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到1951年5月的10多个月，成渝铁路施工大军在永川至隆昌段筑路施工。
筑路官兵和工人们都知道，当时由成渝铁路是一条两端没有铁路衔接的特殊线路，因此，修路需用的材料，都得利用汽车或船只来运输。
而当时西南铁路工程局只有汽车30来辆，能够正常使用的只有10来辆，这样少的汽车要满足全线需要，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时工程局还考虑到，汽车的运价比水运要高4到5倍，所以当时必须更多地依靠水运来解决。
工程局当时定下的水运线路是：从重庆用较大的木船，沿长江上行至泸州，再由泸州换成较小的木船，沿沱江转运到内江以及资中、资阳和成都等地。
工程局同时接到反映，沱江上的木船吨位较小，同时又是逆水行船，四川境内的江河滩多水又急，平均运输距离要达800多公里，每船往返一次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
局领导们讨论说，这样一来，沿经常需要600艘左右的木船和4000余名船工，往来航行的确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
为了保证圆满完成这一项任务，局里加派了50余名材料押运员，当时刘振福就在其中。
刘振福负责重庆到泸州这一段的押运任务，每次启程一般刘振福都是一人经管8条船同行。
刘振福每次上船，就和船工们一样吃在船上，住在船上，遇到急流险滩，就帮助拉纤撑船，遇到刮风下雨，就主动保护好水泥不让受潮。
刘振福有一次押运材料时，正是长江的洪水季节，他看到长江一线都是浊浪滚滚，急流汹涌。他们的船走到朱杨溪附近时，不幸有两条木船同时触礁了，船被撞了个大洞，江水涌进了船里。
船老板当时吓坏了，因为装水泥的全部是木桶，只要江水泡湿了木桶，水泥就要全部报废。
刘振福在这关键时刻，他没有慌张，在紧急中镇定指挥，他组织船队全体船工，一边堵漏，一边将水泥抢运到岸上。
桶装水泥每桶170公斤，两个人抬一桶，大家奋力从船上往下抬。大家争分夺秒，终于抢救出6吨多水泥，只损失了1吨多。
为了让船队先走，刘振福自告奋勇1个人在江边守着水泥，等候上面另派接运的船只，他在暴风雨中一直等了一天两夜。
还有一次，刘振福在押运船队时遇上了大风大雨，船上的篷都被刮走了。刘振福发现船上带的篷布不够，他就把自己身上穿的棉大衣脱下来盖在水泥桶上边，自己却被冻得直打哆嗦。
刘振福当押运员每天都有3角钱的出差费，当时讲究“包干使用，节约归己”，但刘振福每次押运回来都要把节约的出差费主动交还给会计。
当时他本人觉得无所谓，可会计却为难了，退回来的钱怎么进账呢？会计就去请求科长，科长也没法，只好对会计说：“还是尽量劝他拿回去吧。”
有一段时间，船多任务重，押运员不够用，那天，刘振福上午刚回来，领导实在找不到人了，因此找他想征求一下，他二话没说，当晚就押着新的船队启程了。甚至，有时领导不说，刘振福发现别的押运员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别人顶岗启航。
1950年9月，颜绍贵参加民工队来到成渝铁路工地，他跟工友们负责打眼放炮。
颜绍贵他们开始打炮眼，按传统方法，两个人1小组，1个人掌钎，1个人抡起八磅锤，一锤一锤地打。颜绍贵发现，用这个古老的方法，当时在页岩上两个人1天能打炮眼8米左右，但他们已经累得很了。
颜绍贵想：要是用一根比较长的炮钎，利用炮钎本身的重量，由1个人来冲钎，是不是能使工效提高一些呢？
颜绍贵先自己来试验，经过在同样一个工地上实践，用冲钎的办法创造了一天能冲炮眼18.5米的纪录。这样不仅节省了人力，减少了钢钎、八磅锤的消耗，而且避免了两个人打炮钎有时打伤人的危险。
颜绍贵创造出单人冲钎法之后，上面派他到各民工队去推广示范，他不顾疲劳，耐心地向大家传授技术，使这一先进操作方法很快在全线得到推广，全线都加快了施工进度。
1950年10月，张凤君从济南铁路局来到了重庆。来重庆前，张凤君在济南铁路局开火车。
其实在来重庆之前，张凤君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是支援西南建设。张凤君因为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是没有资格去朝鲜的，所以就选择了来西南建设成渝铁路。
张凤君出发前，领导特别叮嘱他：“锅、碗、瓢、盆，什么都不要带。”
张凤君他们暗自以为：到底是去天府之国，条件一定错不了。
但他却没想到，到重庆后，先在铜罐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永川、隆昌等地，随着铁路延伸，不断改变地方。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特别艰苦。
1950年11月，肖光瀚在人民政府组织民工筑路队修筑成渝铁路时，主动报名参加了。
肖光瀚在开始去的时候，还是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去修路挣点钱，到农忙的时候再回来种田。就这样，开始时，肖光瀚工作表现就很一般，而且有时他还和指导员顶嘴。
指导员对肖光瀚说：“四川人民40年没有实现的愿望，现在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实现，任务是很光荣而伟大的。”
肖光瀚把现在的生活、地位和过去的时候一对比，觉得应该好好干，更要为四川人民造福。
肖光瀚在造炮钎工作中发现，过去的炮钎完全一样，都是扁扁的一字形，他就想：针对不同的石质硬度情况，能不能把炮钎头造成鸡冠形状或者其他不同的行状呢？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工效呢？
肖光瀚先造出鸡冠形状的炮钎拿到工地上试用，当时成渝线上大都是页岩，工效确实明显提高了。
肖光瀚的经验在全线推广后，各单位都根据石质的不同情况，摸索出不同形状的钎头，大大推动了整个工程进展速度。
1951年3月，谢家全正和工友们奋战在成渝铁路最艰苦的炸山施工工程中。
谢家全在放炮的时候，他老觉得爆炸的响声虽然大，但炸下来的石头却很碎，而且飞得很远，这样，其实炸的石头并不多，工效也不高。
谢家全当时就考虑：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过了一段时间，谢家全发现，有时不响的炮，炸下来的石头比响声大的炮反而更多些，这时他就想：现在用铁引针安上人工裹的引线，引线从上面燃到下面，炸药也是从上边燃到下边，可能只燃到一部分就爆炸了，这样炸药就不能全部发挥作用，所以工效不高，而且炸药也浪费了。
后来，谢家全和小组的工友们一道做了试验，用一根小竹管把引线夹在里边，装在炮眼里，这样引线从上往下燃，要一直燃到底部，才能把炸药引燃，因为爆炸是从底部开始的，全部炸药就都能发挥作用了。
谢家全因此试验出了“压引线放炮法”，炮声小，炸下来的石块大，工效高。而且，以前要装8两炸药才能炸下来的石头，现在只装3两左右就足够了。
谢家全经过多次试验，证明确实是个好办法。
谢家全和小组创造的压引线放炮法虽然是一个小发明，但全线推广以后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加速成渝铁路的建设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自修筑成渝铁路开工以来，人们时常可以看见苏联专家在沿线工地上辛勤工作。这些苏联专家们常常在刚下飞机或者是刚从汽车和火车上走下来，就不休息，立刻跑到工地上去。
苏联专家们有的钻到涵洞里去查看积水，有的拿了小榔头爬到桥下去检验，有的熬更守夜和中国工程师研究图样。他们总是从实际调查研究中来决定怎样帮助大家把苏联先进经验灵活地运用到现时中去。
苏联专家们对成渝铁路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他们用一系列的苏联先进经验来解决从修筑路基、架桥、开隧道、铺轨一直到通车后的养路等工程中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整个施工的进展。
人民政府要求把成渝铁路修筑得非常坚固，苏联专家们就根据这个原则，进行设计和施工。成渝铁路沿线多风化石，按一般填土方法来修筑路基是很不坚实的，并且至少要在一年后，让路基在雨季中自然下沉了才能铺轨通车。
苏联专家扎刚达耶夫就建议采用“分层填土打夯法”，即每填3厘米土就打夯一次作为一层，这样筑成的路基很稳固，又可以立刻铺轨通车。
四川盆地雨水特别多，苏联专家西林就提出“水是铁路的敌人”的警语，设法防水。因为他的建议，隧道、桥梁铁桥除外都加铺了防水层，涵洞的口径比旧的涵洞标准放大了一倍，路基两旁的边沟也加深了。
苏联专家西林还细心研究了中国石砌拱桥的优点，认为既节约又比较坚固，就主张发扬我国固有建筑的长处，把小桥尽量作成石拱桥。通车后的事实证明，石拱桥一点没有影响到行车安全。
因此，铁路职工常说：成渝铁路是中苏两国友谊的结晶之一。
1951年5月，筑路大军把铁路修到了隆昌。隆昌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腹部，自古就有“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达荆襄，以弹丸而当六路之冲，扼川南而通四面八方”之称，号称“川东第一县”，是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人们在县碑上看到一段介绍隆昌的历史：
古为隆桥驿，明隆庆元年（1567年）置县，析荣昌富顺二县及泸州地属之。因地履唐代昌州，又属明初荣昌县，并于明隆庆时于唐隆越县地置县故名隆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