第二年又考取了进士。
陈寿在蜀汉任观阁令史时，当时的宦官黄皓独揽大权，手下人都曲意奉承，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陷害被贬。
到了西晋王朝建立后，陈寿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离开了朝廷。在陈寿31岁那年，他回到了家中。他在家中的每一天都在埋头读书，他的文学造诣更是日益加深。
陈寿尽管过着隐居生活，但是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看在眼中，他决心要写一部史书。
268年，36岁的陈寿离开故乡，到了晋国都城洛阳，担任晋王朝的著作郎，专门负责编撰史书，从此他的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正是天下一统的政治环境，使得陈寿编撰史书的想法成为了可能。
陈寿在48岁时，开始撰写史书，历经10年艰辛，一部鸿篇史学巨制终于编撰而成，取名《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一共65卷，《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2志只有列传。
陈寿在写《三国志》时并不是非常顺利，由于当时他写书的时代太靠近三国时期，可以参考的他人成果并不多，他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
后来从《魏书》、《蜀书》、《吴书》3书比较来看，《蜀书》仅有15卷，较《魏书》、《吴书》简略一些。因为当时有西晋文学家王沈的《魏书》和史学家韦昭的《吴书》可做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当时蜀汉政权既没有设置史官，也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更没有现成的史书可以借鉴。陈寿费了很大工夫，就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15卷。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缘故。
由于陈寿是晋臣，晋国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陈寿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写刘备为《先主传》，写孙权则是《吴主传》。这是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情况，因此地位是相同的。
就记事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总体来说，《三国志》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所编撰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比较真切。
但是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被披露出来。同时，因为当时社会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国志》的取材非常谨慎，后来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编撰的《三国志注》中，记载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就有20篇之多，而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了173字的一篇文章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了。
又如对东汉群雄之一的孙策之死，陈寿舍弃了神话著作《搜神记》等书上的荒诞传说，只记了孙策为刺客重伤而死的事。这些都反映了陈寿对史实的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比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时，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和“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话时，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此外，书中所写其他的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等，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把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可读性极高。
《三国志》取材精当，陈寿对史实都是经过认真甄别和慎重选择的，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非常慎重地取材。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其善而不隐其蔽。他所处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往往纠缠在一起，他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的真实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措词委婉曲折，往往在别处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
如建安元年，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轨之举，但陈寿在这里并没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因为这是隐讳，他只写了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是曹操的谋士董昭等劝汉献帝迁都许昌。
另外，陈寿在《三国志·荀彧传》、《三国志·魏志·董昭传》和《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他却不避讳刘备和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体现了陈寿作为一个良史之才的特点。
《三国志》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以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西晋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因此对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比较简略。
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编撰《晋书》，正在为年限的起始而争论。特别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杜预和张华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编撰《晋书》，他为了避免与《晋书》重复才如此处理。
陈寿的《三国志》以东汉末期到三国中期为主，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三国志》与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一样，都是私人修史。陈寿去世后，当时的尚书郎范上表说：
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谨，为后世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后来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三节 唐代纪传断代史—新唐书
北宋时期，四川绵阳有一个励志少年叫欧阳修，他天资聪明，酷爱读书。但由于自幼家境贫寒，没有钱买书，所以经常借书来抄，久而久之，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
有一次，欧阳修在自家的院子里抄书，被邻家的李尧辅看到，李尧辅见他手中的笔有点不一样，就问他那是什么。欧阳修告诉他因为自己家里穷没钱买毛笔，所以就用荻草代替毛笔写字。
说完，他们就一起到欧阳修家的阁楼玩，欧阳修告诉他阁楼里有很多他抄写的书籍，李尧辅却问为什么要抄书，自己家里有很多书。
欧阳修说自己家里没钱买不起书，还数落了李尧辅一通，说他家里有那么多书还不好好读书。李尧辅说自己一看见书就头疼。于是，欧阳修建议去李尧辅家玩，李尧辅听后开心得不得了。
欧阳修灵机一动，就说要去书房捉迷藏，因为李尧辅家的书房很大，他答应了。游戏刚开始一会儿，李尧辅就捉到了正在看书的欧阳修，欧阳修告诉他没及时躲起来，是因为看到了一本书中有一个很奇妙的故事，说的是在上古的时候，在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大海里，有一种叫“鲲”的大鱼，它可以变成大头鸟，翅膀有几千米宽。
这个故事引起了李尧辅的兴趣，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一直在看这本书。过了一段时间，李尧辅的父亲感觉自己的儿子最近有点奇怪，就去问先生他是否有认真读书，先生告诉他，李尧辅最近读书很用功，而且说是因为欧阳修带动了他。
他们在说话间，就看到了欧阳修和李尧辅正在读书。先生顺便说了欧阳修家里的情况，李尧辅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爱读书很是高兴。
此后，欧阳修和李尧辅经常在一起看书，一起玩。欧阳修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了他，将他带上了好学之路。
一次，李尧辅家里的侍从拿一些破旧的书去修补，被欧阳修和李尧辅看到，侍从说这些书全都发霉了，如果修补不好就丢掉。欧阳修看到了《韩昌黎文集》，觉得这是好书，要是扔了很可惜。
李尧辅的父亲看到后说既然欧阳修喜欢，就把那套书送给他，还说以后他喜欢读什么书都可以去他家拿去读，不用再抄书了。欧阳修听后很高兴，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并非常有礼貌地说“谢谢！”
由于欧阳修想尽一切办法读书，学问日益精进。1030年，欧阳修中了进士。第二年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和充馆阁校勘尹洙等大臣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欧阳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重视的是这个人写的文章，而不在乎这个人的品性。可见，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上曾巩自己撰写的《时务策》，表达政见。
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视了应举时文章，所以一直没有高中，埋没于草莽。
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把他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年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
欧阳修有一项重要的史学成就，就是他与翰林学士宋祁同修《新唐书》。这是他在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期间的作品。此书是北宋时期编撰的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
《新唐书》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有许多地方胜过《旧唐书》。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
《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代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做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第四节 历代典章制度—文献通考
南宋时期，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马端临。马端临的父亲是个博学的人，也曾任过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在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马端临自幼天资聪慧，且有良好的家学条件。家中藏书丰富，父母对他的教育也极其严格。他很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书，7岁即能诵读“四书五经”。稍大他益发勤奋好学，长期仿效南北朝著名文学家袁峻读抄经史的做法，每天坚持抄书50页，天天如数完成，没有完成，决不休息。
十多岁时，马端临就遍读了宋代以前的历代史学。他如此勤奋地博览群书，不仅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练就了坚实的文字表述功底，还为他日后编写《文献通考》积累了大量资料。
马端临20岁时高中榜首，被授承事郎一职。不久之后，其父马廷鸾因反对奸臣当道，受到排挤而离职回乡，马端临亦随父回乡，侍奉父亲。
1279年，南宋为元所灭，马端临以隐居不仕进行消极抵抗。当时，投降元政府并担任吏部尚书的留梦炎曾招马端临出来做官，他没有答应，他想将毕生的心血倾注在著书上面。
马端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平素很注重学问的积累和资料的搜集整理，认为这是治学的重要门径。他认为，修史的目的在于考察历代兴亡盛衰的缘由，为执政者提供经验教训，这就必须对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做一番考订工作。
从早年起，对于以往的史学家及其著作，马端临特别推崇唐朝杜佑的《通典》和南宋郑樵《通志》。
马端临在潜心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自班固的《汉书》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断代史和通史，都详于理乱兴衰的记载，而略于典章制度的记述。他认为“理乱兴衰”史对于后世固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典章制度”的置废对社会兴衰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带着这一观点反复深入地研究我国每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马端临在唐杜祜的《通典》中领悟到：历代典章制度不尽相同，也不迥然相异，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后世的典章制度变革是在承袭前朝乃至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潜心研究的心得使马端临立志编写一部自上古至南宋的典章制度专史。1273年，马端临开始准备，1290年，开始纂写，直至1300年始告完书，取名《文献通考》，同年刊行问世。在《文献通考》的编撰过程中，马端临也得到了父亲的悉心指导。
《文献通考》这部书共348卷，有24个门类，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古至宋的25个朝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和利弊得失，每个门类和每卷之后都有文字精约的按语，阐述各个时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兴立和废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兴衰的影响。
全书叙事条分缕析、评述精审透彻、资料丰富翔实，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与唐朝杜祐编著的《通典》和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合称“三通”。
“三通”是旧时应科举考试者必读之书。《文献通考》是“三通”中内容最丰富、记述时间最长、考证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历代史学家誉为“三通”之首。
马端临编著的《文献通考》效法杜祐的《通典》体例，而又有创新和发展。他认为《通典》的“纲领宏大，考订赅洽”，应取此精华，效而师之；《通典》分类不尽明晰，应补其不足；《通典》选材欠精，须补正之列。
《文献通考》在《通典》类目的基础上作了两大系列改进：一是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个门类，使之更加全面；二是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门类从“食货”中抽出，升格后与“礼、乐、兵、刑”并列为类目，即由子目升为一级篇目，使其更系统、更缜密。
《文献通考》类目安排的科学性，充分体现了马端临“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写“按语”是其书的精华。马端临通过“按”来抒发自己的见解。通过“语”介绍各家之说，指出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马端临的“按语”是其父“先公曰”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了父子两代人的智慧，在《文献通考》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多有鉴古以警世之意。
《文献通考》材料较《通典》翔实，体例较《通志》严谨，于宋代制度尤为详备，因而是政书中最有价值之作。
第五节 官修史书—宋、辽、金史
那是在元代时，在蒙古族蔑儿乞人中，有个叫脱脱的人，容貌奇特，非同常人。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年幼时就活泼好动，不喜雅静沉郁。
脱脱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的父亲特意为他拜请了浦江名人吴直方为师，有意将脱脱培养成国之栋梁。然而脱脱对读书并不太感兴趣，他对老师说：“先生让我坐在这里，攻读圣贤之书，倒还不如给我多讲一些有关古代名人如何成才的故事呢。”
过了几年，脱脱长得粗壮结实，加之他喜好武艺，臂力过人，勇猛无比，十几岁便能开一石重的弓。于是在15岁那年，脱脱被征为皇太子的侍从。
又过了几年，脱脱奉诏入朝觐见皇上，元文宗见脱脱气质独特，极口盛赞说：“这孩子将来必定大有可为！”于是，升迁脱脱为内宰司丞，兼任前职。后来又任命脱脱为府正司丞。1331年，元文宗亲自授予他虎符，升调他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1334年，元文宗让脱脱兼管宣政院事务。随后，朝廷任他为迁中政使、沩知枢密院。从进京起，不到6年时间，脱脱由于深得宣帝的信任，一连官升数级，成为朝廷中的省、部级大员。
在后来的日子里，脱脱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大胆改革，重振纲纪，朝廷内外一片肃然。这时，皇上又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管全部军国大事。
就任丞相后，脱脱大胆变更伯颜时期的旧制度，恢复科举取士，重新启用太庙四季祭祀的制度。调整政策，减除盐税。恢复先前经筵讲学的制度，遴选儒生学士治经讲学，并且自己亲自掌领经筵讲学的具体事宜。
脱脱还为郯王微徽秃昭雪平反，同时召还宣让、威顺二王，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藩地。正亲王阿鲁图在伯颜当政时期，因事得罪伯颜，被贬为平民，脱脱也将阿鲁图接回京城，恢复原职。
脱脱颁行的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朝廷上下及普通百姓的好评和称赞，人人都称他为“贤相”。
后来，元政府开始着手编写宋、金、辽史，但因为当时学者为宋、金、辽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也就一直未能撰成。
直到脱脱以都总裁右丞相的身份领衔主修三史，他断然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此为三史之义例。”
脱脱于1344年农历五月因病辞职，由阿尔拉·阿鲁图继任中书右丞相。阿尔拉·阿鲁图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等工作，特别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
虽然在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尔拉·阿鲁图名为都总裁，但他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因此在1345年农历十月，三史皆修成。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奏进。《宋史》在三史中虽然是最后完成，但只历时两年半。
《宋史》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其中还有《奸臣》4卷、《叛臣》3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做的传记；另有《道学》4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做的传记。
《宋史》的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他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执政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
《宋史》是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320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史料价值相当高。
《金史》全书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5种，反映出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政府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执政者所用的计谋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执政者的残暴与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他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代是10世纪至12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8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3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
《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第六节 元代纪传体断代史—元史
元朝末年，有一个叫宋濂的人，他小的时候，很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没有钱可以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所以大家都乐意把书借给他。一次，他借到一本书，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由于书的内容很多，还书的期限快到了，还没有抄完，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的母亲说：“都半夜了，这么冷，天亮再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本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书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呢。”
有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的老师请教，并约好见面的日期，谁知道出发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诧地说：“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呀？老师那里早已经是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哪里抵御得了深山的严寒呢！”
宋濂说：“娘，今天不出发就会耽误了拜师的日子，这就是失约，失约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风雪再大，我都得去。”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高兴地称赞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到了成年时，宋濂就更加仰慕圣人贤士的学说。但是又担心没有大师、名人和自己交流。所以，他就每天跑到很远的地方，专心地去向有名望的前辈请教。前辈的弟子很多，挤满了房间，先生十分严厉，宋濂毕恭毕敬。提出问题并询问道理，弯下身子，侧着耳朵来请教。先生有时训斥，宋濂也不畏缩，而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态度非常好。有时等到先生高兴时，先生便更具体地给他讲道理，这让宋濂受益匪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宋濂因举荐授为翰林编修，但他以父母年老为由坚辞不就，而到龙门山闭门著书。
十余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召见宋濂。知府王显宗奉命开办学校，经人推荐就聘请了宋濂及叶仪为“五经”老师。随后，在李善长的举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一起应征来到应天，授为江南儒学提举，奉命讲授太子经。
宋濂比刘基大一岁，两人都起于江南，皆负重名。刘基雄健豪放，有奇才之气，而宋濂则自命为儒者。刘基在军中出谋划策，宋濂则以文学之长受到朱元璋的赏识，随侍朱元璋左右，作为顾问。
明太祖曾召宋濂讲解《春秋左氏传》，宋濂进言道：“春秋》是孔子褒善贬恶的书，如能遵行，则赏罚公正适中，天下便可平定！”明太祖御临端门，宋濂口释黄石公《三略》。
宋濂说：“有了《尚书》、‘二典’，帝王所需大经大法便已经具备，但愿能留意而将其讲明。”
不久，朝廷论功行赏，宋濂又说：“得天下以得人心为本。如果人心不固，尽管有许多的玉帛财富，又有什么用呢？”明太祖认为他所说的很有道理。
宋濂请求返乡探亲时，明太祖及太子都对他倍加慰劳、赏赐。宋濂上书谢恩，并致信太子，勉励他要孝友敬恭，进德修业。
明太祖看了这封信后十分高兴，立即传召太子，将信中内容告诉他。明太祖还亲自赐信褒奖，答复宋濂，并令太子回信以示回报。随后宋濂便因父亲去世，服丧守制，守丧期满，即奉诏返京。
1369年，明太祖下诏修《元史》，宋濂被任命为总裁官。这次编写至秋季结束，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
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代13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继续纂修。
宋濂等人经过143天而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元史》全书210卷、纪47志、志1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王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元史》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14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10卷之多。这是因为元世祖和元顺帝在位时间都长达30多年，原始史料丰富，所以对他们的记述就比较详细。这体现了《元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元史》的志书，对元代的典章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4志的史料最为珍贵。
《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编撰的。《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
《元史》的列传有类传14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
《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
第七节 清代历史的正史—清史稿
赵尔巽是清政府最后一任盛京将军。他于1844年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官宦世家，汉军正蓝旗人，清同治年间考中进士，被授翰林编修，后来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
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时，着意整理财政，开始成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得奉天省财政大有改观。
1911年，赵尔巽任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时，“辛亥革命”爆发，赵尔巽蛰居青岛，住在宁阳路。当时青岛人因其巷中住有清代遗臣，遂名“清官巷”，不久，王公大臣蜂拥沓至，多居巷中，于是众人又呼为“赃官巷”。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稿》。他上任以后，聘前清遗老、著名学者柯劭文、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写作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在当时，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认为，此事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因此，赵尔巽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1927年，《清史稿》编成。此书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清史稿》全书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共296年的历史。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灭亡时，政府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清太祖到清宣统凡12朝，共4400卷。在《清国史》中，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代国史馆已编成754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1624卷；清典志4938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2000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1000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值得肯定的。
《清史稿》是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代历史的正史。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