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焦裕禄依旧无法入睡。阵阵的肝痛使他双眉紧皱，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更使他无法轻松地进入梦乡。
此时，焦裕禄在苦苦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抗灾工作。
经过思考，焦裕禄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群众中间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
焦裕禄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
焦裕禄认真听取广大社员的意见，虚心地向群众请教。他在群众中学到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出不少可贵的经验。
焦裕禄在农村还了解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先进事迹。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梁穗。
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社员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
就在这年冬天，韩村农民割草27万斤，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8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还买了7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态度坚定地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锨就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社员在夏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1963年秋天，这里一连9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8万斤余粮。
焦裕禄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经过调查研究，焦裕禄总结了很多近几个县治理风沙的经验，他决定在兰考境内，大量地栽植泡桐，用来防治风沙。
1963年3月，在一次县委会上，大家在研究造林问题时发生了争论。
有人说：“把树种到沙丘上、风口上，这样可以防风固沙。”
有人说：“把树种到大路旁，这样可以绿化环境。”
焦裕禄说：“两种意见都有道理，都应当实现，但有个步骤问题。我的意见是先顾吃饭，后顾好看。”
大家觉得焦裕禄做出的这个总结全面周到，主次分明，都愉快地接受了焦裕禄的意见。
于是，兰考县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泡桐。
焦裕禄亲自参加种植泡桐的劳动，他还满怀深情地亲手栽下一棵泡桐。
一天，焦裕禄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朱庄检查工作，看到他春天栽的那棵桐树长得很旺盛，感到十分高兴。
同志们都要求焦裕禄在这棵树下留个影。
焦裕禄摇了摇头。
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刘俊生劝说焦裕禄：“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群众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大笑起来，说：“好吧，叫你照！就在泡桐树旁拍一张吧！”
刘俊生这才给焦裕禄拍下一张十分珍贵的“生活照”。
焦裕禄平时很少照相。很多次，刘俊生想拍下焦裕禄与群众一起忘我工作的镜头，都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镜头。他在兰考留下的3张照片，两张都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
除了种树以外，焦裕禄还积极提倡在兰考地区栽种花生。
3月13日，兰考县委从河南桐柏县调了一批花生种子运到兰考。焦裕禄提议分配时先保证适合种花生的重点地区。于是，县委决定给老韩陵5000斤花生果。
焦裕禄和城关区长亲自组织群众剥皮。
播种时，焦裕禄又和社员一起点播。
花生种下以后，焦裕禄又经常到花生地里除草、治虫、查看花生的生长情况。
7月的一天，焦裕禄下乡检查工作路过金营大队郭庄时，他突然跳下自行车向一块高地走去，那里长着几棵棉花。
焦裕禄说：“为啥别的地方不长，这里长呢？”他捏一小撮土放进嘴里品尝滋味。
随行干部惊讶地问：“焦书记，你咋吃土呢？”
焦裕禄吐口唾沫，说：“我的舌头是个化验器，能随时化验出土里包含的盐、碱、硝的情况。”
不久，焦裕禄组织除三害办公室、农业局、科委和各公社农机站等有关部门64人，对全县碱地面积、分布情况、地下水位进行全面丈量、调查。
在普查期间，焦裕禄经常带着行李，拿着干粮，挎着水壶，和盐碱普查队的同志一块下去。
为了弄清一块盐碱地情况，他们反复丈量，挖掘地下水，焦裕禄还经常用嘴品尝含盐碱成分。
焦裕禄十分风趣地说：“用舌头一舔，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
经过10多天的艰苦工作，焦裕禄与普查队一起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让大家把盐碱地分牛皮碱、马尿碱、瓦碱、卤碱、白不卤、其他碱6类进行分类统计，绘制出全县盐碱分布、分类图。
通过详细调查，焦裕禄得出一个结论：内涝是形成盐碱地的根本原因。
1963年9月，兰考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全县大小队干部的会议。
会上，焦裕禄声音洪亮地号召全县人民：
发扬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服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