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作者不可考，概成书于明万历初年。全书共12卷，152篇。每篇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引用古代战例或历代兵家言论加以佐证。《草庐经略》内容丰富，对战争目的、战略战术、治军用将、阵形阵法、武器制造、阴阳占卜、屯田粮饷等均有论述。既是对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又体现出对明代战争经验总结的时代特色。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草庐经略》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抄本、乾隆抄本、清《粤雅堂丛书》本、《申报馆丛书续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和民国新建出版社印行本（更名为《中国兵学理论》）等。
《投笔肤谈》
旧题作者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
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该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年代应在明洪武以后，万历以前。该书卷端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有人认为《投笔肤谈》的作者很可能是何守法。
《投笔肤谈》共分上下两卷，十三篇。各篇目为：本谋第一、家计第二、达权第三、持衡第四、谍间第五、敌情第六、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第十二、天经第十三。它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每篇之前有解题，概述本篇内容和与上篇的关系；文下有注解，既有文意训释，又有战例参证，增加了其价值。
《投笔肤谈》现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军事科学出版社《投笔肤谈译注》本等。
《投笔肤谈》理论色彩很浓，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在战争观方面，《投笔肤谈》主张慎战、义战，以战止战，救民于水火而又不劳民。它特别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指出了战争危害民众的五种表现：“三时弛务，妨民之农。隶籍充伍，妨民之业。军需辎重。妨民之财。擐甲冠胄，妨民之力。鼓行搏斗，妨民之生。”它认为只要进行战争，这五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主张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要尽量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它主张“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最理想的方法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它还认为用兵的关键是合乎名和义，主张师出有名，进行义战。它说的“义”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目的是收揽人心，但也有维护民众利益的一面。它主张自己一方面要首先打起正义的大旗，而把恶名加给敌人。
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先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图制胜敌人。认为“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它强调行军时要警惕敌人截击，驻军要防备敌人逼近，前进要考虑退路，在国外作战要照顾国内。对敌作战主张乘敌之隙，强调要等待敌人出现破绽时再进攻它，没有可乘之隙，宁可长期相持也不莽动，以免陷于被动。
《投笔肤谈》重视人心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它在论述了攻防形式和机变以后指出：“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所以，它特别强调争取敌我双方的人心，要求“可使敌兵知吾之仁，而不可使吾兵知敌之仁。可使吾兵知敌之暴，而不可使敌兵知吾之暴。”因为若使我军知道敌人仁慈，就可能引来军队溃散。它也从争取人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极力反对临阵用刑罚威吓士卒，战前用杀戮显示威严，认为这样做“足以失士之心而激之变”。
在治军方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它认为“且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士众，四体百骸也。”它认为将帅有能在庙堂之上出谋定计的儒将，有能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的武将，有通晓天文地理、文武双全的大将，他们都是“国之柱石，民之司命”，“君王”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将帅，并要给他们机断行事的指挥大权。它还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求上级关心爱护下级，下级拥护上级；将帅要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并要身先士卒，关心爱护部下，严格治理军队，防止军队骄纵，玩忽职守等。
《投笔肤谈》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上要有力量，天下一切飞翔的、潜藏的、运动的、静止的有形之物，都是用兵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都应该了解、掌握和利用。它认为用兵要首先了解敌情，既要通过间谍获取情报，又要根据敌人的动态获得变化的情报。它明确指出，阴阳占卜是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它又认为阴阳占卜军中不能废，因为可以辅助用兵，用以迷惑敌人。它初步认识到了战争是一种剧烈变化的事物，注意到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及其相互转化，对于敌我、攻守、进退、难易、虚实、利害、胜败等战争中的各种矛盾能够从两方面阐述问题。
《投笔肤谈》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军事问题的兵书，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它一边反对相信阴阳占卜，称其为“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又认为“亦有自然之天命”，“天命之不可违，而非人谋之所能为也”。
《武编》
《武编》是继北宋《武经总要》之后，在明代后期成书年代较干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对古代军事技术记载较多，大多为《武经总要》以后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军事技术问题的论述，则侧重于对传统火药理论，以及诸多火器的形制构造与使用方法的阐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被其后问世的兵书所转录，也有一些内容为其他兵书所不载，具有补缺的作用。
《武编》系唐顺之所辑。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生于正德二年（1507）。青少年时博览群书，嘉靖八年（1529）进士，会试第一，为翰林院庶吉士，曾以郎中身份督兵浙江，与胡宗宪等共同抗倭，屡破倭寇，以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他博闻广识，通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数学，人称荆川先生或唐荆川。嘉靖三十九年逝世。有《荆川先生文集》、《广右战功录》等十多种著作传世。崇祯年间追谥为襄文。
《武编》辑于嘉靖期间，作者在生前并未刊行，只有抄本传世，为秣陵（今属江苏南京）焦澹园收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始由武林徐象标曼山馆雕版印行，清代有木活字本、抄本传世。《武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6卷。军事技术内容散见于各卷之中，以前集卷五最为集中。
《武编》虽然对兵法理论阐发不多，但是《武编》前集卷五、卷六对军事技术理论的阐发，却开了明代后期兵书的先声。
前集卷五
本卷主要论述各种火器、冷兵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大致反映了自《武经总要》刊印之后，至嘉靖三十九年唐顺之逝世之前，各种火器、冷兵器及战车、战船的发展概况。
1.无敌神牌，始见于《武编·牌》，但以《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五》的记载最为完整。大型牌面以木为框，用竹编成，下部绘有虎头图形，虎口张开，上部竖立3支枪锋。整个牌面安于一辆大独轮车前。行军时，可由6人肩之而行，张开使用时，可以掩蔽25人，从牌后发射火铳、火箭。此牌既可作为战车布列为“车城”，阻挡敌骑之冲突，又可以火器射敌，是一种攻守兼备的火牌。
2.保生牌，是一种盾牌与小铳相结合的火牌。千子铳盾牌背面安置15个小铳，内装火药与铅丸，铳口通过牌面射孔向外，铳后火门各通出一根火信，并将它们联束一起，用机械式点火装置相接。作战时，士兵左手执牌，右手持刀同敌搏杀，看准时机后，即拨动机械装置，将15枚弹丸一起射出，击杀敌人。
3.千子铳，《武备志》称千子雷炮，炮管用铜制造，长1.8尺，口径0.5尺，内装用毒火药法制造的众多生铁片，用杵压实。炮身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车前端安一块隔板以隐蔽炮身。遇敌时突然发射，铁片四散飞击，敌“顷失其命而不自知所终”。
4.水底雷，以大将军（即火炮）为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用大木作箱，油灰黏（应为舟念）缝内宿火（即藏有火种）。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此记载表明水底雷是一支密封于大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击穿敌船，使之沉没的一种击穿式水雷。
5.飞悬神铳，是一种用于“固守城池”的火铳，铳身安放于城墙下有洞口之处，使铳口通出城墙外。每隔10个垛口安放一支，铳身有火线连于城上，由守城士兵控制发射装置。当敌兵前来攻城时，守城士兵扣动发射装置，将弹丸射出，击杀敌人，“此为形而示之以无形，伏而疑之以无伏，兵不劳而城可守也。”明军使用的弓这种构造形式的火铳，其他兵书没有记载，但从发射过程看，当是一种用机械控制点火发射的先进火铳。
6.迷眼火沙，“以诸般毒药为之，置于长枪之首，占其上风，贼中火器（毒）气，则目即盲。”可见这是一种在枪筒口部充填致毒性火药的喷筒，主要是点火喷射毒性烟气熏灼敌人，其构造与作用大致同金军使用的“飞火枪”相似。
7.弓，《武编》卷五在“弓”和“弓制”中，对弓的制造和射箭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明军使用的弓除了沿袭宋以前的弓以外，又有许多新品种：槽梢弓、槽坝弓、大梢弓、小梢弓、开元弓，西番木弓，还有陈州弓、交弓、桑木梢黑漆弓、黑漆弓、桑木梢雀桦硬弓、雀桦弓、黑漆沙鱼皮弓等，它们大多是强劲的硬弓。
8.弩，《武编》卷五在“弩”中，对弩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由于明代枪炮与火箭等火器的增多，并由于床子弩等重型弩“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等原因，所以便废弃重型弩而保留轻型弩，其中有神臂弩、克敌弩、双飞弩、窝弩、蹶张弩、腰开弩、诸葛弩、苗人竹弩、宣湖射虎竹弩等。其中苗人木弩、苗人竹弩、宣虎射虎弩所发射的弩箭都醮有毒性药料。
9.枪，《武编》卷五在“枪”中，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枪的使用方法，并认为“枪杆（以）蒺藜条为上，柘条次之，枫条又次之，余木不可用”。又说：“枪制，木杆，上刃，下樽”，分步兵枪与骑兵枪。明军所用长柄枪的种类甚多，有长枪、长头枪、短头枪、矛式枪、铁钩枪、龙刀枪、钩镰枪、燕尾枪、凤头枪、蛇枪、飞枪等。
10.刀，《武编》卷五在“刀”中，对使明军使用的弩用长柄刀的刀法论述甚为详尽。明军使用的长柄刀大致有钩镰刀、偃月刀、象鼻刀、仰月刀、合月刀、三尖两刃刀、骑兵雁翎刀、斩马刀、长倭刀、腰刀、手刀等。偃月刀与钩镰刀大致相似而稍窄，主要用于操练。象鼻刀的刀尖弯曲如大象之鼻。仰月刀的刀刃如凹向月牙横置柄端。合月刀的刀刃如凸向月牙横置柄端。三尖两刃刀是刀头有三锋且两侧开刃的刺砍兼用刀。骑兵雁翎刀供骑兵在马上砍杀敌军士兵。斩马刀刀头较长，刀刃弯曲较少，主要用于劈斩敌军的马腿。长倭刀系仿倭刀所制。腰刀长3尺，重10斤，短柄长刃，刀刃的弧度较大，为明军佩于腰间的护体兵器。手刀是沿用宋代的短柄护身刀。
11.“火药赋”，《武编》卷五在“火”中认为：“五材并用，火德最灵……锸锋利镞，力尚有穷，而火焰之精，无坚不溃。”此处所说的“火”，是指火药燃烧后产生的“火”。明军使用的长柄枪明军使用的长柄刀明代后期的兵书，从《武编》到焦勖于崇祯十六年（1643）成书的《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都对配制火药的原材料硝石、硫磺的提炼，火药的配制技术，硝、硫、炭在火药组配中的作用，作了全面的论述。它们借用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即“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等中医术语，来阐述古代火药配方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在迄今已经发现的资料中，可知唐顺之是创立或阐发这种理论的先躯者，《武编·火》中的“火药赋”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火药赋”称：“虽则硝、硫之悍烈，亦藉飞灰而匹配。验火性之无我，寄诸缘而合会。硝则为君而硫则臣，本相须（相互协同）以有为。硝性竖而硫性横，亦并行而不悖。惟灰为之佐使，实附尾于同类。善能革物，尤长陷阵。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软而欺硬，臣轻君重，药品斯匀。”此赋高度概括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硝是氧化剂，在火药中起主导地位，故为君。硫磺性质活泼，是还原剂，居辅助地，使火药具有爆炸作用，与硝相辅相成，故称其为臣。木炭粉是助燃物料，居辅助地位，使硝石在燃烧后迅速释放大量的氧气，使火药产生燃烧作用，故而称其为佐使。“火药赋”还指出：如果三种原料提炼不纯，选取不佳，互相之间组配不当，就会产生种种弊端，并明确指出：硝材提炼不纯，则君主地位不明，火药不佳：制药粗劣，虽多亦少，制药精细，虽少犹多，配比不当，失其调剂，若硝、炭含量过少而硫偏多，即君主和武臣偏弱而文臣势大，则火药虽能速爆，但发火不猛，若硝、硫含量过少而炭偏多，即君主和文臣偏弱而武臣势大，则火药虽能燃烧，但爆发力弱，若缺少硫和炭，即没有文武二臣的辅佐，则国将不国，而火药也就会因为不能燃烧和爆炸而不成其为火药了。“火药赋”还指出：硝、硫、炭在火药中所占的比例不同，所制火器的用途也各异。
飞空神沙火
12.飞空神沙火，唐顺之在“火”中，还论述了以硝、硫、炭三种物为基础，再加上不同的物料，配制成上百种不同用途的火药及其配制工艺和技术，并首次提出了返回式火箭“飞空神沙火”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后被《武备志》所载，改称为“飞空沙筒”。箭身用薄竹片制成，连火药筒共长7尺。供起飞和返回用的两个火药筒，颠倒绑附于箭身前端的两侧。起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后，其上面连接另一个长7寸、径7分的火药筒，内装燃烧性火药与特制的毒沙，筒顶上安有几根薄型倒须枪，构成战斗部。返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前。3个火药筒的药线依次相连，放在“火箭溜”上发射。使用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药线，对准敌船发射，使箭身的倒须枪刺扎在篷帆上。接着，作为战斗部的火药筒喷射火焰与毒沙，焚烧敌船的桅帆篷索。当敌人救火时，因毒沙迷目，难以入手。在火焰与毒沙喷完时，返回火药筒的药线被点燃，引燃筒内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反冲力，将飞空神沙火反向推进，使火箭返回。
13.沙洗铳炮，《武编·火》记载：“长久不打的铳炮（即后面所说的枪炮），恐其骤打而炸也，挖地窖丈余，先用火烧坑，以铳使沙石打洗内外，净入坑中。（铳炮）内以泥涂覆薪烧炼，俟其冷取出，复用桃艾汤洗，以牛或羊猪血涂内外，仍入坑炼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铳炮内外始终保持润滑待用的状态。
14.“手把铳歌”，由于明代前期手铳的发展，装备手铳的士兵越来越多，于是训练士兵使用手铳的技术便成为常规的军训内容之一。为便于士兵记忆，所以编了一首“手把铳歌”：“一装枪，二捻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槌，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别别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收队。”这首歌描述了从装填弹药，到射毕收队的全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训练场景。
15.“战夷法”，《武编·夷》指出：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习俗，常有袭扰中原之事发生。因此统兵将领在奉命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而所恶而攻之”，作战时可用“强弩利刃之铳，足以抗之”。
前集卷六
本篇主要论述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及作战布阵之法，列举了多种战车、战船之名。为了抗倭作战，书中还列出了“太仓往日本针路”、“太武回太仓针路”、“日本往太仓针路”、“太仓往日本针路”。所谓针路，就是当时用罗盘针指示方向的航海水路。此外，还论述了军需、矿产、解救药毒等问题。
1.车，唐顺之认为，“凡战，卒不如骑，畏其凌残也，骑不如车，畏其冲突也。”在以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步兵不如骑兵，骑兵可以骑战马驰聘，践踏敌营，骑兵不如战车兵，战车兵可推车冲突敌军战车，敌莫能当。他列举历史上以战车取胜的战例，认为车战耗费少而战果大。他以南宋魏胜创造的如意战车为例作了说明：南宋兴隆元年（1163），魏胜创制成数百辆如意战车，数十辆炮车和弩车。弩车上安兽面木牌，备大枪数十支，前面与两侧垂挂毡幕软牌以御矢石。每车用2人推毂，可蔽50余人。行军时，可运载辎重器甲。驻营时，可环而为营，相互扣联挂搭如同有足之城，敌军骑兵不能近，箭镞不能伤。列阵时，如意车在外，以旗帜作为屏障。弩车当阵门，其上安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矢可远及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放火石炮，可远抛至200步。与敌军对阵时，便在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时，刀、斧、枪手便出而突击。交战时，便出骑兵从两侧掩击。万全车获胜时，即拔阵起营，实施追击。敌骑败退后，官兵即可入阵稍事休息和修整。可见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战车。魏胜所采用的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和技术，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的首创。魏胜所创战车的样式上奏朝廷后，朝廷下令诸军按其式样，广为制造，颁发使用。
唐顺之又例举了明代陕西总制秦绽于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创制的独轮全胜车。该车车高5.4尺，厢阔2.4尺，前后通长1.4丈，车上有2名士兵放火铳，车下有4名士兵，既推车又放火铳，重约240斤。若遇险阻，可用4人肩行。上下前后以布为甲，以遮挡矢石。同敌作战时，先以5~10车冲击敌阵。车前有敌，则以首车向前射击，后有追敌，则以尾车向后射击，冲入敌阵，则各车从两厢向左右射击，其余各车，或犄角夹攻，或截敌退路。
嘉靖年间，唐顺之又组织人员将原万全车改制一窝蜂成新型的万全车。“其制，轮高三尺一寸，轮辕长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钉以圆铁轴，行则悬之左右箱，各广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铁佛郎机八及流星炮或一窝蜂一，上马架用安铜铁神枪一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铳一，飞火枪筒一，四角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斩马刀、铁钩各一，并火药铅子，掀镢、鹿角等器，通不过重一百五十余斤。箱前树兽面牌，绘以狻猊之像，及旁各挂虎头挨牌，战则张之以蔽矢，两车相连可蔽三四十人，每车二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此外，唐顺之还提到了当时创制的屏风车，百足火龙车、独战千里车等多种战车。
开山斧
唐顺之不但改制了万全车，而且提出了战车与兵器合为一体的守边理论。他指出，作战时可用车“随地形环布为阵，军马居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则施强弩弓矢，逼近则用枪斧钩刀短兵出战。敌败则马军出追，遇夜则用火箭。敌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面各发，势如火城，敌不敢逼进。退所向无前，敌不敢遮……马步兼用，长技并使，战守皆宜，诚可万全取胜。止则环列为营，旁施鹿角，联以铁绳……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霆击，然摆列边墙，以遏敌入，据扼险要，以邀敌归，占据水头，以据敌马，诚可化弱为强，以寡敌众，修边耕获，具有用以防卫。”唐顺之时，北方边患频繁，游牧民族的骑兵常乘隙驰突而入，袭扰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威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故他建言此策，以保边境安全。此策虽尚属粗浅，但却是以车器结合、车步骑结合守边理论的创言者。
2.舟，唐顺之在《武编·舟》中搜集了多种战船的资料。
鸳鸯桨船，是将两艘战船用活扣并联的双体战船。船体各长3.5丈、阔9尺，船上无桅，两侧各安桨8支。船面上建有活动舱棚，棚外用生牛皮蒙裹，两旁开有箭眼、枪孔，内藏士兵，既能摇桨，又能作战。临敌时，撤去舱棚，迅速将两船分开至敌船两侧，以枪炮火箭射敌，夹攻敌船。
子母舟，是一种大船内包藏小船的战船。母船三眼铳屏风车长3.5丈，前部2丈如一般战船，后部1.5丈无舱无底，只在两侧安有船板，中藏一小船。船头安有狼牙钉，船面竖一桅，两侧各安2支桨，既可借风扬帆，又能划桨航行。前部船舱内备有茅草、薪柴、油、麻与火药等纵火之物。作战时，将母船钉附于敌船上，而后点着火药，燃烧纵火之物，将母船与敌船一起烧毁。与此同时，母船上的士兵立即换乘小船返回本营。
车轮舸，明后期的车轮舸都装备了不少火器。船体长4.2丈、阔1.3丈，外设虚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由士兵踩动，击水而进，航速较快。船体前部平头，长8尺，中舱长2.7丈，后尾长7尺，尾部上翘，上建舵楼。中部舱面建有木室，前后贯通，中有大梁，上覆活动木板，自两边伏下。每块木板长5尺、阔2尺，下部安有转轴，如同吊窗一般。作战时，先从木室内向敌船施放火药箭，同时用毒龙喷火神筒喷火，鸳鸯桨船子母舟车轮舸待敌战斗力削弱后，舱内士兵一起掀开木室上的覆板，立于船面上，以旁牌作掩护，向敌船抛掷火球、标枪，并以钩拒等兵器钩攻敌船，最后歼灭敌军。
破船舸，“用大木五根，各长三丈余，将木居中凿空，仍补平，厚以麻黏舱之，前后横栓，串锭一处，加筏势，两边六轮。上作船舱，轮轴在内向前，平头长1丈，舱长1.5丈，尾长7尺，安舵楼。前平头上安破舟铳，其铳如神枪样，枪头如荞麦样，用纯钢极快利，头长3寸，后杆长4寸如枪，安置铳内。凡一舟前用3具，约木头与水颇相平，约与船相近，舱内点放火线，其枪经打入船内，连发3铳，其船必沉。”
《武编》的兵法理论，集中在备边与防倭作战方面。军事技术理论主要集中在火药配制、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方面。
1.提出了安定边境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聚居于边陲的各少数游牧民族，在衣食、文化、器械、地理条件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常袭扰中原农耕民族。为了安定边境，用兵必不可免，因此统兵将领必须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性，技能的长短，这样才能以长击短，取得胜利。北方与西方的游牧民族善于弓马骑射，惯于使用弓矢、刀铤，见利便进，不利则退，不在乎进退荣辱，常藏匿于险峻之地。因此，必须以利诱之竞进，而后以伏兵击之。如果在旷野平原上作战，就要用强弩在远处射击他们，用奇兵战胜他们。南方各游牧民族善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作战，也应出奇制胜。唐顺之由此得出结论：在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马；在东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船，在南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标牌。
2.提出了“破倭三计”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袭扰我沿海的倭寇多是小股作战，他们惯用的伎俩有三：其一，常用“伏兵之计”，当官兵进剿时，他便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股，藏匿在土堆、草丛、沟旁、寺庙等处，待官兵接近时便伏兵四起，使官兵眩惑纷错，一时无措。因此，同倭寇作战时，必先以向导探明情况，严防中其伏兵之计，当倭寇来袭时，可以佯败诱之入伏，而后击之，当其溃逃时，可追则追，可止则止，不能轻率深入。其二，常用“诱兵之计”，即用锡块充作银锭，连同其他财物扎成包裹，抛掷于战场上，诱使官兵前去抢夺，他们便乘机攻击官兵。因此，要严令官兵不为所动，一股作气，将他们消灭。其三，常用“诡兵之计”，即先以奸细探知我兵服色，而后大量仿制，穿在身上，混入我兵阵中，再突然脱去伪装，露出本色衣服，袭击官兵。因此，在同倭寇作战时，官兵必须在临战前才换上衣服，使倭寇来不及伪装，其奸计也就不能得逞了。
唐顺之破倭“三计”，虽不是大规模剿灭倭寇的主要战法，但也是一种以奇兵协同正兵作战的谋略运用。
3.提出了多种火药的配制工艺和理论
《武编》所记新创的火药有：迷眼大沙、行烟、猛烟、天火球、月落香消球、天坠、千里胜、烂药、麻药、一窝蜂喷筒火药、一把莲火药、火箭头白火药、净江龙慢火药、火龙口火药、药信、蜂窝火药、风火火药、水火药、先天风火药、一柱香等。书中还叙述了不少火药的配制方法，以及它们的杀伤作用。
4.阐发了古代火药的诸多理论问题
主要有：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论述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火攻特性与作用；用文武二臣辅君之理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配比关系，利用硝硫炭的不同比率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利用原料性能的特点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与此同时，书中还用比喻的方法阐发了火药力学的几个问题：口敞则火散而力缓，口撮则火拘而力急，如人开口舒气则无力，撮口出气则有力。药箭出管难则行远，出管易则行近，如射箭后手放箭扣紧则有力，扣松则无力。炮声细则响而震耳，声宏则散而不震耳，如乐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浅。
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火药理论的阐发，虽然还比较朴素，而且是用比喻的方法说明经验性的结论，其理论的高度还显得不足，但它却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家，在对火药理论探讨中所取得的可贵成果。
5.叙述了与兵器制造者有关的技术和工艺问题
其一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技术和工艺要求，其中包括铁的产地，铁质的精粗优劣，制造刀、铳等兵器所用优质钢材的冶炼工艺等。其二是对火药配制的工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合药不厌精，碾药不厌细，锤打不嫌多，筑虚最所忌。药能精制，以少为多。其三是制造鸟铳的工艺。其中包括：炼坯，煮筒，钻铳心，锉磨，打制照星火门，镶照星火门，锉铳、磨錾、帮镶，钻火门，打钻修通条，制木枪托，旋底螺丝等。
《兵经百篇》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1826）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喽、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璧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衡”（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28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28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喽、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即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
《兵经百篇》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首先，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认为“星浮四游，原无实应。”（《术篇·天》）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所以，它反对观天意，而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并总结了恶劣气候往往是进攻一方喜欢利用的时机，提出：“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作，急备强弩，谨防敌突。善因者无机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它对术数完全持否定态度。所谓术数是指以种种方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决定“气数”，而非“气数”决定人。指出：“兵贵用谋，何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坚潮停，亦是气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有数造人，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所以，它极力反对以占卜的所谓凭据、禁忌来决定军事行动，“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术篇·辟》）主张以人事和时务来制定战争决策，“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动气哉”。（《术篇·辟》）但是，它又主张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梦占、谣谶等都可以用来鼓舞军心，沮丧敌人士气。其次，它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它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如在讲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术篇·静》）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已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兵经百篇》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不杂抄硬拼，语言也较简练，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代后期有较大影响。
《兵经百篇》初以抄本传世，后被贺长龄、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李鸿章收入《兵法七种》刊行。光绪年间浙江学堂教员侯荣逐字释义，并引战例相参证，于光绪三十四年由齐国璜整理出版。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今泸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分，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
《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卷一自序）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卷二自序）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卷三自序）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卷六自序）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卷六自序），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卷六自序）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稀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卷七自序）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卷八自序）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邦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卷九自序）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阱，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卷十自序）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卷十自序）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踌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九年（1920）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
《兵谋与兵法》
《兵谋》一卷，清初魏禧撰。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很重视用兵之谋和用兵之法，便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梳理，综合归纳，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兵谋》概括出了《左传》中的三十二条用兵谋略：（1）和，上下礼让，同心和睦；（2）息，息民养战；（3）量，度量敌我；（4）忍，忍辱含垢，以图大谋；（5）弱，示弱骄敌；（6）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7）致，调动敌人，迫于就范；（8）畏，敬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9）防，防敌谋我；（10）需，迟缓以老其师；（11）疾，急速乘敌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冲；（13）激，抑制自己冲动，激怒敌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态；（14）断，果断不疑；（15）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16）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17）信，信用礼节；（18）谍，间谍；（19）间，离间，间而挠之，间而离之；（20）内，内奸；（21）衅，间隙，乘敌之隙；（22）逼，以势逼敌投降，不战而胜；（23）与，与国，国家之间结盟共同抗敌；（24）胁，胁从，逼迫敌人听从我调动；（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骗敌人；（26）名，师出有名，执义循礼；（27）辞，辞令，以辞令赢得战争胜利；（28）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29）法，赏罚之法制；（30）同，与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为本，修其本以胜敌；（32）保，保障胜而不败，保卫胜利果实。
每条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例都一一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夹注：僖廿八。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十余条战例故事。从全书看，里面也夹有辑录者的观点，如“听”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等等。
本书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收录有此书，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其体例同《兵谋》，每法之后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左传》中的年份。本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即：（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2）潜，隐蔽袭敌；（3）覆，埋伏乘敌；（4）诱，示弱诱敌；（5）乘，乘敌不意，攻其无备、如乘于未阵，乘于半济等；（6）衷，分割包围；（7）误，多方误敌；（8）瑕，罅隙，攻敌薄弱之处；（9）援，声援，兵必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10）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11）尝，尝试，试探；（12）险，战必知地之险阻；（13）整，军容严整；（14）暇，示闲暇造成敌人判断失误；（15）众，示众慑敌；（16）简，简选精锐；（17）一，统一进退号令；（18）劝，激励士气，劝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拼死作战；（20）物，以物助战，兵之变无所不有，故物无所不备；（21）变，权变，因敌制变；（22）将，统率将领的方法。
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防守集成》
《防守集成》，顾名思义，是关于防守城池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它是乡兵团练防守县城土堡的兵书，与《金汤借箸十二筹》、《救命书》等属于同一类。原书题朱璐编次。朱璐，字玉泉，清末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他成年后喜欢搜罗阅读各家兵书，钩玄撮要，潜心探索，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就抄录下来，分类收藏。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深恶痛绝，在本书序言中气愤地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文吏以徇私取巧为能，武弁以退却偷生幸免，而肉食者，复未能远谋，一旦有警，则万姓流离，四方震动，良可慨也。”清咸丰初年，他到福建做官，原想大干一番事业，可到任一看，那里“豪猾当权，贤能敛迹；兵无实用，饷尽虚縻；官弁伤亡，形同刈草；贼氛猖獗，势等摧枯；有城莫守，有隘难防；进退张皇，上下粉饰”。（《自序》）他为了尽职报效朝廷，便想以著书来挽救败局。于咸丰四年（1854）将平时积累的关于防守方面的军事资料，重加删订，分类纂辑成《防守集成》，刻印三百部，“权为救时之助，以尽涓（捐）报之心”（《自序》）。
《防守集成》共十六卷，十六篇，附图200余幅，约10万字。对于每篇的排列顺序，编者动了一番脑筋，都有一定的依据，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编者认为，本书以讲地方官弁防守土地为主，故以“城制”为卷首；有城不可无卫，故以“保卫”为卷二；既有城卫，不可不附民，故以“保甲”为卷三；既有民不可不教，故以“乡团”为卷四；有城有民不可不足食，故以“积贮”为卷五；内事既备，外患不可不知，故以“烽堠”为卷六；既知敌至，又必先据地利，故以“设险”为卷七；险阻既固，又必预为困寇之术，故以“清野”为卷八；野既清，而城中需用之物不可不备，故以“需备”为卷九；各物具备，更需器械以资捍御，故以“守器”为卷十；器械足资，则号令不可不明，故以“约束”为卷十一；令行必有禁止，故以“严禁”为卷十二；禁令严明，尤宜倍加谨慎，故以“慎防”为卷十三；布置周密，敌至临时措之方可裕如，故以“措应”为卷十四；各项具备，最终目的是为守城，故以“城守”为卷十五；又恐怕当今不知武略的人，或以为本书为纸上谈兵，空言无据，故以“引证”为卷十六。一至十五卷的体例相同，先有一段理论阐述，出自编者之手，是全书价值较高的内容。接着是罗列辑录的有关资料。一至十四卷均附载有图说，主要有城制图、防御工事图、阵图、防守器械图、武器装备图、旗帜图等。第十六卷“引证”系辑录的从先秦至明代关于防守城池的战例一百余条。
全书除卷前一段序文外，主要是辑录的资料，但也有编者补写的内容，“编中有武备诸书所未及载者，乃不揣鄙陋，以补其缺。”由于本书所辑资料均未注明出处，编者补的内容也未注明，所以究竟那是编者补充的内容，难以分辨。
本书与同类书比较，在编纂方面有些特点，一是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有关民防团练的内容，又删去了繁衍的部分，比较简练；二是注意揭露时弊，促进变革。编者在卷十五“城守”篇揭露当时官场，“文吏游谈而养尊，武臣恬嬉而宝身。闲雅雍容之习成，而慷慨果锐之气丧，一闻寇警，如浇冰水”。并声言“因录《城守》以救弊”。他还提出改革城制，学习西域城制，按营阵之法建城，大城包小城。这样一城破，其他城犹存。三是为便于粗通文字的军人学习，全书作了断句。四是所绘阵图，以兵器、旗帜代替抽象的符号，比较形象易懂。
《防守集成》成书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它所防御的对象，除了外国侵略者及所谓土匪外，主要是防农民起义，所以在政治上有它反动的一面。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它所提出的一些防御思想，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对于守与攻的关系，它提出“盖欲善守，必明善攻。预知患端，方能捍患”，（卷二《堡卫》）“欲战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坚壁。”（卷四《乡团》）要以战为守，积极防御，“所谓守者，非徒闭门不出，可幸保全也。必按境内山川形胜，何处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处可分据，令偏师犄角；何处可伏兵挫其先锋；何处可游兵，绝其粮道；何处可设机，以陷敌于死地。能以战兼机术为守，则守固。断不可遽闭城隅，自投绝路。故善守者，必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卷七《设险》）它还总结了一些守城的规律，如“三道”（正道、奇道、伏道），“五败”（壮夫寡；小弱众；城大而人少；粮少而人众；蓄货积于外；豪强不用命），“三可力守”（外有援兵；人士劲勇，刍粟丰备；城池完固，民人富实），“三可决战”（外无援兵；人劲马壮，兵甲坚利，储蓄不备；城池不完，士民穷匮）等。对于各种防御工事的修筑标准，它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杀敌为准，“敌台、弩台，俱以杀敌为义，不能杀敌，无贵为台矣”。（卷二《堡卫》）
该书有清咸丰四年刊本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