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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病调理凄离国

蒋介石在庐山真的下定决心,从两者中择一了,倒使在天边云浪之下的汪精卫,陡然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失落感,陡然明白自我评价过于高了。虽然,他的心理准备的历程也有那么长。他有待机再起的意志力,但他不是算命先生,总掐不准有很好的面子再返中枢要津的日子。于是,他派心腹——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大潼太沽铁路暂办曾仲鸣,8月20日来庐山谒蒋,听听更深层的话音。

亲日派主帅汪精卫的败阵,自然引来众亲信的不无悲哀的咏叹。曾仲鸣抵九江赋诗:庐山杂咏——8月24日至九江望庐山》:“江岸见远山,转侧叹多态。倒影入舟中,肯同游子载。”透出他对蒋介石脸孔“多态”,汪派成了飘泊的“游子”的苦涩的哀怨。

蒋介石此刻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不能说再劝慰汪精卫复任行政院长之职之类的话。

曾仲鸣带着这个意思走了。大概他觉得蒋的话无非是重复。

22日,蒋介石刚到汉口,就打电报致在庐山的林森,请他老人家辛苦一次,去上海再劝慰汪精卫。

9月11日,林森下山去上海了。但汪精卫想象的是蒋介石亲自登门。“超然主席”算什么?汪称病不出。他心中或者想到了,8月30日,按照蒋介石的意图,代行政院长还免去了他的亲信曾仲鸣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委员之职。这,不管怎么解释,实际上都是继续使汪精卫丢面子的。既然如此,派林森这个最大的龙套头子来登门劝慰的诚意就要打折扣了。他宣称“请假调理”,去了莫干山。

天天坚持清早喝一杯童子鸡汁的林森,只好拂拂灰白的山羊胡子,悻悻地回到庐山的新别墅鹿野山房。“鹿野山房”是他亲自题署的。这环境颇有几分野趣,远离了牯岭政治中心。

蒋公也从武汉回山了。他依然乘轿去黄龙寺旁拜见国府主席。他只能安慰林森忘掉汪精卫的不识相,请他多多保重。

当然,蒋介石更惦挂着豫鄂皖边区的“剿共”。9月14日,他电致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第二师黄杰部仍归还第二纵队,经新店轻装急进,袭取金家寨。

18日,蒋介石致电随“李顿调查团”于赴欧途中的顾维钧,说收到了他与李顿会谈的电报,并说,他对日本深恶痛绝,并没有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赴日,戴仍在国内休养,外电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戴季陶被国际认为是汪精卫的亲日派的要员。蒋此电措词强硬,既表明他此时的对日态度,又会给在莫干山“养病调理”的汪精卫什么样的影响呢?

蒋介石更加重视代理的行政院长宋子文。29日,他召宋子文来山商谈要政。

汪精卫打定主意走得更远。为了既给自己留后路,又再探蒋意,他再派曾仲鸣于10月3日上庐山谒蒋。曾仲鸣似乎有预感,蒋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再作慰留的。他此日登山赋诗的调子灰冷。“相别几多时,重来心孱愁。不知秋色深,但觉群山瘦。”这几乎就是代汪精卫写被蒋不理会的憔悴、烦恼。

不出曾的预料,蒋祝汪出国保重,好好治疗病体。如此而已。“残枫倚客窗,竦影时浮漾。愁思与秋池,一般风雨涨。”曾仲鸣的诗,是把蒋介石那张冷淡的脸分成了四行整齐的句子,交给了汪。

10月22日,汪精卫偕妻,与曾仲鸣等人,离上海赴欧洲“治疗”。他借此发泄被蒋介石当作徒有虚名的“行政院长”的不满。他抱怨国民党内斗,如同“夜半打窗风雨恶”。

蒋介石10月3日程式地接见曾仲鸣之后,心情很好。汪精卫的一个影子来了,而他本人却缩在莫干山;蒋介石必定心里也有几分不以为然。

也有人来给蒋介石的兴致再加点奇趣。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他的别墅的墙侧,“忽发现有异志。初以为猛兽之眼,或蛇类之鳞甲。注视久之,寂然不动。乃寻光而进,只一树根,长五尺许,宽约六寸”。“取置密室,其红光犹艳。”4日,熊式辉请蒋氏伉俪来他的别墅鉴赏。

江西省建设厅长龚学遂,在一旁秉报了他的考证:“乃系一种植物细菌之变态。”

蒋氏夫妇笑盈盈,好好观赏了一阵。

10月5日中午,蒋介石偕夫人作这年的第五次上庐山。本年他在山总计约八十天。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军要人频频上山商议,引起了国际国内的高度注意。9月30日,美国驻南京总领事与张学良的英籍顾问美国战略情报专家端纳,曾来庐山晋谒蒋介石。

本年,庐山始有“夏都”之称。

一代政权,在首都之外,还有第二个政治中心,并因为避暑的缘故而称之为“夏都”;这种现象,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仅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之。

1926—1949年,蒋介石曾有13个年头上庐山活动。

庐山这座千古文化名山,因为蒋介石的足迹而把它的象征意义推向了政治的极顶。秦始皇、汉武帝登山巡视,唐玄宗题写庐山太平宫匾额,明太祖、神宗均在庐山建有御碑亭,清康熙帝为庐山题匾赠书;凡此种种,与蒋氏在庐山的足迹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夏都”庐山,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怵目的焦点,为世界注视。蒋介石选择了庐山,他要把庐山作为翘动历史进程的支点。他在这里的日复一日的祈祷声中,庐山却像一个心事重重的侍臣,诚惶诚恐,发现它在那些年月里,与历史的大趋势若即若离了。

公元4世纪,名僧慧远在庐山30年的作为,突出地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的可贵品格。公元12世纪大学者朱熹在庐山的4年,知行并重,继往开来,完成了中国主体哲学思辩体系的构建,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他们都对后世的社会思潮有着数百年的统率作用。

然而,蒋氏在庐山的知和行,虽然也曾一度强烈地表现过他的民族主义感情,却更多地显示了他作为中国的旧传统的一个特殊人物的复杂心理、独特个性。悠悠岁月在这巍峨苍古的大山里刻下了一个偌大的令人久久深思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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