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的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学者往来逐渐增多。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各地动、植物的了解。在《山海经》、《禹贡》、《周礼》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蕴藏有丰富的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
《山海经》书影《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它是一部大约起自东周迄至战国的著作，可能还有秦汉学者的添加和润色。它可能是作者基于对一些地区情况的了解，加上有关各地的神话、传闻写成的。全书具有较强的地理观念。刘歆在上《山海经》的奏中说它“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鳞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大体说出这部著作的梗概。
《山海经》中记载有大量动植物分布的“五藏山经”，据说是东周人所作。这部分记有各地所生长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的形态和用途。虽然所记的动植物许多是怪异不可考的，诸如，“南山经”中所谓“有木如谷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祝馀，食之不饥”等，令人无法理解，但其中所记仍有许多可资参考。
在“南山经”中，作者写道：“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等，记述了南部沿海地区的植物分布情况。在“东山经”中说：“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历儿之山，其上多檀、多枥木”；“中山经”则记载的：“条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药、薹冬”；“师每之山，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这部分地区还提到松、橘、柚、薤韭、药、栎、莽草等，反映了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植被情况。“西山经”则记载我国秦岭山地及一些温带地区的植物，其中一些描述还比较准确。如“薰（即藿香），麻叶而方，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记述杜衡时说：“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食之已瘿。”“北山经”记载的有我国北部干旱地区和草原的植物，如“边春之山，多葱、葵韭。”此外还有藉、秦椒等。
《山海经》对动物的分布情况也有所记载，在“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记述的动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虫、鹦鹉等，基本上是我国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动物。“西山经”则描述了我国温带地区和干旱地区的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如牛、羧羊、旄牛、麝等。“北山经”记载了我国西北草原、干旱区的一些动物，如马、骆驼、旄牛等。
《山海经》中描述的动植物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是比较粗糙的，描述地域较为笼统，涉及的生物虚实不清。只有“中山经”比较清晰，这可能与作者是中原人有关。相形之下，《禹贡》在这方面的记述显得简练而平实。
《禹贡》是托言古代大禹治理好洪水以后，划定我国九州地界，审定各地土壤的肥瘠，制定赋税著作。它的出现与我国战国时代的人们为发展生产，而对各地的自然条件进行评价具有密切关系。《禹贡》全文1000多字，记述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贡赋等。其中对兖州、徐州、扬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有很好的记载。文中说：兖州（今山东西部、北部和河南东南部），“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扬州（今江苏、浙江、安徽南部、江西等地），“篠荡既敷，厥草惟扬，厥木为乔。厥土惟涂泥”。根据明代学者王夫之等的注释，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兖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木本植物长得挺拔高耸。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为棕壤，草质藤本植物生长良好，木本植物主要为灌木丛。扬州的土壤是粘质湿土，长着大小各种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并长有许多高大的乔木。众所周知，生产粮食很大程度取决于土地的情况。对土地进行合理的评估又可根据当地生长的植物加以考察。《禹贡》的作者因此在一些州记述土壤的情况之后，接着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由于地域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草木种类就不一样。所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禹贡》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情况的调查记录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
除上述三个州外，作者还记述了荆州（湖南、湖北）的贡品中包括杶（香椿）、榦（可能为柘）、栝（可能为桧）、青茅及各种竹子；豫州（今河南）出产各种纤维植物。
从《山海经》和《禹贡》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从宏观上对各地的植被作了一定的考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学思想。这是长期以来的农、医实践，促使人们了解什么地方分布什么生物，适宜栽植何种类型的作物，不断熟悉各地环境的结果。如果说《山海经》是更多地在于积累知识，那么《禹贡》是较多地在于运用已有的植物地理学知识进行农业规划。《禹贡》的记述比《山海经》更为具体真实，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
《周礼》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并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对各地环境和生物的认识。《周礼·大司徒》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墙树艺。”这里的记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分辨各种野兽的名称和类别，以用作认识各地生物的基础。
《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小虫包括：“外骨，内骨，鳖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大兽包括：“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冬官考工记·梓人》）据郑玄注，外骨为“龟属”；内骨为“鳖属”；郤行为“螾衍之属”（螾衍即蚯蚓）；仄行为“蟹属”；连行为“鱼属”；纡行为“蛇属”。脰鸣的为“属”（即蛙属）；注鸣的是“精列属”（即蝾螈属）；旁鸣的是“蜩蜺属”（蜩蜺都是蝉）；翼鸣的为“发皇属”（发皇是一种甲虫）；股鸣的是“蚣螖动股属”（即蝗虫属）；胸鸣的是“荣原属”。大兽中的“脂”是“牛羊属”；“膏”是“豕属”；“羸”是“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是“鸟属”；“鳞”是“龙蛇之属”。郑注当然不一定能可靠，但《周礼》中至少反映出我国很早就知道有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
在《周礼》这部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加以注意。“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山师”，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利害关系。
《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在“考工记”一章中写道：“橘腧淮而北为枳，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认为橘不分布在淮河以北，动物中的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当是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书中还写道：“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木材内部的结构与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关系。向阳面纹理细密，向阴面纹理疏柔。这一观察实际已涉及植物生态解剖学问题。在《周礼》的有些章节中，作者也记述了人们对植物与水分因子的关系也有所关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礼·大司徒》中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对“五地”的土地情况、动植物的特点、人群等进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认识的深化。原文是这样的：“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赢物，其植物宜丛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上这段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这样的：在山地森林里，分布的动物主要是兽类，植物主要是柞栗之类（带壳斗果实）的乔木；在河流湖泊里，动物主要是鱼类，植物主要是水生或沼生植物，如莲、芡等；在丘陵地带，动物主要是鸟类，植物主要是梅、李等核果类果木；在冲积平地，动物以甲壳类为主，植物以结荚果为主的豆科植物；在高原低洼地（相当于沼泽化草甸），动物以蚊、虻一类昆虫为主，植物则以丛生的禾草或莎草科植物为主。这段话虽然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刻板机械色彩，但不难窥见，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已具有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
《周礼》一书的有关记述，比起《禹贡》来更为细致、全面。它不但有详尽的规划分工，还有严密的资源管理设置。其中所反映的生态学知识更为具体、丰富和层次分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早期的食物链记载
在同生物界广泛接触过程中，古代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各种动、植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在《庄子》这部著作中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庄子（约前369~前286）为战国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名周，字子休。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观点，否定鬼神主宰世界，认为道是无为、无形、超越时空，未有天地就已经存在的，是万物的创造者，2000多年前，庄子就认为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由于食物的关系，而存在一系列相互利害的复杂关系。《庄子·山木篇》记载：有一天庄子来到雕陵栗园，看见一只翅膀宽阔、眼睛圆大的异鹊，从南方飞来，停于栗林之中。庄子手执弹弓疾速赶上去，准备射弹，忽见一蝉，方得美萌，而其身正被隐藏着的螳螂发现而捕之。螳螂搏得蝉而忘其形，不知自身已被异鹊发现，并为异鹊所利。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己的性命也已在危险之中。见此情景，庄子感慨地说：“物固相累，两类相召也！”他扔掉了弹弓往回走。然而看管栗林的人，却把他看成是偷栗子的人，因此而啐他。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庄子已经发现了人捕鸟、鸟吃螳螂、螳螂吃蝉等动物间的复杂关系。庄子所看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条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在食物链中，生物是互为利害的。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螳螂捕蝉图这种动物相食的观念，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群中出土的一战国青铜臂甲的刻画上，也得到了反映。青铜臂甲上刻有17只动物，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13只动物，有两只大老虎，其中一只咬着野猪，另一只正向双鹿扑去；一只猿正在攀树逃避；此外还刻有甲虫、鱼、虾等小动物。第二组的画面上有两只雄鸡，一只正啄着一条蜥蜴，而蜥蜴旁边的蛾和甲虫，则显然是蜥蜴的食物：另一只鸡则被一只野狸咬住。在第一组刻画中，反映了老虎、野猪和鹿构成的食物链。在第二组刻画中，表现了野狸吃鸡、鸡吃蜥蜴、蜥蜴吃小虫（蛾和甲虫）的关系。
云南出土青铜臂甲动物图像先秦时期对食物网的记载和认识，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在生物界中观察到了更多的食物网和“两类相召”的现象。《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媵蛇游雾，而殆于卿蛆”的记载。这是说，塍蛇虽有腾云驾雾的本领，但也要败于蜈蚣（卿蛆）。《庄子》中还有“卿蛆甘带”之语，可见古人认识蜈蚣制蛇，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在我国古代可能有一种能够制蛇的大蜈蚣。宋代陆佃《埤雅》（卷十）中就说：“蜈蚣能制蛇，卒见大蛇，便缘而啖其脑。”在古代，人们不仅知道蜈蚣吃蛇，而且也知道蛇吃蛙，而蛙呢，又会吃蜈蚣。《关尹子·三极》说：“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埤雅》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卿蛆搏蛇。旧说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制也。”在这里蛙已被蟾蜍替代，但仍符合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可见，我国远在宋代之前，对蜈蚣、蛇、蛙三种动物在自然界里表现出来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关系，有深刻的了解。
在食物网中，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一种动物往往既是捕食者，同时又是被食者。某一种生物既可以多种生物为食，它本身又可以为多种生物所食，这样就形成有复杂交错的关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四十三）中分析了蛇的生态特点，不仅列举了蛇所食的一系列动物和植物，而且也指出了有一系列动物是以蛇为食物的。他说：“鹤步则蛇出，鸡鸣则蛇结。鹳、鹤、鹰、鹃、鹙，皆鸟之食蛇者也，虎、猴、麂、麝、牛，皆兽之食蛇者也。蛇所食之虫（虫，即动物），则蛙、鼠、燕、雀、蝙蝠、鸟鹊；所食之草，则芹、茄、石南、茱萸、蛇栗等。”这充分说明古代人对蛇及其与周围环境的错综复杂关系，有相当清楚的观察和了解。
生物资源保护思想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生物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是人们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源泉。即使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野生生物资源对于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诗经》中有不少采集和狩猎的章句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古代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森林和生物资源的重要性。产生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意识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古代的人们在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时，不断地对自然环境进行干预，反过来环境也产生一些反作用。如过度的渔猎、烧荒，都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局部地区生物资源的严重缺乏，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人民的生活失去依靠等。这就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日益关注如何防止人们的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我国的《尚书》、《史记》等古籍中，都有关于舜命益（即伯益）为“虞”掌管草木鸟兽虫鱼的记载。《孟子》中说，益曾放火将一些山林烧毁，以赶走毒蛇猛兽。而《禹贡》则记载了大禹在治理洪水时，也曾大规模砍伐树木。《诗·大雅·皇点》中还记载周人在古公掸父时代，百姓砍除树木，营建居住点和毁林开荒的情况。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必然的，并且可能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约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农具的大量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牛耕的推行，人口的增多等加速了人类对环境的开发进程。与此同时，人们对森林及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的情况也更趋严重。《孟子》中写道：“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牛山位于古代齐国的东南部，即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南。那里原来林木茂盛，但是到了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经变成了“若彼濯濯”的秃山。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孟子认为是这里的树木被不断乱砍滥伐，加上牛羊等牲畜糟蹋破坏的结果。诚如孟子所指出的“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体现了人们对森林被严重破坏的状况所表示的担忧。
这一时期的学者还认识到，森林一旦破坏，不仅使木材资源本身出现枯竭，而且也使野生动物资源受到影响。人们早就认识到森林对于动物生存的重要意义。《荀子·劝学篇》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木成荫而众鸟息焉，物各从其类焉。”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那么动物就会难以生存。他说：“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山林者，鸟兽之居也”，“林险，则鸟兽去之”；“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因此，他认为只有按自然规律办事，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动物才能繁茂。在《富国篇》中他又说：“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群生皆得其命”，“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指出只有保护好森林和生物资源，人们的生活资料才能富足有余。
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反映了人们对于破坏环境的恶果有很深刻的认识，其作者非常强调山林薮泽的生物资源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轻重篇》指出：“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君智不足也。”客观地分析了前人破坏自然环境的原因。《管子》认为：“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故使民籍之，因以给之。”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山林蒌泽等自然生物资源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管子》的作者还把这种资源连同作物和牲畜一起，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足的依据。即所谓“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管子》甚至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充分反映当时人们对“山林菹泽”的重视，以及渴望管理好它们的良好愿望。
为了管理和保护好生物资源，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睿智之士和著名的政治家曾对一些破坏生物资源的愚昧、错误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国语·鲁语》记载，在夏天的时候，鲁宣公到泗水捕鱼。大夫里革听说后，赶到泗水边，把鲁宣公的网弄断，然后扔掉。并对宣公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错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届，设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麂；鸟翼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罟，贪无艺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打渔狩猎要讲究时节，注意避开动物的繁殖期。要保护幼小的生物，让万物繁殖生息，蓬勃生长，这是古人的训诫。现在鱼类正处在繁殖期，你还撒网捕鱼，真是贪得无厌。鲁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表示虚心接受批评，并加以改正。
《左传》记载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去桑山求雨。他们在那里伐木，结果还是未能下雨。著名政治家子产听说后很气愤，认为：“有事于山，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他对这种愚昧的伐木求雨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后来还对有关肇事者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撤了他们的官职。
针对战国时期的一些不适当的渔猎方式，《吕氏春秋·义赏》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非长术也。”坚决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猎这种斩尽杀绝的短视做法。
为了合理利用好各种生物资源，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一些保护生物资源，使之能永续利用的方法。《管子·八观》中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孟子似乎对森林自然更新的能力有所认识，他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众所周知，生物资源的重要特点就是能够再生、更新。一个成熟的森林群落，只要不是频繁过度地采伐，就能承受一定量的择伐而很快恢复的。孟子的这句名言正是提倡合理利用资源，已经关心到森林的动态消长平衡。荀子也提出要“斩伐养长不失其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进一步阐发了孟子的资源保护思想。
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提高，春秋战国时期也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管理保护生物资源的职官和制度。《左传》记载：“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特别是《周礼》一书提到不少类似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斩材有期日。……凡窃木者有刑罚。”“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禁卵者，与其毒矢射者。”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上农》更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法制观念。如“制四时之禁，山（非时）不敢伐木下材”。并按月令的方式制定一些适合的措施，如：
正月：禁止伐木。
二月：无焚山林。
三月：无伐桑柘。
四月：无伐大树。
五月：令民无割蓝以染。
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木，不可以兴土功。
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这些论述以各个月份规定了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做法，以便有计划地利用好资源。它可能是战国时有关环保礼制和法律的综合，并作了进一步的通俗化。
1975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一段田律是这样写的：“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雍堤木；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母……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这段活的意思是：春天二月，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伐刚刚发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鱼，也不准设置陷井和网罗捕捉鸟兽，到七月才解除禁令。禁令期间，只有因死亡需要伐木制棺椁的，才不受此限制。这段田律是先秦有关保护森林和生物资源的具体法律条文，且与上述的文献记载有很多相似之处，贯穿着以时禁发的思想。
我国古代的环保主要是围绕生物资源进行的，其中心内容是强调以时禁发，永续利用，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它一直为后人所提倡，足见其充满生命力。
药用动、植物的研究
自从有了生产活动，劳动人民就开始积累起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经验。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娥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的神农当然就是以往历代的生产者。他们在“尝百草”和采集药物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形态特征、药用性质等的认识，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物色的本草学。它是我国传统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用药治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山海经》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的动、植物有130多种，其中明确具有药用者植物类有52种、动物类有61种。《山海经》虽然不是一部专门记述药物的书，但它的内容已经涉及到许多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对我国后世本草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本草”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书·郊祀志》中就有“本草待诏”职称的记载。《说文》：“药，治病草也。”古代用药以植物药为主，所以记载药物的书，就称之为“本草”。《汉书·平帝记》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要“征求天文、历冥、方术、本草等教授来京师”。据《汉书·楼护传》记载，楼护少年时候（1世纪）曾“诵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这说明两汉时期，我国本草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72年在长沙市东郊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不少有助于揭示当时人们对植物功用认识的资料。在一号汉墓出土的药物中有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高良姜、姜、酸枣核、藁本等含挥发油的芳香性植物药。这些植物药有驱风、发汗、祛痰、和中暖胃的作用，外用可以避秽消毒。虽然我们不知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植物的认识情况，但可以肯定他们对其中的药效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可从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成书约在公元前3世纪末。它记载植物药100余种，动物药40余种。对药物的记述有些已涉及地方别名，但没有关于形态的描述。上述的辛夷、花椒、姜、桂等都见于《五十二病方》中。
我国最早的本草学著作是《神农本草经》。它约成书于东汉时代。原书早佚，其中主要内容遗存在《证类本草》等书中。明清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它进行辑复。全书记载药物360种左右，植物药占大部分，约为250种，动物药近70种。书中将药物按其性能、疗效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一种药物的功能分类，不是用于生物的分类。这种分类法比较简单。
《神农本草经》对每种药物的描述包括别名、生长地、性味、主治、功能等。其中大部分证明确有疗效，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动植物药效的真实情况。如“上品”中的人参、甘草、干地黄、术、署豫、大枣、阿胶；“中品”中的干姜、当归、麻黄、百合、地榆、厚朴等都是补虚治疗的有效药物；“下品”中的巴豆、桃仁、雷丸也是利水、活血、杀虫的有效药。这说明该书的记载是人们长期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神农本草经》对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随后几个朝代的大型综合本草著作都收录了它的全部内容。其它一些学术著作如《博物志》、《抱朴子》等也多见引用。它为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继《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本草著作还有《吴普本草》、《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等。《吴普本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学生吴普撰写的药物著作也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一部流传较广的本草著作。大约在宋代亡佚，主要内容散见于《本草经集注》、《证类本草》等著作中，农书如《齐民要术》也见引用。类书如《太平御览》也多有摘录。从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是记述药物性质，但也有些描述涉及到药用植物的别名、产地、形态和生态等。
《名医别录》约成书于汉末，是《神农本草经》成书后，一些医学名家在《神农本草经》一书基础上补记药物功用、新添药物种类而成。它反映了人们对药物认识的增进。《名医别录》对药物的记述包括正名、别名、性味、有毒、无毒、主治、产地、采收时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开始有一些药用植物的形态描述。如记石脾：有“黑如大豆，有赤纹，色微黄而轻薄”；记木甘草：“大叶如蛇状，四四相值，拆枝种之便生”等记述。对植物叶的着生方式和营养繁殖情况作了初步的描述。《名医别录》对植物药的鉴别亦有些简单的记载。如钩吻，书中写道：“折之青烟出者名固活”；石龙：“九节多味者良”。本书一般都指明药物的出产地，如“蕙实，生鲁山”；“千岁，生太山”等。记载的药用动植物的别名也比《本草经》多。如贝母，《本草经》只记有一个别名，而《别录》则记有五个别名；沙参，《本草经》只记一个别名，《别录》有六个别名。这些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名医别录》之后的重要本草著作是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弘景编撰这部著作是有感于当时流传的本草书错误较多，内容不全面，体例也不够完善。他着手整理了《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药物，又从《名医别录》中采用了的365种药物添上，编成这部三卷收载药物730种的著作。
这部著作，总结了魏晋以来本草学的发展成就，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对药物的产地、药用部分的形态、鉴别方法、性味、采摘时间和方法等都有更详细和确切的记述和观察。从现存的资料看，该书对药用植物的形态鉴别很重视，尤其是对果实的鉴别。如书中写道：“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苍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又如桑寄生，陶弘景指出：它“生树枝间，寄根在皮节之内。叶圆青赤厚泽。易折，傍自生枝节，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实赤，大如小豆。今处处皆有之，以出彭城为胜”。这里对桑寄生的形态、花期、习性、性味，都作了描述。虽然，他对各种动、植物的描述也存在有许多不确切之处，但在本草系统中，《神农本草经集注》是比较注重药用动、植物形态，并用之于生药鉴别的。这在植物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方面都很有价值。
《本草经集注》突破了《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参考了《尔雅》的动植物分类模式，先将药物分成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八类，然后在每类中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分类一直为唐、宋的大型本草著作沿用。
《本草经集注》大约在宋初就已散失，现在仅存有敦煌石室藏本的序录残本。由于我国历代本草具有扩编、补遗、整理等编写特点，所以《本草经集注》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被后世本草著作如宋代的《证类本草》等所吸收和保存下来。
西域和南方动、植物的研究
西汉在经过开国至汉武帝时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后，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强盛的历史时期。公元前138年，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被匈奴西逐的大月氏。他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却打通了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过宁夏、甘肃、新疆，达到中亚细亚各地的内陆大道，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业绩非常受人景仰，以致后人把从西北和国外各地传入的许多经济作物，说成是他的业绩。
从正史中不能看出张骞确切引入何种粮食作物。但据西晋的《博物志》等书记载，有红兰花、胡麻、蚕豆、葫、胡荽、苜蓿、安石榴、胡桃、胡瓜、葡萄等植物。动物有汗血马等。我们不必拘泥这些植物的引进是否完全为张骞带进，但可以肯定是他通西域以后进入内地的，对我国内地的生产生活的发展和提高有重大的意义。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出兵岭南以后，南方及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分别派兵征服了自立为王的南越和闽越以后，不但汉王朝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生产的发展，而且当地的生物资源也不断传入内地，开阔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增添了他们的生物学知识。
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可知，当时的京城学者已知南方的卢橘、黄甘（柑）、橙、枇杷、厚朴、杨梅、离（荔）枝等果卉。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粤后，在上林苑修建扶荔宫，将不少南方产的奇花异木种植在宫中。这些植物有菖蒲、山姜、甘蕉、留求子、桂、蜜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等3000余种。这些对于人们植物学知识的积累和植物新种驯化水平的提高都有巨大影响。
到了东汉，内地的学者对南部边陲的动植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公元1世纪，伏波将军马援，在从交趾（越南）回来时，便从当地带回许多薏苡种子。此时，朝廷还在岭南设有“橘官”以贡御橘。东汉以来南方的物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一些旅行家和地方官员也开始对南方的奇花异果加以记载和描述，从而出现了各种“异物志”和“异物记”之类著作。这些“志”和“记”实际上就是对南方动、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它具有一定的植物学水平。
我国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是东汉杨孚作的《异物志》。他的著作又称《南裔异物志》。原书已佚，散见于后世征引的内容中只有翠鸟、鸬鹚、孔雀、橘、荔枝、龙眼等几种动植物，文字记载简略。他的作品是这一类型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有杨孚以后，出现了多种“异物志”著作。如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谯周的《巴蜀异物志》、沈莹的《临海异物志》、陈祈畅的《异物志》、薜莹的《荆杨已南异物志》及一些不署撰人的《异物志》等。其中以万震和沈莹的著作较为著称。
《南州异物志》作者万震是三国吴人，曾任丹阳太守。原著已经散佚，但多见各种史籍征引，清人有辑本。现在可见的内容还有几十种动植物的记述。其中植物有：椰树、甘蕉、棘竹、榕、杜芳、摩厨等。从描述的内容看，万震经过实地考察，对植物的描述细致形象。如书中对椰树的习性、枝叶、果实及其皮肉构造都有客观的描写。作者对甘蕉是这样说的：“甘焦，草类。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华大如酒杯，形色为芙蓉。茎末百余子，大名（各）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车毂。实随华，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华不俱落。此蕉有三种：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味微减羊角蕉。一种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其茎如芋。取，濩而煮之，则如丝，可纺绩也。”从上面这段描述，可以看出万震对植物的描述是相当全面的。他很恰当地将甘蕉归于“草类”，“望之如树”，“其茎如芋”。对其株大、叶长也有初步定量的描述。花的形状、大小和颜色则用类比，果实（子）的数量、根的形态，以及各品种果实形状的差异和味道的优劣，茎皮纤维的用途等都加以讨论。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人们辨识植物特征的角度和方式。书中注重用途的记述，说明人们认识植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
《临海异物志》是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记的一部方物志。主要记载吴国临海郡（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海一带）的风土民情和动植物资源。原书早就散佚，《说郛》中有一个辑佚本。近来农业出版社曾出版一个较完全的今人辑本。就今天可见的内容而言。沈的著作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记载动植物资源的。它记述了近60种鱼，40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20余种鸟，20多种植物。记载大多比较简要，动物一般记述某部分显著特征和生活节律，以及在物候方面的观察经验。在记有的20多种植物中，大部分是果树，主要记述果实的形状、味道、释名等。
除了“异物志”这一名称的著作外，还有其它一些与生物学有重要关系的方物、地记著作。这些著作多见于两晋南北朝。如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徐衷的《南方草物状》、裴渊的《广洲记》、刘欣期的《交州记》、周处的《风土记》、沈怀远的《南越志》和魏完的《南中八郡志》等；在这些著作中，独具特色且在生物学上有较高成就的是《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
《南方草木状》书影《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嵇含著。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结论。我们暂且将它视为本时期作品而加以讨论。《南方草木状》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似现在的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80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例如对朱槿花，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朱槿花，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葵，有芯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插枝即活，出高凉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对木槿的株型、茎叶形状、花芯形状、花色花数、开放特点等都作了准确生动的描述。在记述甘橘时，不仅记载了甘橘的许多品种，而且提到了能防治甘橘害虫的黄猄蚁。这是虫害生物防治的最早记录。
徐衷是东晋至刘宋初人，曾在岭南长期居住，根据自己所见写作而成。徐的著作早已不存，已故著名学者石声汉先生曾进行过辑复工作。辑得的内容记有植物50种，鸟、兽、鱼、蚌、贝等17种，物产2种，共记69种，从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对南方的草木鸟兽有翔实可据的记述。
这本著作的显著特点是其记述的原始性。所记名物不少可能是采自原产地原名称的译音。如柯黎勒、无念子系来自波斯语；毕拨来自梵语；都昆、都桶子来自僮语和瑶语。另外，乙树、州树、前树、国树、文木、苏方木等的乙、州、前、国、文、苏方等名也可能是译音。这部著作只叙述“草物”的产地、形态、习性、用途等，不提引入种植情况。语言古朴，文笔洗练，极少征引他书。被认为在记述南方生物方面有一定开启之功。反映了我国南方当地一些特产及南亚、波斯等一些国家传来的不少应用植物的初始情况。
这本书在记述植物时，有其鲜明的规范化特色，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在植物学发展史上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从中举出二例加以说明。如椰，书中写道：“椰，二月花色，仍连着实，房相连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树黄实，俗名之为‘丹’也。横破之可作椀；或微长如栝篓子，纵破之可为爵。”槟榔：“三月花色，仍连着实，实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黄。剥其子，肥强不可食，唯种作子。青其子，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食之即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交阯、武平、兴古、九真有之也。”作者用简练的文字和一定的格式，把植物的生长规律，如花期、座果时节、果实的性状勾勒出来，最后记载用途、产地，特色鲜明而且科学。但可惜记载稍嫌简略，其书内容虽被有关著作大量引用，但其格式和方法却未为后世所注重。
汉以后出现的这许多地方志、记，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南部边陲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当时不但中原较高水平文化技术向边远地区传播；而且内地人们随着去往学者的增多，对当地动植物的了解和认识也逐渐加深。这些由学者和官吏根据亲身见闻写下的作品，带有资源报告性质。它们不但内容新颖，翔实可据，而且涉及面广，叙述水平高，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们的传播对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人民认识和利用这些生物资源有重要的作用。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的第十章集中了许多这类记录和后世本草的屡屡引用，说明了这批生物学资料为以后的农业和医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后人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启示和指明了方向。从那以后一直到清代，我国学者对南方的动植物资源的调查和记述都未间断，这对于丰富我国古代生物学知识宝库，提高古代的生物描述和分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和上述偏重记载某一地区物产的著作不同，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全国性的物产志。这些物产大多与生物有关，在生物学史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些泛记全国各地物产的“志”中，以张华的《博物志》和郭义恭的《广志》影响最大。张华是晋初学识渊博的学者，史称“博物洽闻，无与伦比”。一般认为他的《博物志》原书早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后人杂采诸书引文并杂入其它小说拼凑而成的，已经失却原貌。这里着重介绍《广志》。
《广志》是记述各地物产的著名作品，成书约在公元270年前后。这部书写成于全国统一后的西晋，作者可以充分收集到全国特别是经开发后东南和西南以及漠北传入的各类有用植物、动物等。原书也已散佚，经后人辑出的有260多种。大部分与动植物有关，包含大量翔实切用、值得珍视的生物学资料。
《广志》对生物产品的记载，包括名称、产地、形态、生态、习性、用途等。其中记述的动物有宛鹑、雉鹰、菟鹰、野鸭等；植物则有粱、秫、各种粟、稻、豆、麦等粮食作物，薇芜、蕙、葙、地榆等药物，蓝草、紫草等染料，枣、桃、樱桃、葡萄、李、梅、杏、梨、柔、柿、安石榴、甘、荔枝、栗、木瓜、枇杷、椰、鬼目、橄榄、龙眼树、益智子、桶子、榠查、蒟子、芭蕉、子、胡桃、廉（阳桃）、莎（南椰）、枳柜、系弥等果树，桂和木蜜（沉香树）等香料，姑榆、榔榆等用材木。书中还首次记录了绿肥植物苕等。可以看出作者的知识非常广博。
从今天可见的内容而言，《广志》对经济作物的描述较重视生长节律，器官颜色，果实大小、构造、风味等。书中对荔枝是这样描述的：“树高五六丈，如桂树。绿叶蓬，冬夏郁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脂，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将已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一树下子百斛。”作者还注意比较不同产地的各种物产品质的优劣。这方面的记载，对我国园艺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广志》一书，记载真实、描述准确，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曾被《齐民要术》及历代的本草著作大量引用。
专谱的出现
专门记述某一类或某一种动物或植物的“专谱”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生物学发展的标志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相六畜》38卷。这说明，以家养动物为对象的专谱，至迟在西汉时候就已经出现。后来《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相马经》、《相牛经》、《相鸭经》、《相鹅经》、《相鸡经》和《养猪法》、《养羊法》、《陶朱公养鱼法》等多种动物方面专谱。在植物方面，《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谱》、《芝草图》、《种芝经》等多种。据《隋书》记载，这些书在梁代还存在，后来，除《竹谱》尚流传外，其他大都散佚。
《竹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关于竹类的专书，据《旧唐书·经籍志》载，作者为戴凯之。
戴凯之，字庆豫，晋代武昌人。《竹谱》约成于公元5世纪，可能是他在作南康相时所作。《竹谱》用四言语记述竹的种类和产地，每条都有注释。作者通过实际调查，记录了主要产于我国南方五岭周围的70多种竹类。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宠物，随着南方的开发，竹在生产生活中的用途也日益显著，戴凯之适时地对竹类加以研究论述是自然的，是时代的需要。
晋·戴凯之《竹谱》书影《竹谱》首先指出竹类的特点是：“不刚不柔，非草非木。”纠正了《山海经》、《尔雅》以竹为草之误，认为应属植物中的特殊一族。接着描述了竹的形态和生理特征是：具节，一般茎中空，常青绿，怕严寒，初生为笋具箨，生活期约60年，有开花结实枯死特性，水渚岩陆均可适生。这些描述都是正确的，不经过实地观察不可能记得这样清楚准确。
对各种竹的形态特征，《竹谱》都能抓住主要点作出比较具体的记述。例如记麻竹：“苏麻特奇，修干平节，大叶繁枝，凌群独秀”，突出了麻竹秆直环平，丛生多枝和叶大如履的特征；记弓竹：“如藤，其节郄曲，生多卧土立则依木”，突出了弓竹秆长且软、每节弯曲、卧地生竹、似藤的特征。对有些竹类，不仅记外形，而且记内部。例如记菡竹“幕内暠绣文外赩”，不仅记茎秆“大如脚指、坚厚修直”的外形，还记腹中白幕阑隔，状如湿面生衣的内部特点；不仅记皮色赤文、绣画可爱，还说明成因是“将成竹，而笋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陨箨之后，虫啮处往往成赤文”。可见观察非常细致。《竹谱》语言简练，用词典雅，能抓住主要特点描记。例如记海蔡：“生于岛岭，节大盈尺，干不满寻，形枯若筋，色如黄金。”仅用20个字记，将海这种竹节大、干短、枝叶稀少的特点描绘得历历在目，而且使人们对海生于多风海岛的生境及其对植物造成的影响也如身临其境。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科学和文学的造诣都很深。对有些竹类，是通过对比记述，如赤白二竹，着眼于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寥寥8个字，即已区分清楚，十分难得。
《竹谱》对竹类用途也很注意。如蘅竹、棘竹，筋竹可作弓箭矛弩；单竹可以织以为布；苦竹下节可以作汤用；筱竹、篁竹可以为笙笛；棘竹枝节有刺，还可以作城垣；筱竹大，可以作梁柱；篇竹叶大，可以作篷；一般肠竹、鸡胫竹、浮竹的笋特别美，可食，还特别介绍浮竹笋的吃法：在“笋未出时掘取，以甜糟蒸之，既甘又脆，为人们美食”。
《竹谱》首次专对竹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以及作用等多方面加以记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竹类专著。
戴凯之《竹谱》之后，宋元明清都有人撰写《竹谱》，宋僧赞宁还写有《笋谱》，著录笋有98种之多。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以上几种专著以外，还有许多关于动、植物的专著出现，例如卜式养羊法、养猪法，牛经，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等，但多已佚失无存。
昆虫寄生的发现
我国古代很早就观察到昆虫的寄生现象。《庄子》书中，就有“焦蟆生于蚊睫”的记载。据昆虫学家研究，“焦蟆”可能是一种寄生性的螨类，可见我们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有一种螨虫会寄生在蚊虫身上。
有一种寄生蝇，2000多年前《尔雅》一书中就已经提到，叫“蠁”，古人是在养蚕生产实践中发现其有寄生生活的现象。晋代郭璞在为《尔雅》作注时说，“蠁”还有一个名字叫“蛹虫”。蠁为什么又叫“蛹虫”呢？我们看一下宋代陆佃《埤雅》中的记载，就清蚕蛆蝇楚了。《埤雅》：“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乎蠁子，入土为蝇。”这是说，蠁这种寄生蝇在蚕身上产卵，等到蚕吐丝成茧时，蝇卵便生在蚕蛹中孵化为蝇蛆虫，俗称之为蠁子，这种蝇蛆钻进土中，不久就化为蝇。明代谭贞默亲身观察，不仅验证了前人记载的正确，而且指出这种寄生蝇是在蚕体背部产卵的，所有的卵都要化为蝇蛆，吮食蚕蛹体组织，最后钻出，入上化为成虫（蝇）。
现在我们知道，古代人所说的蠁虫，实际上就是多化性的蚕蛆蝇。它的幼虫寄生于蚕体，便造成了家蚕蝇蛆病害。谭贞默曾经正确地指出，受蚕蛆蝇寄生为害的主要是夏蚕。夏蚕中有十分之七的蚕蛹有蝇蛆寄生，所以不能正常发育，只有十分之三的蚕蛹能正常发育成熟。可见其对蚕业生产为害之烈。
雌性蚕蛆蝇在蚕体上产卵由此可以看出，郭璞之所以又把蠁叫做“蛹虫”，是因为这种寄生蝇是蚕的主要虫害之一，而它的幼虫（蛆）在离开蚕体之前，多半是生活在家蚕生活史中的蛹期。所以蛹虫有蛹中之虫的意思。这说明我国至迟在晋代，人们就已知道蚕蛆蝇的寄生生活。
《诗经》中有“螟蛉有子，蜾赢负之”的诗句。螟蛉是青虫，是一种昆虫的幼虫；蜾蠃就是细腰蜂，是蜂的一种。从诗句中可以看出，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观察到了细腰蜂有捕捉其他昆虫幼虫的习性。捕捉来幼虫作什么用呢？在先秦的著作中没有说明。后来的学者对此有各种解释，有的学者如汉代扬雄就认为，细腰蜂捉来死的蜾羸青虫，便对它念咒：“像我！像我！”时间长了，死青虫就变成了细腰蜂。后来有不少学者都相信扬雄的说法。这显然是由于观察不仔细，还不了解事物的本质。但是也有些学者，不相信扬雄的看法，他们通过亲自考察，逐步解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
公元6世纪初，陶弘景根据自己的观察，批驳了扬雄的错误认识。他说，蜂的种类很多，有一种蜂，黑色，腰很细，常含泥在人的住房及器物旁边做窠，它们在窠中产下像粟米那么大的卵。继而它们从草地上捕来十余只青蜘蛛，填满在窠中，准备作为它们将要出生的后代的食粮。他说还有一种是钻入芦管中营窠的蜂，它是捕取草上的青虫作为后代食粮的。根据这些事实，陶弘景指出，把细腰蜂捕捉青虫说成是为了把青虫教化成为自己的子代，这是错误的。
1114年，本草学家寇宗奭已经观察到细腰蜂是将卵产在被捕捉的青虫身上的。1582年皇甫访在《解颐新语》一书中指出，螟蛉虫在窠内并没有死，但也不能活动。他还精细地观察到，如果被获物是蜘蛛的话，那么蜾蠃是将卵产在蜘蛛的腹胁的中间，它和蝇蛆在蚕身上产卵是一样的。这些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学者对昆虫寄生现象进行这样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
药用动、植物研究的空前发展
7世纪中叶，在唐朝统治者取得了天下以后，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学术开始逐渐繁荣。在这以前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以及初唐交通和贸易的发达，西域、印度和南方地区的药材不断输入内地，丰富了人们药用动植物的知识。当时流传的《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在南方靠个人力量编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许多北方药物他不能得见。再加上经过100多年的流传，传抄谬误不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本草学急需加以总结提高。在全国统一后，编撰一部新的指导性本草学著作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条件已经成熟。
公元659年，由唐政府组织力量编修的《新修本草》完成。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它反映了当时的本草学水平。
这部著作的撰写相当严谨。在开始编写时，先由政府下诏，征询各地的药物标本。对引用的先前文献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辨证。全书共54卷，分为正文、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
《新修本草》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方法，将所载的85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部类。然后再将每部类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草部有药256种，木部100种，兽禽部56种，虫鱼部72种，果部25种，菜部37种，米谷部28种，有名未用193种。新增的100余种药中有95种是生物药，分别是草40种、木31种、兽禽9种、虫鱼6种、果2种、菜7种，如薄荷、鹤虱、蒲公英、豨莶、独行根（马兜铃根）、刘寄奴、鳢肠、蓖麻子等都是本书新增的。本书还记载了20多种外来药，其中有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诃黎勒、底野迦（鸦片制剂）等。
以往本草著作往往只注重药物功能、产地及名称的辨别，略于药物形态的描述，并且没有附图。作为我国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是一部带有指导国人用药性质的著作，除了对每种药物的性味、产地、采收、功用有详细的说明外，还特别注意对动植物药材的形态描述，并附有《药图》和《图经》。这对于人们认识药用动植物非常有用，具有较高的生物学价值。
《新修本草》刚修成发行就对社会上的医生有很大影响。名医孙思邈即在自己的著作《千金翼方》中抄录《新修本草》的目录和正文。《新修本草》是唐代医学生的必修书之一。后来还被来华的日本学者带回日本；对日本本草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新修本草》发行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国内外贸易往来的增多，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新药物的出现，本草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唐开元中（8世纪），浙江四明（今属浙江鄞县）人陈藏器见《新修本草》遗漏药物很多，于是深入民间调查考察，编成《本草拾遗》一书。它收录了几百种《新修本草》所没有的药物，其中许多是南方黎民习用的草药。陈藏器的工作在保存、积累、总结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方面有重大的贡献。
除上述综合型的本草之外，唐代还出现一些特色鲜明的本草著作。约成书于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食疗本草》，就是其中之一。从今人辑本来看，书中记述了160多种植物食物，基本集中了当时人们日常吃用的所有粮油蔬果四类栽培植物。若将本书所载的食物种类与《齐民要术》、《新修本草》及后于《食疗本草》的农书《四时纂要》作比较观察，可以看出，在唐代一些原属粮食的作物已向蔬菜转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一些南方蔬菜已成了中原人的食物，如蕹菜、鹿角菜、罗勒、羊蹄等。《食疗本草》中还记述了人们新近食用的蔬菜如牛蒡子、苋菜、香等。新引入的蔬菜有白苣、菠菜、莙荙、小茴香等。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
唐代海外交通发达，中土与波斯的商业交往频繁，通过波斯商人输入的芳香药物很多，给人们增长了不少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据《海药本草》记载，这些药物包括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莎木面、反魂香、海红豆、落雁木、奴会木、无名木、海蚕、郎君子等16种不见于以前书籍记载的药物。
从《海药本草》中还可看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开始大量应用各种含挥发油的植物。这些植物有：青木香、兜纳香、阿魏、荜拨、肉豆蔻、零陵香、缩砂蜜、毕澄茄、红豆蔻、艾纳香、甘松香、茅香、迷迭香、瓶香、藕车香、丁香、乳头香、降真香、蜜香、龙脑、薰陆香、安息香、毗梨勒、胡椒、甲香等，反映出唐代人们对芳香植物的开发有了很大的成就。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科学也日益发展。本草学在经历了唐朝的发展以后，在宋代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产生了《日华子本草》、《开宝本草》、《嘉本草》、《图经本草》及后来的《证类本草》和《本草衍义》等重要本草著作。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生物学的重大进展。
北宋政权建立后的10余年，政府就先后诏令编修本草著作。公元973年和974年，先后组织人以《新修本草》的内容为依据，参照《本草拾遗》等著作，添加新药，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这二书新增描述的药物140种左右，其中植物药95种，动物药20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部私人所撰的《日华子诸家本草》。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证类本草》引用很多。公元1061年又出现一部新撰的官修本草《嘉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本草》）。全书21卷，记载药物1082种，其中有100种左右药物是不见于前二部官修本草的。在这100种中有植物药47种，动物药17种。这些本草著作对药用生物学资料的保存具有重大作用。
宋代在编著《嘉本草》的同时，仿照《新修本草》编《图经》和《药图》的做法，编写了一部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图经本草》。它与唐代的做法不同，将图与说二者合并为一。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作为当时人们分辨药物真伪的依据。编写时先由政府征集各地所产的药物标本和药图，并要求附上详细说明开花结实、收采时节及功用的文字；凡是进口的药物则询问市场的有关管理人员和商人，弄清来源并取样送往京城作为编书的依据。具体负责这部著作编撰的是著名学者苏颂。
苏颂（1020~1101），字子容，福建同安人。少年时代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天文学、机械制造及本草学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
《图经本草》成书于1061年。原书20卷，目录1卷。原书已佚，见于《证类本草》引用的640余种药物中有植物药500种左右，动物药近100种。对药物的说明包括药物源流史、别名、形状、鉴别、生长规律、功用等。收罗广泛、内容详尽。这部书的显著特点是有大量的药物图，并结合图对药物进行解说，在生物形态学方面有很高的价值。
《图经本草》对生物的描述文字生动，考证详明，总的说比前人更富于启发，辨异性更高明、更准确，有很大的进步。在描述植物方面，书中举的类比植物一般都注意到形态相似，还时常用寸、尺、丈等衡量单位勾勒出植物的高低，给人以形象的概念。对植物叶的叶缘、叶脉、叶的节律性开合，茎的形态，各种花的花冠和花序的形状，果实的形状等，大多有较详细的描述。所用的果实术语如房、罂子、荚、斗在古代植物学发展史上也很有影响。
《图经本草》一书还注意记述各种药用植物由于产地不同或野生和家种的差异，有效成份也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植物与环境关系的某种认识。并表明当时药用植物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同时具有一定的水平。
在对药用动物的描述方面，《图经本草》中一些出色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的水平。书中对动物的描述包括动物分布区域、生态习性、形态特征、行为特点和繁殖情况等，记述全面。
《图经本草》在传统生物学上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作者在考察、描述药用动植物时，不仅借鉴了历代有名的本草著作，而且还参考了有关生物记述、注释的作品。如《诗》、《山海经》、《尔雅》及郭璞的《注》和《说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古今注》、《博物志》、《广雅》等。一些方物著作，包括《南洲异物志》、《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以及一些植物专谱象《竹谱》、《茶经》、《荔枝谱》等也都为其所引据。毫无疑问，唐代《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图经是《图经本草》的先行性著作。但应该说苏颂的工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充实和发展。可以说是对前人有关药用生物学工作的初步总结。它对后来生物学和医药学的发展都有很深的影响。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认为，苏颂是与沈括不相上下的科学家，他的著作远远超越了为《补注本草》加附图这种作法本身的意义，是具有全新意义的科学本草书。日本本草学史家冈西为人称道苏颂是著名的学者，说他根据天下各郡县所送来的许多标本和资料编写了充满渊博学识的著作，作为有关宋代的药物资料极其重要，特别是他的药图对后世的本草以很大的影响。
在11世纪末，四川人唐慎微将《嘉本草》和《图经本草》二书合成一书，并添加上以往本草的有关内容，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这部著作唐慎微新增的药物不多，主要成就在于总结了北宋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它是集大成的著作，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代表着《新修本草》后本草学的另一高峰。后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也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因此，《证类本草》在本草学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证类本草》中的阿魏图《证类本草》中的诃梨勒图
《证类本草》中的薄荷图《证类本草》出现后不久，又出现了一部在本草学上占有一定地位，而且生物学价值较高的著作——《本草衍义》。全书分为20卷，载药471种，其中动物药108种，植物药294种。刊于1119年。
《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是一位药材辨验的专家，同时也是阅历广泛的学者。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特别推崇孔子所说“君子有所不知，盖缺如也。妄乱穿凿，恐误后学”的实事求是态度。正因为如此，使他的著作在生物观察、纠正前人的不实之辞方面显示了较高水平。
在动物方面，作者通过实地观察，证实前人所谓有三足虾蛛（蛤蟆）和鸬鹚繁殖时“口吐其雏”的说法都属无稽之谈。
在植物方面，作者能抓住植物的一些具体特征去辨别。如用茎和叶脉之间的不同，区分兰和泽兰。对寄生植物如菟丝子和桑寄生根的着生方式有出色的观察。对植物生长、发育、生殖、分布现象都加以关注和探索。他注意到百合的珠芽，指出这种“子”不生长在花中，对这种不花而“实”的现象表示困惑。他还仔细地比较了植物须根与块根的形态差别。他曾通过简单的解剖实验来加深对花的认识；观察到今天称之为无限花序的一些特征。作者还用花的差异来区别植物。《图经本草》在描述酸浆时，只谈到它的果实，而《本草衍义》则谈到种子。类似的例子还见于“榧实”等植物的记述中。在种子的传播和植物营养繁殖方面，寇宗奭也作过细致的观察。如书中“蒲公草”条说：“四时常有花，花罢作絮，絮中有子，落处即生。所以庭院亦有者，盖因风而来也。”在“白杨”、“景天”等条下，他记述了这些植物的营养体极易生根，指出这是它们容易繁殖发展的原因。此外，《本草衍义》还记述了不少生物节律现象、性别知识等，这些在古代植物学发展史中都有深远的影响。
进入南宋以后，在生物学方面值得一提的本草学著作是《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这部著作的插图据说准确可据。除此之外，1220年王介著的《履巉岩本草》也是一部类似植物图鉴的著作。它收草药206种，配有彩图。由于作者善书画，该书的图也比较生动精当。
从上面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唐、宋两代的药用生物学成就是很高的，对我国古代博物学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统治阶级的提倡，社会风气的影响，官修著作和私人作品的互相推动都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