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卫生的起源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据现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远在170~270万年前，在我国境内已有了人类居住，并创造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为人类文明、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做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贡献。中国医药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医疗技术、疾病认识，还是诊断技术、药物知识，都曾走在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前列，有些方面曾为人类保健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失去了自己现代化的机遇，然而，却未因此而如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那样衰落消失。在20世纪初期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之际，中国传统医学在险遭被政府取缔之逆境中，在被否定和全面批判中，不但没有衰落，没有被消灭，反而以顽强的生命力，沿着自己的道路在缓慢地发展着，在广大人民的恳切信赖中，不断探索发展新途径而前进着。中国传统医学之研究，不但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理论，它的医疗经验，在近几十年研究中所取得成果的验证下，已经远远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科学家所重视、所注目。他们纷纷与中国学者携手研讨，共同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医学以丰富人类卫生保健做出新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古典医药文献之富，有效医疗技术之多，理论之独具特点等等，尚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与之相比。所有这一切，读者不禁要连连问许多个为什么？那么就让中国传统医学发生、发展的文明史来向大家做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现在就请大家耐心地从中国医药卫生的起源上读起。为什么要求耐心，这是因为医药卫生的起源，往往涉及一些比较枯燥的历史资料，或是若干传说故事、神话之类的追述。只要有耐心，便一定会随着介绍而入胜、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只有如此，才会对中国传统医药卫生的起源有一个新的比较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地下发掘发现和研究证明，远在170~270万年前，在我国云南元谋县就有了元谋猿人生活；在70多万年前，在我国陕西蓝田县已有了蓝田猿人生活；在50万年前，在我国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已有北京猿人生活。他们都是我国最早的人类。为什么叫做猿人呢？这是因为这些猿人化石经过人类学家研究，他们的头脑等既有猿类的特征，同时又具备了人类的特征，他们已由猿类向人类进化，所以人类学家称他们为猿人。猿类进化到猿人，经过了若干个百万年之久。猿人已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创造生产价值，特别是火的利用，由生食而过渡到熟食，加速了脑的发育和消化系统的进化。如此又经历了漫长时期，古猿人进化到了“古人”。此前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此期则为旧石器时代之中期，约为我国历史上的二三十万年前。我国进入旧石器晚期，也就是“古人”进化到“新人”的时期，距今约四五万年，如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内蒙古的“河套人”，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在这整个旧石器时代，人们只知运用自然的石块，或只会打制粗糙的石器为工具，从事狩猎等生产劳动。早期依靠采集自然界植物的果实、种子、根茎为食，《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正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较晚期由于原始人群利用和制造石棒、石矛等简陋生产工具，开阔了食物来源，进入渔猎时期，动物性食物增多。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经验的积累，在自觉、不自觉的无数次重复实践中，一些植物的根、茎、叶、果，动物的肉、血、内脏等在人体的作用反应，就会逐渐被认识。例如何物可以止痛，何物食之令人吐泻，何物能给人带来眩晕和不适等等。这些经验自然而然地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这种十分朴素的经验积累，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医药知识的萌芽。
还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处处有人群居住，例如仰韶文化、半坡村文化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比较进步的渔猎工具，不但有鱼叉和石枪，而且发明了鱼网。在狩猎方面，最有意义的是已经发明了弓和箭。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弓箭用于狩猎，从而大大丰富了食物来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猎取动物特别是野兽，又给人们带来了外伤和伤残，从而给外伤治疗提出了要求。治疗外伤之医疗技术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砭石、木刺、石针、骨针，已有考古发现，或可用之于医疗。
新石器时代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有大量文化遗址发现，其分布犹如星罗棋布，除上述河南渑池仰韶村之“仰韶文化”（约前5000~前3000），陕西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外，如甘肃和政半山与青海民和马丁的“半山一马丁文化”，山东汶河两岸的“大汶口文化”（前2500年前后），山东历城县龙山镇的“龙山文化”（约前2800~前2300）等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氏族社会遗存。“仰韶文化”属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属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则属父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已属父系氏族社会。我国新石器时代先民所创造的生产、生活工具等等和居处房舍建筑，均较旧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下面让我们结合考古发现与先秦及秦汉有关文献所追记的传说或研究论点，论述我国医药卫生的发生和萌芽之状况。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远在“北京人”时期，由于外界环境恶劣，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疾病、外伤的严重威胁，据40多个个体的统计，“北京人”约有13人只活到14岁左右。《吕氏春秋》记载有：“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有父，无亲戚兄弟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这段描述是对我国原始社会早期先民群居野处，尚未创造出文明文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当然也还谈不到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医药知识的总结。
语言的产生与医药卫生人类语言是伴随着劳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传递经验和组织社会生产而创造出来的，恩格斯说；“劳动的发达必须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有声语言帮助人们发展自己的思维，交流个体之间的感受，组织人群间的捕猎等生产劳动，传递人群间生产劳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包括医疗救护经验等。因此，语言的产生，对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经验的积累等，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火的发明应用与卫生另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自然火的使用，特别是发明取火的方法，为人类文明文化的进步做出了更为巨大的贡献。所以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比喻；火的发明和应用和对人类文化的作用，比数千年后发明的蒸汽机的作用还要大。我国考古学发掘证明，生长在我国土地上的中国猿人，无论是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还是7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或是170万年前至2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都已经有了用火的经验。尽管这些用火还处于采取天然火种的阶段，但他们已知保留火种的方法。我们的祖先，大约到了“山顶洞人”时期，已创造出人工取火的方法，这更是一项巨大的创造发明。火的使用，无论是自然火的使用，还是人工取火的使用，可以使人们熟食、取暖和改善潮湿的生活居处条件。熟食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从而减少了许多消化道和其他疾病，提高了饮食卫生条件，促进了人脑的发育。火的使用在御寒取暖和改变潮湿居处等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作用更是易于理解的。火的使用还帮助人们改变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理结构，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程度，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个面貌。不要说火的使用在远古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价值，即使今天，又有哪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无火而自处呢？
火的使用，在我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燧人氏钻木取火的记载是很多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生动刻划。譬如：《礼含文嘉》所叙述的“燧人氏始能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韩非子》更记载有“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白虎通·号》中的“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燧人氏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从利用自然火进步到人工取火的时代。结合我国考古发现之“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有用火的灰烬层发现，联系这些文献记载，可知中华民族是使用火以改善自己的生理卫生最早的民族之一，他们创造的文明文化居于人类前列也非偶然。因为火的使用，特别是人工取火的方法和使用，在中华民族的保健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掌握了自然现象，并用以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卫生保健服务。中华民族发明了用火，可以御寒，防止冻伤和因严寒而引起的疾病；可以防兽以减少野兽的伤害；可以照明以减少黑暗之生活和眼疾；尤其是改变茹毛饮血之生食为熟食，一方面减少了肠胃疾病，同时又扩大了食物之范围，改善了饮食卫生；“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更完善地发展起来。”由此可知火的使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卫生保健的萌芽是何等重要。
房舍建筑与医药卫生《韩非子》曾对远古的居处卫生起源作过论述，它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枸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礼记·礼运》也有“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论述。《墨子·辞过》还作了“古之民，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的记述。有巢氏相当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早期，尚未创造房舍之时。营窟以避严寒和野兽之袭击，枸木为巢则能防酷暑和群害。尽管营窟和枸巢之居处条件仍然是非常原始的，但比单纯的穴处野居却有了极大的进步。因为，我国原始人群已通过劳动设计而改善了自己的居处条件，使自己的居处卫生和防止野兽伤害有了最初的保证。以有巢氏为代表的先民所做的这些创造，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居处卫生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居处卫生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周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更进一步指出：“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围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在营窟枸巢的基础上，创造性学会了筑土架木，建造半地穴式的圆形、方形小屋或长方形大屋，又经过改进而成为完全的地上建筑。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发展过程。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7000多年前干栏式木结构建筑中，已有榫卯构件，最长木屋达23米多。半坡村文化遗址所见的房屋建筑，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半坡村遗址反映的人群居处，已可见到圆形或方形的房屋建筑，每一房舍均有门，室内中间有生火之炉灶，众多房舍周围还有防止野兽袭击的深沟，并且在围沟（相当于后世的村墙城池）之内，房舍之侧有埋丧幼儿的陶罐和成人的墓地。所有这些，不但反映了我国在六七千年前房屋建筑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也可看出由于筑房屋、设壕沟，使先民们避风雨、防虫兽，从而大大增强了适应大自然生活的能力。特别是埋丧制度，无疑促进了预防疾病流传的效果。
服饰与医药卫生衣服，对人们保健卫生有着重要价值。我国古代文献对原始人创造服饰前后的状况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古初之民，卉服蔽体，时多阴雨，乃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闺骨，以去灵雨，命之曰衣皮之民。”又说：“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白虎通德论·号》：“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其后，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并归之为伏羲氏创始。所有这些说明，在人类脱离了猿类之后，由于劳动、意识、语言和思维活动，使人类生活和追求的目标日趋进步，在衣着上产生了原始的文明，人们由裸体而进为半裸体，即所谓“知蔽前未知蔽后”的衣着状况。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有纺轮和一端带孔的骨针，显然是缝制兽皮为衣的工具。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发现有纺轮，这是当时已能用植物纤维纺线缝制衣服的确凿证据。如在仰韶遗址发现有石纺车、骨针，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现有陶纺轮。一些出土的陶器上有布纹饰，是当时已可编织结网的有力证据。原始人从赤裸露体无有衣服的生活，发展到兽皮、树皮为衣，乃至后来创造发明了纺线、编织、缝纫，后又有夏衣冬服，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次飞跃进步。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减少了疾病，而且大大增加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寒暑风雨变化的抵抗能力。
以上是对原始社会及我先民在语言、用火以及衣、食、住等方面，为我中华民族早期的卫生保健所做的卓越创造的一些简要说明。
关于药物知识的起源药物的使用由不自觉到自觉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关药物起源的讨论也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帝王世纪》的作者、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淮南子·修务训》作了中国药物起源的传统论述，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论点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和发挥。《史记补三皇本纪》认为：“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通鉴》也说：“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又如《通鉴外记》也指出：“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有趣的论述，作者距今虽只2000年左右，然而其内容却是数千年乃至万年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尽管其中不无神话色彩，但确实是我国原始社会早期及其以后人们在寻求食物过程中逐渐认识某些药物作用的生动描述。按照我国历史进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期的早期；神农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出现的时期，约距今六七千年的时期。无论是渔猎时期的肉食，还是农耕时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采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万万个人每天进行着数次，乃至无数次饮食的实践。所谓“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哪些植物之种子、根块、枝叶茎干可食或有毒，哪些动物之肌肤皮肉、内脏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这种先民必须不断实践的经验积累，是完全可以想象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渐用以充饥和营养。有毒者则逐渐地认识积累着毒性反应的情况：能使人眩晕，能使人呕吐，能使人泄泻，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这些毒性反应，也可视之为原始药性的感性认识，积累多了，重复出现多了，就会日益由不自觉的经验积累向着自觉的总结认识过渡，虽然这种过渡是十分漫长的，但这种过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胀、胸闷等病症减轻或消失，人们逐渐认识了物质毒性与药性之间的联系，这正是药物起源的历史真实。这样的实践经验多了，药物即从而得到丰富。
关于针灸疗法的起源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碱、箴、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更多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在注解《山海经·东山经》之箴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南史·王侩儒传》引注，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要确切分清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现在让我们简要引用先贤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以为分析研究的依据。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载有“美疢不如恶石”，东汉经学家服虔在《春秋左氏传解谊》中注释：“石，砭石也。”《山海经·东山经》记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已如前述。《素问·异法方宜论》叙述疾病的区域性时讲过：“故东方之域……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唐代王冰作注时指出：“砭石，谓以石为针也。”《汉书·艺文志》有“用度箴石汤火所施”一句，唐代颜师古作注曰：“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所以我们在此较多地论述了许多名家对砭石的观点。如果针来源于砭石是正确的，那么讨论针灸之起源自然必须弄清砭石之原始用途，我们认为针源于砭石的观点是正确的，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数十年前民间之磁砭等原始医疗方法在若干地区仍然应用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羲制九针的历史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羲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有数万年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人们的某种疾病。即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贴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贴身某一部位对人体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此类经验的不断自觉积累，灸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2000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即使没有文献资料，至少有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因此，《内经》中的这段记述，确是我们现代人讨论灸疗法起源的一个重要依据及珍贵的史料。把人们的分析推论，同《内经》仅有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考虑，灸法始于原始人钻燧取火之后，人们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关于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是经常要发生的。由于格斗，外伤之类的疾患比较多见。由于生活于潮湿环境，甚至无衣服和房舍，所以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于如此环境的如此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病害，先民既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关于居处等保健卫生措施已如前述，这里仅引述《吕氏春秋·古乐》关于原始人歌舞的论述：“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一论述给人以十分真切科学的感受，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郁阏滞着，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令人敬慕者，是创用舞蹈运动人体之肌肉关节，预防这些常见的疾病。我国的导引、按摩之发生发展，与人们在原始社会用以防治疾病的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用于医疗的按摩、导引技术，历来就与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武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按摩、导引既用于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在原始社会，我国先民在抵御外来袭击和环境带来的病患中，从庆丰收的欢乐歌舞的有益运动中，逐步认识了这些欢乐歌舞对人身的健康和防治上述种种疾病有着较好的作用，由不自觉到自觉认识、传播，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关于医学起源于巫的问题论述医起源于巫者在我国并不多见。的确，我国古代不少文献叙述过巫、巫医等，他们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存在记述的，并没有把医学的起源归之于巫。医源于巫的观点是舶来品，是近代我国一些医史学者从国外引进的观点。虽然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医史论坛曾有过较大的影响。大约在一二万年前后，我国社会发展到了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先民思想意识的进步，生产得到空前发展，一部分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从事着原始的脑力劳动，他们在解释丰收和得来较易的食物时，逐渐产生了对天体、星辰、动物、植物等等的推崇膜拜，因而产生了所谓“图腾崇拜”。氏族间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神化祖先，逐渐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我国的不少姓，如牛、马、李、梅、柳等等，就可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遗存。我国巫及由巫而产生的巫术，大约就是在此期的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巫是我国原始社会较晚期产生的，巫医决不会早于原始社会晚期。关于医学与巫术的关系，我们将在下章专门介绍，这里仅就医是否起源于巫作些简要论述。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这是比较确切的观点。那么，巫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产物，将其活动视为医疗活动的起源，已是十分不恰当的结论了。
巫在氏族社会形成时逐渐产生和发展，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存在，它曾有过进步的意义。巫医，它既用巫术为人诊治疾病，同时也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以解除人们的病痛，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历史作用。但决不可颠倒历史，把后来产生的巫利用已有的医药知识反而视为医药的起源。巫在医学发展上有过贡献，但决不是医药知识的创造者、发明者。我们不可以因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巫和巫术盛行而迷惑了自己的视线。中国医学源于中国原始社会人们寻求食物、改善衣住条件和寻求健康、消除疾病的实践活动中的经验积累，而不是求神问鬼的灵感所获。
关于医源于动物本能和人类爱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观点也是舶来品。我们不想否认人类之间的爱能促使对方为解除他所爱之人的疾痛伤残去寻求医疗方法。然而，有了医药才能去寻求，没有医药之时，只能为寻求食物而认识毒性、药性作用，不会因为爱而遍尝草木果实以寻求医药，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当然，人类的爱是可以促进爱他之人去发展医药，从事医疗活动等等，历史上特别是我国古代医学家不乏为了母爱、妻爱、子爱而成为一个颇负名望的医学大家，但是以为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爱则过于抽象而不符合历史实际。至于医源于动物的本能，这本身就有一个原则的错误，即把人与动物等同了起来。是的，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举了不少例子，譬如：猴子会捉虱、拔掉身上的刺，狗腿受伤可以跛行以救护、对伤处进行舌舔清洁，甚至有学者记述埃及鹤便秘时能用长嘴呷水灌肠，非洲熊会食菖蒲治病，等等。这些本能确实是存在的，至少从文献中看到过，但可以肯定，动物的这些本能反射永远不会成长为医药知识。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动物本能反射虽然也能看出其医疗保护作用，但永远只能是本能反射性的医疗保护，不可能有什么经验总结和改进。人类医疗则完全不同。劳动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的劳动、言语、意识、思维，可以使自己在劳动中获得原始医疗救护知识，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自觉的应用观察、交流等，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因此，简单地把医药之起源归之于动物的本能，显然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观点把人与动物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而且否定了劳动、经验积累、思维交流的决定性作用。
医药卫生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不可能获得原始资料，要得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是非常不易的。然而通过对古代学者的记述和历代医史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种种观点的分析研究，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还是有可能的。综观我们古代学者有关燧人、伏羲、神农三皇创造医、药、卫生保健的记述，虽然也有不足为信的内容，但就其充分重视来源于劳动、生产、生活中实践经验之总结这一点而论，这些传说故事的追述确是十分可贵的，很可能符合我国原始社会医药卫生起源的历史实际。当然，医药卫生的起源，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因此，我们重视人们早期劳动生产的作用，但也不可断然否定其他原因的影响和促进。医药卫生起源很可能是一个以人们劳动生产、寻求食物、改善居处环境为中心，同时在其他条件、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步完成的。这个观点也许更符合或接近医药卫生起源的历史事实。单纯强调源于人类的劳动和生产、生活实践，虽不全面，但可成立；但若单纯强调巫，或爱，或本能，非但不是全面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欠妥的。当然，医药起源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者们应通过争鸣去求得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医食同源与伊尹创制汤液
中国医药学之起源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古代学说之一，就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神农氏是以教民农耕而为后代所尊崇的。他尝百草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饥饿问题，至于始有医药并非自觉的目的，而是寻求食物的不自觉产物。近代学者在论述医药起源问题时，常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古代先民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必然会误食一些有毒或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和动物，这些动植物有些使人呕吐、腹泄、发汗，但却意外地治好了某些疾病，有些动植物有止痛、止吐、止泻的作用，当然也有些动植物会引起中毒死亡。先民们在反复多次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相互传递。也许这才是神农尝百草的真正内涵。所以说“神农氏”恐怕是一个氏族的代表，并非真有其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医食同源（药食同源）的结论。在原始社会，人们对药物作用的认识与寻求食物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奴隶社会这一关系进一步发展，人们从完全盲目的偶然发现转到不太盲目的主动寻找药物。
商代的建立者汤，与有莘氏通婚。有苹氏陪嫁的奴隶中有一位叫伊尹的，善于烹调。由于他有一套理政治国的才华而得到统治者赏识，最初汤用他作“小臣”，后为“相”。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积聚力量，终于灭夏而建商。商汤死后，伊尹历佐卜丙、仲壬二王，可见伊尹虽然是出身奴隶的厨师，也是一代理政治国的政治家。伊尹正由于出身奴隶，精于烹调，生活于奴隶之中，所以接触和认识到许多既是食物又是药物的知识。他不但掌握了精湛的烹调技术，还总结出不少治疗经验。医食同源，可从伊尹的身上得到证明。《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伊尹回答商汤有关烹调问题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这句话虽然我们今天尚不能做出确切的注解，但姜和桂都是厨师烹调中常用的佐味品，同时又是医师处方中常用的药物。一般群众都有经验，如果突遇风寒或暴雨侵袭，为了预防感冒，普遍应用姜汤祛风寒。有研究认为，中医最古老的医方可能是桂枝汤。桂枝汤共由五种药物组成，其中桂枝、生姜、大枣、甘草四种都是烹调佐料或果品，而且桂、姜正与伊尹所说的“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相合。如果说二者有渊源关系，也并非没有道理。桂枝汤及其加减运用是非常广泛的，至今仍普遍用于临床。
伊尹同商汤论述学问涉及政事时，曾用医理比附政事，如《吕氏春秋》所说：“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以人体新陈代谢的道理回答商汤取天下之道。从中也可看出，伊尹不但善理国政，而且精于医理。
医食同源之说，还可从中药汤液治病得到证明。远古时候，人们只能用咀嚼生药方法治病。以后火的应用、陶器的出现，使制作汤液成为可能。汤液比生食草药有许多好处，如扩大了应用药物范围，有些刺激性药物通过煎煮可减轻刺激性，矿物药应用成为可能，有利于药物有效成分的充分利用等，同时为单味药向方剂过渡创造了条件。《汉书·艺文志》已有论汤液的专书《汤液经法》32卷之记载，晋代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指出“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皇甫谧把汤液的创造者归于伊尹，虽不能说是确定的历史事实，但从中医汤剂与人们生活中饮食之息息相关的事实来看，还是很有道理的。早在商代之前，火的利用、陶器的出现、对百草的认识等都为汤剂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在商代象伊尹这样既精通汤液烹调，又精于医理的人也许不只一个。历史给汤液的创造赋予了可能，至于谁发明了汤剂可能是偶然的，很可能是许许多多个伊尹式的人物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创造了汤液。这与神农尝百草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伊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神农氏则可能是氏族的代表，是神圣化了的氏族群体。
巫术与巫医的活动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劳动产品和劳动力有了剩余，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人们在与大自然求生存的斗争中，对于许多诸如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以及疾病、死亡等现象，恐怖、疑惑和不理解，于是产生了对自然、对祖先、对鬼神的崇拜，进而产生了以能与鬼神相通为身分的职业——巫。夏代历史可考者还少，但殷商时奴隶主贵族已非常迷信鬼神，他们在统治机构中设置了大祝、大卜、司巫等神职官员。这时巫的地位很高，他们不但参与政治、军事之决策，而且还为统治者占卜疾病之吉凶祸福，他们认为疾病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就像衣服一样可以被穿上，也可以被脱下来，而穿和脱完全由作祟者随意掌握。作祟者可能是鬼神，也可能是祖先。要想疾病痊愈，就必须向作祟者祈祷，或者施法术令那些作祟者离去。但从事“医疗”，也是要找病“源”的，不过其病源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病家或巫师臆想出来的。但一旦确定病因是上神、祖先所为，便设法恳求他们离去，并贡献牺牲，检讨过失，许愿，使上神祖先满意而去。他们认为这样病就会痊愈。如果病日益严重死去，人们则认为是上神祖先不肯饶恕。如果确认是鬼怪作祟，巫便施术调解，劝告他们离去，如病人有欠于鬼魂的情感财物，就要清算归还以求谅解。如果认为是妖魔作祟，巫师便要施法术吓唬、驱逐或惩罚，以求安宁和疾病的良好预后。
以上巫术都是骗人的把戏，如果说在殷周时期还曾治愈过疾病的话，那一方面是巫师祈祷、安抚会对病人起到精神上的医疗作用，使病人问心有愧之类的情志疾病自然而然地轻松下来得到痊愈。另一方面，主要是一部分巫医“皆操不死药以拒之”，已经开始把劳动人民从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药物知识运用于治疗中。以下略举数例，便可了解在此期间巫、巫医活动的梗概。
《说苑》：“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面北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韩诗外传》：“俞跗治病，不以汤药，榒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苏。”
《尚书·金縢》：“周公祷武王之疾而瘳。”
《山海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窬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
《逸周书·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以上文献所记载的，大致是巫、巫医的兴盛时期的情况。这时的巫医，俨然是无病不可治愈的大仙。然而实践检验总是无情的，单凭祈祷、祝由、咒禁之类是不能治病的。巫医也不得不“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或“具百药以备疾灾”。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巫开始怀疑，巫在人们生活中的独尊地位，慢慢发生了动摇，医和巫终于分立。
最早的医学分科
医学分科必须是医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医学没有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是不会有医学分科要求的。《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为众医之长。”如果把这段卫生管理制度同现在作些比喻的话，所说的医师就是最高卫生部门的领导，他负责管理卫生政令、药品，以及各地疾病流行时医生之派遣、考察等。关于确定医生的待遇也已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年终时，医生所治之疾病均获良效那就是最高明的，如果治愈率不到60%，则定为最差的医生。为了医师管理之需要，其下还设有士4人、府2人、吏2人、徒20人，负责协助医师掌管药物、财务、文书档案以及役使看护等工作。《周礼》还规定分医学为四科，且各有编制和职责范围之分工。例如“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可见食医是最高统治阶级的营养医生，是专门管理其饮食营养、膳食果蔬调味之调剂等，可能正是殷商伊尹创汤液等制度的发展。这确实是一项很先进的制度和水平很高的要求。其次，是“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疾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内科医师，其职责是负责群众疾病之治疗的。由五味……五气……的论述可知，当时的药物理论已经形成，而且用之于指导疾病的辨别诊断和治疗。由此还可看出，当时的医生对人体体表解剖和内脏解剖也有了认识，如对体表之九窍，包括口、耳、鼻、眼、前阴、后阴，体内之九藏，即心、肝、脾、肺、肾、肠、胃、膀胱等脏器的认识。第三个分科是“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外敷药）药、（刮去脓血）、杀（用腐蚀药去坏死组织）之齐”。很明显疡医就是外科医生，我国自古称外科医师为疡医。尤其可贵者，由疡医的职责中可以看出，对化脓性感染、肿瘤、战伤、骨关节损伤等已能作出诊断和鉴别诊断。其医疗水平不仅表现在对各类外科疮疡已能鉴别，而且表现在药物的制剂技术和药性的掌握运用上。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在西周末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一派高度发展的景象。另外，还有“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兽疡”。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国此期的科学文化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文明境界。不但对人类的医学已有很高水平，而且在医治兽疾、兽疡方面也已有了专门研究。
如上章所叙述，殷商时期医药基本上是掌握在巫师手里，从甲骨文献可知，巫师在医疗上居于统治地位，西周也基本如此。但西周晚期，随着阴阳、五行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奴隶们在生产、生活中医疗经验的积累丰富，医与巫分立已属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一点也能从《周礼》的记述上得到启发。在《周礼》中，医药卫生属于“天官冢宰”管辖，而巫祝却被列入“春官大宗伯”的职官之下。医师地位得到肯定而有所上升。巫虽然仍占有其肯定地位，但信誉却在下降。
专职医师的出现
专职医师之出现，是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此之前，所谓医疗多是人们生活中生产中实践经验的体会认识，虽有用于医疗救护者，但并不为谋取生活的职业。狩猎者仍为捕获野兽飞禽为食，虽有某物可以去某病的口耳相传的经验，用以为同伴医疗救护，但社会上并没有医师这一职业。其后虽有巫医出现，但他们基本上仍以巫祝祷告为其专业，此时也没有专业医药人员。专门以医疗为职业者，其出现可能是从春秋时期或更早些时才开始的。专职医师的出现，是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此开始了医学家以医疗卫生经验总结为其终生的专门研究的职业。医疗经验的总结，引进社会争鸣中的先进思想用以概括医学理论，发展医学理论，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专门观察，解剖知识的综合记述等，没有专职医师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得到较快的提高。
由相信桑田巫到相信春秋时代的名医医缓，这是公元前576年晋景公患病治愈后观念的转变。《左传》记述的这一故事是很有趣的，晋景公病笃，先召桑田巫求治，后因怀疑桑田巫的诊断，派人到秦国求医。因为秦晋有亲姻之故，又秦多良医，秦伯派医缓到晋为景公诊病，医缓检查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针灸）不可，达之（药物）不及，药之不至，不可为也。”晋景公说：良医也。后世有“病入膏肓”即由此而来。我们现在虽不能说医缓的医学理论如何科学，但其所论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是十分辉煌的，因为他的理论在与巫的斗争中可能是医学发展上第一个伟大胜利。
《左传》记载：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命医和往视，医和诊毕，认为晋侯之病是由于过贪女色引起的，病症很像蛊毒，但并非鬼神，也不是饮食不节的关系。晋侯反问：女不可近吗？医和回答说：要节制。并且论述了为什么要节制女色的道理。医和强调：“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者：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这就是医和倡六气病因学说。医和关于晋侯病似蛊的病因分析，强调了过贪女色的危害，虽然讲得比较笼统，但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一论述比先期强调鬼神是一个飞跃进步，更何况医和明确排除了鬼神等，也说明已有很高的疾病鉴别能力。这就为医生诊治疾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他关于六气病因的论述，可以说中医病因学说发展的奠基之论。医和是公元前6世纪的秦国名医，在他所论述的病因学说中；强调了寒疾是由于阴气过盛的原因；热疾则是由于阳气过盛的关系；对于四肢痺痿无力、抽风不用一类的疾病，他认为是由于风邪过盛而造成。他将腹痛、胀满等一类消化道疾病，则归之于防雨过盛的气候变异。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的原因，归之为过度光线或晦暗环境的长期刺激。医和的病因理论虽然咋看起来似乎很原始，也比较抽象，但他的六淫学说，加上由他强调的其他病因，如不节制的女色，不节制的饮食，初步构成了中医学历来重视的三因学说，即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这是医和对病因学说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在殷商西周时期鬼神致病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医缓、医和，特别是医和的病因学分析和运用，确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使我国的病因学说是由唯心的制约下，转向唯物论的认识。完成这一变革的决不会只是秦国的医和、医缓，必然有着许许多多与医缓、医和同心同德同认识的医学家共同为此而呼号的斗争。因为，巫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靠医和等少数医学家，巫医是不肯放弃他们的唯心观的。
公元前5世纪，在河北省任丘县生活着一位远近闻名的民间医生，姓秦名越人。由于秦越人医术高明，又行医于民间群众之中，所以人们十分爱戴他，尊崇他，用扁鹊来誉称他。扁鹊在未学医时，是一家客舍舍长，医学家长桑君看到扁鹊有培扁鹊像养前途，便决定要把自己的医方医术传授给他。扁鹊从老师处学得医学理论和技术，遵从老师的教导，专心致力于为群众治疗疾病，从不计较名利地位。我国西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特为扁鹊立传。因此，秦越人是我国正史中第一位有传的医学家。司马迁的《扁鹊列传》记载秦越人曾以妇产科医师、小儿科医师、五官科医师等不同特长身份，入乡问俗，为各地妇人、小儿和老年人诊治疾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次，他行医到了虢国，虢国王太子患尸厥症（休克）而气息几绝，国王和大臣们均以为太子已逝，忙着为太子料理后事。扁鹊闻说此情，即往王宫视探，在得到国王和侍医的允许后，为病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检查。他告诉国王，太子并没有死亡，自荐可以进行治疗。国王接受了扁鹊的建议，于是他便命令弟子子阳给太子针灸三阳五会穴，过了一会儿，太子便慢慢苏醒过来；他又命令另一位弟子子豹用药物热敷，熨贴病人两侧胸胁部，太子即可慢慢坐起身来，接着他按太子的恢复情况，令弟子子游按摩，子同侍汤药等，进行了20多天的内服药物和按摩治疗，调理其阴阳气血，虢太子便逐渐康复。这个消息很快在虢国传开，人们都说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但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越人并非有什么起死回生之术，只是太子并未真死，自当生也，越人能帮助他恢复健康而已。这种科学的观点，谦虚的态度，一直在中国历代医学家中传为美谈佳话。
脉学诊断是我国医学的一个特点，扁鹊对切脉和其他诊断疾病的手段，都已有了较好的掌握。他曾这样对别人讲：“夫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远在公元2世纪，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圣张仲景，就曾高度评价扁鹊的诊断水平。他说：“吾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的确，《史记》记载扁鹊曾通过望诊齐桓侯病，预知其疾病之发展，并劝告齐桓侯早治，可惜齐桓侯不以为然，对扁鹊的多次提醒，他不肯听信，最终由于延误时机而抱病死去。这个故事虽有可疑之处，但能说明扁鹊的望色诊断技术确实是很高明的。关于切脉诊断尤为扁鹊之所长。有一次，赵简子病，来势凶猛，五天时就昏迷不醒人事，赵国群臣都很惊慌，扁鹊为赵简子切脉后认为：病人的脉象是正常的，并非死症。经过调治，果然痊愈。这个病例显示了扁鹊切脉诊断技术的高明，结合他在虢国切脉诊断太子疾病并“起死回生”的事例，人们对他的脉学成就是非常推崇的。难怪司马迁在论述了扁鹊的切脉成就后很有感慨地指出一个历史事实“至今天下之言脉者，由扁鹊也”。这是对扁鹊脉学成就的第一次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
扁鹊六不治思想：司马迁在《史记》扁鹊列传中一一记述了秦越人所经治的若干病例之后，颇有感慨地发表了一段富有时代精神的话，这段话（有专家认为是扁鹊说的，有认为是司马迁根据扁鹊的话写的）既是他对研究撰写秦越人传的体会，也是他对秦越人学术、医理和高尚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的一次富有代表性的总结。现将司马迁的这段总结引述如下：“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分析这段话有三个要点，即前一句是强调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疾病的思想。如果一位高明的医学家能够达到预先诊断出病人疾病之所在，或尚未发病即知将要发病的高超水平，那么就可以使病人得到早期治疗，病人之疾病就可早日治愈，不至于延误到不能治愈的状况。这一思想既是当时医学界的理想和期望，也是时人包括医学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时至今日，我们未尝不抱有如此之愿望。中间一句是对上述期望不能完全实现的感叹。意思是人类的疾病太多了，太复杂了；而医学发展的水平却太低了，治疗疾病的理论和医疗技术也太少了。所以，当人们患病之后，往往有六种情况是很难治愈的，甚至是不可治愈的。最后一句则是六不治的具体内容。这六不治的概括确是很科学的。综览太史公笔下所述有关秦越人医疗事迹和成就，也正说明司马迁所概括的六不治思想与扁鹊医疗活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绝非太史公的个人空想和议论。这里仅举“信巫不信医不治”为例。前已述及，殷商时期巫术巫医居于统治地位，西周时期由于阴阳学说等的兴起并用以解释人体和疾病，开始向鬼神致病说提出挑战，春秋时期有医缓、医和进一步倡导非鬼神的六淫致病理论，唯物的病因学说有了加强，但他们尚未完全与鬼神观念决裂。从文献记录可以说，扁鹊对鬼神致病的传统观念已予完全否定。例如《新语》所述：“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于卫，卫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迎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又如扁鹊到了虢国宫门下，看见国中上下都在为太子进行祷告，他不解虢国太子患的什么病为何如此迷信鬼神，经询问乃知由于暴厥而死已经半天，尚未入棺，便决心诊视。但王室巫医不但不信，而且说：“先生得无诞之乎？”然而，扁鹊分析病情后说：太子鼻翼能张，说明尚有呼吸，两股至阴，尚温而未冷，尚可治愈。使巫医哑口无言。我们前面已经介绍扁鹊用综合疗法果然治愈了太子的休克病。这说明他坚信医术，不信巫术，敢于用医术战胜巫术，特别是说服国王接受医学技术治疗，这在当时巫医还处于相当有势力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太史公以“信巫不信医不治”概括扁鹊及其时代医疗特点，对扁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
河北任丘茂州镇扁鹊药王庙山门药物知识的积累
《诗经》的内容并非都是西周的状况，其中有不少内容也是来自春秋时代，或更晚些。还须指出，《诗经》虽然也有“食其实，宜子孙”这一类阐述药物作用的论述，然而明确提出可以治什么病之类的论述尚未见过，只不过有百余种动物、植物、矿物类被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诗经》的有关论述正反映了药物知识脱离开原始状态开始上升为经验记录的状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献记载看虽未有药物专书问世，但已出现了非医药专书却论述着丰富药物产地、效能、作用的书籍，它反映了人们对药物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深入，这就是《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地理著作，共18篇，据研究，其中14篇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保存了不少远古关于山川、物产、药物、祭礼、巫医等的神话传说故事，是我们研究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医、药、卫生状况的一部重要著作。
《山海经》究竟记述了多少药物，尚无统一的数字，一般而论，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暂不能分其属性，共计126种。最近有学者研究报导说“共计药物有353种”。这一统计或更接近实际。现根据学者们研究的情况，按药物之功用约可分为九类。第一类为补益类，即服用能使人身体强壮、多力、增强记忆、延年益寿不老，甚至还有美人色之作用等，这类药物有欀（音怀）、枥木、狌狌（即猩猩）等等；第二类为种子药，服这类药可以多生子女，这类药物有（音杳）、鹿蜀等等，第三类为不孕药类，强调服之使人不能生育，这类药物有黄棘、蓇蓉等等；第四类为防疫病药类，认为青耕、三足黾、珠别鱼等等，人食之可以已御疫，薰草佩之可以已疠（麻风病），也就是有预肪传染病流行的作用；第五类为有毒药物类，强调这类药物人食之可以杀人，又可用以毒鼠，例如（音与）石、无条皆能毒鼠，（音佩）之鱼、师鱼等食之杀人，莽草、芒草等可以毒鱼；第六类为解毒药类，前叙述了毒药类，这里又叙述解毒药类，由此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药物知识已十分丰富，解毒药有焉酸、耳鼠等等，前者记有可以治毒，后者记有可御百毒；第七类为兴奋药类，例如，所记载的，强调食之使人不卧，而对鱼，强调食之使人不能入睡等等；第八类是杀虫药类，记有肥遗，可以杀虫，黄雚沐浴可以已疥疮等等；第九类是兽药类，虽是兽医内容，但在远古人医、兽医是不分的。记载兽药有杜衡、芑（音奇）、流赭等可涂牛马无病，增强马力，治牛、马病，等等。由此给我们许多启发：其一，春秋战国时期或已有兽医作为一个职业独立出现；其二，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牛、马在人们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不如此不会有治牛、马病的药物。上述九类只是一个大体的分类，应该承认它是很不准确的。《山海经》所述126种药物，有些虽然已无法知道属于今日何种药物，但多数经学者考证尚可知其是今日之何种药名。在药效方面也还能找到其发展的轨迹。因此，可以说明后世本草专著的出现，与《诗经》、《山海经》之有关药物的记述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这么认为，没有《诗经》、《山海经》的保存下来，恐怕很难有《神农本草经》的编撰，即使有《神农本草经》一类书籍出现，也很难有那么丰富的内容。
尸体防腐败与保护
随着我国医学家药物知识的增长，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加之国人对祖先崇拜意识之日益浓厚，所以当统治者、被尊崇者、父辈等故去时，为了永远保存完整的尸体，以示后来人之忠诚孝敬，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方法，用以处理尸体，严密墓穴等。我们中华民族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方面已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周礼·春官宗伯》和《礼记·士丧礼》等都记载有用“鬯酒”洗浴尸体的礼仪，其浴尸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鬯酒是用郁金香草和黑黍酿造或煮的汤液，以之洗浴尸体自然有着较好的尸体防腐败作用，同时使尸体能保持一定的芳香气味，这里我们举几个实例，可知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尸体防腐败和保护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公元438年，在江西盗昌邑王冢，青州人盗齐襄公冢（死于前686），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若生。公元315年，曹嶷盗景公（前600？）及管仲冢（管仲卒于前645），尸并不朽。又如：幽公（死于前423）冢甚高壮羡，既开皆是石恶，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始见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其中只有男子一人，其余悉为女尸，或卧、或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再如：公元226年，吴人盗长沙王吴芮（死于前202）冢，面貌尤如生人，衣服不朽。这些例子都是对我国战国以前在尸体防腐取得成功极有力的证据。1976年，由于保护遗体工作任务的需要，我曾对古代有关尸体防腐和保护技术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结合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在地下2000个春秋而不腐的考察，确信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上述在公元前686—前202年死亡的齐襄公等经过多者千余年，少者四五百年后发掘时，尸体也都保存完好而未腐败，记述者形容其俨然如生是很有根据的。古代尸体防腐败除了用金、玉之外，许多文献都记录有香料药物，实验证明，香料药物除了防虫、杀虫之作用外，对许多种细菌都有着气象条件下的抑制或杀灭作用。许多这类作用有不少与医学家用以治疗疾病的药理作用也是相一致的。
马王堆汉墓医书
从前，医史学家和中医学家，都认为《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由于《内经》在医学理论上的高度成就，人们怀疑其基础有否总结出这些理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内经》之前是否有足够的对疾病认识和医疗实践经验的大量积累作为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甚至有人以此为根据把《内经》的产生年代推迟到西汉、东汉或更晚。马王堆医书于公元1973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后，国内外学者广泛认为：《五十二病方》等医疗技术经验方书的成书年代在《内经》之前。尽管人们对《内经》成书年代的认识仍存在着分歧，但《五十二病方》等确是先于《内经》而产生的。联系《五十二病方》等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书来看，其成书不一定都是早于《内经》，但至少对《内经》理论产生的医疗实践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力支持。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计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导引图》、《胎产方》、《却谷食气》、《阴阳脉死候》、《脉法》、《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等等。这些医书既有医疗经验的方书，也有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论述，这些发掘对研究中国医学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特别对估价评述我国先秦时期医学提供了颇有意义的第一手资料。在此，我们只能举例作些简单介绍。
《足臂十一脉灸经》原无书名；整理研究者以其论十一脉分用足泰阳脉……等六条经脉和臂泰阴脉……等五条脉，又各脉内容只有灸并无针，故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从十一条经脉的内容和行文分析，与《内经·灵枢》的经脉篇大致相似，经比较研究该书除比《灵枢》十二条经脉少一条外，其内容也简略，病候也少，显然比《灵枢经》要原始一些，更早一些。《阴阳十一脉灸经》虽也各有差异，但分析研究其内容，其结论与上述相当，兹不赘述。
《脉法》、《阴阳脉死候》都是诊断学专著，与《内经》一书的脉学内容相比也较原始。例如：在论述三阳脉之死候时和三阴脉之死候时，其内容与《灵枢》相近，但没有五行学说影响的色彩，这是该书早于《内经》的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究竟成书何时，自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导引图》是一幅高50厘米，长约100厘米的细笔彩绘帛画，画面4层，各层11人形，共有各种形态的导引人物图像44幅，只有约30幅可以辨认。术式之旁多注有文字，说明可以治某病症等，不少动作是模仿禽兽的飞翔、寻食、奔走的形态特点，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联系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记载有六禽戏之类，以及后汉华佗改进为虎、鹿、熊、猿、鸟五禽戏的动物术式，该导引图的绘制时间不会晚于秦代。《导引图，》不但说明我国的医疗体育渊源流长，而且对我们现代人锻炼身体、祛病延年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14种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本来也没有书名，是因其目录列有52种疾病病名和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而由整理者命名的。该书之目录虽只52种疾病，但其内容实际上有病名达103种，所用治疗方法和方剂总数达283个，统计其所用药物共有247种，并有丰富的药物炮制内容。该书所论疾病涉及有外、内、妇、小儿、五官等各科，其中尤以外科疾病最为突出，大约占全书内容的70%以上，很可能是一部外科专著。因此我很怀疑《五十二病方》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收载的《金疮瘈疚方》。理由是：在《五十二病方》中首先叙述的是“诸伤”，在诸伤条下把金疮，包括刀刃伤、出血等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次便是“伤痉”，伤痉即由金疮等外伤引起破伤风而出现疫疚抽风等症状。金伤、刃伤、出血以及伤痉的描述，使我们对《金疮瘈疭方》已佚内容有极好的理解。如果深入分析《五十二病方》对各种外科疾病的描述和认识水平，就越觉得这样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那么《五十二病方。》所记述的外科疾病有些什么病呢？就现代病名而言，诸伤即现代的外伤性疾病，伤痉则叙述了外伤性破伤风，婴儿索痉即断脐带不洁而感染破伤风捍菌所引起婴儿破伤风，其他还有狂犬啮人的狂犬病，冥的麻风病，以及十分精巧的疝气、痔漏等外科治疗手术等，这些都给上述推测提供了依据。至少我们应该认为《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先秦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外科专著。下面让我们举例介绍如下：
诸伤条下共记叙了16条不同伤、症的治疗方法。如：“令金伤毋痛方，取鼢鼠，乾而冶，取彘鱼，燔而冶，辛夷、甘草各与鼢鼠等，皆合挠，取三指撮一，入温酒一杯中而饮之。不可，则益药，至不痛而止，令。”这一方剂的基本内容在六朝时医学文献中还有记载，可以肯定其止痛效果是较好的，因为酒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止痛剂。
伤痉。《五十二病方》描述时首先强调：“痉者，伤。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廖廖数语，已将外伤性破伤风之病因、症状交待得十分明白，也就是说伤痉这种病，痉的原因是因伤后，风邪进入伤口，发作时身体抽风，角弓反张，不能屈身。观察之细，论述之确切，在2000多年以前，实在令人钦佩。
冥。《五十二病方》论冥时指出；冥者，虫，尤如螟虫啮穿植物样，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能使人鼻缺，指断。很有意义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家对麻风病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刻。用螟虫穿食植物内心之现象，概括人患麻风病后所出现的类似状况，并命名这种病为冥病，既形象使人易于理解，语言生动令人难忘。
腹股沟斜疝医疗手术技术。腹股沟斜疝是一种由于先天性或后天引起的腹膜鞘状突不能闭塞，在腹压增大时，腹腔内容物就会逐渐通过内环而移入阴囊。这种病在儿童中比较常见，古代由于体力劳动强度大，此病可能更为多见。《五十二病方》对这种病的医疗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譬如：用小瓠壶穿孔，取除内容，使阴囊和外生殖器纳入瓠壶内，使坠入阴囊的疝内容物还纳腹腔，用以解除难以忍受的胀满坠疼的痛苦。其设计是何等巧妙科学，与现代所经常使用的疝气带、疝气罩是十分相似的。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已创造性地应用了外科手术治疗。《五十二病方》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即腹股沟斜疝），先将卵（即睾丸，此当指疝内容物）向上还纳腹腔，并引其皮下向上，然后用砭石穿其旁（具体部位因缺字不甚明），再用××汁及膏×，挠以醇×，又灸其痏，不能着风，易愈。虽然关键字句有缺，但仍然可以清楚看出，是用砭石穿刺相当于内环部位的皮肉，并用酒类、膏药涂抹刺伤部，更用火灸法烧灼局部。如此处理，无疑会在内环部位形成较大的瘢痕。这样的瘢痕足以闭塞其先天性或后天性孔道，腹股沟斜疝可由此而治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肛门痔瘘。治疗肛门痔瘘的保守方法和外科手术方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里仅举一个令人惊奇的环切术。《五十二病方》强调：混合痔合并瘘管者，杀狗，取出膀胱，用竹管从其孔插入膀胱，再将狗的膀胱及竹管一并插入肛门，从管吹气入，狗膀胱即膨胀，然后慢慢将膨胀的膀胱向外引出。此刻，即可用刀徐徐切除其痔与瘘管。术后用黄芩等药敷贴伤口。很显然，公元1877年怀特氏始用环切术，但他所用的不是狗膀胱，而是用木橛子塞入肛门然后拉出使痔瘘内容暴露视野，进行切除手术。我们不怀疑怀特氏环切术比《五十二病方》的手术要高明很多很多，但其所用之木橛与膀胱，两相比较，《五十二病方》的水平，不知比怀特要高出多少倍。令我们惊奇的是，早怀特氏2000多年，在这个领域的我国医学家对治疗这种比较复杂的肛门疾病，已经达到了与19世纪欧洲相似的成就。
从《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达到的医疗水平来看，中国医学特别是医疗技术、方法之积累，在《内经》之前，已经达到非常丰富的境地。马王堆三号汉墓医书之出土，仅仅使我们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相信了过去不敢相信的事实。例如；过去人们多只是以《内经》中所载的十三方解释或推断《内经》产生的医方学基础，使人始终认为《内经》的理论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并有由此尽量将《内经》之成书年代一次一次向后推延。马王堆汉墓医书，还有仅存于《汉书·艺文志》的医方数百卷，更使医史学家认识到《内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以存目医书、出土医书，还有尚未出土或早佚医书等等为基础而经由许多代医学家不断总结上升发展而完成的。
《内经》
《内经》即《黄帝内经》，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但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医书后，这个结论就慢慢站不住脚了，因为据学者研究，《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显然都比《内经》为早。现在，我们只能说《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理论比较完整的医学著作。但是，马王堆医书的出土，不是降低了《内经》的学术价值，而是使其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内经》不但在中医学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