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纪》
明代兵书。何良臣撰。何良臣字际明，号惟圣，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据本书序跋和书中内容推测，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间。他善长诗赋，热爱军事，“自结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他曾说：“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阵纪·后序》）可见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是很赞赏的。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这位有胆有识的将才却长期没有得到重用。在“知阵无所事阵”的苦闷中，“辄寄之歌咏，以畅发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为不得为之情”。（《阵纪·后序》）所以他的诗词具有浓郁的军人风格，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势，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纪·跋》）由于他有军事才能，自“握管从戎，辄投辄效”（《阵纪·序》），逐渐受到重用，被召为幕僚，参与训兵，运筹诸边要务。后因立战功，升为偏裨将，最高官至蓟镇游击将军。其著作除《阵纪》外，还有《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
《阵纪》是何良臣潜心研究兵法和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据书中引有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对戚继光浙闽用兵方略的评论来推测，其成书的上限应在《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后，其下限应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因为书后有黄道月明万历己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仲春序和张应登明万历十七年（1589）五月跋。
《阵纪》共四卷、六十六篇，其篇目如下：
卷一：《募选》二篇；《束伍》四篇；《教练》三篇；《致用》二篇；《赏罚》四篇；《节制》三篇。
卷二：《奇正虚实》四篇；《众寡》三篇；《率然》二篇；《技用》十五篇。
卷三：《阵宜》三篇；《战令》五篇；《战机》三篇。
卷四：《摧陷》一篇；《因势》二篇；《车战》一篇；《骑战》一篇；《步战》一篇；《水战》三篇；《火战》一篇；《夜战》一篇；《山林泽谷之战》一篇；《风雨雪雾之战》一篇。
《阵纪》是讲选练和作战的兵书，内容较为充实，有将士的选拔管理和教练，也有战场指挥和奇正虚实的运用；有兵器的形制性能和配置，也有阵法的种类和变换；有旗鼓烽燧指挥、通讯、报警系统，又有赏罚条格和战场纪律规定；既讲一般情况下的作战问题，又讲特殊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既言练艺，又言练胆；既有对古代兵法的继承和阐发，如他指出：“孙子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无不奇，善用正者无不正。’正此谓也。……有等庸将派定伍队，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皆非也。”（《奇正》）又有对前世兵家观点的匡正，如他批评大军事家李靖的“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误矣。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奇正》）；既有对明廷腐败军政的揭露和抨击，又有变革图强的见解，如他批评明廷，“今也，将吏惫于监司中制之烦，士卒疲于科克工役之苦，偏裨困于谋求奔走之劳。”“将乏良能，兵无练锐。”（《率然》）又进言“臣于是而知斯时也，非商鞍之变法，不可以言守国，非尉子之连刑，不可以言治旅。”（《率然》）既有对前世军事制度的追述，又有对明代军事制度的记录，如他在讲到军队编制时，除追述周制外，详细记载了明代军队各级的编制人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余皆仿此。”（《束伍》）总之，它既有军事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阵纪》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治军、作战指导和军事哲理三个方面。
在治军方面，重视军队的选练，“众非精选，无以得用”。（《募选》）在具体选募中，主张“募贵多，选贵少”（《募选》）。他认为，“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募选》）以人的精神品质为首要选募条件，“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反对选“城市游滑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强调因人而选，因长授职，如年高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之长”（《募选》）等。他还参照《六韬》用人思想，根据每个士卒的不同特长组织各类型的专门部队，如异术队、敢死队等。主张明耻教战，“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要求全军懂得所谓荣辱廉耻，以战死为光荣，以退逃求生为可耻；将士之间要情同父子，义若兄弟，亲密无间，生死与共。当然这在封建阶级的军队里只能是一种愿望和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认为诛贵大，赏贵小，“能行诛于贵里，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故杀及权幸，赏及牛童者，谓不论贵贱，不预恩仇，示至公也”。（《赏罚》）强调赏真罚实，防止私下捣鬼，要求将帅亲自调查，以“耳目见闻”为实。
在战略战术方面，战略上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而“奋力抵敌，或因救护而致重伤，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为下功”。（《赏罚》）这无疑是继承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对奇正的阐述详备而且有新见解。他历数诸家对奇正的认识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奇兵变化无常，正兵也可变化无常；奇兵和正兵相互依存，又可相互变化，奇兵可作正兵用，正兵亦可作奇兵用，要视战场情况而定；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正、奇、伏三者的辩证关系，“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有身而后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其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故三分其一为奇伏，然伏出于奇者也，奇又出于正者也。善用伏者，自无处不伏耳。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奇正》）“众寡”是兵家必谈的问题。《阵纪》对“众寡”问题的论述重“众寡”的运用，认为“识众寡之用者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他还认为众寡也是可以变化的，“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众寡》）对骑战、步战、车战、水战、火战等战术都根据明代的实战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车战，他根据明代战争的特点，提出“非车无以致远，非车无以行制”，“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欲挡胡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胡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虏，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胡马之不入，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车战》）他总结明代海战的经验，提出：“洋海之战，所虑风涛不时，又虑迷失向往，当以斗建为正，加四时定之，知所进退矣。”（《水战》）
在军事哲理方面，他继承了古代兵家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的，用兵的要诀在于因敌转化，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他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他在讲训练时，既强调练技，又强调练胆；在讲赏罚时，指出“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人心不劝，罚轻则人心忘惧；赏重则人心侥幸，罚重则人心无聊”。（《赏罚》）在讲兵器时，强调兵器短长要适度，“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易钝，钝则不济”。（《步战》）朴素地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转化，指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而且似乎包含着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在他看来，将士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英勇作战，便能进发出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获得生的希望；如果个个都有侥幸偷生的念头，那么就必然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而被敌打败。所以，他说：“夫一人必死，足敌十夫；十夫必死，足敌百夫；百夫必死，足敌千夫；千夫必死，足敌万夫；万夫必死，天下莫当。”（《摧陷》）
《阵纪》是明代一部比较优秀的兵书。对中国军事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讲理论不流于空泛，讲制度不失之于繁杂，“凿凿足当实用，非徒拾前人咳唾，堇堇盗浮声也者”。（《阵纪·序》）它“切切以选练为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比较实用。明代著述兵书称多，然多为掇拾汇集之作，这更显得《阵纪》之可贵。正像纪昀评论的那样：“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捃摭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阱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犹为切实近理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
《阵纪》现存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墨海金壶》本、清道光《珠丛别录》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惜阴轩》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瓶花书屋》本、清同治《半亩园》本、清咸丰《长恩书室》本、清抄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兵法百战经》
《兵法百战经》，简称《百战经》，由《兵法百战经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全卷”以“王鸣鹤曰”开篇，其中有些思想与《登坛必究》相同；“下卷”卷首则称：“是辑酌古宜今，汇集诸家之精粹，诚兵法之大成，以为卫民之一助也。”而且没有“王鸣鹤曰”字样。卷首均著录“淮阴王鸣鹤编订，古吴何仲叔参辑”。由此推知，“全卷”应为王鸣鹤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辑。
《兵法百战经全卷》有如下细目：地利总说、圮地、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选能、两翼游兵、火攻药法、骑射、安营机要。“全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种地形的特点及作战方法。“全卷”第一句话就是：“王鸣鹤曰：我先知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接着列举了《孙子》中提出的圮地、死地、通形、挂形、支形等各类地形概念，以吴子问，孙武答的形式，阐述了敌我双方陷入上述地形条件时的作战方法。如在“死地”作战，若我陷死地，要深沟高垒，示我有备，安静勿动，以隐蔽我军实力；然后杀牛燔车，犒赏士卒，填井毁灶，打消侥幸偷生的心理。这样全军死战，必锐不可挡，转败为胜。若敌居死地，则要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动摇其斗志，并在生路两侧埋伏精兵，在要道隘口布署精骑，乘敌逃跑进行截击，必获全胜。二是记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和考选弓弩、鸟铳手的方法及标准。强调统军作战，务必选拔搜揽各方面的人才。主张要像春秋战国时那样，“虽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延见庭养，以为己用”。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要求将帅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世之为将者，贵有将才，尤贵有将德。”对于鸟铳手的考选记述很细致，从铅子、火药、火绳、铅子袋到瞄准、射击都有具体规定。三是记述了明代的游兵战法和军中赏罚制度及指挥旗号。所谓游兵，就是在军队左右两翼的前锋，各设一个头队，即侦察分队，由骁将统领，负责侦察敌情，搜索伏兵，应付突然事变。头队中实行逐级论功行赏，一队之中如果赏多罚少，队长领红顶签、赏少罚多，队长则领黑顶签。主将则根据红、黑签赏罚队长。四是记述了明代火器种类及炮火药、水火药等火药配方。该书记载，当时“火器二百六十余种，皆有稗于实用”，按其用途分，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提出用器在于“合宜”；制器在于便利使用，如战器利于轻捷，攻器利于机巧，埋器利于爆击易碎。五是记述了骑马射箭的要领和训练、检验足力的工具及方法。有歌诀，如马箭歌诀等。有图式，如马箭式、步箭式等。六是阐述了营垒的重要性。王鸣鹤认为，“张军宿野必有营垒。营者，三军之家也。止而无营，犹人之居无屋宇、墙堑，一旦盗贼窃发，何以押御耶”。他还提出，要巩固营垒安全，形势、米粟、赏罚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上下相亲，人和为要”，“无事忧为有事之防”。七是总结了明军刘家河惨败的教训，提出加强“正兵”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刘家河之败的原因是“既不能用奇，而又自弃其正”。建议先定什伍之法，“五人为伍，以上递相连属，以至于将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应，虽极仓促，只须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健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在内，为马、步、战兵之数”。
《兵法百战经下卷》的细目有：军誓、定惑、符契、乡导、金镜捷法淘金歌、年局起例、月局起例、日局起例、时局起例、太乙起例、测水平器、水军营法、兵夫列船。“下卷”内容较杂，多为用历法推算吉凶祸福，是封建糟粕。其中讲到古代的战斗动员、稳定军心的教育、水军战阵营法等尚有些参考价值。它公开声称，军中进行祭祀等迷信活动是“以权佐政”，巩固军心，鼓舞士气。它记述了当时的战船战斗队形，并认为战斗队形应随水域的不同情况而变化，“港有湾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
《兵法百战经》是产生在明代末期的一部兵书。它篇幅较小，约8000余字，但涉及到军事的许多方面，而且图文并茂，附图20幅，比较适宜当时粗通文墨的军人学习。它还能结合明代的军事特点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阐发，尚有一些参考价值。不过本书编排较乱，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有的本应标目的内容没有标出来，杂在其他类中，名不符实。该书刊本著录为“板藏南阳石室”。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一部佚名兵书。该书原是抄本，于1941年最先在分阝州（今陕西邻县）一个书摊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1941年土纸翻印本前言）。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用土纸翻印。然而此本流传不广，已往公私藏书目录均未见著录。1961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叔和的《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中说：“十几年前，我在成都一个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土纸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一个手抄本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1962年无谷作了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印行，才使这部濒临失传的古兵书重现于世。
“三十六计”之称来源于“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中华书局点校本487页）之后，《南史》、《资治通鉴》均有此记载。“三十六计”之名虽然出现很早，但是《三十六计》作为一部兵书却不会成书太早。由于缺乏可靠证据，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详考。然从早期史籍均不见著录和其系统以《易》演兵的内容方面推测，估计约成书于明、清之际。
《三十六计》不分卷。全书共分六套三十六计，前冠一段总说文字，后附一段残缺的跋语。具体篇目如下：
总说
第一套胜战计
第一计瞒天过海
第二计围魏救赵
第三计借刀杀人
第四计以逸代劳
第五计趁火打劫
第六计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
第七计无中生有
第八计暗渡陈仓
第九计隔岸观火
第十计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
第十三计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
第十九计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走为上
跋（残缺）
六套计中，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是处于优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是处于劣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每计的名称多取之于广为流传的成语典故，形象易记。每计的顺序是先出计名，次作解语，再加按语。解语前半部分多引自兵法，后半部分多引自《易经》，理性较强，比较难懂。书中自称，“解语重数不重理”，认为，“理”只能说明设谋定计的一般规律，而“数”才能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按语又是对解语的阐释，一般先理论上阐述，后举实例相参证，较易理解。如第十六计“欲擒故纵”的按语，先解释“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穷寇勿追’，亦即此意。盖不追者，非不随也，不迫之而已”。然后引武侯擒孟获事参证，“武侯之七纵七擒，即纵而蹑之，故展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若论战，则擒者不可复纵”。
《三十六计》可以说是集古代兵家“诡道”之大成，专讲军事谋略的兵书。由于它以《易经》的阴阳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转化，所以，全书含有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在“总说”中就指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从“数”与“术”、“阴”与“阳”的辩证关系，推演出了计谋的运用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可生搬硬套和预先凭空安排。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它在每一计的解语中都能注意到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转败为胜；还注意到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认为“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意思是当战争的形势发展到必然会有所损失的时候，要用局部的损失来换取全局的胜利。全书还贯穿一条战略战术原则，即形势不利不要冒进，敌人强大时不要硬攻。形势对敌有利时，要“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敌人“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书中还谈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计谋的关系，认为“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阵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为对战之策”。意思是关于战争之事，内容极其繁多，例如强国、练兵、选将等等，但战争有一定规律可循，作战的经验也可以取鉴，借以获得教训；然而战争中的对战之策，即阴谋奇计却变化多端、光怪陆离、不易掌握。所以它指出：“‘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将帅需潜心研究，因时、因地、因敌制变，恰当运用“攻心夺气”等战场的一切诡诈奇变，以实现“胜之转机”的目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本书辑录三十六条计谋汇编成书，只是借用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安排它的所谓每套六条，一共六套，六六三十六条计谋。并非军事上的计谋只有三十六个。实际上，正如本书跋语中指出的，战争中的计谋变化万端，光怪陆离，不可胜数。本书只是对古代部分计谋的概括归纳。二是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说当处于完全劣势，面临败亡的时候，“走”是上策，而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高明的一策。这从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以避魏的战（事见《南史·檀道济传》）和本书的按语诠释中都能得到证明。它实际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按语中说，当敌势全胜，我不能胜他时，出路只有三条，一是降，二是和，三是走。投降是彻底失败；媾和是一半失败；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三十六计》总结了以往战争中施计用诈的实践经验，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至今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例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美人计”、“苦肉计”等计中反映的封建割据战争中那些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思想内容。内容编排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三十六计》现存版本有：成都兴华印刷所1941年土纸翻印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1962年内部印本、炮兵学院训练部1963年译注本、济南军区司令部1964年翻印政治学院印本、武汉军区司令部1973年和1978年抄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社会科学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李炳彦的《三十六计新编》，删去了原书的“按语”和“跋语”，每一计增加了“新解”，增补调整了一些古代战例，增加了一些近代或现代战例。
《练兵实纪》
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3页），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6页）《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人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练营阵第五》）
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练胆气第二》）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登坛口授》）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储练通论》）
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车步骑解》），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练营阵第五》）
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练将第九》）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练将第九》），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练将第九》）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人营者，军法从事”。（《练营阵第七》）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反对下级对上级“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说”。（《登坛口授》）
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储练通论》）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练将第九》），“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储练通论》）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练胆气第二》）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将官到任宝鉴》）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四库总目提要》）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
《兵机要诀》
明徐光启撰。是一部新发现的失传兵书。此书撰于明万历年间，曾刊印过：后失传。康熙二年徐光启之孙徐尔默撰《文定公集引》，称徐氏所撰《选练百字括》已刻已毁，《选练条格》未刻而佚。徐光启十二世孙徐宗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搜集到一些新的徐光启文献，拟出版徐光启新集。从上智编译馆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间）所刊拟议出版的徐光启新集目录中发现，内有《兵法选练百字诀》、《火攻要略》、《制药》、《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六篇（均为《兵机要诀》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献也随之散佚。60年代初王重民先生编辑徐光启集时因没有找到上述文献，仅列其目待访。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其中就包括了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兵机要诀》，为嘉庆九年甲乙（1804）抄本。《军事卷通讯》特发了一则消息。上海的专家学者闻讯赶到北京，在莫将军热情支持下，很快将此书整理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中出版。
徐光启（1562~1633），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军事家。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崇祯五年（1632）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崇祯六年（1633）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为了对付后金崛起，明廷特命徐光启“总理练军事务”，训练新兵保卫京师。在这期间他结合军事实践，深入研究军事理论，撰有军事著作多种，并汇编《大明一统九边险要韬略世法》等军事丛书，还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有关军事的奏疏等辑为《徐氏庖言》（国内已佚，原书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据书目著录，未刊而佚的军事著作还有《兵事厄言》、《兵事疏》、《军事或问》等。
《兵机要诀》，在《徐氏宗谱·翰墨考》中误作《兵机要略》。新发现的抄本题“云间徐光启子先父著，虞山单侃景略父评”，单侃眉批十余条。全书共计六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如下：
《总诀第一》，卷端题《兵法选练百字诀》，即徐尔默《文定公集引》所说的《选练百字括》，亦即《徐氏宗谱·翰墨考》所载的《百字诀》。名为“百字”，实为一百零五字，如果将“臂力”、“营阵”各算一字，也有一百零三字。共分学兵之要三、养兵之要三、教兵之要三、学艺之要三、选士之要四、勇之凡四、选胆之略三、练胆之略三、选智之略三、选力之法三、选捷之法三、技之凡五、远技之法三、长短技之法三、相士之法三、身材八字、战之品三、守之品三、和之品三、练士之法八、阵之法五、列阵之法四、进退之法二、兵阵之形十、兵法要八等二十五组，每组多为三字成诀，亦有二字、四字、五字、八字、十字成诀者。每字都有独立的含意，有的并进行简略诠解，如“学兵之要”的“想”解为“沉思曲想”，“讲”解为“学问遍知”，“养”解为“治心治气”。有的未有诠解，但是言简意赅，如将“兵法之要”概括为“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八个字。
《条格第二》，卷端题《兵法条格》，其中包括《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三篇，是徐光启结合练兵实践，对《选练百字诀》，的具体化和条格化。《练艺条格》强调了练艺的重要性，规定了士兵需练习的各种技艺及具体要求。指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枪次狼筅”，“练短器一刀二棍三镰四钯，俱长九尺以上。”《束伍条格》细分为伍艺、伍号、伍约、伍书，制定了军队的组织、管理和纪律规则，规定同伍五人和四伍长互相保结，严禁脱逃。《形名条格》规定军队的指挥号令、标识，包括服章、旗帜和金鼓。强调“齐众若一”，“众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
书后附有《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火攻要略》分别介绍了新式火器以及使用这些新式火器的胜敌之道。《制火药法》介绍了练硝、练硫和制炭的新方法，其关键是硝取其清、硫求其净、炭择其轻。还介绍了火铳（粗药）、鸟铳（细药）和火门药方等。
《兵机要诀》较集中地反映了徐光启在练兵方面的军事思想。他主张养兵要少而精，“少（所以饱）、饱（所以好）、好（所以少）”，这是他设计的养兵良性循环系统，阐明了少、饱、好的辩证关系。主张练兵从单兵练起，“凡练士，先练一人始，一人有五体即伍法也。护首手必应，举手足必随，即常山蛇势也。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备在一身，因而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为哨，五哨为部，五部为营，布阵变，化出没总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法尽在其中矣”。重视练艺。他针对项羽的“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指兵法）”，批评说：“此不知剑法，亦不知兵法也。”明确指出：“练士之法首技艺。”练艺注重实用，反对于实战无用的花架子，指出：“目今教练诸艺，不及尽学全套，只须除去花法，专练实用。”甚至平时军营活动也强调从军事需要出发，禁止刺绣、结网帽、赌博等，而用射箭、打统各色武艺，投石、超距、跖墙、打球之戏用以决赌者不禁。重视练胆，其要领是怒（杀敌者怒）、耻（明耻教战）、习（艺高胆大）。主张长短兵器都要掌握，认为长短兵器各有所用，“兵法不论短长，用得着时，便为救命立功无上之宝”。尤其是重视先进军事技术的运用。明代后期，火器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新式火器，徐光启不仅亲手辑录新式火器和火药的资料，而且反复强调：“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非火器莫能御敌也。”他还重视训练中的奖惩升降，明确规定：“以胜负为赏罚，积赏罚为升降。”
《兵机要诀》是一部失而复得的明代重要兵书，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军事史料价值，而且它保留的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具有科技史料价值。
《兵机要诀》嘉庆原抄本由莫将军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据此本影印。另外，明崇祯九年（1636）山西绛州韩霖编的《守圉全书》内辑有《选练条格》，分选士、练艺、束伍、形名及营阵五篇，其中《选士》与《选练百字诀》有很大部分相同，而《练艺》、《束伍》、《形名》与《兵法条格》有关各篇内容基本类似，由此可见，两书系出同源。《守圉全书》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内孤本。
《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海防论》等，是明代关于海防的兵书，旧题胡宗宪撰，实际是由胡宗宪汇编而成。这在胡宗宪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凡耳目所历，哨探所传，无微不核，无细不综，因汇次为《海防图论》，凡若干篇。”经核对，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见《郑开阳杂著》）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辽东军饷论》由明万世德补辑，《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补辑，但其资料都源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给《筹海图编》所作的序中说：“余既刊其（注：指郑若曾）《万里海防》行世。”据此推测，《海防图论》当即是《万里海防图论》。题郑若曾撰是正确的。
《海防图论》主要篇目有：海防图、广东要害论、琼管论（原作琼馆守御论）、广福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福洋五寨会哨论、福宁州论（原作福宁州守御论）、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原作浙洋守御论）、舟山论、浙直福兵船当会哨论、苏州水陆守御论（原作苏松水陆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江淮要害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万里海防图论》，亦有是篇，文字有所不同）、日本考略。本书铅印本后附《阵纪》八篇：战令、战机、摧陷、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以《武经七书》的言论为根据，阐述战场律令、战机选择和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鱼船管理，除掉内奸，使倭寇失去耳目和向导；占领海上要害岛屿，封锁倭寇必经之路；分哨和会哨紧密结合，尤其要加强防御接合部的会哨，堵塞一切空隙；在沿岸港口设水陆把总和游兵把总，既能水上击敌，又能在陆上堵截歼敌；组织团练乡兵，使处处有御倭之兵。每篇之后有辑录者的评论，如“苏州水陆守御论”后，针对原文提出的“调募客兵不如调土著之兵，可调习而有常；官造战船不如雇民间造私船，皮坚久而省费”的主张，评论说，“苏松海防所依赖者，无过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为不可，至于战船民造，实为坚久，是当永为例云”。
《海防图论》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
《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九章）。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阮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划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即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列朝诗集小传·茅待诏元仪传》）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方以智：《流寓草》卷七《酬茅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表微妙处，用“三角”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一篇纲领，用竖黑线，表示分段条目；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兵诀评》）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他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他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战略考·序》）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阵·序》），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阵·序》）“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杩；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180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人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占度载·度·序》）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2）选材精当。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1080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卷七十眉批）（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6）图文并茂。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军资乘·饷·序》）。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士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阵练制·练·悬令》）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军资乘·守·堡约·序》）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占度载·度·海防·序》）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度·江防·序》）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军资乘·序》），“善守者，使不得攻”。（《军资乘·守·序》）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占度载·度·四夷·北虏考·序》）
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一》），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唤、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1974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