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南京传来令蒋介石意味深长地一笑的消息：经汪精卫的耐心劝慰，宋子文表示暂时复任财政部长之职，还答应与汪精卫、罗文干去北平会见“李顿调查团”，并会见张学良。
此日，蒋在九江召开了湖北、江西、河南、湖南、安徽的“剿共”会议。
20日，五省军政长官“剿共”会议在庐山英租界中路的牯岭饭店续开。
黄埔“八大金刚”之一，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赤中路军纵队司令官陈继承呈报说：豫鄂皖边区共产党之所以成“粝原之势”，导源于民国十四年，“比值容共时期，国共不分，中国共产党派遣党徒各县活动。民国十五年北伐军入豫，豫、皖各县青年，纷纷赴武昌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肄业，其教官为鲍罗廷、毛泽东、恽代英、高汝罕、邓演达、董用威、李汉俊之辈”，受其熏陶。“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跨党分子不能立足，即回各县做下层工作，或隐身学界，麻醉青年，或混进民团，窃取武力。”
陈继承总结说，共产党在豫鄂皖边区“炙手可热”，“实乃政治败坏的环境造成。”他说除了上述的“导源”的第一个原因外，又说：“二因输民团不加识别，养虎贻患；三因土豪劣绅，助军阀为虐，予其党以藉口；四因官吏贪污，民心已失；五因时局多故，不暇兼顾；六因民众毫无组织，一盘散沙。”
黄埔“八大金刚”之一者，确实名不虚传。他能从国民党自身、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内病”来作一些反省，比若干仅迷信武力就能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棍有脑筋得多。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宋子文又来棒喝蒋介石及共将领们了。
18日，宋子文在上海对《密勒氏评论报》等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宋子文在这份声明中，矛头直指蒋介石的“绥靖”政策。“绥靖”，语出于《三国志》，原义为“安抚平定”。蒋介石别出心裁，将直属国民政府的各地的军事机构，称为“绥靖公署”，以掩盖其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的实质。
宋子文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无法供给反共战争所需的经费；由于日本的侵略使贸易陷于停滞，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发行新公债是“自杀性的回头路”。
蒋介石常把共产党诬蔑为“匪”。这年头，他不这么骂，蒋介石就不成为蒋介石了。
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纯军事现象吗？我们能够指望那种旧式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讨伐迅速奏效吗？”“难道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由于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理不当才发展起来的吗？如果我们进行一种虽然非轰轰烈烈却是有条不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治理，他们的反应不是会好一些吗？”
宋子文此言简直是质问蒋介石，要他为“官逼民反”负责，只有宋子文能当如此“妄人”！
“梯·维！”蒋介石肯定双手微颤，大叫。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是“T·V”，故官场上，股市上，有些人常以“梯·维”称他。当然，如此称呼，蒋只会在宋美龄别墅的房间里。妻子的劝慰能使他平静下来。她不便说兄长如何太不是。她也愤怒日本侵华，也觉得对日妥协，集中兵力“剿共”的政策失当。但是，她是无法说服丈夫的。更多的情况下，她又觉得丈夫反共独裁为必须。
宋子文、陈继承等人的话，会引起国民党军政头目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的深思。国民党派之一的“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杨永泰，在庐山的会议上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指导的“剿共”方针，蒋介石对此十分赏识，全部采纳了建议。
蒋介石6月21日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对五省“剿共”将领及行政长官作了《剿共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讲话。他把中国共产党漫骂为“匪”已成习惯。在这篇整理后4000字的讲话中，逢到“共”字便骂为“匪”，多达51处。没有一处使用“共产党”这样的称谓，其政治姿态远不及他的将领陈继承。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专靠武力，要采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办法。要使剿匪奏效，一面应革除中国政治上阳奉阴违、苟且偷安的积弊，一面尤应造成严正清明的风气，必须造成一种严正廉耻的风气和勇敢心理，方始可以大公无私，雷厉风行的整顿政治，扑严竣共匪。在整顿政治的工作上，尤其要注重赏罚严明和职权责任观念。凡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不重职权的弊病，必须彻底革除。关于罚的方面，以后只有降级、监禁、极刑几种罚则，不准再用辞职、革职、撤差的名词。责任方面，不可误解委员制为互相推诿，必须尊重委员制中之主脑人员之责权。政治基本工作，应由丈量土地与清查户口为始。”
蒋介石一口气说完了“七分政治”的主要内容之后，就所述各点分别作了论述。他说：“两日来会议的结果，已决定了很多的办法和详细条规。不过中国政治的通病，总是开会的时候虽已讨论了很多纸面上的条文，开会以后，都又不能力求实行，以致一切决定变为具文，与事实毫无裨补。这种弊病，就是‘阳奉阴违、苟且偷安’八个字可以包括，这八个字是中国几百年来政治上的积弊。”
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来政治上的积弊，难道真的是“阳奉阴违、苟且偷安”？难道真是臣民们违拗了英明的君主的意志？不，与蒋委员长所说的恰恰相反，中国封建社会自宋朝理学发达以后几百年来，政治的积弊恰是把君主超人化了。“存天理、严竣人欲”，封建君主的意志，是普天下唯一的意志。皇帝永远正确，百姓不能怀疑，不能违抗。蒋氏关于中国数百年来政治积弊的概括，显而易见就是要在座的将领及各省主席、厅长对他盲目地服从，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反共军事政策、计划，为实现他在全国的独裁政治统治而卖命。
他的重臣、他的“大国舅”尚且指责蒋介石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理不当”。他的嫡系重要将领陈继承尚能道出“政治败坏”，国民党政权依靠的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助军阀为虐”，国民党“官吏贪污”。蒋介石却强调他及国民党统治层和它的根本政治结构是正确的，只是他们的决议没有很好贯彻；这，能够说服在座中能认真实际想问题的人吗？“灭人欲”，封建帝王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在20世纪30年代！
蒋介石又说：“参照去年经验，现在我们知道在军事行动之前，还须做一种基本的工作，就是改变心理与养成风气。现在国内充满了怕匪的空气，军队、社会、人民，都存在着怕匪的心理，尽说共匪如何厉害、如何可怕。事实上我们军队到江西的匪区里，到处都是如入无人之境。”
他讲到这里，环视各位，一定觉得自己说漏了嘴。既然去年“剿共”如入“无人之境”，又何须他蒋委员长如今屡开会议，声色俱厉，为将领、省主席鼓劲打气，部署63万重兵发动第四次“围剿”呢？
黄埔“金刚”陈继承无可奈何说，豫鄂皖省，国民党“民心已失”。情况当然不仅是在那3个省。蒋介石对于“民心已失”心中是有数的，但他不能承认。“现在国内充满了怕匪的空气”，是国民党丧失民心的另一种自白。他在此训话中还说道，“现在中国一般人，已是完全没廉耻与职权责任的观念”，就是辱骂“我们的主义、我们党同政府，都是漫不关心的，这是人心已死的现象。”这就无异于承认国民党已失民心了。
蒋介石说：“改变心理与养成风气”的重要办法，也就是“七分政治”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求政治的清明”。“要清明政治，先要赏罚严明”。“现在已有雷厉风行的方法，重重处罚，才能使各负责人有所畏惧，不能不负责作事”。他又说：“连日多次会议的结果，对于剿匪的计划，已经定出很多详细的办法，但若只是纸上条文，不去讲求实行，那是不相干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实行，是干，是作。”他警告说：“凡是有妨剿匪进行的，我们即以匪共待之，决不宽恕。”
在这次会上，有的省主席大胆提出了国民党军队攻占后的“赤区”，实行土地国有化。此人认识到，不解决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无度占有，地主与农民的激烈的冲突，以后仍就会导致农民的造反。这一点，蒋氏败缩到台湾，才猛醒了。
蒋介石在21日会上训话说：“关于如何处置土地，不一定要有呆板的方法，应当以补助剿匪进行为前提，因地制宜的去办，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或者归还原主，或是实行二五减租，都是可以的。”他的话里，但他强调与共产党的土地制度的区别，也就是坚持土地归还给地主。他顽固地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正是南京政府必然覆灭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还提出：“户口必须清查”，这件事“是政府的基本工作，各省政府，务须以全副精神努力实行，在剿匪进行之中就应着手办理。”
他这项命令，意在执行“保甲制度”。他曾考证过，“保甲制度”，在北宋时就施行过。国民政府规定的“保甲制度”，就是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把各地居民一律编为保甲，“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就即密报惩办。倘徇私隐匿，各户应负连坐之责。”
蒋介石训话最后强调：“凡是阻碍剿匪进行、怕匪或造谣的，一律以匪共待之，必加以严厉的处置。”
显然，蒋介石推行的“保甲制度”是封建社会血腥的“株连政治”的新发展，也是他把他在1926年军队中实行的残酷的“连坐法”，套在了基层的人民身上。他还用“保甲制度”，把他发动反共战争的财政负担，具体地压在了工人、农民、商人、教员、手工业者、职员等广大居民头上。
实际上，蒋介石推行“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在城乡社会皆无真正可靠的统治基础和社会力的表现。这是南京政府的国家机器的重大缺陷。也是他没有抓住民族主义、抵御外侮的历史契机的一种紊乱症状。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由于负责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及发展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曾有过较雄厚的社会基础。但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右派反共，也就把实现它与下层人民联系的纽带斩断了，使它丧失了工农这个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农村只能在很有限的方面依靠大地主阶级，从而加剧了它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在城市，它只能依靠资产阶级。而蒋介石的封建集权的思想，模仿法西斯的一党专政、特务专政，对日妥协，又与资产阶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推行“保甲制度”只能起到积累反抗他的力量的负效应。
挂在遐远山峡之间的晚霞，映在宋美龄别墅的玻璃窗上，被切割成大小不等的“烙铁”。因此别墅的窗格子都很别致，上端排直线成四十五度，平行交叉，形成左右两边及上边是等腰的三角形，中间是大小相等的三棱形。而下端是长长的直线，似一排风筝的连线。
在政治上，蒋氏伉俪大抵是夫唱妇和的。在宗教信仰上，却是妇唱夫随。
“哦！主啊！请接受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了解和我整个意志。我有我的存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予我的。现在我愿将它还给你，凭你的意志处置。只要将你的爱和你的仁慈赐给我。有了这些，我便足够富有，我不再奢求其它。……”
这段祈祷文是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罗育拉所作，是宋美龄喜爱的，她常常反复祷诵。此癖也传给了蒋介石。他几乎每晚，都坐得笔直地做这门“功课”。他白天军政事务缠身，弄得神经挺紧张的。这时诵诵祷文，读读《圣经》，还是可以调剂、舒缓生活节奏的。
22日，蒋作宾应蒋介石之召去庐山，下榻于仙岩饭店。午后4时，他去谒见蒋介石。因为被蒋接见的人多，他未能多谈。蒋介石约他次日再来详细研究对日方针。
23日，上午10时，蒋介石接见了蒋作宾，指出：“对日总取携手主义”。即，不以军事抵抗为对日总方针。这再次表明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要对日妥协，默认日本侵占东三省，而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围剿中共的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21日在五省军政长官“剿共”会议上曾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换朝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
这话，除了说明他诬蔑中共为“匪”，理性因素贫弱之外，还有他深层的想法。前清，早已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此为民国二十一年了，他还要换什么朝代？莫非蒋氏心底认为1927年4月他背叛了大革命，成立了南京政府为一新朝？口口声声继承先总理孙中山遗教的蒋介石这一句话露了馅儿。不过，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时期，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时期，也确有换朝代之感。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也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的大旗收卷了。“民生”、“民权”，也因他的独裁专制、内战频频而正在丧失。
新朝君主——正因为这样的令历史遗憾的思想，占据着他的灵魂，他把中共看作为他实行“改朝换代”的最大威胁。于是，暂置民族危亡于一边，忍着外侮而取“携手主义”。
23日晚上，蒋介石又约蒋作宾往14C别墅吃晚饭。这是对蒋作宾的一种礼遇。驻日公使能否透彻领会他的意图，对日做好“携手主义”，事关他能否专心“安内”——“剿共”。席间，蒋介石弦外有音地说及将来政府还要重用人材。这“将来”两字，细斟酌也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眼下，有个“超然”的国家主席，还有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有9名常委，胡汉民名列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蒋介石身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抓到了最要紧的实权——军权。但，他还不是集党政军最高权利于一身。蒋介石对此，必然是耿耿于怀的。他对蒋作宾说“将来”行政用人问题，暗示以后他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将如何论功行赏，以酬谢效忠于他的人。蒋作宾在当日的日记中说：“介石今始注意人才主义者也。”看来，他不好在日记中写明他对蒋许诺的深刻含义的理解。
24日早晨，蒋介石又约蒋作宾去14C别墅谈话。
驻日公使蒋作宾，上山前后三天，蒋介石先后召见他4次，可见他对公使所负的对日外交的重视。“对日总取携手主义”。蒋作宾带着蒋介石再三嘱托，于24日早上8时下山。
一个部下兼“本家”是不难支使的。然而“大国舅”却因为庐山会议决定军费增一倍而拒绝合作。
23日，宋子文由北平回到上海。他重申：坚决辞职。他的不合作，恐怕最为难的是他的妹妹宋美龄。
既然前面的慰留，是汪精卫亲赴而为，那么这个角色继续由汪精卫扮演。
蒋介石很懂得身为妹夫兼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的“出勤”意义，他是南京政府的实际上的最高主宰。
他心思集中用在指挥“剿共”上。
25日中午，他给“豫鄂皖三省剿赤中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陈继承发去电报：为求统一指挥起见，兹将豫南剿赤部队，重新分配：
一、以第四十师、第二十路军为左翼军，担任固、光、潢三县之防务，归总指挥张钫指挥。
二、第二师、第八十师，驻兵第十三旅之大部为中央军，担任光山以西的及罗山渊新店以东地区之防务，归陈军长继承指挥。
三、第十五路为左翼军，担任光山、潘新店以西以及武胜关、信阳间地区之防务，以马总指挥鸿逵指挥。
四、第二师及五十八师之一部，集结明港、长台关附近，为总预备队。以上各部，均由刘峙指挥。
此日，蒋氏夫妇下山乘“应瑞号”军舰西上。
次日，途经湖北省蒲圻县长江南岸的石头关时，他偕夫人登岸，凭吊了公元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大破曹操的“赤壁之战”遗址。
这对于意欲改朝换代的蒋氏，会产生怎样的浮想？
此后，他赴汉口，督促重新集中的63万兵力，发动了对豫鄂皖苏区的进攻。他的第四次“围剿”，先北后南，由此打响。他自任“豫鄂皖三省剿赤中路军”司令官。
3天后，6月30日，他和宋美龄回到庐山。
7月1日晚，他致电第三十师师长彭振山：“据麻城县长及第三十一师联络参谋报告：赤匪大部进攻麻城，并分兵攻我宋埠、拜效城等处，着第三十师相机应援，五十四师并须派一部分扼守分水岭、八里湾之线为要。”
然而，他还不得不分出心来，朝上海投去不安一瞥。
汪精卫又耐心地慰留宋子文。7月2日，汪精卫、何应钦等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寻求了一个蒋、宋都能接受的方案，使宋既能体面地复职，又使蒋所需“剿共”经费不致中断。按此方案，宋子文找来上海的50名银行家，以“招待会”的名义，与汪、何等政府代表谈判。汪、何提出，要发行一种新公债来弥补“剿共”战争的支出。而上海的金融界直率地表示将不认购新公债。因为这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宋子文让50张嘴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