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过去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间接性，使科技在国际关系中展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现今大国强国之争，大都表现在对高科技优势的争夺。在国际舞台上，多极科技实体与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联盟相互对应，交融并合，结为一体，而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高科技要素。
从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中，人们不难看出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些地区大国都在竞相争夺综合国力制高点，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强化本国优势，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国际地位。高科技不仅对综合国力的发展起根本支配作用，从全球范围看，在世界新旧格局交替、转换的过程中，同样是维系和加强国际关系结构的动力枢纽。由于其功能机制密切贯穿于国际关系，往往使世界格局出现一系列复杂多变乃至超乎常规的转机。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科技革命已波及世界各国，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及世界格局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场新的科技革命逐步地改变着工农业产品、能源材料、生产方式、劳动形式、贸易交换和交通运输等手段，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实际上，信息技术同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终将成为现代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资源。一国要取得综合国力的优势，关键取决于发展信息技术，以及把此类技术引入生产过程的速度和程度。为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内外贸易体制、经济政策、科技研究、文化教育政策和职工培训等，都在相应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货币体系、服务业、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等，也都随之出现连锁性变革。
以科技进步为基础，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日益发达，加之经济的相互渗透及语言化的频繁交流，使各国之间彼此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达到有序化状态，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种具有严格层次性和特定运作机制的国际关系结构。
正是由世界各国间的差异和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国际关系结构的模式、规范和发展水平。而各国的差异和力量对比，按通常观点，一般都认为是由领土、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等的“硬国力”和包括民族属性、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家战略及政府政策等“软国力”组成的。实际上，在新科技革命之后，观察一国的国力如果仍用“硬国力”与“软国力”指标的机械相加或相乘来界定，断然落伍于时代，反映不出国力变化的动态位势。正确的理论应当把以科技为核心，教育和文化为圈层的协变力作为一个独立系统，通过宏观动力学机制，构建综合国力多维递变的交叉要素体系。今日世界，依靠军事力量显赫国威的时代行将过去，关键是看一国拥有的综合国力。从现在到下个世纪，这一趋向无疑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基本特质。
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生存与发展会是各国维持其国力的目标和方式。生存是目的，发展是求得生存的积极手段。而发展又常表现一种不平衡规律或者非线性结果，到一定程度，平衡会被打乱，致使在原有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瓦解，而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构成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新旧格局的交替，大都要经历漫长、渐进的量变过程。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始的新科技革命，由于技术力量从高科技向经济的成倍长入，以致使国际关系格局呈现前所未见的质的突变形式。正是结构内部这种矛盾运动以及种种对立因素的斗争和消长，才造成近十几年整个结构系统的错动和不稳定，引起美、苏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原有结构瓦解，新的格局初成轮廓。
在先前历史上，国际关系格局的交替一般都通过战争来实现。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格局转换却未经过大战的交手，而是从科技催化经济，再从经济与军事对社会支撑作用的位移，经济政治产生强烈的反冲，加之其他内外条件的合力，便使此次格局交替带有明显跃迁的性质，可以认为，1989~1991年的3年，是世界格局交替质的突变时期。在这之后，新旧格局交替的深化阶段即随之到来。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国际关系格局演变最为激烈的10年。其突破点先是集中于科技领域，紧接着又向经济领域扩展。在这期间，工业发达国家不仅改变了以资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还具有新技术、新产品研究与开发的创新能力，特别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通过科技变革，大大推动了高科技群体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跨国经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信息技术的发达，加快了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使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利用先进的信息通讯得到合理、有效的调整，因而获取的经济效益陡然剧增。
纵观科技革命史，人们很容易看到，过去的科技革命尽管每一次在当时都引起质的飞跃，促进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但那时世界经济尚不发达，科技发展仅处于粗放开发阶段，此类科技革命单区性强，即一个国家既是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又是科技革命的终结点，科技革命的全过程始终围绕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展开，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单中心主体的互相替代与转移。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却是以电子信息为主导，其效益之大，势能之强、竞争之烈，旷古未有。特别是高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正形成典型的“高科技经济”，并以高新技术为主导，构成全息性能的网络体系。建立高科技经济，必须使一国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技术模式与之完全适应。当代科技发展已呈现一种众国竞争、多足鼎立的态势。就世界经济政治来说，凡是科技实力强的国家，必定是国际政治地位高的国家；凡是国际政治地位高的国家，势必要以强大的科技实力为依托。
由此看出，以科技为导向、经济为基础、政治为目的的多极世界格局，正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尽管国际关系不断错动、变化，科技、经济和政治将是观察、分析各种国际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在研究现今国际问题时，科技、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制动与转化，往往是判断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要素。
（1）技术变动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日益把世界经济向高级化和一体化推进。近20年来，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经济结构总是由科技的发展所决定。世界科技领域的每一更新和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能源及新工艺等的除旧换代，都通过其激励机制和连锁效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产生巨大推动。新科技革命后，科技方面的发明、发现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多。世界经济、政治优势，都一概融合到综合国力的总体较量。
（2）世界经济结构同贸易、金融市场的关系密不可分，主要是信息技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展，进一步把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金融、贸易和生产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现在，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同世界经济相隔绝，更不能不受影响。一国要繁荣富强，必须要参与国际循环和分工。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将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信息与贸易渐成时代的主潮。正是世界贸易、金融市场的犬牙交错，把不同国家的利益、矛盾和目标紧密纠合在一起。
（3）与技术、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资源和生态问题迅速同国际关系内应外合，当代国际危机及全球变化引起各国共同关注，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一大要害。当今全球性问题除和平与安全外，莫过于资源和生态危机，诸如防止核事故、维持生态平衡、控制人口激增、保护环境和臭氧层、避免食品短缺及水源匮乏和森林面积减少等，都是各国普遍重视并正设法解决的问题。资源和生态不仅影响受损国，对邻国和地区也会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水域、大气层和生物界的危害，其殃祸几乎是整个人类。有些国家开始利用科技和生产的现代成就，努力寻找保护资源和生态的世界措施，让人类安全、平稳地生存下去。各国的相互影响和依赖不断加深，这样在国际关系结构中便增加了新的求同生存因素。
（4）高科技向经济领域的转移，使两极军事对抗归于结束，而经济竞争和政治分歧却在加剧。目前军事安全形势的缓和并不意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基本矛盾的解决，相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的斗争还会此伏彼起。随着两极体制的消失，世界将朝着科技、经济、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多极既是美、苏政治分裂的结果，也是其内部经济、技术运动的必然规律。根据事物平衡法则，一极和两极都不能带来全局的战略安全，多极均势结构由于作用多向、互为牵制，多少更有利于较大程度的世界稳定。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变化剧烈，无论其规模与影响，还是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属破天荒事件。这场变革对创建世界新格局和新秩序，无疑是一种富有跨世纪意义的举措。分析世界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固然是国际关系的崭新课题，而揭示国际关系发展的本质规律，则需要从科技引申到自然、社会的宏观层面，包括资源、生态、贸易、市场、生产等因素，才能全方位发现国家间利益冲突与协调发展的历史归向。
大量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历史性变迁的重要转折关头。从现在到21世纪的二十几年，将是国际关系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出现重大转机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世界发展新旧模式并存，并持续转换和交接，国际关系格局也会纷繁杂呈、风云多变。从美、苏对立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国际关系即由单一军事对峙的政治冷战转向综合国力竞争的经济合作，因为科技的发展和突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财富、资源、人才和金融等的流向和分配格局。世界正面临一个大改组时代。在国际经济方面，经济多极化；在国际政治方面，意识形态多元化；在产业结构方面，高科技产业群龙争雄，传统农业将变为高技术农业，工业将变为系统产业，服务业将变成知识创造产业，如此等等。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日益卷入一场以技术、贸易、金融、人才和教育资源为对象的全球性综合国力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