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第一批国产汽车驶出工厂
毛泽东说：“我们会造什么？除了桌子椅子，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
剪彩典礼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登上10多米高的炉台，向欢呼的各族群众招手致意。
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方的意见办。”
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装配出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14日，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隆重驶出工厂。
当天，第一批国产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这标志着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一五”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156项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
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1956年7月14日上午，在汽车工人俱乐部举行的庆祝建厂3周年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通过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捷信。信中写到：
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向您报告：党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已经实现了！
庆祝会后，400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牌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
全厂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央大道，来观看自己亲手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中央大道成为欢乐的海洋。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有的人不禁涌出激情的泪花。许多人抚摸着车上刻着中国字的国产汽车，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最激动的人是驾驶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老师傅马国范。他开了20几年外国车，解放了，听说要建自己的汽车厂，造自己的大汽车，他谢绝了旧掌柜的挽留，毅然参加了建厂行列。
被选上的女司机王立忠，在报喜车队中驾驶着国产汽车，人们向她投出羡慕的目光，她永远忘不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一天，长春市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洒。
12辆报喜车绕厂一周后，浩浩荡荡驶向市区。在市政府门前，人们的感情达到了更为炽热的程度，路被人海堵住了，连一道缝都没有，汽车走不了啦，只好在维持秩序同志的指挥下，用最慢的速度前行。许多人都想坐到车上去，有的人站在脚踏板上，有的人坐在翼子板上，就连前保险杠上也坐满了人。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非要坐一下我们国家制造的汽车，当汽车停下来让她坐一会儿后，她高兴地说，我可坐上咱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汽车了，活得真值。
12辆报捷车队的最后一辆坐的是工程师代表。当车子在欢呼声中行进时，兴奋之余回想起过去的历史，感慨万千。他们说，我们早就看到了汽车，也学习了怎样制造汽车，但是过去只能修配汽车，直到解放后建设汽车厂，我们才找到归宿。被眼前热烈场面所感染，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吟起一副对联：
举国翘盼尽早建成汽车厂，万人空巷人民争看解放牌。
马国范老师傅把自己开上了国产车的喜事告诉他搞文艺工作的哥哥，他哥哥听后也激动不已，编了一首歌词《老司机》，请作曲家谱了曲。
歌中唱到：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
拉起了手风琴我唠唠家常，
想当年我18岁学会了开汽车，
摆弄那外国车我是个老内行，
可就是没见过中国车啥模样，
盼星星盼月亮，
盼到了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哟嗬嗬……
这首歌多么真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当时的心情呀！
1950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个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
经过两年的筹备，1950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平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毛泽东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7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经过3年奋斗，在长春市郊日本侵占时期的细菌工厂废墟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汽车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1956年7月13日，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批国产汽车试制成功。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这种汽车装有90匹马力、6个汽缸的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为65公里，载重量为4吨。它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首批汽车经过行车试验后，证明性能良好，符合设计要求。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一辆墨绿色的汽车从总装配线上开了下来，它被命名为“解放牌”。
1956年7月13日，汽车厂建厂3周年的前两天，第一辆汽车诞生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我们自己的汽车源源不断地一天比一天更多地从这里开出去。
当时，厂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都是彩旗，人简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没办法走了，都想上跟前去摸一摸，看一看。
国产汽车第一个品牌“解放”牌的命名过程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953年下半年，援建一汽的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提出为新车命名问题，由孟少农转告到国内，一汽厂务会多次研究，并搞了征集活动。
怎么定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段君毅将讨论和征集的若干名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给新车起了个名字叫“解放”。另一种说法是段君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朱老总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汽车也叫“解放”吧，毛主席表示赞同，确定新车就叫“解放”牌。
无论是那种说法，可以确定最先生产的国产汽车是毛主席亲自命名。后来，就用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字的“解放”二字的手写体，由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放大后，刻写到汽车车头第一套模子上。
“解放”两字包含很深的寓意，也充分表达了翻身后中国人民的心声。
一汽做为国家“一五”重点建设工程，一直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从毛主席和斯大林会晤确定这个项目，到毛主席亲自为新车命名“解放”，这是一汽人的骄傲，也是一汽人的特有的殊荣。
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该厂投资总额6亿元，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
1958年7月，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这辆轿车通体黑色，庄重大方，有元首用车气派。车前格栅采用扇子造型，宫灯式后灯。
为迎接国庆10周年，1958年一汽建简易轿车生产厂房，1959年初竣工。
国庆节前试制出43辆。首批35辆7种颜色的红旗轿车开进首都，其中6辆参加国庆游行，2辆参加阅兵式。
1960年，在简易厂房基础上建成轿车车间，1963年将轿车车间扩建、改造成轿车分厂。逐步形成具有批量生产能力的红旗轿车生产基地。
1960年初，中央决定尽快试制新的高档红旗牌轿车，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本茨600型轿车送给一汽，做样车参考。
1966年4月，首批20辆CA770型轿车发往北京，换下国家主要领导人乘坐的进口车。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汽车工业的发展不仅对繁荣国家经济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还是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体现。
第15章周恩来为包钢首次出铁剪彩
1959年10月16日14时，包头钢铁公司举行1号高炉出铁剪彩典礼大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出席大会，并为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
1959年是包钢建设史上不平凡的一年，5月出焦，8月通水，9月出铁。包钢建成1号高炉，从实现通水、电、气，到流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16个月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1952年，周恩来、陈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中苏双方经过了长达9个月的协商，最后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
1955年，经过多方协商和反复修改的“一五”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这个方案提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同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大会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并且认为这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
从提出、酝酿、研究、制定、审查，到最后正式通过，经历了5个年头。
在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项目中，一汽、包钢等大型工业项目开始施工并建成投产。一大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新的工业基地相继出现了。它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工业布局严重失衡的落后状况，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袁宝华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顺利地完成，我看这个意义怎么样估计都不为过，意义非常重大。
钢铁工业是国家工业的基础。包钢、鞍钢等大型钢铁企业投产之后，中国从学习苏联起步，开始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辉煌历程。
1959年10月15日这天，周恩来乘专机由兰州抵达包头，专程参加庆祝包钢1号高炉出铁盛典。
周恩来当天抵达包头后，立即在包头市青山区宾馆会议室里听取包钢领导关于包钢建设以及生产情况的汇报，审视了包钢建设的蓝图，详细询问了每项工作的进展，并且就包钢的建设等问题作了指示。
当天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的有关人士以及有关省、市的负责人。
下午，周恩来来到包钢炼铁厂参加1号高炉剪彩典礼。
当天，包头钢铁大街张灯结彩，包钢厂区披红戴绿。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包钢炼铁厂1号高炉前，隆重举行庆祝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典礼。
周恩来在叶剑英、李维汉、乌兰夫等中央和地方领导的陪同下，登上剪彩主席台。
各族群众代表、包钢职工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数万人把热切的目光投向周恩来。
剪彩时，乐曲声、高炉的轰鸣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交织成了一曲雄壮的乐章，周恩来手持剪刀，神情庄严。
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剪彩典礼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登上10多米高的炉台，向欢呼的各族群众招手致意，并发表讲话赞扬包钢人在荒漠的草原上建设起这样一个工业企业，建设起这样一个雄伟、壮观的高炉。
周恩来还视察了炼铁厂和焦化厂，听取了包头市委和包钢领导的工作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和干部大会，对包钢的生产建设作了详细指导。
周恩来还对工人们说：“这是世界上一流的大高炉，第一次在我们国家出现，你们要好好管理啊！”
包钢的工人郭师傅激动地对记者说：
剪彩结束以后，周恩来总理不辞劳苦，从庆典会场走到1号高炉脚下，沿着露天铁梯一阶一级向上攀登。现场，人们的目光随着周恩来总理稳健有力的步伐移动着。我们看到他一阶一阶登上炉台，俯身向人群亲切挥手。周恩来总理离开指定路线，向出铁场走去。在高温、烟尘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周恩来总理走到我们正在干活的工人中间。当时，别提大家有多激动了，根本顾不上自己的手是不是干净，争先恐后地把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伸向总理……
当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包头宾馆举行庆祝包钢提前出铁的庆功宴会，周恩来欣然出席。
为了庆祝包钢1号高炉出铁，北京京剧团等文艺团体的演员以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裘盛荣等来到包钢进行慰问演出。
包钢的建立与周恩来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还是在1952年的秋天，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完苏联政府援助中国工程项目协议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包钢便是其中一个重点新建项目，周恩来心中已经开始勾画草原钢城炫目的蓝图了。
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周恩来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
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绝不要过早提出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周恩来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中国“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钢铁工业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
1956年，中国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旧中国的炼钢能力。
在156个项目中，有7项是钢铁项目，其中鞍钢和本钢是改建项目，鞍钢依然是国家建设的重点。
还有5项新建项目：富拉尔基特钢厂、吉林铁合金厂、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热河钒钛厂（承德钢铁厂前身）。
当时鞍钢改建，国家投资为15.45亿元，占同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0.73%。
在这5年中，改、扩建限额以上的钢铁工业重点项目还有：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四川重庆特殊钢厂、大渡口钢铁厂、山西太原钢铁厂、河北唐山耐火材料厂、贵州遵义锰矿。
限额以下的项目有：天津钢厂、河北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厂、上海第一钢厂、上海第二钢厂、上海第三钢厂、上海新沪钢厂、上海亚细亚钢厂、抚顺钢厂、大连钢厂、上海和山东两个耐火材料厂等。
按计划规定，“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炼铁能力280万吨，炼钢能力226万吨，轧钢能力152万吨。
“一五”计划截止于1957年，当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535万吨。
这是建国以后，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钢铁工业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绩。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每个中国人欢欣鼓舞。
新中国成立时，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在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日本人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
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特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
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
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1954年动工兴建，1959年投产，现为中国大型钢铁基地之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稀土产品生产企业，是中国钢轨生产基地之一。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
中央领导对发展内蒙古经济尤为关注，确定了在国家扶持下，发挥内蒙古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加快发展各项经济实业，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1950年底，国家地质队的勘探者得出结论：包头的白云鄂博是世界上罕见的铁、稀土、铌资源基地。
此后，勘探人员陆续用权威的科考成果证明：中国稀土储量世界第一。而白云鄂博稀土储量占世界探明储量的60%和全国的90%以上；铌的储量仅次于巴西，占世界第二位。
1953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主张：
把包头确定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的5项（包钢和内蒙古第一、第二机械厂以及包头第一、第二热电厂）安排在包头。
另外，全国694个限额以上项目也有一些在内蒙古。
这些项目的建设，为改变内蒙古落后的经济面貌，实现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春，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成立包钢筹备组，时任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杨维带领着第一代包钢人开始包钢的建设。
按照规划，包钢建成后，其所在地便自然形成为一座城市。1955年，中共中央同意了包头市的规划方案，人口按60万规划。
包钢的设计由苏联12个设计院（所）承办，国内的23个设计院（所）进行辅助设计，到1955年，初步设计规划终于完成。
包钢的初步设计规划上报到国家计委和建委，由李富春和薄一波联名请示中央批准。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审阅之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
在北京挂牌的包头钢铁公司于1954年夏正式迁往包头。
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内蒙古草原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拉开了序幕。
中共华北局从华北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到包钢工作，内蒙古自治区也选送了一批有文化的蒙古族干部和工人，重工业部还从鞍钢、本钢等钢铁企业调配了大批技术骨干。
包钢建设遇到的技术难题在世界冶金史上是罕见的：白云鄂博矿石中含有10%的氟和5.5——6%的稀土，前者为钢铁冶炼的有害元素，后者则是世界短缺的宝贵资源，都必须做分离工艺上的考虑，这是前所未见的特殊情况。
加上矿区水源短缺，选矿厂只能建在厂区，这对于钢铁厂的布局非常不利；从黄河取水炼钢，又面临水质浑浊的问题。
所以，包钢人说，白云鄂博是一匹神驹，能驯服白云鄂博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骑手。
1957年7月25日，包钢建厂开工典礼在机械总厂铆焊车间举行。
经理杨维在基地上挖开了第一锹土，他的手激动得颤抖，黄土在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中飞扬。
杨维带领包钢的创业者们以一种乐观和无畏的精神来面对空前的考验。
那时候，茫茫荒原，风沙弥漫。创业者们睡帐篷、住羊圈，吃得是小米饭、窝头加白菜炖土豆。但是大家乐观奋斗，再苦再累也觉甜。吃饭时常有风沙袭来，风一过米饭上就覆上一层细沙。
老包钢人说：“老天爷知道咱们的饭没有味，硬是给咱们撒‘滋味素’呢！”初来包头的建设者不知道沙尘暴的厉害，把衣服晒在屋外，结果大风一刮起，所有的衣服都飞上了天。夜里爬出工棚解个手，愣是在漫天的风沙中转悠了一宿才找到工棚。
包钢建设大规模展开之际，全国各地也在忙于建设，致使设备交货和材料供应出现了困难。
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打报告请示中央解决包钢问题，并且致信请各省市和冶金工业部支援包钢。
周恩来十分关心包钢的建设，为此专门接见包钢经理杨维，认真详细听取汇报。
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号召全国共同支援包钢。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解放军、企业和各族人民都对包钢的建设给予了无私的支援和帮助，掀起了一股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
老一辈革命家们纷纷前来视察。
朱德、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们来了；邓小平、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国家领导人也来了。
这片草原的人民还未曾有过如此的兴奋和荣耀。
“一五”期间，中国钢铁工业5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为中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第16章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阶段
1954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
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
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拒绝了。
1955年5月，毛泽东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
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说我军武器已远远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水平。
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战机，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战机。
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
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五九式坦克和五六式加农炮。
随后，苏联还转让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
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已经达到和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进入核时代，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当时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
1956年，东欧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
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支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作出安排。
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做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
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飞往苏联。
代表团成员有李强、刘杰、万毅、刘寅、王诤、张连奎、钱学森等，还聘请了20几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
国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国军事技术力量不足，只有争取苏联技术援助，以减少工作中的弯路。
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对于向中国提供新技术援助的态度有了回应，同意中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具体谈判。
当时，聂荣臻领导国防新技术的开发工作，很需要陈赓这样在军内外都很有影响，并对开发新技术不畏艰险、满腔热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聂荣臻很欣赏陈赓的为人，在中共中央明确由他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时，聂荣臻建议，代表团的两位副团长，由陈赓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穷担任，整个班子很精干。
1957年9月7日，莫斯科时间6时，代表团的专机到达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到机场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飞机徐徐停稳后，机舱门打开了。
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站在舷梯上挥着手，疾步走下舷梯。
别尔乌辛及其他迎接人员走上前去，与聂荣臻握手、拥抱。
聂荣臻在与别尔乌辛拥抱时，感到一种俄罗斯式的温暖和热烈。这似乎是此行的一个好兆头。
这次中国就引进原子能技术、导弹、飞机等问题，与苏联举行的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总的来说还是友好和善意的。
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但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谈判从9月9日开始，10月15日签订协定，共进行了35天。
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围绕新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谈判。
中方已经估计到谈判的进展十分曲折，苏方不会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聂荣臻和陈赓等对此是有思想准备。
在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是，将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都统一在同一研究机构内，而重点放在研究火箭、无人驾驶飞机和控制方面；另一种意见是，主张飞机研究仍然保持单独系统，即使合并在火箭研究机构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应开展飞机和发动机研究工作。
代表团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苏美飞机和导弹的发展史，是他们走的一条成功的道路，但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不宜照搬。
中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中央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方针，迎头赶上。
以火箭、导弹为主，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仿制、研制同时进行。
火箭、导弹的研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但决心不能动摇，否则，将长期落后并受制于人。
中国家底薄，人才匮乏，不能两全，只能选择主攻方向。
陈赓和聂荣臻、宋任穷的意见一致，坚决支持重点上导弹，其次是飞机，要继续仿制。
他们的意见得到代表团多数人员赞同。
代表团中心组及时将这一分歧意见报到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火箭、导弹是重点的主张，这一决策非常重要，为中国研制“两弹”争取了时间。
钱学森做为聂荣臻的科学技术顾问，同苏方的专家进行认真仔细的讨论。
代表团全面了解苏联火箭导弹的概况、设计、规划、组织体制和人员结构；从技术方面，又深入探讨了冲压式发动机、液体火箭高能推进剂、固体火箭及新型固体推进剂、各种大型试验设备、靶机和靶场等；还同苏联专家探讨中国火箭、导弹的发展计划和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及苏联可能接收的中国留学生问题等。
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苏联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和导弹研制机构。
苏方还邀请钱学森在苏联科学院作了学术报告。
经过20多天的谈判，9月底，中苏双方终于达成协定草案。
中苏双方经协商起草《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聂荣臻和陈赓、宋任穷看了草拟的协定，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聂荣臻派人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周恩来，等待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审批。
紧张的谈判暂时休会，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苏联政府安排中国代表团沿着伏尔加河游览参观。
正值10月，这是领略俄罗斯迷人秋色的最好时节。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
很快，回国的人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带回莫斯科。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1957年10月15日，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
俄罗斯式的高大建筑富丽堂皇，大厅天花板垂下的形状各异的巨型吊灯，齐放光彩。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们，个个表现的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
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提供有关导弹研制、试验靶场的工程设计和重要设备；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及有关资料；派遣有关专家；增加接收中国火箭技术及原子能专业留学生的名额。
根据这个《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要求，中苏双方各有关部门，还相应签订具体项目合同。
有关火箭、原子弹的试验靶场、原子弹储存库等建设的合同，则是由陈赓同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签署的。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P—2导弹做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
第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1000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
至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在1957年底和整个1958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是正常和顺利的。
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
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进一步提供了前提，也间接地为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奠定基础。
第17章援助项目陆续投入生产使用
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达到146183亿元，约合2.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9万亿美元。
此外，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415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钢铁、水泥、电力、石油、煤炭、汽车、造船、电子等工业产值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与60年前相比，这些数字和成就表明了执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崇高、艰巨的任务，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1951年春，中央开始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规划纲要的指示》。同年8月，中财委编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
1952年，周恩来率团赴苏联争取156项援助计划，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指示，并参考苏联国家计委意见，对“一五”纲要又修改了一次。
156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谈判成功，是建国初期周恩来对苏联外交工作的光辉一页，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50年代初，周恩来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造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600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141个（后来增至156项）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在这些项目中，有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类重型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
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完成所起的奠基作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1954年4月，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开始全面编制工作。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
同年6月，中央对“一五”草案作了适当地修改，建议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五”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共同愿望。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陈云在80年代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
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
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
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
1953年，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开始实施，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
但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
在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
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方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到了1956年，苏方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很薄，与东部地区差距还很大。他说：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重新调整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
除了领导的英明决策外，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一五”计划。
工人阶级做为领导阶级，成为工业化战线上的主力军，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国家建设。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着重解决上半年财政工作的错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具体措施如下：
增加财政收入，银行增缴利润2亿元，并在下年度银行发行货币8亿元中拿出6亿元作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支出，经济建设减少5亿元；军费减少3亿元；文教、行政费用减少2.5亿元；地方减少2亿元，4项总计可减少12.5亿元。
全国总工会积极响应，号召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高潮。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都是一级品。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发扬王崇伦的工作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广大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工业建设。在工业建设中，特别是在矿区建设上，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为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
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无条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
正是由于全国亿万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努力生产，使得农业生产丰收，工业建设战线捷报频传。
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也相继正式开始施工。
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
1956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铁路纵贯南北，“天堑变通途”。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同内地的联系。
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是在资本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严峻环境中进行的。
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苏联的低利贷款使资金极端短缺的新中国减少了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中苏双方相互尊重与体谅，配合默契与高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过，这种援助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
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52年至1966年，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历了创业的艰辛，跨越了重重险阻，完成了156项工程建设。
这些项目与中国自力完成的1000多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使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地矗立起崭新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人民将永记这一中国工业化进程上的浓墨重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