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含蓄隐晦：说话不可太露骨
生活中，有很多人，性格率直，说话口无遮拦，批评别人火药味很浓，既得罪了人，又达不到目的。其实，人人都有自尊心，只要运用得法，含蓄隐晦的表达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效果。这种曲意讽喻的方式是我国传统的幽默表达技巧。
有一客人去参加宴会，见主人招待他没有菜肴，便跟主人要来副眼镜，说视力不好使，带上眼镜后，大谢主人，称赞主人太破费，弄这么多菜，主人道：“没什么菜，怎么晓太破费？”客人说：“满桌都是，为何还说没有？”主人日：“菜在哪里？”客指盘内说：“这不是菜，难道是肉不成？……”
这位客人面对主人的吝啬不好直说，转弯抹角，几句妙语实在值得玩味。既表明了自己的不满，又讥讽了友人的小气。
此则笑话一波三折，手段高明，叹为观止。
某机关支部委员老赵与青年干部小刘一道回家，两人边走边谈。老赵问：“小刘，你的小孩已经有4岁了吧？”
“是啊。”
“打算领独生子女证吗？”
“是啊，我的身体不好，经济也不太宽裕，孩子也长大了，可是我的爱人是独生子啊！”
“我们机关小张、小李、小彭也是独生子啊！”
听了老赵的话，小刘没有直接提出要再生一个孩子，但是从她“我爱人是独生子”的言语中委婉地提出了“我想再生一个孩子，不领独生子女证”的想法。老赵对小刘的不正确想法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看法，也同样使用了一个隐含判断，即“小张、小李、小彭也是独生子，他们领了独生子女证，你也应该领。”老赵从细微处发现了小刘的思想，也运用含蓄隐晦法去表示自己的意见，让小刘自己去体会，这样的效果当然更好。
2.生搬硬套：歪理须得歪答对
运用生搬硬套法要注意“搬”和“套”的东西必须具有一定的类比性。所谓类比性就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互不相干的、彼此之间没有历史的或约定俗成联系的事物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以其违反常理，不伦不类，揭示其差异之处和不谐调因素。使人在会心的微笑或难堪的境况中开启心智，受到教育。
这种技巧在现女生活中经常运用。
王大妈的女儿吵着要买嫁妆。王大妈气恼地说：“死丫头，你的亲事也不同我商量，东西我不买！”母女俩由此争吵起来，并引来许多邻人观看。
邻居老李出来说：“你不能怪她没和你商量呀！”王大妈问：“为什么？”
“你当年成亲时不也没和女儿商量吗？”
王大妈一时语塞，女儿却高兴起来，老陈又转身对姑娘说：“你妈不给你买也对，你妈出嫁时，你给她买了吗？人要彼此一样才好呀！”
老李生搬硬套巧施幽默使母女二人在笑声中停息了争吵。
在这种生搬硬套的曲说中，对比双方的差异越明显，对比的时机和媒介选择越恰当，所造成的不谐调程度就越强烈。对方对类比双方差异性的领会就越深刻，所造成的幽默意境也就越耐人寻味。
这一类曲说的方法很简单，在社交活动中，也被广泛运用。例如：
星期六，——位小伙子进城卖鸡蛋，他问城里的蛋贩子：“今天鸡蛋你们给多少钱一个？”
蛋贩子回答：“两毛。”
“一个才两毛！这价真是太低了！”
“是啊！我们蛋贩子昨天开了个会，决定一个鸡蛋的价格不能高于两毛。”
小伙子很难过地摇摇头，只好卖掉，走了。
过几天，小伙子又进城来了。还是上周这个蛋贩子，他看看鸡蛋，说：“这鸡蛋太小了。”
“是啊”，小伙子说，“我们的母鸡昨天开了个会，它们作出决定，因为两毛钱实在太少，所以就不能使劲下蛋了！”
一个是人会，一个是“鸡会”，并列一比，绝妙横生。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重庆的文艺界人：亡利用和谈休会期间，邀请毛泽东同志作了一次演讲。休息时，有人问毛泽东同志：“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
毛泽东听后，极为风趣幽默地说道：“蒋介石的‘蒋’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反手，意思就是：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
从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同志的歪解曲释是错误的，但在这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生搬硬套法进行曲解，不仅不影响交际的正常进行，反而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体现了毛泽东同志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洒脱的生活态度。
3.大词小用：运词混账寓意雅
大词小用即把一些意义比较“重”“大”，一般只用在反映大场合、大事件等语言环境中使用的词语放到同它不相称的小场合、小事件中去使用，同时使所述对象“升级”、小题大作，这样就破坏了平衡，产生了别有意味的表达效果。
一位美国祖母对她孙子评价道：“我孙子比林肯总统还聪明。他现在才8岁就已经会念盖慈保演说词了（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所作的一篇著名演说），而林肯到50岁才会念。”
这种形式上的大言是任何一个宠爱自己孙子的中国老祖母所难以想像的。这位祖母自然并不真的以为他8岁的孙子比总统更高明，但是她为孙子开始学会念总统的演说词而得意，她的这种得意如果毫不夸张地表现出来，充其量只是抒情而已，但她把念演讲与作演讲故意混淆，使不等同的东西等同起来，然后把孙子的年龄优势突出地加以强调，让荒谬的内容掩藏在勉强的形式贯通之中。叔本华认为笑是观念与实体之间的不协调。在这里，结论与原因之间的不相称，所突出的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老祖母主观的感情，我们因迅速领悟了二者之间的反差而发出轻松的微笑。
在即兴说话时，大词小用如·果交错出现，纷至沓来，效果必定是喜不胜收。下面我们看看一个不愿读书的小孩的曲说效果：
“放寒假了，爸爸不让我游戏人生，说是会玩物丧志，硬是要我天天背《成语词典》。那么多，八百八十九万，叫人惨不忍睹，我一看见它，就多愁善感了。我要不背，爸爸就人室操戈。我要跑，他就要打断我的腿，要削足适履，爸爸力气大，打起我来重于泰山。一个耳光把我打得犬牙交错。我只好背，背得天昏地暗，肝脑涂地，不可开交，痛苦难熬。”
大词小用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如两个好友突然不再往来，旁人就说：“他们已断交。”后若和好如初，就说：“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形容年轻人相爱时则说：“他们爱得死去活来。”
4.刻意误解：顺水推舟巧应对
自然语言是含混的，同样一句话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含意，因而说话人有时可以根据需要对语句的含意作出巧妙解释，委婉含蓄地达到交际、办事的目的。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年轻时，有一次在彼得堡参加一个公爵的家庭舞会。想邀请一位小姐跳舞，这位小姐傲慢地说：“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普希金灵机一动，微笑着说：“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你正怀着孩子。”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个躬后离开了，而这位漂亮的小姐却无言以对，面色绯红。
“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本来意思是“你是小孩子，我不能和你一起跳舞。”而普希金却巧妙地将这一语句解释为“我腹中有孩子，我跳舞腹中的小孩也跟着跳，这样对我们母子不利。”嘲笑了对方的傲慢与无礼。
某公司吴经理是有名的“妻管严”，但在外边却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的神态。一天，吴经理与朋友小王闲聊。吴：“在公司里我是‘头’。”
王：“在家里呢？”
吴：“我当然也是‘头’了。”
这句话被经理的孩子小刚在一旁听见了，小刚回家后告诉他妈：“妈妈，爸爸刚才在公司里跟王叔叔说，他在这家里也是‘头’。”
经理夫人脸色“晴转阴”，冷冷地对吴经理说：“你是家里的‘头’，那么你把我放到哪里去了？”
“你是脖子。”吴经理面带笑容地说。
“为什么？”妻子问。
吴经理郑重其事地说：“因为头想移动的话，得听从脖子的。”
吴经理对“在家里是‘头”’，作出巧妙的解释，承认了妻子在家中最高权威，夫人扑哧一笑，脸色“阴转晴”了。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故意利用别解句义来偷换论题为某种错误论点进行辩护，这就成诡辩了。
5.软中带硬：杀硬汉子用软刀
当有人在事理上冒犯了自己，是不是应该有所回应？当然是的。但如果是硬橛橛的回应，可能会招来对方的冲动；而如果是软绵绵的回应，又可能让对方以为你不识数，好欺负。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回应对方的分寸便是软中带硬。
面对个别桀骜不驯的下属，领导者不能强行使其就范，宽厚豁达的胸怀及幽默自信的态度才能使之服从。
50年代初，杜鲁门总统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自恃战功赫赫，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傲慢。会见中，麦克阿瑟拿出烟斗，装上烟丝，把烟斗叼在嘴里，取出火柴，当他准备点燃火柴时，才停下来，转过头看看总统，问道：“我抽烟，你不介意吧？”显然，这不是真心征求意见，但如果阻止他，就显得粗鲁。杜鲁门看了一眼麦克阿瑟，说：“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都多。”这句话软中带硬，委婉地指出了麦克阿瑟的无礼，难堪的应该是麦克阿瑟了。
一位正当妙龄衣着人时的姑娘碰上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纠缠。领头的先一伸手把姑娘的帽子摘了下来，显然不怀好意。姑娘震怒了，但她没有开口大骂“流氓”，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立刻冷静下来，彬彬有礼地说：“你很喜欢我的帽子，是吗？”
“当然，它和你这个人一样，挺漂亮！”领头的戏弄说。这时，姑娘更加沉着大方了：“你是想仔细看看，好给你的女朋友买一顶吧？我想，你不是那种随意戏弄人的人。”
“当然，当然是这样。”领头的有点脸红了。
“请你不要买了。”
“为什么？”
“让别人给摘去了怎么办？”
“对，对！请把帽子收好……再见。”领头的及其伙伴知趣地向姑娘点头道别，转身走了。
女孩子，尤其是漂亮女孩子，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至关重要，当遇到一些流氓挑衅行为时，女孩子在体力上处于弱势，硬碰硬是不可取的，只能采取以柔克刚战术。这时便充分显示了口才的重要性。姑娘胜利了。她为什么没落人挑衅者的圈套呢？因为她给对方以尊重，柔中带硬。不仅没得罪他们，又显示了自己的勇敢。
6.佯装糊涂：把自己的耳目遮起来
在一些意外的场合，常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处理不好着实使人尴尬万分。此时要化解难堪，不妨假装糊涂。
某青年到一对年轻夫妇家做客。年仅4岁的小主人大声地对这位客人叔叔说：“叔叔，爸爸昨晚又打妈妈了。”年轻的女主人嗔怪地瞪了女儿一眼，表情甚为尴尬。见状，客人随机应变，假装糊涂对孩子说：“云云，你爸爸和你妈妈不是在打架，他们昨晚在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呢！你看，是不是这样，嘎，嘎，嘎……”小女孩天真地笑了起来。女主人脸上的尴尬也随之消失了。
难得糊涂法的妙处在于真则假之，假则真之，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先是迷惑对方，然后能体面地从困窘中“拨”出来。
有一次，一位导演有急事去女澡堂寻找一位女演员。在澡堂外喊了几声没有反应，就推门进去到更衣室，只想女演员在浴室，哪知她已回到更衣室，蒙着头巾在擦头，当然丰满的胸部以下，完全裸露。
女演员“啊”了一声，急忙转身隐蔽。同时，导演赶紧把门关上，也叫了一声：
“啊，对不起，大三郎先生！”
导演顿时喊出了男明星的名字！室内的女演员一定在惊恐之余，抚摸着那丰满的胸部而长嘘一口气。
这位导演故意以干脆疏忽到底的作法，不使女演员感到羞怯，而了结此事，真是高明。
莎士比亚在共著作《第十二夜》中，让主人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他很聪明，才能装出糊涂人来。彻底成为糊涂人，要有足够的智慧。”特殊场景中的假装糊涂其实是一种机智的应变。
7.含蓄点题，巧断是非恩怨
弃卒保车，吴迈智胜何应钦
1929年，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军务时，其下属副官强行占用了南昌甲才医院二层楼房，并经常调戏和凌辱女医护人员。院长李学才敢怒而不敢言，只得求助于当时誉满中外的吴迈律师。
第二天，吴迈佯装求诊来到医院，在走廊里正碰上一名尉官在调戏女护士。他气愤至极，立即去南昌行营见何应钦。他假装神秘地对何说：“我刚才在甲才医院求诊，发现有身穿国军服装的共军，特来告密。”何听后立即派人将十几个副官押到行营。见后不觉大惊：这哪里是什么共军，原来都是自己的部下呀。于是他火冒三丈，大声斥责吴迈。
吴迈神色自若地说：“你不能否认国报上经常刊载有关共军奸淫、共妻、大灭人伦之说，我刚才在医院目睹此人……”他指着被押来的一个军官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护士。素闻何将军治军严谨，属下决不敢以身试法，我想此人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不是共军是什么？”
何应钦自知理亏，又无可奈何，只好把那个军官训斥一顿。
吴迈见何并无惩治处罚之意，便又说：“何先生，这位军官必是你的亲信，吾素闻将军大号‘敬之’，今见将军如此徇私，如将此事声张出去，民众对将军将何以‘敬之’？”
何素知吴迈厉害，如不对这个军官从严惩处，是交不了账的。于是他下令把那个军官押往军法处从严惩处。吴迈智胜何应钦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利用何应钦恐共、防共的心理，让其把有劣迹的部下抓起来，造成既成事实。
然后，以恭维何应钦治军严谨为名，把国民党诬蔑和诽谤共产党之辞反扣在那位作恶的军官身上，把何应钦置于尴尬的境地：或者此人是“共军”（因此必须严肃处置），或者你何应钦治军不严（只有治军不严，部下才胆敢胡作非为），如此一来，国民党的诬蔑诽谤之词就正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后，在狡猾的何应钦企图蒙混过关之时，吴迈抓住不放，乘胜追击，迫使何应钦严惩作恶者。他利用何应钦的名号和害怕社会舆论的心理，以向新闻媒介和社会各界公开此事为武器，逼迫何应钦“弃卒保车”。
吴迈不愧为誉满中外的律师，整个过程，逻辑严密，策略得当，攻击有力。
分道扬镳，孝文帝巧断是非
远志是京城的地方长官，他仗着自己是皇亲，又有些才能，非常骄傲，对一些学问不高的达官贵族往往很轻视。
有一天，他坐着车子，在随从们的簇拥下在街上走着，恰巧遇到朝廷的御史中尉李彪的车队迎面而来。论官职，远志当先让路，但远志瞧不起李彪，偏不让。李彪很生气，当场训斥远志，两人便争吵起来。
由于相持不下，便来到孝文帝面前评理。李彪抢先说：“远志是地方官，怎敢同我对抗，居然不肯让道！”远志则说：“我是京城的长官，凡住在京城的人都归我管，怎能同普通的地方官一样，向一个御史中尉让道呢？！”
孝文帝听了，不愿意评判他们谁是谁非，便笑着说：“洛阳是寡人的京城，应该分道扬镳。从今后，你们分开，各走各的不就得了吗？！”人际交往中，有些事是非分明，没有争议。但也有不少事情，难分曲折，是非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你有你的“正”理，他有他的“歪”理。你看，按官职大小，远志应先让道，这是正理。但远志因瞧不起李彪，自然会找出歪理来为自己辩护：他是京城的长官，当然应该有别于地方城市的长官，这并非毫无道理；另外，你李彪虽然是朝廷命官，但也是一个“首都子民”，见了京城父母官，你不仅不给我让路，反而要我给你让路，岂有此“理”。
8.曲意直陈，说服伟人首肯
“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在北平举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曾与毛泽东进行了谈判。
岂料，解放之后，毛泽东和张治中在一些问题上也发生过小小的争执。
是年6月，政协筹备会在北平邀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名，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在座的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一直沿用至今。
8月，国旗图案的筛选工作接近尾声，专家们选出了几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土做最后定选。一天，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张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我同意一颗尾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毛泽东说。“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有些激动了。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横；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他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嘛？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五星红旗为国旗。张治中说服毛泽东，用的都是概念辩析的方式（即正名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不妥，就在于“共和”中已包含了民主之意，“民主”一词便是重复多余，建议删除，得到认可。另一幅国旗图案中横杠制作者赋予的意义是代表黄河，张治中则认为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反而是一种分裂的标志，进而从传统观念分析，得出杠子是金箍棒的结论。金箍棒的意义恐怕不那么圣洁，作为国旗中的图案恐怕不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由此可见，运用概念辩析的方式直言说理，可以收到入木三分一语中的功效。
谏言直陈，黄炎培与“志愿军”
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交的诤友，两人曾多次切磋如何避免“历代兴亡周期率”的治国之道。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凡遇大事，直言相陈，毛泽东也总是虚心纳谏。抗美援朝前夕，我国打算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朝鲜。毛泽东说：“民主人士阅历多，可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黄炎培直言不讳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打不好。我们叫‘支援军’是不是师出无名？‘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的？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跟美国宣战？”
毛泽东听后很赞赏黄炎培的意见，就把“支援军”改为“志愿军”，表明是中国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样就避免了名义上同美国宣战的嫌疑。黄炎培先生认为“支援军”这个名词不妥，是用概念辩析的方式来论证的。概念辩析可分为揭示外延和确定内涵两种方式（当然可以结合在一起用）。支援军的关键内涵在于“支援”，涉及到由谁派出去的问题，如果是中国派出去的，就意味着同美国宣战，因此，称“支援军”是不妥贴的。毛泽东也认为言之有理，便改用“志愿军”的名义，避免引起国际争端。
9.妙语曲说，辩论也有智慧
海灯法师纵论人民军队
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海灯法师偕高徒、成都军区武术教练范应莲访问美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问道：“法师和你的高徒担任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和教练，而成都军区担负着打越南的任务，这岂不犯了你们佛教的杀戒，坏了佛门的规矩？”海灯法师莞尔笑道：“朋友之言须作些修正，勿能称打越南，而谓之自卫还击，此其一；其二，我佛慈悲，善恶须分，惩恶扬善，佛门之义。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与邻反目，骚扰边境，杀害无辜，为中国一佛徒，岂能坐视？”一席话，赢得众人称许：有理，有理！
海灯法师言犹未尽，继续陈词：“中国兵士乃再现之罗汉，深受黎民百姓之信赖，老纳愿效绵薄之力，聊表寸心。”话音刚落，又一名美国记者问道：“法师说，中国军队值得信赖，有何根据？”
“敝人坐守佛门，天下之事了解很少，实属坎井之蛙。不过中国军人之德行，吾还有一点发言权。”法师环顾一下全场记者，谦虚地说道：“别的不说，仅就耳闻目睹之事作一简介。如上所述，惩治越寇，保卫山河，中国军人抛头洒血，在所不辞，吃尽苦头，也心甘情愿，此为一宗；1981年四川发大水，良田民房惨遭淹没，妇孺老幼，危在旦夕，正值存亡之秋，忽千军万马犹如天兵天将，迅即赶来救援，普度众生，此乃第二宗；为庶民生活更上一层楼，几千军人和民兵活跃在李白故乡四川江油青莲乡，修建水电站……”法师如数家珍，一气列举了23宗为国为民义举，然后闭目合十，喃喃细语：“功德无量，善哉，善哉！”记者们对法师的谈吐无不钦佩。海灯法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是对正义之举的赞歌。关于“犯杀戒、坏规矩”之说，海灯法师用正名的方式予以辩驳：不能坐视忘恩负义的越南当局骚扰边境，杀害无辜；称“打越南”则意味着侵略，“自卫还击”才能准确表述这场战争的性质。关于“中国军队值得信赖”的问题，海灯法师一气列举了23条人民军队为国为民义举，从而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直言说理口才艺术的发挥，摆事实，讲道理，是其精髓；析概念，多角度便会“锦上添花”，产生强大的逻辑征服力量。
采纳忠言，子贡巧言救卫侯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想在诸侯中称霸，于是约集诸侯会盟。诸侯中，数卫侯到得最晚，吴王便派兵包围了卫侯的住所，准备给他点颜色，以在诸侯中树立自己的威风。卫侯很害怕，派人找到孔子的高足子贡，请他帮助脱离险境。
子贡来见深得吴王信任、掌握朝中大权的太宰饵，对他说：“卫侯所以来得晚，肯定是就此行和众大臣商量，因为意见不一，有说该来的，有说不要来的，迟迟决定不下。劝卫侯来的，是心向吴国的同盟者；不同意卫侯来的，是吴国的仇敌。但卫侯终于采纳了吴国同盟者的意见，只是迟一点罢了。你如果把卫侯捉住，就等于害了同盟者而放纵了仇敌，这对于吴国的霸业可是不利的啊！”
太宰饵听后，感到确是这个道理，他赶紧奏请吴王，把包围卫侯的兵撤了，而且对卫侯十分客气。
10.隐去直意，曲话说明道理
“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1957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
会议前，中苏领导人就“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毛泽东不同意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写进会议宣言。
有一次，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进餐。
赫鲁晓夫不失时机地想宣扬他的观点，一上餐桌就拉开了话匣子。
毛泽东并不直接回答赫鲁晓夫的种种发问，转而与他就另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
赫鲁晓夫摸一下亮晶晶的额头，为难地眨眨眼，但目光仍不失敏锐。他早已请人捎话到北京，表示过对这个口号的忧虑。毛泽东现在还要这样问，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的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争鸣……可是，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花，丑恶的花，甚至有毒的花，对于有毒的花就不能让它开。”赫鲁晓夫用手做了一个有力的掐掉的动作，“要掐死它！”
“我们不掐死，留在那里做对比，做反面教员。”毛泽东始终微笑地说。
赫鲁晓夫以沉默表示反对这个口号。
毛泽东点了点头：
“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个口号，我们是理解的，赞成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口号对于苏联也许是不适合的，情况不同么，都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赫鲁晓夫不得不点头称是，同意不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观点写进会议宣言。在实现说服这个交际目的时，迂回诱导的确是一种最佳的言语策略。运用它，可以有计划地围绕交际意图提出相关相类的问题，引导对方进行合情合理的思维，从而控制交谈话语的展开方向并逐步达成共识。上例中，毛泽东通过与赫鲁晓夫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的问题，迫使对方作出明确的表态，引导对方在不知不觉之中认识到应该“从各国实际、隋况出发”，不能不顾别国国情，把观点强加于人，进而说明不同意赫鲁晓夫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理论观点写进会议宣言这一立场的正确性。顺势引导，顺理成章，赫鲁晓夫不得不服从自己所认识到的真理。
“我已抓到了一个小偷”
辛亥革命著名烈土徐锡麟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副监督（副校长）期间，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而且很注意方式方法。一次，有个衣冠华丽的学生偷了同学的一些东西。徐锡麟知道后，本想在大会上指名批评他一顿，但转而一想，觉得这样做效果不好，还是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可以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于是，他把这个学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叫你来？”徐锡麟平静地问。
“我不知道。”学生满不在乎地答道。
“那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抓到了一个小偷。”
话音刚落，学生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丑事已被发觉，但立刻又故作镇静地问：“小偷在哪里？”
这时，徐锡麟递给他一面镜子，并且语气严肃地说：“你看，小偷就在镜子里，你仔细照照他吧，先照照外貌，再照照灵魂。”听了这些话，这个学生羞愧地低下了头。
接着，徐锡麟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固然需要讲究外表，但更应具备纯洁的灵魂。只有灵魂纯洁，才能达到学问渊博。”徐锡麟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十分注意方式方法的举措是值得称道和借鉴的。他除了注意采取私下场合之外，还不是声色俱厉地直接批评，而是先告诉学生“已抓到了一个小偷”，继而用镜子让学生先照外貌再照灵魂，最后借灵魂为题语重心长地说理，促使这名失足学生灵魂猛醒。这种迂回诱导的方式，值得当今的教育者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