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3日15时20分，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2663名出席代表庄重地按动面前的表决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两侧巨大的蓝色荧屏上，跳出了白色的数字：赞成：1767；反对：177；弃权：664；未按表决器：25。
万里委员长宣布三峡工程议案通过。
掌声顿时响了起来，人们都站了起来，会场里恰似一片春潮涌动。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载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全文如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
以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一项工程的命运，确实史无前例。这项工程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三峡工程为无数志士仁人、政界权威所关心，引发无数专家学者旷日持久的研究，也发生过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许多优秀的人物为它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才能，甚至全部生命。道不尽的三峡情，做不完的三峡梦，还有难以理清的三峡风风雨雨，都随一江春水东流而去。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工程像它这样震撼这么多人的心灵了。三峡工程可以无愧地被称为世纪性的、全民的、举世瞩目的大工程。
1992年3月30日，台湾《联合报》在《人大会三峡工程大论辩难得一见》的标题下，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
备受各方关注的三峡工程议案，成为本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上的热门焦点议题，尤其是负责审议三峡工程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更对这项跨世纪巨大工程展开热烈讨论。中共主管官员亦多次到场听取人大代表的正反意见，并对三峡工程作出政策辩护。人大代表与官员之间围绕三峡工程进行难得一见的“对话”，是本次全国人大的一大特色。
三峡工程议案在本届人大定案已是定局，连重庆人大代表也表示虽然在会上传达当地反对民意，但在投票时还是要投赞成票。
邓小平曾言：“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决不会草率从事。”
3月30日，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针对对于工程的不同意见。
万里委员长说：
这项工程巨大，牵涉面广，国务院对此一直十分慎重，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40多年的论证。论证的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效益显著，利大于弊。既然如此，就不应再议而不决了……当然，同意兴建三峡工程也并不是马上就上马，只是批准国务院将它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不管在批准前或批准后，都欢迎代表继续提出意见。
在这期间，一些知名的持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说：
对三峡工程长期存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不但在人大会议前，即使将来大坝建成后，也还会有不同的看法。50年代时李锐反对上三峡是无可非议的。两种意见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都研究过，会议的结论把两种意见结合了，肯定三峡工程可以搞，又强调“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还有的老同志说：
198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重新全面论证，从那时起一直论证到现在。从全过程看，中央十分慎重，很重视民主化、科学化、没有任何干预。我是1984年后才卷入的，7年中没听到中央领导发表什么个人意见。中央反复讲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论证工作虽然由水电部组织，但412位专家，包括各行各业，半数以上不是水电系统的。论证主要由专家负责，领导从未干预。
人大代表们说：
关于少数多数，应有三个原则：第一，尊重科学试验、科学分析的成果，而不是凭概念想当然。第二，应尊重每个专业的专家的意见。第三，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尊重，但真理也并不一定在少数人手里。论证小组不是组长负责制，组长不能操纵每个专家。我们还邀请了一些特邀顾问。
4月4日，有个记者访问了著名水利专家、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教授。张光斗是主张早上的。他对各方的不同意见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这样大的工程有不同意见，不足为奇。持不同意见的绝大部分人不是搞这一行的，只从方针政策谈，不从技术上谈。三峡工程对四川影响不大。对库区而言，老百姓迁移开发、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会提高。上游各个支流可以修坝防洪、发电，为什么修下游？支流地区不可能同时下雨，下游防洪效果会更好。上游分开多个水库费用也会高得多。
还在人大开会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对上海《文汇报》记者说：
我希望人大常委会能原则通过，然后授权国务院决定何时开工。因为明年国务院就要换届了，即使人员不变，也是两届政府。这样可以给下一届政府充分机动权，而不硬给它定下一个东西。现在，我们千万不能再搞一举手通过就放炮了。
4月18日上午，钱正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会见记者时指出：
我现在想到的是如何执行决议。我们论证领导小组在4月4日下午便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
人大决议归结起来是三句话：一、人大批准把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二、由国务院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三、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前两句是人大、国务院的事，第三句是我们小组要做的。
所以，我们4日开会不是庆功，而是研究怎样贯彻执行。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许多问题，6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优化设计，属技术问题；二是移民规划方面的问题；三是进一步专门研究对重庆及下游环境的影响；四是集资方案问题；五是建设管理体制问题；六是关于长江的综合治理问题。我们将6类问题作了分工，并对有关方面提出了大体要求。
说到这里，钱正英的声音凝重起来：
大家认识到，人大决议通过后，我们的历史责任更重大，要保证工程能造福子孙，不留后患。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周总理的一贯教导。他说过，处理水利要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国务院选择时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决议通过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工程的支持。
从4月3日起，各界人士不断来信来电，自发捐款，表现了很高的热情。
四川大学周波等同学来信说：
我们希望三峡高坝不仅仅由钢筋混凝土加钞票筑成，更应该由中华民族11亿炎黄子孙折不弯、摧不垮的向心力、凝聚力所筑就。
一位攀枝花钢厂的工人捐了300元，他说：“三峡需要600亿元，我只捐了二亿分之一，实在太少了。”
浙江诸暨水电局的一位干部表示要响应《人民日报》提出的“从各方面为三峡工程作出贡献”的号召，要从现在起，每年4月3日都要寄捐100元，直至三峡建成。
许多中小学生节省早点钱、零用钱、或是卖废纸攒钱，为三峡工程献上自己的童心。
4月下旬至5月初，四川开始形成“三峡热”。许多地方开始筹备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技术、经济活动，库区更是“人心思变”，进行积极的准备。
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郭代议说：“我们正筹备成立三峡工程配套公司，并在重庆大渡口区成立建材市场。”
年近9旬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宜斌对三峡工程衷心地拥护，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心志：
云梦泽早已非泽；
洞庭湖即将非湖。
快上三峡。
4月23日，重庆市副市长窦瑞华谈到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时说：
虽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处理得当，三峡工程将给重庆带来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