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染织和服饰工艺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有较成熟的麻布和葛布织品，并有迹象表明已开始出现毛织和丝织工艺，而且在浙江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丝麻等织物的残片。商周时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中能够陈列出来的织、染、绣遗物仍然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制品的有机质材料很难保存，而有关这一时期织、染、绣工艺的间接史料是较丰富的。
文字史料方面，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许多与丝织有关的象形文字，如蚕、丝、桑、帛、衣、巾等。青铜器上也常有蚕的纹样出现。《卜辞》中有“蚕示三牢”的记述，表示当时有对蚕神的祭祀。春秋以后这方面的记载更加丰富，《诗经》中出现很多养蚕、丝织的诗句，如有“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表示当时种桑养蚕的规模；又有：“春日载阳，有鸣仑庚，女执懿筐，遵坡微行，爰求柔桑”，是对春日下，少女们执筐采桑的富有诗意的描写；还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抱布易丝”，“衣锦衣”等词句。另在《拾遗记》中载有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等，说明当时丝织品种已很丰富。关于丝织物品的染色情况，古文献也有记载，如“缟衣茹”缟为白色，为红色，“衣黄里”表示衣着表里用二种色，“载玄载黄”玄为黑色，“毳衣如英，毳衣如，”为青白色的草，是一种红色的玉，说明毛织和丝织都已有染色。据《周礼》记载，周代就有“染人”和“掌染草”等词用以表示从事印染和染料生产的人。《周礼·考工记》还记载着缫丝、漂白、晾丝等操作方法，如“以说水沤其丝”是使丝柔软的方法，“以栏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是用栏木灰，蜃灰来漂白丝的方法，“去地尺暴之”是将丝挂离地面晒干等等。
在商周时期有关织、染、绣制品的间接形象资料也有很多，在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常出现蚕的纹样。西周和春秋时期，丝织品与青铜器、玉器是当时生活中珍贵物品，成为当时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之间互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活动必备的贡品和赠品，统治阶层人死后又是主要的随葬品，很多青铜器和玉器用丝织物包裹后入葬，当丝织物腐烂后其印痕留在了器物上，如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铜器上留有明显的丝绢的残迹，而且能看出上面的回纹图案。在故宫保存的一把商代玉戈上也留有丝织物的残迹，殷墟大司空村发现印有麻织品痕迹的“花土”，陕西宝鸡西周墓中发现的一件青铜器内有厚达3厘米的织染品的残物，同时有印痕附着在铜器上，有些印痕还能看出是辫子股绣的绣品。西周中期“留鼎”的铭文记述了奴隶主用奴隶交换丝与马匹并因此发生争执的情况，在商周墓中出土的陶俑和玉俑身上可看出曾绘有纹样的衣着。
上、玉器上回纹绮印痕（商），下、刺绣纹样（西周）深衣式样十二章纹样：
1.日，2.月，3.星，4.山，5.龙，6.华虫，7.火，8.宗彝，9.藻，10.粉米，11.黼，12.黻
关于服饰，很多资料表明，周代已采用深衣制，所谓深衣是在“上衣下裳”基础上将上衣和围裙连结起来，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特征，近代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连衣裙都是深衣制的延续。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一件玉雕的人物俑，高7厘米，人物作跪坐状，双手抚膝，目视前下方，这在当时已是规范的姿态，头饰和服饰都刻划得很清楚，头发梳成长辫，辫根从右耳向前盘在头上再绕向左耳，头上戴有束发的“支页”。服饰为深衣，交领、长袖，腰系宽带，衣服上刻有清晰的龙纹和云雷玟图案。与此类似玉制或陶制的人物俑还有多件。
在古文献中还记载着奴隶主阶级专用的服饰纹样，即所谓冕服，《书经·稷篇》有“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作会是指前六种纹样绘于服上，而绣以五彩是指后六种纹样绣于服上。这种有12种纹样的服饰是西周统治者的礼服，而为历代封建帝王所沿用。这12种纹样常被解释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也反映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教观念。日、月、星辰、山、火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遗存。日、月、星辰内含着对天神的崇拜，在汉代以前，日常绘成圆形，月为弦月，汉代以后日、月都为圆形，在圆中饰鸟形代表日，饰蟾蜍或玉兔代表月，星辰则多以北斗七星表示。山，被表现成高大雄伟，象征统治的稳固。火，象征光明。藻，象征洁净。粉米，象征养育。宗彝，象征法则和智慧。华虫，象征美好，常绘成美丽的凤鸟。黼，从图形看为斧形，刃白身黑，一般认为取其决断的意思。黻，形为两已相背，常被解释为背恶向善或君臣离合之意。龙，象征英雄祖先，到封建社会后，龙在12种纹样中越来越突出，处于中心位置。这种服饰历代都严禁下层服用，对12种纹样含义，都是历代儒学家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作出的解释。十二章服的色彩，《尚书大全》有：“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又有：“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绩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为汉代十二章纹样。
先秦玉石工艺
商周时期玉石工艺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周代，玉器的含义和统治者的宗教观及社会伦理道德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受社会的特别重视，成为十分贵重的物品，甚至和青铜器一样作为礼器，祭祀朝聘，礼仪大典，都少不了玉器。人们还把玉器当作具有修身标准和个人品德含义的特殊物品，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需求使商周玉器生产的规模很大，遗址中制玉和制骨的作坊常和制铜、制陶作坊同时发现，出土中仅殷墟妇好墓一地就出土了755件玉器，而且制作精美。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所得玉器有：“旧宝五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虽数字不见得确切，但也可见数量之多。随着人们对玉的识别和采集水平的提高，出现各种质料不同的玉器，从质料看有青玉、白玉，墨玉，黄玉以及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等。从品种看有礼器、日用器、佩饰品、兵器和工具等。
礼玉
礼玉在商周玉器中占很大比例，制作上也最为精美，造型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玉璜、璇玑等。
礼玉
1.璧，2.琮，3.圭，4.璋，5.璇玑，6.块，7.璜璧、琮
在礼玉中主要用于祭祀。璧主要用来祭天，琮主要用于祭地。玉璧多为圆形的薄片，《周礼》有，“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这里羡是直径，好为孔它说明了璧的大致尺寸，而且璧的中心有一个不超过直径三分之一的圆孔，如孔径与边相等称为环，孔径大于边称为瑗，上面分别雕琢排列着均匀的小圆点或宽窄不等纵横有度的直线纹。玉琮的基本形体为方柱形，高矮不一，约30厘米左右，底面边长约7厘米，上底略小，内部镂空成圆筒状，四面分段雕琢成有宽窄深浅变化的横线纹，’器形高耸雄伟，纹饰具有神秘气息。璧和琮均需在玉面上作复杂的切割、钻研、这在当时条件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壁、琮在礼玉中最受重视，即使在东周、礼器的功能逐渐减弱，仍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为诸侯们争相夺取，春秋时期，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正是反映这一历史现实。
圭、璋在礼玉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璧和琮，它们是奴隶主阶级身份的象征。《周礼·考工记》有：“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尺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六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说明圭的尺寸是有严格等级之分的。《考工记》又有：“天子用全，上公用马龙，侯用瓒，伯用将。”这里全、驼、瓒，伯，将等是指玉石质料的优劣。从圭的装饰纹样看似乎也有等级区别，如镇圭多饰山形纹样，象征政权。柏圭多饰宫宝房屋，象征意义为小。璋多用作奴隶主巡狩时祭祀山川之用，也有大中小三种等级，分别祭祀大型山川和中小型山川。圭、璋均为长条形玉片。此外，礼玉还有、璜，璇玑等，为圆形璧边上有缺口，可能源于耳饰。璜为丰环形，源于颈饰。璇玑为圆形，中有孔，周边有牙。这些礼玉与当时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在奴隶主死后多作陪葬品，从出土看摆放的位置也有规定，如圭在左侧，璋在头部，璜在颈部，璧在背部，琮在腹部。
佩饰器
这类玉器由于使用较为随便，当时上层人物中又以佩带美玉为时风，所以出土中数量最多。对此古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欲子美德，则佩以玉”，又如：“君子无故，玉不出身……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焉”等等。仅就殷商妇好墓一处出土的七百件玉器中看也以佩饰品为最多。殷墟出土的大量玉佩中有鸟兽人物各种形象：玉人、玉龙、玉鸟、玉蚕、玉蝉、玉龟、玉虎、玉象、玉牛、玉羊、玉猪、玉鹿以及螽斯、鸥鸦，夔风，蟠螭等。在西周墓葬中也出土有大批玉龙、玉蝉、玉蚕、玉兔、玉鱼等。春秋时期，安徽蔡侯墓发现瓦型玉饰品，还有椭圆形、环形、管形、长方形等多种形式，大部分刻有网状图案，在造型装饰上出现新意。河南上村岭春秋时期虢国墓中有各色串饰和佩玉，最多的一串用了色彩不同的玉珠五百多粒，另一串上有浅蓝色玉石，这些玉器在用料上比以前有所突破。
其他玉器
除礼玉和佩玉外，还有用于日常生活的玉梳、玉笄、玉匕、玉簪、玉带钩以及用于兵器的玉戈、玉刀、玉矛、玉镞、玉钺。这些玉制兵器主要在典礼仪式上做象征之用，故在器形和装饰上1~7.玉佩，8.玉王含十分粉美，如在故宫陈列的商代玉戈、玉斧、玉钅戊等器上均刻制了精细的云雷纹。玉器中有少量工具，玉斧、玉凿、玉铲、玉锯等。
石器
玉石工艺中，石器主要为实用的工具，也有些石雕的陈设品、日用器以及乐器。殷墟中有用大理石雕刻的人物及虎、牛号鸟、蝉等动物。其中武官村大墓发现的虎纹石磬是当时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虎纹石磬商周玉石工艺，用刀简练、刚健，能够对复杂的形体作简单的概括。上页图中的几条鱼根据佩带部位和方式的不同，作了大而得当的变形，有成半圆形，也有成直线形，头，身，尾各部都作了必要的概括和夸张，对于鱼鳞有的表现成格状，有的干脆用块面作大的分割，而不加任何细部刻划。前面提到的商代虎纹石磬，虎的形体完全依器形作了变形，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因受装饰面限制产生出来的形体以及因受工艺限制产生的形象、线条，表现出这件作品的独特装饰风格。
先秦骨雕和牙雕工艺
商周骨角工艺出现在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体现了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作坊里用动物的骨、角、牙等制作成各类工具、日用品和装饰品，有的作坊甚至发现用人骨作为材料，表现出奴隶社会特有的残酷性。在河南二里岗，辉县，安阳殷墟，郑州白家庄，北京均发现大量商周时期的骨制品。在郑州紫荆山，安阳北辛庄还发现铜刀、铜锯等工具以及骨料，半成品、成品等五六千件。在商周发现的骨牙制品中很大部分是兵器和工具，如矛、镞、刀、铲、凿、锥、针、尺等，都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造型与同期的青铜器、石器相近似，部分还刻有云雷纹，饕餮纹和夔纹。除工具外还有很多日用品和装饰品；笄、梳、匕、觚、怀、碟、尊以及骨珠、骨贝等。簪，梳等日用品，从商代出土的玉雕人像等形象资料看，当时这种用于束发的日用装饰品需求量很大，牙骨梳上端多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插入头发后，有纹饰的上端留在发外起装饰作用。用象牙作装饰在当时是很豪华的，象牙制品在石器时代已出现，到商周时联系到青铜器上出现的众多象纹，说明象牙材料应有一定来源，郑州白家庄和安阳殷墟都出土有象牙梳、象牙雕花板、象牙杯等雕刻品，北京昌平周代墓葬中也发现象牙制作的笄、簪、管、环等器物。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象牙杯，几乎是在整条象牙上雕刻而成，杯身依形造型与青铜器觚相似，高30厘米，杯旁雕成把手，把手与杯身几乎等高，这样即充分利用了材料又增强了整器的稳定性，杯身装饰华丽，用了线刻、浅浮雕和镶嵌等装饰手法，分段刻有饕餮纹和夔纹，凤纹等，每段纹样之间还镶嵌着绿松石，把手上部雕刻成凤形，下部雕刻成夔龙形，可为这一时期的珍品。
先秦漆器工艺
据古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有漆国之称，最早的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在一些陶器和木器的遗痕处残留着发亮的漆皮，径鉴定距今有七八千年历史，这使我国成为最早使用漆的国家。漆具有耐酸防腐等特点，漆器自西周和春秋后得到广泛使用。在《周礼·考工记》、《诗经》、《春秋》等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漆器的篇章，《春秋·谷梁传》有“天子丹（朱红色），诸侯黝垩（黑白色），大夫苍（青色），士黄主”等记载，这是西周时对于漆饰栋梁所用颜色的规定，在用漆的色彩上要符合礼制，也说明西周时奴隶主上层用漆已很普遍。
从实物看，商代还没有完整的漆器出土，多因其木胎易于腐烂，但各地出土的器物残片和花土不少，（花土是指漆器的木胎腐烂后，墓穴中印有漆纹痕迹的土层）。安阳西北岗商代墓葬中出土的花土，还能清楚地看出上面绘有云雷纹、龙纹、虎纹、饕餮纹，部分花纹还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西安斗鸡台西周墓中有饰于车身上的红色和黑色的漆皮。在河南县、河北藁城、河南上岭村等西周和春秋墓中均发现大量用蚌泡镶嵌的漆器残片，有些因木胎较厚还能看出是盒与盘一类器物的形制，有些甚至还能复原成盘、豆等器形，并装饰着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这些纹样是用红漆绘于黑色的底漆上的，有些花纹中间还镶嵌着绿松石。总之，商周时期漆器工艺虽所见实物较少，在当时工艺品种中不为主流，但已逐渐形成了黑底朱纹的装饰形式，并且开创了镶嵌等装饰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