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长江而下。
长江三峡两岸风光俊秀，山高岭峻，江水湍急，有许多的名胜古迹、历史传说。
一路上，陪同邓小平到长江三峡实地考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等人，不时地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向邓小平讲解着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
邓小平边听边看边想，此时，萦绕他心际的是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一件大事，即三峡工程。
兴建这样一项举世瞩目的水利枢纽工程，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环境、生态、地质，以及未来战争的破坏等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因而，围绕着三峡工程是否能上马，国内、国际的有关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陈述利弊，争论之声一直没有停止。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听取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和意见。
这次视察三峡，邓小平一上船，就十分关切地询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
邓小平说：“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铮回答说：
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面积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
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
从已建成的丹江口水库的经验来看，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
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魏廷铮接着解释说：
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
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
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噢，是这么回事啊！”邓小平点点头。
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在7月22日，邓小平一行视察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详细询问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情况。
10月3日至11月3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和联合国大学协议，联合国大学比斯瓦斯博士等8位专家，联合国一位官员，中国水利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共60多人，对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进行了考察。并在北京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专家们经过考察和讨论，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技术上可行。
联合国专家建议，在经济和环境方面补充研究南水北调的问题。
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治淮会议纪要》，提出在淮河治理中举办南水北调工程的任务，并把调水入南四湖的规划列入治淮10年规划设想。
1983年3月28日，国务院以[83]国办函字29号文，将《关于抓紧进行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发给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水电部、交通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北京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1985年3月11日至12日，由万里、李鹏主持召开治淮会议，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进行讨论。
会议纪要指出：
由于种种原因，东线第一期工程设计任务书提出的时间推迟了，现应抓紧。会议基本同意治淮委员会提出的该工程设计任务书，由水电部报国家计委审批。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国家计委报告批示：
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南水北调必须以解决京津华北用水为主要目标，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
11月，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并了解丹江口水库引水至华北的规划。
陪同邹家华查勘的有湖北省省长郭树言、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副部长张春园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魏廷铮主任等负责同志。
邹家华为南水北调工程题词：
开发汉江，造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