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
药物知识起源于远古先民们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故上古时期有“神农尝百草”之类的传说。经先民们不断积累经验，口耳相传，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对药物已有了较多的认识，我们可从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见到不少有关药物知识的记载。例如《诗经》为西周时作品，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药物的书籍，书中仅植物药就收载50余种，某些药物的采集、产地及医疗作用等也有简略叙述。《周礼》载有“五药”（指草、木、虫、石、谷），可能为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分类归纳。《山海经》亦非医药专书，但收载药物达126种，其中植物药52种，还明确记载了药物产地、效用和性能，反映出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它可算是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另外，《礼记》中也有根据时令采集储藏多种药物的记载。反映这一阶段药物学知识之集大成者，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本书也并非药物学专书，但所载药物已达247种（其中约有半数被收入以后的《神农本草经》中），被应用于治疗的范围，涉及外、内、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秦汉以来，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提到的古代医药书中就有《药论》，可惜已经失传。还有传说的《子仪本草》。秦汉时内外交通日益发达，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海等边远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并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学知识。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汉朝廷就已开始招集专人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学了。加之秦汉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对药物学也要求相应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神农、黄帝时代的作品，显然是不可信的；有人认为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有的说成书于秦汉之际，也有人据考证断定成书于东汉。这些看法孰是孰非，在目前缺乏实证的情况下，很难作出确切的结论。南朝齐梁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颜之推《颜氏家训》亦云：“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临菑、冯翔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两人都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所设置的郡县名，因此，推断本书为后汉时所作。另外，书中内容多重视神仙养生、服石炼丹，与东汉时风气也相合。因此，医史界多以东汉为该书的成书年代。关于本书作者，书名冠以“神农”，一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尊古托古风气的反映，如同《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我们说《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并非神农。陶氏说可能出于张仲景、华元化等医家之手，今天看来至少是缺乏根据的。另外，书名之所以称为“本草经”，因为古代是以植物药为主的。《说文解字》云：“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升也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总之，《神农本草经》和《内经》一样，也非一时一人之手所作，而是经过秦汉以来很多医药学家的经验积累总结，并不断搜集编辑，最后约在东汉早期编集成书，当然不是指其开始之时，而是成书之时。这种看法是比较可信的。
《神农本草经》全书3卷（亦作4卷），共收载药物365种，采用上品、中品、下品分类法，以补养无毒药120种为上品，以遏病补虚、有毒或无毒的120种为中品，以除邪多毒药125种为下品，这是中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药物理论方面，概括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配合等，并且明确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理论。对药物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论述，很便于临床应用。而且指出：“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提出了配伍宜忌的观点。所载主治病症约170余种，包括内、外、妇、五官等各科疾患。另外，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优劣和真伪鉴别等。
《神农本草经》是秦汉前数千年用药经验的朴素总结，书中所载许多药物的疗效，均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如书中载有治黄疸药物共8种，其中茵陈、黄芩、黄柏等至今仍为治疗湿热发黄的要药。又如书中载麻黄平喘，已为近代科学实验研究所证实。1887年日本长井长义博士发现麻黄素，1924年我国药学家陈克恢博士在大量临床病例中验证了其平喘作用，此后受到各国医药界的重视，大量投产，成为现代医学的一种重要药物，这也是我国医药学家对现代医药学所作出的一个贡献。再如书中有黄连治痢的记载，现代黄连（或用小蘖碱）被广泛用于治疗菌痢、肠伤寒、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溃疡性结肠炎等，其效果与氯霉素、磺胺类药、链霉素等无明显差异，而且细菌转阴较快，无毒副作用。此外，如猪苓利尿，大黄泻下，甘草解毒，海藻疗瘿，雷丸杀虫，常山治疟等等，都是祖国医药学的宝贵经验。也正是这些大量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反映了《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科学价值。当然，《神农本草经》的科学价值决不仅仅就是这些，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在这方面，青蒿素的发现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科学的领域中永远包含着许多未知数，只要我们勤奋耕耘，就能不断有新的收获。
总之，成书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而所反映出的当时我国医学通过大量实践积累起来的对药物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神农本草经》对秦汉以前零散的药物知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历来被尊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并被注释发挥，至今仍是学习中医中药的重要参考书，其中有158种药物被选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可谓影响深远。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也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这反映在该书道家色彩比较浓厚。道家主张炼丹服石，他们把各种矿物用各种方法烧炼，炼成所谓丹药，认为服用丹药可治一切疾病，可以延年益寿，可以长生不老。秦汉以来，这种炼丹服石的风气越来越盛。《神农本草经》明显受到这种思想影响，迷信服石神仙，故其药物分类与药物功效的叙述，有的被蒙上了一层神仙色彩，如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类。尤其是一些有毒或剧毒的药石，反被视为无毒补益、轻身延年的上品，如说“雄黄……炼食之，轻身神仙”、“水银……久服，神仙不死”之类，不但荒诞不经，给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还直接给人们带来危害。不过，另一方面，炼丹术和制药化学有密切关系。世界上早已公认炼丹术起源于中国，并成为近代化学的先驱，如《神农本草经》中“丹砂……能化为汞”可谓这方面的启蒙记载。炼丹术产生的动机在于方士们企图炼制所谓长生之药，追求长生不老，当然是唯心迷信的东西，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制药化学的开端，提高和扩大了化学药物的应用范围，促进了中医药剂学（尤其是外科用药）的发展。
《神农本草经》成书后，至隋代尚存，至唐就不见于官家藏书目录，估计原著在唐初失传，其后再未发现。但其内容由于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新修本草》、宋朝唐慎微《证类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之引用而保存下来。明清以来，许多学者曾从事该书的整复工作，并存有多种辑佚本。辑本中以明朝卢复的本子为最早，而清朝孙星衍和顾观光以及日本人森立之的三种辑本，各有所长，影响较大，这三种辑本解放后均予重印。
这一时期除《神农本草经》外，三国时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和李当之，对药物学也有所研究，并分别撰著了《吴普本草》和《李当之药录》，对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原著均已失传。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或分为5卷），作者及成书年代待考。本书原题为战国时秦越人（扁鹊）所作，殆不可信。查考《史记·扁鹊传》并未提到此书，《汉书·艺文志》也无记载，直至唐代杨玄操《难经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为秦越人，显无实据。从其内容来看，系在《内经》理论基础上释难解疑，其成书显然在《内经》之后。但有人认为它成于六朝，则又未免太晚，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名称，而《隋书·经籍志》载本书亦言有三国时的注本。目前一般认为约成书于西汉时期，较为可信（亦有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或东汉）。其作者尚需进一步考证。
《难经》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方式编纂而成，全书共讨论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简称《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穴位，69~81难论针法。从理论上讲，本书基本上没有脱出《内经》的范畴，它对《内经》某些古奥的理论作了较为浅显的解释，对某些学说，则又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推阐和发展，这是本书的特点。
本书对脉学有详悉而精当的论述，为后世所称颂。它提出了“诊脉独取寸口”的理论，把《内经》的三部九候，解释为气口的寸、关、尺三部，每部又有浮、中、沉三候。并提出其根据说，寸口为“脉之大会”，又是“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可以独取之。由此，“独取寸口”的理论逐渐为后世所采纳。
《难经》全书内容简要，辨析亦颇精微，在中医理论、针刺以及诊断学上颇多贡献，对后世中医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难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特点，近年来也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的重视，例如西德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博士，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协助下，研究了历代医家关于《难经》的注释之作，编译成《难经集注》（英文）一书，表现出国外学者对《难经》的关注。
针灸的民间普及
中国针灸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享盛名，例如秦越人用此术抢救昏迷的虢太子而脱险，《内经》更对针灸学作了系统的总结，使之成为有理论有技术的一门学科。河北满城汉刘胜墓出土有金、银制的针灸用针。
河北满城汉代刘胜墓出土之金针汉代张仲景、华佗，也无不以精于针灸而闻名。例如华佗，虽以外科鼻祖而名闻天下，但更广为人知的，乃是为曹操针刺治疗头风眩症，《后汉书》记载：“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也就是说，曹操患了一种头风眩症，久治不愈，发作时疼痛难忍，闻华佗声名，便请他到身旁，如果疼痛发作，华佗运用针刺疗法治疗，曹操的头痛症就会迅速取效。因此，曹操想法设方要留华佗做他的侍医。在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里，都记述有华佗为病人施行针刺或灸疗的若干病例。华佗的医学著作虽然未见传世，但据传现在针灸疗法中仍比较常用的夹脊穴是由华佗发现的，所以现在人们还习惯称它为华佗夹脊穴。医圣——张仲景，虽不以针灸闻名，但他的著作有不少处强调了针灸治疗，甚至用针灸疗法来防止传经等，实际上很有预防疾病的意义。可见秦汉及以前的医生，不论内科还是外科医师，都掌握针灸疗法以治病。
汉代，在民间医生中也都掌握针灸治疗技术，有些还以此而著名。例如涪翁就是其代表。涪翁，东汉时期四川人，由于他每每垂钓于四川涪水附近，人们便以“涪翁”称之，其姓名却逐渐不为人知。《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由此可见，涪翁并不以医为谋生，他为人治疗疾病全出于义务，不向病家索取钱财物品。他以垂钓和乞食为生，是一位贫寒而热心为人针灸治病的针灸学专家。从现有资料看，他是我国最早的针灸专科医生，并且有针灸著作，其医德和为针灸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更可贵的是他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下仍不忘培养后继人才。有个名叫程高的人，看到涪翁的品德学识，对涪翁十分崇拜，得涪翁应允，便拜师学艺。涪翁乃将自己的学识无保留地传授给程高，高不但继承了老师的学识技术，也学到了老师高尚的为人处世的品质，隐居于群众之中，长期在民间行医。年老时又将自己的针灸疗法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郭玉。
郭玉，四川广汉县人，是涪翁的再传弟子，所以也很精通针灸学和脉学。郭玉长期在民间行医，他继承了涪翁、程高的道德品质，“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深受群众的爱戴，医名鹊起。和帝时（89~105）被召为太医丞。一次，和帝问郭玉为何诊贫苦人效佳而贵人却多不效呢？郭玉说：医生在无拘无束时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如果处于紧张、惴惴不安，甚至恐惧状态，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和技巧。给贫苦人家诊病，医生很自然处于无拘无束状态，没有任何紧张和恐惧的思想负担，故能处之泰然，诊病处方都会恰当，疗效也就很好。反之则完全相反，故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他接着还论述了为贵族治疗疾病的四难。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所谓四难就是这些达官贵人自以为是，不听医生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知爱惜；身体骨节不强，不能应用药物；好逸恶劳。这四难讲得很不客气，但却十分切合实际，是病人和医师都应引以为戒的。
葛洪的杰出贡献与医疗手册
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早年曾一度参战镇压农民起义，但为时很短，后来则悲观厌世，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中，专事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葛洪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晋书·葛洪传》作“金匮药方”）100卷。此书已佚，内容不得详知，但以篇幅之宏大，便知其为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了。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药。”据此亦足见其详全赅备。然而，卷帙浩繁，不便携带，率急之际，难于速寻，所以葛洪又仿前人作“备急方”的体例，采《玉函方》之要约精华，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一名《肘后备急方》）。“肘后”二字，言可挂于臂肘，喻其携带方便，而书名《肘后备急方》，则与现代所说的“急救手册”甚为相似。正由于为救急而作，所以书中选方务求简、验，用药亦多择易得、廉价之晶，尤宜于穷乡贫户急病所用。如此全以病者为虑，精神委实可嘉。
《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我国晋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现在所说的多种流行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等。其中关于天花如何传入中国以及流行情况、症状的描述尤为详尽，他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先在头面，后及全身发出疮，很快蔓延。形状很象火疮。疮头上有白浆，流出来后很快又产小脓浆。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多死。治好了以后，有瘢痕呈紫黑色，要一年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大家都说是在永嘉四年（310）此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的，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疮，于是又叫“虏疮”。这就清楚地描述了天花的形态、症状、预后以及该疮不是中国原有的病种这一历史事实。
葛洪对病原体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描述了一种沙虱病。沙虱是一种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子，生活在山水间。人们用这种水洗澡，或者在阴雨天从草丛经过，这虫就会附着在人身上，并钻进皮里。用针把这种虫子挑出来，就会发现它好象疥虫，放在指甲上对着光看时才能发现它在活动。葛洪描述的沙虱病是远东特有的地方性传染病。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恙虫幼虫即沙虱，是该病的传染媒介。葛洪能在4世纪就对恙虫病症状及病原媒介物作出这样科学而细致的记述，是令人赞叹的。据考证，《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一种由水中毒虫引起的病症，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血吸虫病。该书对脚气病症状的记述也十分详细，并指出应该用大豆、牛乳、蜀椒、松叶等治疗，这些药物中多含有维生素B。
《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防治方法。例如他提出在被狂犬咬伤之后，把狂犬杀掉，取其脑组织敷在伤口上，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虽然这种方法在操作和实际效果上也许还有些问题，但这种用同一类疾病的机体组织来防治这种病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医免疫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此后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先声。《肘后备急方》对疟疾的种类和症状有较详细的记载，同时有30多首治疗方剂。“常山”在其中14个方中被提到，它已被现代证实确实是抗疟特效药。还有“青蒿”，也被用于治疟，并指明用该药一把，以水二升浸渍，然后绞取汁，口服。近年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根据这一记载，尤其是注意到使用该药不用煎煮这一事实，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并证明青蒿素是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这一发明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又一突破。这又反过来说明，在《肘后备急方》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治疗经验。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在狂犬脑中发现了大量狂犬病毒，经分离、培养、制成了狂犬疫苗；20世纪，美国学者立克次，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体（命名为立克次体），继而制出疫苗用来预防恙虫病。这都晕晚于葛洪一千五六百年的事情了，如此长的时间差距，足见我国古代医学家之高明。当然，我们把两位外国学者的发明与《肘后方》的记载相提并论，并非不客观地等同其科学价值，而在于指出葛洪与两氏的指导思想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他们的科学发现具有逻辑上的先后继承关系。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会在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最先自发运用免疫技术的是中国人，而现代免疫学却没能在中国诞生？这是值得深思的。
《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经陶弘景增补为《朴厥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增补为《附广肘后备急方》，即今所流传的本子。除《肘后方》外，葛洪迩有《抱朴子》一书行世，其中内篇20卷，包括“金丹”、“仙药”，“黄白”各部分，是关于采药、炼丹、求仙的专论；外篇则讲述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人间世事等，可见葛洪是集医儒道于一身的人物。就某种意义而言，《抱朴子》的社会影响较《肘后方》更加广泛，因而葛洪作为医学家，似不如作为炼丹家更为人知。
在我国历史上，从矿石中发现药物可以追朔到很早。《山海经·西山经》中即有用石毒鼠的记载；到春秋时期，扁鹊已将石药区分为阳石和阴石，分别用以治疗阴证和阳证。不过当时使用石药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与炼丹服石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服石，是指健康人经常服用石类药物或经过炼制的石药这一奇怪现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人们有一种怪诞的想法，认为石头是千年不变的，吃了石头就能像石头一样永存，因而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许多人都染有服石之癖。服石者最常服用的是“五石散”，它由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及赤石脂组成。因为服石后感到身热烦躁，于是服石者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以减轻中毒身热烦躁的反应，故“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寒食散”毒性发作时，使人躁动不安，赤身裸体，疯疯癫癫，伤风败俗，有的还造成种种疾病，或“舌缩入喉”或“痈疮陷背”，甚至丧命早亡，真是流弊百端，遗害无穷。秦汉以后道教勃兴，一些方术之士及道家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欲望，引冶炼知识为服石所用，从而产生出炼丹术来。他们把炼丹宣染为“奇术”，鼓吹能炼出“仙丹灵药”和“黄金白银”，服之可以不老，结果有不少人受骗上当。关于炼丹术，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多有记载，到了晋代，则有葛洪为集大成者。从《抱朴子》来看，葛洪炼丹的目的有二：一是炼出仙丹，服之成仙；再是炼出金银，发财致富。这都与客观规律相抵牾，决无实现之可能，所以从葛洪的初衷来看，他的炼丹活动是一无所成的。但是，他在炼丹过程中积累的冶炼经验和科学发现，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化学特别是制药化学的发展。比如《抱朴子》中记载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硫化汞受热分解出水银，水银和硫磺不断加热又变成硫化汞的现象。书中还提及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这也是金属取代反应的最早记载。这些知识后来传到欧洲，为近世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所以西方科技史界一般都承认葛洪为化学始祖。另外，葛洪在化学制药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红升丹、白降丹等常用的升、降两类中医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就是在炼丹过程中创造发明的。至今，有些中医外科医学家还有自炼外用丹药的传统。不过，由于化学合成技术的进步，稚川丹灶（晋代葛洪隐居广东罗浮山炼丹时所用之灶）红升丹、白降丹等已能化学合成。因此，外用丹药已多为合成药所代替，外科医师自炼丹药之传统也就越来越少了。
王叔和《脉经》
王叔和，名熙高平人，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曾做过太医令，生卒年代无确考。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晋代王叔和中有“近代太医令王叔和”等语，后世唐代甘伯宗《名医录》有“晋王叔和”记载，故向来认为他是西晋时代人。但近年有不少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王叔和应为三国魏的太医令，这种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其籍贯高平，过去一直认为是今山西高平县，但经考证，山西高平后魏时始置，魏晋间尚无此建制，当时安徽、山东、甘肃均有高平地名，现在一般认为王叔和乃山东高平（现今属地则有山东省济宁、兖州、巨野等歧说）人。关于王叔和其他生平事迹，除后魏高湛（一说张湛）《养生论》有“博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尝谓人曰：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及《名医录》“性度沉静，通经史，究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修养之道”的记载外，甚少其他记载。由于王叔和与张仲景时代相距不远，余嘉锡先生认为王叔和可能为仲景亲授弟子（见《四库提要辨正》），然而尚无确证，故存疑待考。不过仲景曾为王仲宣“候色验眉”，而仲宣为叔和宗人，故王叔和很有可能与张仲景还是比较接近的，对其医学事业亦当比较了解。
王叔和对医学的贡献，首先是他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之得以流传。自皇甫谧首先提出此说，已为历来所确信不疑，虽近来有人提出质疑，但缺乏有力证据，尚不足以凭信。《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即散失于战乱兵燹之中，赖王氏汇集、整理、补充，编次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因时隔、不远，故当较多地保存了该书原貌。王氏对《伤寒论》的研究亦颇有功夫，他从脉、证、方、抬几个方面着手，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和书后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均系王叔和所增，将这些篇章与其所著《脉经》有关诸篇相参，则知此说确有可信之处。在此诸篇尤其是后八篇中，王氏突出研究了仲景治法，将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进行分析，很切合临证运用。
王叔和在整理、研究《伤寒杂病论》中所做出的贡献，曾经颇得后世一些医家颂扬。如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元末明初医家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宋代林亿等在《校正伤寒论·序》中甚至说：“自仲景于今800余年，惟叔和能学之。”可谓推崇备至。然明清以来，有研究《伤寒论》，所谓“错简重订”一派，则非议王叔和，认为王氏整理《伤寒杂病论》舛谬尤甚，乱仲景本来面目，应当加以重订。则知伤此说以明代方有执倡于前，清代喻嘉言、程郊倩等人竞相和之，其中以喻嘉言攻击尤力，他不仅认为“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而且还攻击推崇叔和的林亿、成无己，说：“其所谓校正，所谓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言辞之激，无以复加。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徐灵胎、陈修园等人的“维护旧论”一派，尊王赞成，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其《伤寒论》传本至为完整，不可随意妄加改订，一时争讼不决。其实，各家研究《伤寒论》方法不同，各有心得，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争鸣，未尝不可，但若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固执己见以为是，则未免失之偏激，正如闵芝庆所讥：“设使人各一见以自高，何时复出仲景而始定”，终难使人信服。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固有杂乱、矛盾之处，但于该书存亡危急之际，使之保存并得以流传至今，贡献是很大的。吕震名说：“然以余平心而论，叔和传书之功，诚不可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且王氏去仲景时代不远，如果余嘉锡推断其为仲景之徒弟可靠，其编次毕竟比其他人当更为可信。
王叔和在医学上的另一贡献，是编著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脉诊在中医诊断方法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医学中的脉诊起源很早，如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就载有诊病时要“参之以九藏之动”，这是讲要结合触知九藏之脉的动态来诊断病情，体现出当时脉诊在诊断中的运用。至《内经》、《难经》中均有关于脉诊的丰富内容，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对脉学也都有深刻研究，但尚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王叔和在临证实践中体会到了脉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正象他在《脉经》序中开篇即指出的那样：“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所以他选取《内经》、《难经》及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人的有关著述，编著成《脉经》一书。全书共10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今已亡佚。本书经宋代林亿等校订后，卷数未变，而篇次和内容有所更动。现有多种刊本印行。
《脉经》把脉象分成24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后世脉象种数虽有增加，但基本不出其左右。同时书中还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形象具体、容易理解的描述，这就使学习者易于理解和掌握，王氏可谓在脉学中做此类工作的第一人。另外，《脉经》进一步确立了《难经》提出的寸口脉法，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及脏腑分配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诊法在临床的实际应用。这种脉诊法突破了《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的束缚，是脉诊法的一个简化与改进，而临证效果并无什么差异，故为后世所普遍采纳。《脉经》还注意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将脉、证、治、判断预后等统一起来，其所论述的结脉、代脉等至今在临床诊断心脏疾患方面还有实际意义。
《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保存了一部分古代诊断学的文献资料。本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唐代太医署医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中就有本书。而本书所论述的脉学理论与方法大部沿用至今。本书对世界医学也有一定影响，如著名的阿拉伯医学之父阿维森纳（980—1037）所著的《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详细记载，许多脉象的资料即采自《脉经》。其后波斯（伊朗）学者兼医生拉什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1247—1318）主持编纂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有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书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我国脉学即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其后并广泛传播世界，对欧洲医学——现代医学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王叔和的《脉经》对此有着较大的贡献。另外，公元8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其中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制，它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教科书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成的《大同类聚方》（100卷）等医书，《脉经》也是其参考的蓝本之一。
但是本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选材不严，编纂体例也较混乱，尤其所谓“王脉”、“相脉”、“囚脉”等说法，显属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皇甫谧台县朝那镇）人。出身贫寒，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40岁时方还本宗。谧幼时不知治学，终日游荡，20岁后才发愤读书，耕种之余，手不释卷，边耕边读，至为精勤，竟成一代名家。甘露年间（256~259），曾患风病，兼苦耳聋，缠绵百日方得治愈。因感于诸医学术浅薄，遂自己立志研究医药，搜求古典医籍，遥宗古人妙术。魏晋政府曾几次请他出仕，他都坚辞不就，研习医药之志向终生未渝。究其原因，则于他认识到身体是根本、医学有大用，如他自己所说的：“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两晋时期，炼丹服石之风盛行，皇甫谧亦曾一度濡染，他52岁时，因服石引起一场重病，痛苦之极，险些令其自尽。因亲受服石之害，遂作《寒食散论》一卷，力贬服石的陋习。可惜未流传下来，仅有部分内容保存在《诸病源候论》中。
皇甫谧精思博习，勤于著述，对经史各家都有研究，先后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世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梓行于世，显露出文中才华。在医学方面，除已佚的《依诸方撰》等之外，主要有《针灸甲乙经》12卷，作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这一书名，是明代新安吴勉学校本始用的，而历代史志对本书书名及卷数的记载并不一致。《隋书·经籍志》载：《黄帝甲乙经》10卷；《旧唐书·经籍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新唐书·艺文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通志·艺文略》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宋史·艺文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从以上记载看，只有《隋书》所载的10卷本名为“甲乙”。关于“甲乙”的含义，日人丹波元坚根据《隋志》所载，其卷第以甲、乙、丙、丁……名之，他认为“玄晏原书，以十干列，故以‘甲乙’命名”，观《旧唐书》以后诸史志所载的版本都不是10卷，也都不名以“甲乙”，颇觉丹波氏的观点可信。有人认为《甲乙经》的全称应定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这是将古书记载的两种书名合为一起了。《甲乙经》自西晋太康三年行世之后，历代经过多次传抄，所以书名和卷数有所变更是容易理解的。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汇编性著作，它是根据《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皇甫谧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目的则在于便于学习，便于应用。拿现存的《内经》对照来看，皇甫谧在编纂《甲乙经》时是下了一番选材和整理功夫的。《内经》的主要内容，几乎都被本书选录，所以本书虽为针灸专著，但实际上把中医的基本理论都包括在内了。
今本《针灸甲乙经》分12卷，128篇。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述人的生理功能、人体经脉、骨度、肠度及胃肠所受、俞穴主治、诊法、针道、生理病理等。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针灸甲乙经》在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该书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后世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所以后世一直把本书视为中医针灸学之祖。
《甲乙经》较早传到国外。8世纪，日本医界即以该书为教科书。现在法国针灸界正组织力量翻译此书。在此之前，已有了《甲乙经》的英译本。其国际影响是很大的。
陈延之与《小品方》
两晋南北朝时期，论述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的临床方书有了很大的丰富，除了葛洪的《肘后方》等现存者外，还有许多已佚医方著作。例如：《葛氏所撰方》4卷，《阮河南所撰方》。15卷，《辽东都尉广所撰备急方》、《中古备急》并2卷，《杨氏所撰方》9卷，《杂撰方》7卷，《治下汤丸散方》10卷，《治妇人方》13卷，《治少小杂撰方》30卷，《治眼方》5卷，《杂膏方》10卷，《范东阳所撰方》109卷，《羊中散方》30卷，《秦承祖要方》20卷等等。这些佚书共计18种300多卷，正是陈延之撰写《小品方》的主要参考书。
陈延之已不知何许人，其生死年代亦失考，所撰《小品方》即《经方小品》10卷，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医方著作的代表作，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不但隋唐时期的中国医学书籍广泛引用其内容，当时日本的医学书籍也颇多引用其论述和医方。更重要的影响，是我国隋唐时期太医署明确规定《小品方》为必须讲授的教材，在日本的《大宝律令》、《延喜式》等，也对将《小品方》作为教科书作了清楚的规定，而且对课时要求多达300天，足见其如何重要了。既然我国的隋唐和当时的日本医学界都如此重视《小品方》，必然有其值得重视的原因。可是在1985年以前，人们只能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书中窥知其极小部分内容，且极不系统，也很难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因为，这部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大约在宋元时期已散佚不见了。
1985年日本学者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经方小品》残卷，经研究确认是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之第一卷抄本，其抄写年代约在公元1190—1324年间。这一发现给予研究《小品方》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根据这一发现，我们确知《小品方》共12卷，第一卷包括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二到五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六卷专论伤寒、温热病之证治；第七卷为妇人方；第八卷为少小方；第九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证治；第十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为针灸等。由上述分卷所反映出的分科论述确是前所未有的，仅12卷就全面论述了医学各科常见病的证治，也可以说是一次高度的概括。因为《小品方》12卷，据陈延之自己讲是参考了300多卷前人的18种著作。为什么陈氏要进行这样的严格精选呢？他在序言中向我们交待了他的动机和目的。他说：“若不欲以方术为业，惟防病救危者，当先读此《经方小品》，紧急仓卒之间，即可用也。……僮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由此可见，陈氏作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向群众普及医药救急知识，并非作为专门医生的参考书；二是提供青少年开始学习医学的入门读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两个愿望完全达到了，其影响很大，特别是中国、日本的医学最高学府都明令规定《小品方》为医学生必修课。不但如此，中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王焘，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等，都从《小品方》中为自己的不朽巨著吸收了许多营养。例如：唐代王焘撰《外台秘要》，引用《小品方》卷10“疗入井塚闷死方”的理论和技术：“凡五月六月，井中及深塚中，皆有伏气，入中，令人郁闷杀人。如其必须入中者，先以鸡鸭杂鸟毛投之，直下至底，则无伏气。若徘徊不下，则有毒气也。亦可内生六畜等置中，若有毒，其物即死。必须入，不得已，当先以酒，若无，以苦酒数升，先洒井塚中四边畔，停少时，然后可入……”这段记述有着很高的科学水平，这种利用动物实验以判断井塚中有毒与否，是人类实验诊断技术的较早成就。这种技术在现代实验检验发明前，一直是我国历代医学家用以探明枯井、深塚和矿井、山洞有无毒气的可靠方法，它使不知多少人免遭中毒、死亡。又如：日本丹波康赖撰的《医心方》卷14，引用陈延之叫《小品方》卷10关于“疗自缢方”两条资料。这两条资料虽然可以判断陈氏的原始出处可能来自张仲景《金匮要略》，但陈氏的叙述较医圣张仲景所叙述的方法是有所改进的。他强调：“傍人见自缢者，未可辄割绳，必可登物令及其头，既悬牵头发，举其身起，令绳微得宽也；别使一人，坚塞两耳，勿令耳气通；又别使一人，以葱叶刺其鼻中，吹令通；又别使一人，啮死人两踵跟，待其苏活乃止也。”这个抢救自缢身亡患者的方法，与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相比虽有不足之处，如缺少按压胸部和牵拉四肢以促进呼吸功能恢复的人工呼吸法，但塞耳用葱叶管刺激鼻粘膜和吹气以促进呼吸之恢复，也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又如急救误吞针入咽不出《外台秘要》引用了《小品方》的“取真吸铁磁石”，用以吸针外出，这种方法在孙思邈以及后世医家多加改进而广泛应用，救治无数危急患儿。仅以上数例足可证明《小品方》确是一部内容简明扼要，医疗理论和方法技术先进的集两晋南北朝医学精华的代表之作。它对我国医学发展，以及日本等国的医学发展等，确曾做过很大的贡献和产生深远的影响。
《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隋代医学家，生卒籍里不详。大业中（605~618）曾任太医博士。巢元方对医学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公元609年，主持运河工程的大总管麻数谋，患风逆不得起坐，隋炀帝特命巢元方往宁陵（今河南省宁陵县）诊视，经调治迅速痊愈，可见其临证疗效之验。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有一个特点，即比较重视医方的搜集整理，和在临证实际中对疾病的探求验证。相对来说，对医学理论的研究却有忽视的倾向。但许多医学家在长期实践中却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至隋代，我国医药学又有了显著的进步。隋炀帝其人好大喜功，什么都要搞得大而全，在医学上也是如此，如他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达2600卷之巨。正是在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在隋代医药学显著进步的条件下，巢元方与同道奉隋炀帝之诏，共同编撰了一部总结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一般并不论述疾病的治疗，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据《隋书·经籍志》载，同期还有一部“吴景贤”《诸病源候论》，但仅存目而书未见传。在隋朝短短几十年中，会编著两部同名巨著，是难以想像的。由于巢氏领衔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并非个人专著，所以所载吴氏之书或许与巢氏主编之书即为同一著作。
《诸病源候论》在我国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方面，有不少创造性见解，对有些疾病，突破了笼统的“三因”传统说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例如书中确认了疥疮等病的病原体。巢元方等通过临证认真观察，在前人基础上确认疥疮是因疥虫所致。书中把疥疮分为马疥、水疥、干疥、湿疥等类，指出：“疥者，有数种。……并皆有虫。”在叙述羌虫病时说：“熟看见处，以竹簪挑拂去之，已深者，用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易见行动也。挑不得，灸上三七壮，则虫死病除。”可见对疥疮病原体及其传染性、好发部位，不同类型的临床表现特点及诊断要点、治愈标准等，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比欧洲Linne氏在公元1758年关于疥虫的报告要早1000多年。尤其可贵的是强调“虫死病除”，把消灭病原体作为疾病治愈的标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认识。在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方面，对前人的六淫致病说有所突破。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宇宙间另有一种“乖戾之气”的物质，可以导致伤寒、时气病、温病等传染病，并引起“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还强调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多次指出“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书中认为寄生虫病的发生和饮食卫生有很大关系，明确指出寸白虫（绦虫）系食入生牛肉、鱼肉所致。对漆疮、晕动病等过敏性疾病，已认识到其发病与个体反应性有关，“特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总之，《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的认识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前人的旧说，这对病因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诸病源候论》对一些疾病的症状与发病特点的描述也很正确。例如书中记载了对一些地区性疾病的认识，其中“射工”、“水毒”之名，历来难以肯定究属何病。仔细研究一下书中对其发病地区、发病季节、传染途径、发病经过与临床症状等的确切描述，可以认为，这主要反映了巢元方等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水平。其它如南方多见的羌虫病、江东岭南的脚气病、山区常见的甲状腺肿大病等，对其地区性均有正确的认识，并对症状、发病特点、诊断等也有正确记载。再如对泌尿系结石症状特点的描述，也很生动逼真，对临床诊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证候的专著，但也叙述了不少有关治疗创伤的外科手术方法和缝合理论等。这些创造性成就，说明我国外科手术治疗在继承汉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隋代又有了新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书中所载的肠吻合术，对手术步骤、方法等要求很严格，其中尤其创造性地提出了富有科学性的缝合理论原则和具体详尽的缝合方法，对术后护理也有具体合理的要求。其缝合断肠的原则和护理要求，至今还是外科医师进行这种手术的注意要点。欧洲最早的同类手术，是意大利人罗格与罗兰在12、13世纪间进行的，比巢氏等人所载晚了500多年。在书中所载的处理腹部外伤、切徐大网膜的手术中，还创造了结扎血管的方法。即做这种手术时，在手术步骤上要求首先注意结扎血管，借以观察该血管营养区域并按此区域切除已坏死的大网膜。如此则可避免单纯切除局部而引起继发的感染、坏死，这是很正确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意大利著名外科学家伯特帕格利于1460年创造了一般结扎血管和出血创口内贯穿结扎血管的方法，另一位外科学家埃伯罗易斯帕勒（1517~1590）在截肢术中，应用了大血管的结扎方法。《诸病源候论》所载的同类方法虽尚不如他们具体，但较他们要早800多年。书中还建立了创伤内异物剔除的原则，其所论述的具体要求与现代医学关于创伤内异物剔除原则是相符的。
此外，《诸病源候论》还在中毒与毒物分析等方面有着许多新的记载。如书中最早而系统地记载了乌头、钩吻等中药的中毒症状，其描述与现代医学的观察基本一致。这在当时对这类中毒的诊断，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在中毒的诊断上，除了重视症状外，还创造性地应用了实际观察胃内容物的方法，以确定为何物中毒，这种方法至今仍为中毒诊断中的常用手段。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毒物分析方法，体现了我国古代毒物分析化学的初步尝试，是考查古代毒物分析方面的宝贵资料。
《诸病源候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病一论的论述比前人增加了，而一证多病的论述减少了。这对深入研究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鉴别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对各种疾病的深入观察和研究。巢元方等医学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补充或改正了不少前人在认识上的缺陷或错误，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敢于突破前人的定论，创造新的见解，追求实事求是和认真观察总结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当然，由于时代和实践领域的限制，他们在认识上仍然承袭了前人不少的错误，甚至还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彻底打破鬼神作祟的观念。同时，该书篇章浩繁，内容庞杂，屡有重复，也是不足之处。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的探讨病因病机证候的一部专著，在人们认识疾病的长河中，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对医学理论的进步，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是继《内经》之后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成就。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诸病源候论》正是巢元方等利用前人的知识积累和成就，研究医学理论问题写成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
《诸病源候论》对后世医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唐代，《千金要方》等曾大量参考引用该书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观点；王焘编撰《外台秘要》时，录用以为篇首的理论。日本丹波康赖撰《医心方》（984）时曾以此书作为重要参考。在宋代，也曾为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所大量引用，同时宋代的医学教育还用以为教授学生的课本。明清以来，《诸病源候论》得到更多的刻印，流传也更广泛了。
《新修本草》
我国本草学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开始逐步趋于成熟。这表现在：其一，本草学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政府出面组织编撰、修订、颁行本草学著作，使之成为药典；其二，本草学知识领域更加扩大，开始出现一些分支性的专门著作。其中唐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体现了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主要成就。
苏敬（约599~674），宋（今湖北省境）人，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家讳，被改名苏恭，为唐代重要勋官，曾任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等官职。自从梁代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之后，唐代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鉴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乖违及当时医家用药的纰紊，苏敬对本草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工作，并于公元657年上书唐高宗，请求政府修订本草。唐高宗李治采纳了苏敬的建议，征召当时的著名医药学家和科学家、艺术家等学者，以及行政官员20余人，由苏敬主持，共同进行这项工作。在修订工作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注意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提出“《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不为前代本草著作、哪怕是经典性著作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经验。其间，还下令全国郡县，征集地道药材，并要求各按实物描绘成图，送至京城，以备修订参考。如此该书之编撰实际上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过两年紧张的整理研究，于公元659年编撰成《新修本草》一书（亦称《唐本草》），并由唐政府颁行全国。《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药典，比过去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的《纽伦堡药典》（1542）要早800多年。全书正文20卷，目录1卷；《新修本草图》25卷；《新修本草图经》（药图的说明文字）7卷，目录1卷，共54卷。
《新修本草》所载药物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使我国本草学著作收载药物品种达844种（一说《新修本草》收载药物为850种）。在114种新增加的药物中，有37种收入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修本草》的分类与《本草经集注》基本一致，但将陶氏七类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本书正文部分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改编，校正了若干错误之处，并详述了各药的性味、主治及用法。图谱部分则是根据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所产地道药材所绘制的药物形态图。图经部分除了对图谱所绘药物形态作了文字说明外，还有采集炮炙等方面的内容。《新修本草》还广泛收载了当时民间的用药经验，如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牙科的填充剂等。注意吸收国外传入的药物知识。
《新修本草》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文图并茂，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书中并保存了一些古本草著作的原文。尤其在编撰过程中，从全国各地道药材产区征集实物、药图，并于书中增附图谱、图经，实为我国本草学史上的创举，对药物形态鉴别、药物真伪辨别及帮助学者认识药物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对药物性味、主治、用法、炮炙和产地等有规范性要求，对医生、药商有法律性约束的一部标准性的药物学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医科大学——唐太医署，亦立即采用它作为教材。这种注重吸收运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的教育举措，对我们今天的医学教育也不无启发意义。同时也证明该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其后本书影响达300余年。本书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如颁行后不久即传到日本，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公元701年，日本制定了医药律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其中规定医学生的必修书中，就有《新修本草》，学生学习课时还必须达310天。日本律令《延喜式》905年亦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足见当时本书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682）保存了本书正文大部分内容。唐以后，本书正文多收录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本草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现存三部残卷，从敦煌发掘出的两种残卷片断，为英、法等国掠去；另一种为日本仁和寺藏本（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的残卷共10卷，又补辑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现国内流传的有日本岗西为人和国内学者尚志钧先生的两种辑佚本。
孙思邈与临床百科全书《千金方》
孙思邈（581~682），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他天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自幼多病，为筹汤药之资几乎罄尽家产，生活显得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20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靠自行调治变得强壮起来。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固辞。但当群众求以疗疾时，他却从未予以拒绝。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还告诫医生到了病家，举止要检点，仪态要端庄，“纵绮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不论是在患者病家面前，还是在医界同道背后，孙思邈的态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所称道，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进行医德教育时所不得不提出的楷模。
孙思邈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氏兄弟甄权、甄立言；长于方药和养生的名士孟诜；通晓药性的韦慈藏；著名的历史学家魏徵，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都与思邈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促进和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30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曰《备急千金要方》。此书约成于公元652年，思邈当时年约70岁。书成后，孙氏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又集30年临床经验，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相济、羽翼交飞，合而为我国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千金方》篇卷浩大，内容详博，近代医史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宋代学者曾将其要编成《千金宝要》，并刻碑石以广为流传。
孙思邈一生从事临床实践达8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药王山之
千金宝药碑亭一角首先，孙思邈取得的医方、药物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在《千金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书目虽有百余部，但能留存至唐代者已不多，至今尚存者更是屈指可数，其中载方最多者亦不过数百，而孙思邈收集整理的医方，在《千金要方》中有4500多个，在《千金翼方》中有2000多个，可谓集唐以前医方学之大成，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的医学遗产。虽然《千金方》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但仍可看出其中除引用了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等20余位著名医学家的医方外，还收集了流传在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文人学士、官僚、宗教界以及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很多医方，如齐州荣姥方、蛮夷酒方、书生丁季回雄黄方、苍梧道士陈元膏等等，可见孙氏读书之多、收集采访功夫之深。孙思邈的故乡是“秦地无闲草”的药材产地，他的足迹遍及该地各大名山，在实地采集、观察和检用药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注意总结药物的特殊疗效，他还非常重视药物的产地和采集季节。《千金方》中记载了133个州的519种地道药材，还在233种植物药后注明了应当何时采花、采茎、采叶，何时采根、采果。这些创造性、总结性的工作都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后世称他为“药王”，并将他曾隐居的耀县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以示纪念。
孙思邈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杂病的认识、防治和护理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如他正确地揭示了消渴（糖尿病）与疖痈（化脓性感染）的关系，指出预防糖尿病患者并发化脓性感染是一个重要问题，警告医生不得给已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施行针灸治疗，提醒患糖尿病的人要时刻严防破皮成痈的危险，强调患者要随身携带防治痈肿的药物，以备急需。对于痢疾，他根据临床表现和大便形状，分为赤白痢、血痢、脓血痢、久痢、休息痢5种，基本上能对当今称之为细菌性痢疾与阿米巴痢疾作出鉴别。他对麻疯病的症状描述和分型以及预后的判断，也与今天的认识极其相近。另外他还明确指出，霍乱病的病因与饮食有关，并非什么鬼神作祟；骨关节结核（附骨疽）好发于较大关节，成人以髌、膝为多，小儿以脊柱为多；水肿病人注意忌盐等。这些都反映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孙思邈在总结其他医家经验的基础上，对一些营养缺乏性疾病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创造性运用了针对病因的特效药物。例如他认识到瘿病（地方性甲状腺肿）是一些山区居民因长期饮用品质不好的水而造成的，主张用动物甲状腺（如鹿靥、羊靥）和海产药物（如海带、海白菜）等进行治疗，这与今天用碘剂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又如，对维生素A缺乏所致的夜盲证（孙氏称雀目）的症状描述已十分详细，并强调用各种动物肝脏进行治疗。现在知道，肝脏中的维生素A含量是极为丰富的，用以治疗夜盲证，就是靠补充了患者所缺乏的维生素A而取得疗效。另外，《千金方》中还论述了脚气病的病史，指出经常服用谷皮煎汤所煮的粥，便可防治，这也是以含有丰富B族维生素的物质治疗维生素B1缺乏症的最早记载。当然，对于这些疾病的真正病因及其特效药物的药理作用，孙思邈还不可能有清楚而正确的认识，但对于这些事实的认定，必定是在大量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对丰富经验的全面总结和缜密思考才能完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重要成就。
就针灸与药物治疗的关系而言，孙思邈很重视针灸与药物并用的综合治疗原则，指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也就是说，孙氏的良医标准必须是既精于针灸，也精于方药，这是很有道理的。他对辨证施治原则在针灸临床上的运用亦甚强调，说；“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孙思邈在甄权针灸图的基础上创造性绘制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灸经络俞穴挂图，三幅图分别将人体正、背、侧面的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用不同颜色绘出，创彩色针灸绘图之始，这对提高针灸教学质量、准确取穴定位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疗效显著的“阿是穴”也是《千金方》中最先记载的。
孙思邈是一位精通诸科、技术全面的临床大家，尤为重视妇科和儿科。《千金方》中先论妇人、小儿，后论成人、老者，强调妇人和小儿患病不同于男子和成人而各具特殊性，主张妇产和小儿应独立设科。两部《千金方》中妇产科内容达7卷之多，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妇产科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宋代陈自明撰写《妇人良方大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孙思邈对胚胎发育过程和胎养、胎教等已有了深刻的认识，指出为使“所诞儿尽善尽美”，孕妇必须避诸禁忌，“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在妊娠期的不同阶段，对孕妇活动量要有不同的限制，“妊娠三月居住单静”，五月之后则应由静转动，可从事一些轻体力劳动，并同时增加营养，使胎儿“添髓强骨，以定五脏”。他强调临产前后要使孕妇情绪安定，避免惊扰，接生人员切不可显出惊慌或面露愁容，以防导致难产或其他疾病。孙思邈对新生儿的处理也很科学：小儿初生，先以棉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恶血；如新生儿窒息不啼，可“取儿脐带向身却捋之”或以“葱白徐徐鞭之”；“断脐不当以刀子割之，须令隔单衣咬断”，断脐之后，当以柔软、方四寸新棉厚半寸护脐，并主张灸之、熨之。在1000多年以前能提出这种方法是十分可贵的；用火灸断脐伤面对预防婴儿破伤风有着重要作用。对新生儿的护理和婴幼儿的养育，孙思邈也都有专门的论述。他主张胎儿出生后首先要进行洗浴，以猪胆汁煎汤浴儿，以软布包儿。并强调：“天和日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肤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帷帐之中，重衣温暖，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堪当风寒也。”另外，对于婴幼儿乳母的选择，他提出了科学的严格要求：“凡乳母者……但取不狐臭、瘿、痿、气嗽、疥、痴、白秃、瘰疡、唇裂、耳聋、臭鼻、癫痫，无此等疾病者。”孙氏著作中对婴幼儿的发育过程、哺乳和羊乳喂养卫生等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不少方法和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千金方》的记载来看，孙思邈曾采用了一些当时非常先进的诊疗方法。如在诊断胸壁脓肿向里穿透胸膜造成开张性脓胸时，他用的是“验透膈法”，其方法是用竹内膜或薄纸封住患处，令病人作深呼吸，如纸不动则未透膜；如纸随呼吸而动则说明已穿透胸膜，造成脓胸。孙思邈还创造性运用葱叶作导尿管进行导尿的技术，具体方法是：以葱叶除尖头，插入尿道中三寸，微用口吹使葱叶张开，小便即可通畅。这种方法是很巧妙的，在后世许多医书中都有引述。
孙思邈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著的，他把养生保健与老年病的防治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富有唯物思想的养生长寿学说。他极力批判了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幻想，而又肯定人类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到100岁甚至200岁的科学主张，这和现代关于人类寿命预测是基本一致的。他认为求得长寿的方法主要是食养食治、劳动锻炼和讲究个人卫生。他十分强调饮食疗法在延年益寿和老年病防治方面的重要意义，主张先用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物。注意按摩导引之术，提倡吐故纳新的“静功”和熊经鸱顾的“动功”相结合的锻炼方式，劝告老年人要从事一些不致疲劳的轻体力劳动。还强调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食用不熟、不净、有毒的食物，饮食不得过量，咀嚼要细、吞咽要缓，饭后要漱口、要散步，睡眠时不要张口、不要蒙头。他提出的这些细微、具体的要求，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他以自己超乎常人的寿命，证明了他的养生理论不是妄说，而是真诠。
孙思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的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也就是说将《伤寒论》的所有条文，分别按方证归类。他强调：“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发汗吐下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氏研究仲景伤寒论的学说和方法，后由成无己、方有执、喻嘉言发挥为“三纲鼎立”学说，在医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其著作中还收入了基本上属于鬼神迷信的“禁经”。另外，由于他采集诸家之说，往往兼收并蓄，以致前后矛盾，所引用的材料也大多不注出处，实乃美中不足。但孙思邈的一生绝不因此而减色，他对我国医学发展的贡献仍是非常突出的，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和崇敬。正因为如此，在他的故乡，陕西耀县，自宋以来几乎是年年有纪念会。那里有历代碑石林立，传颂着他的功名和业迹，解放后曾两次修葺。1982年正当孙思邈逝世1400周年之际，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特在此举行了学术会议，号召全国医药学界，学习孙氏高尚的医德，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与刻苦治学的精神。
政府创设校正医书局
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当时主要用于佛经像的印制，医学书籍仍然只能靠学者们手写传抄。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术的进步，才给医药学书籍的大量印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政府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其中不少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已经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碍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例如；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一批颇有校雠专长和精于医学的专家被调集“校正医书局”，这些专家有：
掌禹锡，字唐卿，今河南郾城人，地理学家，兼通医药学，尤精本草，以校正补注本草而著名于世。
林亿，北宋著名医学家，校正医书局的主力之一，为10部古典医书之校正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以校正《素问》一书为最，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讨源，改错凡6000余字，增注计2000余条，使《素问》原貌基本重显于世，为干余年来读者所享用。
高保衡，宋神宗时（1068~1085）国子博士，精通医学理论，深明方药知识，在校正《素问》、《脉经》等理论典籍中颇多贡献。
孙奇、孙兆，今河南孟县人，著名医学家尚药奉御孙用和之长子、次子。奇、兆继承家学，通经学，精医方，以医闻名，皆登进士第，孙兆曾作过尚药奉御丞。二人对《素问》、《伤寒论》等研究尤精。
秦宗古、朱有章、钱象先、范镇等，也都曾在“校正医书局”任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校正医书局”先后经过10个寒暑，在以上名家的辛勤劳动下，终于完成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10部宋以前最富有代表性的医学巨著的系统校正和印行。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对我国医学发展的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1000年来，特别是今天，我们学习中医、研究中医，没有不以这10部医书为重要参考者。因此，正确评价“校正医书局”，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完全应当的。一段时间曾因有统治者支持而不作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很不客观的。
林亿等人在其所校正医书的序文中，指出宋仁宗、宋英宗等对“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曾有过多次过问并提出具体要求，采取了积极措施，除前已述及者外，还有“嘉中（1057），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令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林亿所强调者，也正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校正医书确曾是积极支持和十分重视的。联系征集和校正医书之前前后后，我们应当给予宋太祖、宋仁宗等皇帝在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作用以积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