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起源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索着人类起源时期的种种情况，在艺术领域里，各类艺术活动如何产生，它们开始时的具体形态、性状如何，这一切是那样地令人神往，她似乎深藏在历史的帷幕后边，使人隐约可见又绝无看清的希望。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史前期就有了多种艺术的原始形态，如绘画、音乐、舞蹈等等，这些原始艺术最初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时的人类在数十万年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产生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初的思维，对日常活动中反复实践和反复感受的事物具有了一定的概括和联想能力，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思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如日、月、雷、电、水、火等自然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梦等。这些思索形成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最早的认识观，由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这种认识观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成为原始宗教，其表现形式就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这些艺术开始只是音乐、舞蹈、绘画等雏形的混合体，没有明显的独立形式，由于当时的人们一般来说还不能把为什么和怎样从事这些艺术活动的具体思想以及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形态等以任何形式的记录保存下来，当着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有能力去回顾这些艺术在起源时期的种种情景的时候，它已隐到历史的帷幕后面去了。
工艺美术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个特殊门类，它的起源是明确的，而且比任何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更早地来到人间。作为一门实用造型艺术，它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摆在我们面前的原始人亲手制作并使用的各类工艺品，历史无法改变它们的真实本质，工艺美术是伴随着人类本身一起产生的。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任何工具的制造都是人根据当时的劳动需要和能够驾驭的物质材料制造出来的，大自然最早提供给人类以制造工具的材料主要是石头，石头在来源和硬度方面优于其他任何天然材料，与石工具为伍的应当还有木工具、骨工具等，但它们的制造本身也离不开石头。因此可以断言：最早的工艺美术起源于最早的工具设计，最早的工具设计是石器设计。
对于一件50万年前“北京人”制造并使用的略加打制的石器，自然还谈不上有自觉的审美加工，但当时的人类确实已在观念中形成了对石器具体形状性能的蓝图，在千万上、打制石器下、磨制石器遍反复实践中，对于在具体制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诸如“尖”或者“薄”等形体概念和在具体砍砸时由这些形体产生的使用快感之间建立的思考，成为最早的对美的认识的客观物质基础，这种认识是没有任何幻想色彩的，工艺美术的观念最早正是从这种建立在形体和效用之间的思考而来。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哲学家曾作过总结，如古希腊第一位从社会科学观点看待美学问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认为：“美必定有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稍后不久我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也提出“有用则巧，无用则拙”的审美观。这种在形体和使用快感之间的审美思考使得石工具的形体不断向着更合规律性也即更有效用从而更美的方向发展。当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时，谁还能否认这是一件具有鲜明审美追求的工具设计呢？这种审美追求充分体现在形体的对称，各部位的比例、精确的钻孔，美丽的色彩和光滑的触感等因素之中。而从打制到磨制两者之间人类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时间，它说明人类起源时期的步伐迈得何等艰难，也正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奠定了人类的基本素质和各种族人类的不同特征，它也雄辩地说明了工艺美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劳动创造了工艺美。
人类能够制作经过打磨并钻孔的磨制石器是距今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正是各类艺术活动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思维插上了想像的翅膀，促使人们能够去探索那些现实并不存在的东西，或从这一件事，这一件东西去联想另外一些事，另外一些东西，史前人类的丰富想像很多流传下来成为神话和传说，里面虽然充满了很多荒诞之词，但谁也无法否认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的巨大作用。想像的功能使得史前人类的另一种具有更高层次的工艺美术品得以应运而生，这就是人类最早用来打扮自己的原始装饰品，它和其他艺术形式共同表达出当时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在我国，这类装饰品的最早实物是距今1万8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用石头、骨头、贝壳等经过精心磨制和钻孔而后穿带起来的“串饰”，这种用染成红色的绳子穿起来的“串饰”被当着美的象征而长期佩带，如果说石工具的审美主要为满足实际效用，那么这些原始装饰品的审美则用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愉悦，当然这种愉悦离不开史前人在当时条件下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内涵着人们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观和原始宗教观，它是充满幻想色彩的，从石工具的制造到装饰品的出现二者之间也经历了漫长的数十万年时间。
从山顶洞人原始装饰品的出现再向前发展，到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原始装饰品大量出现，人类社会过渡到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耕经济，又一类工艺美术品即日用工艺品——陶器诞生了，尤其是开始于7千年前的彩陶工艺把工艺美术活动推上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把石工具的建立在物质效用上的审美追求和原始装饰晶的建立在精神愉悦上的审美追求融为一体，使它既有实际效用，又富有幻想色彩，从而使人们浸注在原始装饰品中的丰富内涵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产生了被誉为中华民族童年时代艺术明珠的丰富多彩的彩陶造型体和装饰纹样，这种融合所奠定的工艺美术固有特征即实用性和审美性，成为指导以后工艺美术创作所普遍遵行的一条重要原则，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较旧石器时代加速了自身发展的步伐，人们在从事前述工具、装饰品、陶器制作的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编织工艺、纺织工艺、丝织工艺、服饰工艺、漆木建筑工艺等，它们共同显示了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活美的追求和探索，组成了人类起源时期的工艺美术系列。
原始石器工艺
我国史前人类制造的打制和磨制石工具遍布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早期的打制石器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为典型，这些石器都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和使用过的痕迹。主要有“尖状器”和“砍砸器”，其功能部分是锋利的尖和薄的刃，大多采用本地的石英、绿砂岩等石料。从形体尺寸看，宽度多在15~18厘米之间，正好适合于手握。此外还有极少数较小的石片和尖状器，宽度在3厘米至5厘米左右，这大概是用手指捏着使用的，这有力地说明原始人在制造石器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预想蓝图，然后才去选择合适的石料加工而成的。“北京人”的石器制作还显得很粗糙，功能不十分明确，打制上没有严格的方法，技术上也显得不熟练，且主要为形体较大的砍砸类石器，这是人类在工具制造上留下的第一个较明显的足迹。以后在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内蒙古河套、广西柳江和北京山顶洞等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人类在大约20万年至1万8千年前的越来越密集的足迹。“丁村人”遗址出土了约2000件打制石器，在打制技术上比“北京人”有了明显提高，石器类型也大为增加，典型器为“三棱尖状器”，原料是从附近山沟里采来的黑色角页岩，在制作上突出的进步在于部分石器有了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尽管仍主要集中在具有功能的刃部，但这种再加工体现了对形体观念有了比前深入的认识，“河套人”在打制石器技术上有了更大进步，目的在于修整器形的第二步加工更加明显。距今大约1万8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代过渡阶段，石工具的制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于砍砸的大型石器明显不占主要地位，各种功能的小型石器则大量出现，如小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这时的人类逐步将自身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较为独立的生活区域，石器功能从主要为猎取或防御动物的大型器件逐步增加了主要为日常生活用的小型器件。人类有了较独立的生活区域虽可避开野兽的侵扰，但因人口增多可供食用的动物资源也会相应减少，这就一方面要制造出更先进的石工具用于渔猎，另一方面迫使人类加速向农耕经济发展。在新石器时期的石工具中农耕工具和先进的渔猎工具大量出现，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凿、石刀、石链、石锤、石磨盘、石犁以及石镞、石弹子、飞石索等等。
新石器时代在石工具制作上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磨光和钻孔技术，即在打制的基础上进行刮削、刻豕、钻孔、磨光等工艺，制造出来的石工具不仅更加符合实用，而且能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产生明确的不同功能，如从砍砸器分化出来的斧、凿、铲、锥等。对不同功能的工具还能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石料，并有意识地挑选那些具有细密纹路、美丽色彩的玉石，以使器身均匀光滑、刃部锋利，各部位的形体线条成有韵律的曲线和有规则的析线，整个器形具备了对称、均衡等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加上石料本身的纹路和色彩，使人感到一种美的享受。
石器作为一种工具设计，具备了设计所要求的从预想、选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备的程序。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均不同程度地按事先的预想选择石料，按不同的质地形状构思以达到预想的蓝图、制作时以实用功能为主要目的，任何石器不论大小均在人的双手适合使用的范围之内，决不会大到人手不可及的地步，而几乎所有石器都有一个供人握（拿）或装柄的把部和一个或尖或薄的刃部，这些体现了设计这一因素的作用。如湖北出土的石斧和石铲，石斧形体完全和功能相结合，结构简而肯定，分段上下部比例谐调，石铲器身布满纹路并呈现美丽的色彩，钻孔精确而光洁，弧形铲口和圆形钻孔遥相呼应，形体对称而富有美感。江苏出土的石刀和石匕首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石刀由花岗石制成，呈长方形，刀身光滑，上部有七个对钻而成的圆孔，排列成有趣味的弧形可供安柄之用。石匕首更是选择了美观的玉石，刃部锋利，把部的形态使人感到握上去会很得心应手。
原始角骨和玉石工艺
骨角工艺是指用动物的骨、角和牙以贝壳等为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玉石本是美丽的石头，原始人在制造石工具时，往往喜欢挑选质地坚硬、色彩丰富的美石。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装饰品出现后，骨角和玉石工艺便成为独立的工艺品种速度发展起来。
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用来打扮自己的装饰品是北京山顶洞人用玉石、骨牙和贝壳等精心制作成的“串饰”。它的具体材料和做法在贾兰坡（北京人故居）中有极好的描述：“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佩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到，类似小砾石、动物的牙，骨、壳等在我们看来是极普通的东西，而在原始人心目中却有很深的内涵。从穿带和穿孔的痕迹看，这些装饰品被长期佩带直至带入坟墓，这当然是为了装扮自己，但这种美的追求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原始宗教观念，它的时代属性是非常明显的。
山顶洞人的“串饰”自山顶洞人之后，这类以动物骨角、壳和天然玉石为材料的原始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得到迅速发展，北京门头沟发现新石器时代一少女遗骸颈部有用小螺壳制成的“串饰”，以及用牛骨制成的手镯。在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以及红山、大汶口、龙山、良渚等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大量装饰品，如西安半坡的很多石环、陶环、用玉石做的穿有小孔的玉耳坠，还有穿了孔的兽牙及磨成各种样式的蚌片，在一小孩遗骨旁有数十粒小的石珠子围绕腰间。陕西临潼姜寨的骨珠，竟达8500粒之多，此外还有玉石、玉环、刻花骨笄等，同期元君庙也发现近800粒骨珠。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造型复杂、工艺成熟并能明确装饰的部位，或颈、或腰、或臂、或腕等，其表达的意义似乎增加了显示死者财富和身份的功能，如南京阴阳营龙山文化的玉块、玉璜、玉珠、玉管、玉坠等分别放置在主人的耳、颈、腰各部位。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一女性胸部放有用石珠、玉珠、石环、玉环、绿松石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玉饰等混合制成的串饰；同时手臂部还有玉质的指环和臂环。而在所有新石器时代发现的这些装饰工艺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应举辽宁红山文化近年来的发现，1970年在内蒙赤峰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年前的玉雕装饰品，这已不是一般的玉珠、玉环，而是造型生动别致的猪、虎、龟、鱼、鸟、蝉等动物形象。尤其是80年代在辽阳牛梁河地区发现了玉雕的龙，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可确切称其为“龙”的形象资料，其中一件玉龙高26厘米、头尾趋合成环状，头部、目、鼻、嘴刻划细致，颈部长鬃高耸，形态生动活泼，身体中部有一供穿带的小孔可见为或挂或佩的装饰品。另一件玉雕为猪首龙身，同样成环状并有供穿带的小孔。这些玉雕从形象到工艺均可与后来黄河流域商周文化发现的玉器相比美，而在同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所少见。
红山文化玉佩饰玉石工艺本是人们在制造石工具过程中逐步认识而后分化出来的工艺品种，玉石比一般石头坚硬得多。在新石器时代制作这样众多的玉珠、玉环，在当时条件下确要很大的耐力，尤其红山文化发现的玉雕动物，制作更加困难，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掌握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攻玉技术，充分显示了他们超时代的聪明才智，这也使我国古代在世界上有“玉国”之称。
骨角工艺除制作装饰品外还用于制作工具和生活日用品，早在山顶洞人时期就有骨锥、骨凿、骨楔发现，长江河姆渡文化发现有刻着双鸟纹的骨匕，山东龙山文化中有用骨料磨成的梳子。这时还发现了用象牙做成的制品，其中有梳、雕筒和琮等，山东大汶口的一件象牙梳长16厘米宽8厘米，梳身略呈弧形上面镂空雕刻成S形纹样，内填二个方向相反的T字纹，具有了简单的形式因素，梳的下端有16根细密的齿，顶端用开口和圆孔作装饰，已是一件十分精美的工艺品，它的存在说明人们对头发的形状已有最初的审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