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漆器工艺
我们祖先最先懂得采割天然漆树的汁液，用于日用品的保护和粘合，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见到实物，后来又能加工提炼，调以色彩，制作成形态各异，光彩夺目的漆器，使我国在世界上享有“漆国”之誉。
漆器作为日用器，有轻便、易洗、无异味，耐酸碱、隔热等许多优于铜器的特点，在陈设观赏方面又因其绚丽多彩更使铜器无法比拟。漆树的大量种植，铁工具刀、凿、锛、斧的普遍使用，提高了漆器的产量，使漆工艺在春秋战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迅猛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汉朝，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工艺品种之一。
战国漆器
战国时期，漆树的种植遍及秦、楚、齐、魏、宋、晋等诸侯国，其中楚国为漆器的主要产地。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气候温暖，雨量适宜，利于漆树的生长。目前发现的战国漆器，大都出自楚墓，以江陵和长沙两地最集中，江陵是楚国国都所在地，仅1973年至1976年3年间就发掘出漆器900余件，此外河南信阳长台关、四川荥经都有大量战国漆器发现。
战国漆器品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饮食器有耳杯、勺、盘、豆、壶。容器有鉴、奁、盒、箱。家具有俎、案、几、床、榻、座屏及车具等。兵器有弓箭、鞘、盾、矛、戈、戟等。葬具有棺、椁、灵床、俑、镇墓兽等。
漆器的成型工艺，开始时主要为木胎，在木材上直接剜制成型，然后髹漆。这种工艺适合于制作大件器物，制作小件时就显得笨重。战国中期发明卷胎漆器，使器体变得轻巧，方法是先将木材制成薄片，卷成器形后进行粘结漆，在这里既起美观作用，又起到加固作用。战国晚期又发明夹贮胎漆器，当器物成形后，用漆将伫麻布一层层糊到胎上，然后去胎成器，这种工艺可使器型丰富多样，也是我国最早的脱胎漆器。此外在制作兵器盾牌时，还采用皮胎漆器，主要将牛皮成型，然后拖漆，既坚韧又轻便。
战国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多种：彩绘——用笔自由描绘，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多为黑底红饰，有时也出现黄、蓝、白、褐、紫、绿、灰等色。针刻——又称锥画，用针刻出细劲流畅的花纹，这得益于铁工具的优势并常与彩绘配合应用。雕绘——雕制后进行绘纹的一种工艺。金银扣——用金银片镶口沿，包底边，加腹箱等，这是适应胎骨减薄而采取的加固措施，同时也增加了美观，这种器物也称扣器。除金银扣外也有用金银直接描绘的。
战国漆器的装饰纹样取材十分广泛，主要可分为四类：（1）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有车马、狩猎、歌舞、宴乐、建筑等。（2）表现神话题材的，有神仙或半人半兽、云龙纹等。（3）沿袭青铜传统纹样的，有龙凤、变形鸟纹、变形夔纹等。（4）儿何纹样，有云气纹、云雷纹、菱形纹、三角纹、折线、弦线等。动物型器身上多以雕绘结合。图案组织灵活而有规律，适合纹样有旋转式、散点式。二方连续纹样有反复式、交替式，穿插式等。四方连续纹样多为不规则的云气纹。常利用红黑两色的对比形成双关构成，富有明快的节奏感，简单朴实中显现丰富多彩的效果。
战国漆器在各地出土的实物很多，下面介绍几件典型作品。
彩绘云纹耳杯（湖北江陵出土）椭圆形器身，双耳成羽状，古称“羽觞”，《楚辞》：“瑶浆密勺，实羽觞些”。是当时的饮酒器。这件器物做得轻便灵巧，黑红两色对比，云纹流动，龙飞凤舞其中。江陵的出土中，还有不少耳杯。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中，也以耳杯最多。
彩绘木雕座屏（湖北江陵出土）高15厘米，长52厘米，屏身镂空雕出鹿、凤、雀、蛇、蛙等大小动物51只，穿插重叠，追逐嬉戏，形态生动。黑漆涂地，朱、绿、黄等色彩绘，由于形象众多，雕刻和彩绘均有一定难度，从中可见当时工匠高超的技艺。
彩绘双风悬鼓（湖北江陵出土）双风相背而立作为鼓架，中间以凤冠为支点悬一圆鼓，凤颈与身体几乎成直角，这种大胆的富有想像力的变形增加了整器的装饰美，凤的双足插在作为底座的双兽背上，十分稳定。彩绘以黑漆作底，红蓝绘纹。精巧的造型和绚丽的色彩反映出楚国浪漫而激越的巫文化以及其中礼乐用品的盛况。类似的漆鼓在江陵还发现多件，如1972年在江陵拍马山楚墓发现彩绘鹿鼓2件。鹿高28厘米，作伏卧状，头侧视，鹿背固定一面圆鼓。
彩绘三凤漆盘（湖南长沙出土）圆形，黑底红绘，图案为适合于圆形的风乌云气纹，凤鸟作了大胆的变形，夸张其代表性的部分又便于构成纹样的部分，融化结合于云气纹中，给人露头藏尾，曲折回旋的感觉以及难以捉摸的情趣。
彩绘舞女漆奁（湖南长沙出土）长沙楚墓中出土各种彩绘漆奁，上面绘有狩错，车马人物，宴乐舞蹈等场面。这一件舞女纹漆奁，奁身组成黑色和红色的带状分割面，而在红色地上绘出黑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袖和领，形成色彩对比，画面中11个女子姿态各异，长袍细腰表现出楚国的风尚，形体婀娜，舞姿优美。
彩绘三凤纹漆盘（战国）彩绘漆案（河南信阳出土）信阳是楚国北方重镇，1957年发掘一座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达300多件，除耳杯、豆、勺、盒、箱等日用器外，还有俎、床、几、案等家具以及钟架、鼓架、车马饰具、镇墓漆饰等多种器物。这件彩绘漆案，为长条形，比例协调适用，纹样以黑红彩绘为主，布局简洁大方。黑地上加散点涡纹装饰，粗中有细，富于规律美。古人席地而坐，漆案的使用提供了方便和卫生，促进了生活方式的文明。在信阳还发现一件漆床，是我国卧具的首次发现，为竹木结构，木制框架竹板铺心，有围栏，底有6足，用黑红漆彩绘。
秦代漆器
秦代曾调楚漆艺人集中咸阳，成为官营生产的主力，秦代漆器实物一直所见甚少，到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秦墓12座，其中秦统一后的墓有5座，前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漆器560余件，使对秦代漆器的研究有了可靠的依据。1978年河南泌阳也出土17件秦代漆器。
秦代漆器主要为生活日用器皿，轻巧华丽成为风尚，为了显贵耀富，多用金银铜扣。在湖北云梦出土的一件漆卮，粘贴着用银箔刻成的图案，成为新的装饰工艺。烙印、针刻或漆书文字普遍，如“咸亭”、“亭上”、“朱三”、“陬里”、“许市”等，是一些地名，工匠和官方机构的名称。《睡虎地秦简》记载：“工禀髹它县，到官试之。”意为秦漆工要到专门的地方领漆，再运到官府进行检验。可见秦代对漆业已有较严密的管理。
秦代漆器以木胎为主，控制后再刮削成型，新器型有卮，匙、盂、扁壶，圆盒，双耳长盒、椭圆奁、凤鸟形勺等。彩绘仍以红黑两色为主。小型器皿如耳杯等，常红里黑外，色彩分明。纹样主要有凤纹、鸟纹、云气纹、卷云纹等，以黑底绘红、赭色纹为多。
典型作品有：
彩绘兽首凤形漆勺湖北云楚出土，高14厘米，整器为凤鸟形，修长而微弯的颈为柄，柄端似一兽头，内红外黑并施以红褐金绘羽毛纹，象形而适用。
彩绘鲤鹭纹漆盂湖北云梦出土，这件作品在纹样的表现形式上很有代表性，盂内黑底上绘有两鱼一鹭，即写实又简练生动，鳞纹羽毛都作图案化处理。鹭立中心，头顶缨冠，提一足俯首注视，姿态真实而生动。
彩绘漆梳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木制梳发工具，有2件，齿有疏密之别，疏者为梳，密者为篦。上半部成半圆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红、黄等色漆敷彩的写实人物图案。人物形象生动，用笔简练朴实，画面充满生活气息。
汉代漆器
汉代漆器制造，范围广规模大，楚地已不是突出的制漆中心，全国呈平衡发展，风格也趋于一致。
漆器的生产，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全国有10个郡：蜀郡、广汉、河内、河南、颍川、南阳、济南、泰山、梓潼、武都设置工官管理漆器生产。其中以蜀郡和广汉郡生产的漆器最多也最为精致。漆器生产在历史上达到一个高潮。西汉官营漆器生产工序多，分工细。1932年在朝鲜平壤出土的汉代漆器上，记录了生产地点、年月及分工名称。其中有素工（制作胎底）、雕工（在胎上雕刻纹样）、髹工（在胎上涂漆）、绘工（在漆底上彩绘）、上工（在漆器上加铜扣）、彤工（涂红漆）、铜耳黄涂工（为漆器附耳作铜扣和鎏金）、铜扣黄涂工（作铜扣并鎏金）、清工（最后的修饰工序）、漆工（专门制漆的）、供工（专管材料的）。由此可看出，一件漆器的制作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金银扣器，极其昂贵。《盐铁论》有“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富者银扣黄耳，金玉钟，中者野王伫器，金错蜀杯”。当时还盛行漆画，漆屏风，《后汉书·五行志》：“延熹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
汉代漆器成型工艺仍以木胎、卷胎、夹伫胎为主。木胎制作比前精薄，方圆转折规格准确，外观已很精美。卷胎的胎骨用修长的薄木片旋转粘合成型，胎骨之外包贴数层麻布后髹漆，合缝严密结实，实为卷胎与夹伫的结合，夹伫胎由层层麻布粘合成型，由于精工细作更为流行。此外，还有竹胎、皮胎等。
汉代漆器装饰手法以彩绘为主，颜料有油调、漆调，能使色泽鲜艳，经久不脱。一般仍以器内红、器外黑为主要风尚，黑底上绘红为主兼有黄、白、绿、褐、赭、金、银、蓝、灰等色。绘纹多工细精致，也有信笔挥洒的。锥画、铜扣等技法继续流行。针刻刺划纤细，花纹填以漆色。铜扣发展，有的器物铜扣外不加其他装饰，加强金色与黑色的对比显得典雅华贵。秦代出现的金银箔贴花广泛应用，金银薄片压镂花纹嵌贴漆上，金光与漆色相映成辉。汉代新创镶嵌和堆漆工艺。镶嵌：金银之外，用珠、玉、水晶、宝石、料珠、玳瑁片等，取得特殊效果。堆漆：用漆枪挤出漆液，形成凸起的线饰花纹，再填以彩漆描绘而成。
汉代漆器纹样
上、耳杯，下、盘汉代漆器装饰纹样，题材繁多：（1）云气纹。这种纹样应用广，变化形式有十几种之多，常单独作为器物装饰，也和其他纹样配合出现。纹样不以描写为主，而注重程式化，抽象化的装饰效果，富有节奏，动感强烈。（2）人物纹。由于受儒道思想影响，除神仙羽人外，多孝子烈女及狩猎乐舞等享乐题材。后期多传说故事构成的装饰绘画。（3）动物纹。有龙凤、夔螭、麒麟、辟邪、神鹿、犀牛、虎豹、牛、羊、猫鼠、天鹅、龟鱼、蛙蛇等，多配以缥缈的云气纹。（4）植物纹。在纹样中比重很少，有卷草、四瓣花、柿蒂纹等。（5）几何纹。有圆圈、涡纹、方连、锯齿、棋格、圆璧、B字纹等。汉代装饰风格各地趋于一致，与战国时代相比，更加注重表现形式，追求强烈的节奏以及动感中的韵律。
汉代漆器的实物很多，出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除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外，山东文登，河北怀安，江苏扬州，广东广州，贵州清镇，四川成都、甘肃兰州、陕西西安，甚至新疆等边远省份都有出土，反映出汉代漆器生产的盛况，也说明漆器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汉代漆器的品种，比战国丰富，明显地增加了大件器物，如漆鼎、漆壶、漆钫等，这表明漆器在更大的范围内取代了铜器。在以上出土地点中，以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漆器最有代表性。其中一号墓出土漆器184件，三号墓出土漆器316件，共计有500余件。而且制作精美，品种齐全。有耳杯、把杯、匙、勺、盘、案等成套饮食器具，还有鼎，壶、钫等大件漆器，以及奁、盒、匣、箱等日用器具。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为我国古代漆器工艺增添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彩绘耳杯套盒长沙马王堆出土，委角方圆形，高12厘米。口径：外19厘米，内16.5厘米。盖身以子母口扣合严密，盒内套装7只耳杯，一律内红外黑。叠放稳妥，制作精确。这件器物体现出的设计思想，是汉代在造型设计上的一个突破，既考虑到使用的方便，又缩小了放置的空间。作为食具，又具有卫生清洁的优点。与此同样意义的还有多子盒，在一个大的圆盒内，套放多个造型各异的小盒，有圆形、方型、长方形、椭圆形、半圆形、双菱形等。小盒相互套装成一定格式，数量有时达九子、十一子之多。1974年江苏盱县出土的一件多子漆盒，内装7件小盒。
彩绘三鱼漆耳杯湖北江陵出土，椭圆形，耳微翘。鱼的头部基本写实，而身体用黑红线作图案化处理，风格独具。耳杯（羽觞）自战国以来，一直经久不衰。主要为饮酒器，还与古代“曲水流觞”的活动有关。王羲之《兰亭序》：“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据考，古代习俗于三月初，为祓除不详，在水之上游投入盛满酒的耳、杯，任其漂流而下，杯受阻则取而饮之。所以耳杯的耳大如羽扇，既利于漂浮，又便于提取。
彩绘双层九子奁长沙马王堆出土，圆形套盒，上层放置铜镜，下层套装9件小盒，大小圆形3件，长方形3件，椭圆形2件，马蹄形1件。内红外绿，黑白纹饰，为梳妆盒具，设计合理，制作精美。同时还有一件彩绘长方奁，双层、内置漆缅纱帽等物。堆漆装饰，用漆枪挤出白色漆线勾边廓，用朱砂、石绿、石青、白粉、金粉等调油勾填。色彩斑斓，纹饰华美。
彩绘两用漆几长沙马王堆出土，长方形，可折叠。黑漆涂地，红、赭、绿、金等绘纹，绘有乘云奔驰的巨龙，鲜明生动。足有长短两对，短足固定，长足用活动屑连接，竖起为高几，折藏为短几，设计构思独具匠心。
彩绘人物漆奁湖北襄阳擂鼓台出土，圆形，高10厘米，盖径为25厘米，内底在红漆上用黑漆绘出三组人物：一组三男二女，另两组一男二女和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三组人物之间用树隔开，盖内饰有同样形式的人物三组，有三只飞鸟穿插于人物之间。这是汉代人物装饰漆画的珍品。
东汉墓葬出土的漆器比西汉明显减少，有时较大的墓也只有几件漆器。一方面由于墓葬习俗的改变，这时兴起的砖石结构墓室也不利于漆器的保存。另外到东汉中期以后瓷器的成熟和普及可能促使漆器的生产逐步走向一个衰微的时期。下面介绍2件东汉早期作品。
神仙龙虎画像漆盘朝鲜平壤乐浪出土，这大概是汉代赠送给朝鲜的礼品。纹样为画像装饰，手法洗练，以黑、黄、绿、褐等色漆彩绘。盘心描绘西王母、麒麟、龙、虎等形象。铭文“永平十二年”，是东汉明帝年间（69）的制品。
人物画像彩绘漆箧朝鲜平壤乐浪出土，箧为长方形，上有彩绘孝子图。盖的两侧每边10人，横头各5人，30名孝子在狭长的横带上，如生活中席地而坐，通过微妙的动作、姿势、神态、表现出身份各异的形象。以黑漆为底，红、黄、绿、褐、白等色彩绘，红线与肤色协调；突出眉目的黑白分明，衣褶以浅色块表现，冷暖层次丰富。边饰几何纹二方连续图案，上窄下宽与器型口边结合，稳定自然。
总之，秦汉漆器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它与原始彩陶、殷周青铜一起，体现出三种不同材料的工艺美和三个不同时代对日用器皿在造型与装饰设计上的审美追求，先后演化，共同奠定了汉以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艺术风格。
战国、秦汉染织工艺
战国时期，男耕女织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提供了社会衣食所需的一切，贵族们的豪华享受以及平民们的日常生活无不取之于此。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包含了桑麻植物的普及与大规模的种植，有了充足的原材料，染织工艺在这时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期。
战国时各诸侯国的织染品已具有自己的特色。早在奴隶社会，就将中国划分为9个州，兖州（今河北东南与山东西部），青州（今山东半岛大部），徐州（今江苏、安徽北部与山东南部），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与浙江、江西、福建大部）、荆州（今湖南、湖北与河南、广东、广西、贵州一部分），豫州（今河南黄河以南与湖北、陕西一部分），冀州（今河南、河北黄河以北与山西大部，辽宁、内蒙古一部分），梁州（今四川大部与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分），雍州（今陕西北部与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一部分）。各州每年都要将该地有特色的织染品或半成品列为贡赋交纳王室。《尚书·禹贡》记载“兖州贡漆丝和织文、青州贡盐丝（野蚕丝）（麻织品）、徐州贡羽毛玄（细黑红色丝织品），豫州贡漆伫（伫麻布）、纤（细丝织品），荆州贡厥玄玑组……”。战国时原属青、徐二州的齐鲁地区成为织染业的中心，有所谓“千里桑麻”及“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的称誉。
战国时期，农民手工业与各诸侯国官营的织染大手工业作坊都有很大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一批万户以上的城邑，成为商业与交通的中心，不少新兴地主成了经营织染手工业的富商巨贾。在兼并战争中，常导致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转移，使各地的技艺得到交流的机会，促使织染业的进一步繁荣。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织机的改革。战国时，一种春秋时期发明的脚踏斜织机很快取代了传统的踞织机。斜织机的经面与水平机座成60度的倾角，由于改用脚踏提综，手可以更快地穿纬，使速度和质量有很大提高。据记载，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馈赠的丝织品数量，比春秋时高出百倍，可见当时织染业的飞速发展。
秦汉时期的织染业在战国基础上发展成历史上空前的盛期。长安开始，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主要运销中国的丝织物而称为丝绸之路。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名字总是和丝绸连在一起的，古希腊的《史地书》中以“丝之国”、“赛里斯”来称誉中国，古罗马的《博物志》称赛里斯人极为聪明，大地的边缘到赛里斯国为止。古罗马凯撒大帝（公元前100年至公元前44年）曾穿着一件中国的丝绸袍去看戏，在场的人对那异常绚丽而又光彩夺目的皇袍惊羡不已，认为是破天荒的豪华以至于无心继续看戏。穿着中国的丝绸成为高尚和时髦的象征，由于辗转争购，使丝绸在西方市场上价格昂贵，也使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兴旺发达。与此同时，汉武帝时还开辟了一条由我国雷州半岛开始，经南海、支那半岛、孟加拉湾直达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我国的养蚕、缫丝、丝织、印染等技术先后于公元1世纪和5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和欧洲。
战国、秦汉丝织工艺
战国时期，丝织业的中心在齐鲁地区的山东。秦汉后山东仍为我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以齐、陈的临淄、襄邑最著名。同时，四川的蜀郡成为我国第二位的丝织业基地。东汉时，蜀锦以其特有的地方风格而闻名，其中以成都地区的蜀锦最佳，成都又是蜀锦的主要集散地，因此有“锦城”的美誉。
丝织物的品种，发展到汉代，已有绢、素、练、缟、綮、缦、缚、缣、纨、纱、罗、绫，觳、绮、锦、织成等，其总称为缯帛。
绢、素，练、缦、缟是普通丝织品，多为本色，也有染成各种颜色的，如绢在战国时用量最大，除白色外，有朱红、紫红、黄、褐、黑等色。
缣、纨、缚是用经过处理的丝织成的精细的高级素色丝织品。《后汉书·章帝纪》有“诏齐相省冰纨”句，这里的冰纨是形容纨的高贵和洁白，后世常以纨夸子弟来形容富家子弟，这里纨是指豪华的穿戴。有人曾将当时的绢和缣作比较，缣比绢精细得多，如汉绢每平方厘米经线46根、纬线36根，而汉缣每平方厘米经线80根、纬线55根。
纱、罗是用特殊工艺织成的高级丝织品。纱、罗的组织比一般丝织物复杂得多，它的经丝是相互缠绕纠织的，表面有透空的孔眼，一般孔眼布满织物表面的叫纱，孔跟按规律分段出现的叫罗，有些罗的孔眼还织成几何形纹样，如著名的朱红色杯形菱纹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纱、罗需要在复杂的纠经织机上织成。战国时，纱、罗织品已风靡一时，如用纱涂上漆做成纱帽以及用罗制成的罗账、罗幔、罗衣、罗裙等。楚国的诗人宋玉曾用“罗、纨、绮、纟贵盛文章”来赞美琳琅满目的丝织花罗。
觳是一种表面起皱，有凹凸不平肌理的丝织品，它是利用两种拈度不同的强拈丝作经纬线交织而成的。细薄的质地，却能给人以厚实的感觉。
绮、绫是有花纹的素色丝织品，绮为斜纹起花，平纹织地，绫为斜纹组织，变化起花。绮和绫都是极精美的丝织品。
锦是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品，是丝织品中最华美和昂贵的一个品种，所以锦作金旁。汉代的锦多以经线起花，通称为经锦。这种经锦，纬线以一单色，经线常为三色，由经线显花纹时，三种色彩的经线，常一种作地色，一种作花纹色，一种作花纹的轮廓线。在汉锦中，还发现一种特殊织造的锦，被称为绒圈锦。这是一种多重经丝提花的丝织品，花纹由织出的环状绒圈组成，使花纹具有立体感。这种锦常作为边饰应用，增加了服饰的视觉效果。如果让绒圈断开，则相当于现代的提花丝绒。
丝织的装饰纹样。早在商周时期已有简单的几何图案，如商代安阳出土的铜钺上残留有云雷纹绮的印痕。到战国时，除几何纹外，开始出现鸟兽、龙凤等动物纹样。发展到汉代，纹样更加丰富，流行云气纹及文字装饰。
几何纹战国时期丝织纹样以几何纹为主，这一方面因为丝织的经纬变化中最容易出现几何纹，另一方面几何纹独具一种装饰美。战国时的几何纹样，有棋格纹、菱纹、六边形纹、S形纹、圆圈纹、三角形纹、龟背纹、叶形纹等，其中以菱形纹最多也最富于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纹样。汉代几何纹继续流行，主要有菱形纹、雷纹、方格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等。汉代的菱形纹多为双菱纹，即在大菱形的两对角处附以小菱形，又像俯视的耳杯，所以也称杯纹。在汉代，这种双菱纹还常在铜镜、漆器和石刻工艺上出现。
汉代织染纹样
上：泥金银花纹，下：双菱纹鸟兽纹鸟兽纹最早在战国丝织物上出现，有龙、凤、虎、麒麟等。汉代鸟兽纹成为常用图案，称为神鸟神兽，具有祥瑞的意义，有龙、凤、虎、豹、鹿、仙鹤、鸳鸯、锦鸡、鸿雁、双鱼等。由于是神兽，在龙和走兽的身躯上常带有翅膀。
人物纹战国时发现人物歌舞的丝织纹样，汉代有人物骑猎纹。人物纹相对较少，而且在画面中占的位置也很小，由于丝织工艺的限制，人物形象一般没有细部的刻划，但对人物的动态和气势仍表现得很生动。
文字纹用文字作装饰，是汉代工艺的特色，除丝织品外，铜器、漆器、石器等都是如此。汉代丝织中的文字装饰多采用吉语，主要多见于新疆出土的汉锦，这些汉锦以其文字装饰来命名。常见有“如意”、“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宜”、“登高明望四海”，还有“韩仁绣文衣子孙无极”这件锦的文字很有新意，既表达了吉语，又交代了织造的工匠，同时还带有宣传的作用。
云气纹云气纹是汉代最有特点的纹样，在汉代其他工艺品种上都十分流行，是汉代图案纹样中最流行的一种。在丝织纹样中，云气纹常作为画面中的主纹，以其为主体，分布穿插其他纹样。云气纹变化丰富多样，具有强烈的流动感。
汉代丝织纹样中的鸟兽纹、文字纹、人物纹大都穿插布置在云气纹中。这些纹样的流行与当时统治阶级信奉讦纬神学有关，包含着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多子多孙，吉祥如意等思想含意。
战国、秦汉的丝织图案，多以散点排列、横带式排列、几何形排列，构成不断发展变化的丰富多彩的四方连续形式。
战国丝织品的实物主要出自楚墓，这主要因为当时用木炭和白胶泥封闭的木棉墓葬有利于丝织物的保存。其中最集中的发现在湖北江陵，分布最广的地区是湖南长沙。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战国丝织品，主要为形状完整的衣、袍、衾、裤、裙、夹袱、组带等衣物，织物的品种有绢、锦、纱、罗、组、绦等，（组、绦是丝带一类的织物），在每一个品种内，又有多种织法和不同的色彩纹样。其中“几何纹凤鸟纹锦”，为二重经双色织成，土黄、棕、深褐作地色，灰黄、朱红、深红交错起花成带状排列，有凤鸟、蒲纹、回纹、菱纹、六边形纹组成并列的二方连续图案，色彩交替使用，构成复杂的装饰效果。舞人动物纹锦，三色织成，黄、褐色为地，红色提花。纹样单位有七种八组交错排列，连续的波状三角形骨架，排列着对称的龙凤，麒麟和舞蹈人物，舞人为高举双袖，束腰飘带的姿态，纹样间点缀着双菱、S形纹等几何纹样。是楚锦中的珍品。
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有在平纹绢上绘制的帛画，有用绢、纱、罗制成的丝袋、丝带。丝带中有以斜纹纱织成的有规则的网目空花，也有织成紫褐色齿纹的且能迎光变色。长沙左家塘楚墓为战国中期墓葬，出土中有许多在深色底上织出各种花纹的锦。如有深棕地红黄色菱纹锦，褐地红黄色矩纹锦，褐地双色》格纹锦，朱地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等。在一块褐地矩纹锦的边上还用墨书写了“女五氏”三字，并盖有朱印，另一块褐地几何填花燕纹锦上出现燕子的形象。除楚地外，在苏联阿尔泰地区相当战目时期的巴泽雷克古墓中，也出土了有着同样菱纹的战国丝织品。
汉代丝织物的出土比战国普遍，不仅国内各地出土甚丰，国外的蒙古、朝鲜、前苏联的撒马尔罕及黑海边的刻赤、叙利亚的帕米拉及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木土拉等地，都有汉代丝织物出土。其中朝鲜的乐浪王盱墓，出土了东汉建武水平时的罗、绢、缅等织物。蒙古的诺颜乌兰古匈奴墓和通瓦拉古墓出土有汉代的绢，刺绣和毛织物，织物上能看出龙、鹤等纹样。国内以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与新疆楼兰古丝绸之路上的东汉墓葬出土最丰也最具代表性。
1972年长沙东郊马王堆一号墓的发掘，出土了大量西汉丝织品，有成件衣服58件，单幅的丝织物46段，品种有缣、绢、纱、罗、觳、锦等琳琅满目，其中“缣”并丝平纹组织，经丝精密到每厘米120根。“蝉翼纱”，蝉翼形容其轻薄透明，宽49厘米、长450厘米的一幅，重量仅2.8克，从缫丝到织造均精工细作。“吹絮纹”，吹絮形容其轻薄如空，举之若无的感觉，充分显示了丝绸的优越性。“朱红色杯形菱纹罗”，菱纹罗是汉代高级丝织品，除长沙马王堆外，山西阳高及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出土而以这件最具代表性。“杯纹绮”，在平纹底上织出斜纹菱形花纹的丝织品，质地轻薄透明。方孔觳，自然绉缩形成凹凸不平肌理的丝织品，异常精美。长沙马王堆还出土了不少汉锦，有“黄地龙凤纹锦”、“绛地红花鹿纹锦”、“孔雀纹锦”、“茱萸纹锦”、“几何纹锦”以及经特殊织造的“绒圈锦”等。此外，还有不少绦、纂、组等丝带一类的织物。
新疆楼兰民丰等地出土的丝织品典型作品有“长乐明光锦”，重经起花组织、蓝地，深蓝、湖蓝、灰白三色起花，鲜丽典雅，寓意美好。“登高明望四海锦”，吉语的含意来自秦皇汉武登高望海，封禅求仙的故事；纹样中的云气、龙凤、虎豹均与想像中的仙境有关。深蓝色为地、赭红、正黄、草绿三色起花，色彩深沉，华而不艳。还有“韩仁锦”。新疆民丰县出土的东汉丝织品有“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还有“菱纹绮”、“鸟兽葡萄纹绮”等。
战国、秦汉印染工艺
战国时期，在植物染料的种植和对染料性能的认识上，比春秋时有很大进步。如对蓝草、能利用发酵技术将已氧化而无用的蓝泥，重新还原成有用的染色，这样就再不用抢季节，而随时可以进行染色了。荀子曾对印染技术进行总结，得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名句，他还将紫草与空青、赭色、涅等矿物染料进行染色比较。《周礼·考工记》也总结了战国时期印染工艺的成就，如记载了染色时的复杂过程和不同分工。春秋时已掌握的缫丝、漂白、晾晒等具体操作方法到战国时期更加完善。
汉代掌握的染料更加广泛，有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两类。植物染料主要有：（1）蓝草。从中提取靛蓝可染青色，汉代北方蓝草种植普遍。（2）茜草。提取汁液可染红色，这种红称为“绛”色。（3）红花。是汉代从西域传入的植物，红花染成的红称“真红”（大红色）。（4）栀子。果实中含有黄色素，是一种直接染料，可染成桔黄色。《汉宫仪》记有：“染园出卮、茜，供染御服。”可见栀和茜都是高级染料。（5）栎实、橡实、五倍子等。这些植物含有单宁酸和铁盐作用生成单产酸铁沉淀，可用来染黑，性能十分稳定。植物染料还有槐花、冬青叶、莲子壳、乌桕叶等。矿物颜料主要有朱砂、铅白、绢云母和炭黑等。
丝织品的印染，一般是先织后染，如绢、缣、纱、罗、绮等，锦是彩色有花纹的丝织品，所以是先染后织。印染的方法有浸染法和涂染法两种。浸染法主要用于植物染料，将织物在染料中直接泡染，也可在不同染料中多次浸染产生复杂的色彩，也有使用媒染剂与丝织物或染料产生化学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色彩。涂染法主要用于矿物染料，将矿物颜料调以粘合剂涂于织物表面，它可以套染出现多种色彩，也可以绘制具体花纹，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不少彩绘丝织品中，红色的花纹都是用朱砂绘制的。
在印花技术方面，汉代已有印染、夹染和蜡染等多种印花技术。（1）印染。是凸版印花，出现于春秋战国，到汉代已很成熟，在上刻成凸出的花纹，再将染料压印到织物上。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中有几件印花敷彩纱就是采用的这种印染方法，而且是和手工敷彩结合的印染品。纹样多为茱萸纹，一般用凸版印出枝蔓骨架，再用手工绘染花蕊、花叶等。（2）夹染是凹版印花，用两块薄木板雕刻成相同纹样，将织物夹在两板之间，镂空的纹样处刷上染料。（3）蜡染。我国西南地区的蜡染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先将熔化的蜡在白色织物上画出纹样，然后人染，主要为蓝色，去蜡后显出白花，得到蓝地白花的印染品。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墓中发现两件蓝白印花布，其中一件边缘为宽窄不同的线框，中间为平行线交叉分割成的网状菱形纹，还有一条由圆圈和圆点组成的花边。另一件除有黑白格纹外，还印有龙纹、凤纹和人物纹。这二件印染品的出土及马王堆印花织物的发现，为汉代印花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工艺精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马王堆出土中还发现一种泥金银印花纱，印纹由银色的曲线和金色圆点组成，套印得十分准确，说明在西汉时已能使用金银粉作印染剂，使之2000午后，仍然鲜艳如初。
汉代印染织物的色彩十分丰富，主要有大红、朱红、深红、绛、紫、藕荷、深棕、浅棕、金、银、古铜、黄、驼黄、米黄、绿、翠绿、香色、深蓝、浅蓝、青、蓝黑、黑等数十种之多。
战国、秦汉刺绣工艺
战国刺绣工艺已成熟，与锦并称“锦绣”，由于刺绣不受织造工艺限制，更显得风格生动活泼。这时已采用铁针代替原来的竹针和骨针。绣地多用绢和罗，针法主要采用锁绣，即“辫子股”绣。绣纹有龙、凤、虎及云纹、草叶纹、几何纹，形象生动而富有神话色彩。绣色有朱红、绛、金黄、浅黄、蓝、绿、棕、青、褐等，依构图需要有时满绣，有时间绣。战国刺绣实物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的出土最有代表性，有绣衣四件、绣袍三件、绣衾二件、绣裤一件及一些边饰。纹样主要为龙凤纹，典型作品有“龙凤虎纹绣”，通幅绣以清晰的龙、凤、虎纹，龙凤曲体展翅，互相穿插连接富有装饰性，尤其是以黑红相间条纹表现的猛虎，昂首扬尾，显得格外醒目和生动。1958年长沙烈士公园楚墓也发现几件绣品，都用辫子股绣针法，纹样多以矫健飞腾的龙凤纹穿插于流动的云纹之间。另外，在前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中，发现有我国战国时期的绣品，为一鞍面，上面用辫子股绣绣出形象多样变化的凤纹。说明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就已传到国外。
汉代刺绣更加普及，工艺更加先进。王充《论衡》有“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说明刺绣在山东一带民间普及的程度。汉绣除锁绣，平绣外，增加钉线绣针法，多种针法交替使用，使纹样更富有立体感。纹样主要有云气纹、动物纹，其次有几何纹，文字装饰等。
汉代刺绣的实物以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最丰也最有代表性。马王堆出土绣品四十余件，其中信期绣十九件，长寿绣七件，乘云绣七件。多以绢、绮、罗为绣地，用朱红、土黄、浅蓝、湖蓝、草绿、棕褐等各色丝线绣出。典型作品有：“黄地菱纹罗乘云绣”，在卷曲缥缈的云气中，有一只眼的神兽在乘云飞升，这种形式也是乘云绣的共同特点，寓意祥瑞。“黄地缣长寿绣”，长寿绣的纹样多为云纹，花蕾和叶瓣组成，也称之为茱萸纹。茱萸实为“长寿绣”图案（汉）一种植物，有浓香且可以入药，古代有佩带茱萸以祛灾辟邪的习俗。茱萸纹变化形式优美，呈椭圆心形叉刺状，国外有称为“叉刺纹”，作为织绣纹样具有吉祥含义。“褐地罗信期绣”这是19件信期绣中的一件，信期绣总的特点是图案单元小，只有长寿绣和乘云绣的三分之一，且线条细密，绣面布满长尾的小“燕子”，燕子是候鸟，用来寓意信期。
新疆的民丰县出土有汉代的绣花镜袋，绣花粉袋及绣花裤管、袜带等边饰，纹样有动物、卷草和如意纹。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出土带有云纹的绣品。河北怀安五鹿充汉墓也出土了绣品。蒙古出土的汉代绣品中，有与中原地区一样的云气纹、龙纹和动物纹样。
战国、秦汉麻毛棉织工艺
丝绸是高级衣料，战国、秦汉时期的普通百姓仍以葛麻纤维织成的布为主要衣料。战国时麻布多于葛布，麻的种植和加工比葛简单，而且一年可以三次收割，所以麻的种植量很大。战国时期，麻布织造工艺提高很快，精美洁白的芋麻布甚至可与丝绸比美，当时齐国的宰相晏婴曾赞道：“布衣足以掩体御寒，不务其美”。并以身作则地穿起布衣来。芋麻布常夏天服用又称“夏布”，葛布则称“缔”。长沙战国楚墓曾出土几块麻布，织造已很精细，每平方厘米经线28根纬线24根与现代细布基本相同。
发展到汉代，芋麻的种植和加工技术更有提高，社会的需求非常大。《汉书》载：“冬民既人，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反映汉代妇女在冬季来临之前赶织麻布的情景。
除中原地区外，边远各地也都发展葛麻生产，出现一批优质产品。《盐铁论·木议篇》中有“蜀郡之布”和“齐陶之缣”，说明四川地区的麻布和山东地区的丝织品在当时是齐名的产品。浙江生产的越布也很有名，《后汉书·独行陆绩传》载：“会稽产越布，陆绩常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见而好之，自是遂敕令会稽常献越布。”
汉代还生产一些特殊用途的布，如新疆罗布淖尔汉墓中发现一块西汉漆布，可以想见在当时丝绸之路上，这种涂上漆的布在防雨、防尘方面起的作用。
汉代葛麻布的实物，在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及新疆等的汉墓中均有发现。
毛织工艺在汉代以前主要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西汉时，中原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发展了毛织品的生产。
汉代毛织品的品种已很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其人能作旌毡、斑厨、青顿、纟比、羊羧之属。”西南地区如此，西北地区则更丰富，《太平御览》用“积如山丘”来形容公元前52年汉宣帝时，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入长安时带来的毛织品。
厨和毡是两种主要毛织品，厨主要用作冬装的衣料，毡可以作靴帽，也可以作地毯铺地。
“人兽葡萄纹厨”，（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为双面平纹组织，由蓝白两色交织而成。纹样写实，由卷发高鼻的人像，动物及枝叶间成串的葡萄。富于西域地方特色。“龟甲四瓣花纹厨”（同上）是红蓝白图案，在龟甲形几何纹格中嵌红花，纹样体现中原地区风格，这二件作品同出一地，反映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民丰、洛浦等地出土不少毛毡，毛毡在当时用量很大，尤其游牧民族，野外席地而坐时，起隔潮、保温作用。毛毡传入中原后还和刺绣结合出现“华毡”。
棉花原不产于我国，西汉时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在新疆的楼兰和罗布淖尔发现西汉晚期的棉织物残片。在民丰发现东汉的棉织物。
我国海南岛生长一种灌木型棉花，俗称木棉，并在汉代生产出著名的“广幅布”，这使海南岛的棉织生产有着悠久历史。另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很早开始自己的棉织生产。古代云南称棉花为“白叠”，织成布后，还能自行用天然矿物和植物染料，印染成色彩丰富的白叠花布。
战国、秦汉服饰工艺
服饰是人们生活中的物质需要。也是特定文化的反映，它的形成与演变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阶级社会用以“严内外、辩亲疏”且“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自奴隶社会的商周，一直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上层统治阶级的宽袍大袖与普通百姓的短衣小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冕服，这个阶级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制服，商代已初步形成，周代出现了冕服制度，封建社会的秦汉成为定制，一直延用到清代，对它的形式、色彩和纹饰，各朝都有极严格的限制。
战国服饰工艺
春秋时期，古代礼制盛行，各地诸侯也基本按礼制行事。至战国，诸侯之间战事频繁，新兴地主阶级标新立异，使“衣冠异制，各殊习俗”，（《淮南子·览冥训》），各地的服饰出现不同的特色。同时，为适应战争和普遍增加的劳作，促使汉族传统的长袍长裙的改变，公元前320年左右，赵国武灵王大力推行北方少数民族以短衣长裤为主的胡服，方便了骑射和劳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服装改革。随着短衣窄袖和长裤在中原地区的出现，高冠和带钩等服饰也流行起来，皮制革带，系靴挂佩成为风尚，金属带钩精工而多样，有所谓：“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之说。战国织染绣工艺的发展，使衣料品种日益丰富，夏日缔伫纱罗，春秋夹衣，冬日丝棉锦袍，轻裘厨衣，配以冠帽、鞋履、佩饰等。战国的服饰工艺进入一个多样化的大发展时期。
深衣制自春秋定型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整个封建社会，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而且不仅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基本如此，所有服装都是在深衣的基本形上加以变化的。战国时深衣的基本形制为：交领右衽、方领、圆袖、长身下宽、束腰加带的宽大衣服，这种服装穿脱随意，舒适保暖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战国时的深衣已有不同款式，如表里夹层的称“袍”，单层的称“禅”，下摆有直裾和曲裾等。所谓曲裾是下摆斜势绕身而下的式样。
战国时男子流行戴冠，蝉翼纱冠、漆冠以及金银珠玉装饰的各式冠笼出现，原来安发的笄（发簪）这时又增加了固冠的功能。女子的笄更加突出装饰功能，常做成凤鸟、孔雀、鸳鸯、龙等形，而且女子笄发象征着已经成年，古代有“女十五而笄”，表示女子15岁成年可以婚配。战国时鞋袜成为不可缺少的服饰品，做鞋的原料有丝、麻、草、皮等，并已出现有翘头装饰的鞋，战国时的鞋称作舄，屦或履。
战国服饰品的实物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的出土具有代表性，其中“棕色菱纹锦袍”为深衣式，衣长161厘米，袖长277厘米，袖宽37厘米，矩形领口，右衽直裾，领口饰几何纹，袖口为黄黑几何条纹，裾缘为凤鸟绣纹。还有“对龙对凤绣纹浅黄锦袍”、“凤鸟花卉绣纹棕色锦袍”等完整的衣物多件。另有丝履、葛履及佩玉、宝剑、指环，金银笄饰等服饰配件多件。
秦汉服饰工艺
秦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了周礼，对其冕服制度，在吸取其他各诸侯国服样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统一规定。秦制定的包括服饰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为汉以后、隋以前各朝遵行并沿用。
秦汉冕服，皆深衣制，为交领右衽，袖大口圆，上衣下裳由12幅连成，腰前饰蔽膝，腰间系革带与大带，革带用以系佩玉，绶带和带钩等，大带用以束腰。冕服本来主要用于祭祀场合，汉代范围增加，除祭服外，有朝服、蚕服、婚服等。汉初对皇帝、皇太后、皇后以至公乘以上百官的冕服作了规定。汉成帝时，还重新制定了“大佩制度”和“组绶之礼”，大佩是典礼时佩带的礼玉，系于腰旁，由珩、璜、踽、瑁、冲牙等组成，组绶是各色丝线织成的带子，这些均由朝廷颁发，形状、色彩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秦代冕服尚皂色（黑色），以为获“水德”之瑞，后黄色为贵，象征中央，黄色逐渐成为封建皇帝的专用服色。东汉时，服色尚赤，以为东汉是应“火德”而得天下，又按照“四时迎气”等神仙思想，规定了四季服色，春服青色，夏服赤色，秋服绛色或黄色，冬服黑色或绛色。在立春至立冬日，皇帝要率百官换上季服分别到东、南、西、北郊去进行祭祀活动。冕服中的冕冠，也称冕，周代初建冕服制度时已产生，其基本形制为秦汉及以后各代沿用，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也按此形制作冕冠一顶。汉代冕冠为一块长一尺二寸，宽七寸的木板，上为玄色，下为全熏色，后比前高一寸有前倾之势，前后有悬垂的珠串，称旒。皇帝用白玉珠十二旒；三公以上用青玉珠，七旒；大夫以上用赤玉珠，五旒。汉代皇帝的冕服仍以十二章花纹作装饰。
汉代日常服饰，男子多宽袍大袖，长裙，丝履，高冠，一般劳动者多短而瘦的衫裤。妇女不分贫富，一律上衣下裙，头戴巾帼，只是贵族妇女衣料高级，且发饰华丽。
秦汉时期服装的款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袍与禅袍与禅都为深衣，长至膝下或及足。深衣，单层不加里者称禅衣，也即单衣；禅衣加衬里或加絮者，称袍，多为春秋或冬季服用。袍或禅都有直裾和曲裾两种，衣襟从领上斜到腋下，然后直通下去称直裾；衣襟斜势绕身而下称曲裾。西汉妇女多着曲裾服，长沙马王堆出土的12件禅衣，有9件为曲裾，东汉则以直裾普遍。秦汉时妇女还常穿一种，其与禅衣的不同处只是领口，袖口及下裾处无重缘装饰，显得很随意，所以不能在礼仪场合下穿着。
衫与襦衫与襦一般都为短衣，短衣单层不加里者称衫，短衣加里或加絮者称襦，襦类似现今的夹袄，也是春秋或冬季服用。衫在战国时称中单，汉代，衫多为短袖，常穿在深衣内或夏天贴身穿，据说汉高祖刘邦常汗透衣衫而嘻称为汗衫，也有称汉衫的。还有一种常穿在深衣外的无袖衣衫，也称半臂。汉代妇女，不分贫富，平时多上穿衫襦，下服长裙，富者用罗、绮、锦加绣，贫者用葛麻布为之。妇女服用的衫襦，也常称作褂衣、褂袍。衫与襦有时也有长过膝的称长衫、长襦，对于劳动者而言，衫襦短则利于劳作，长则利于保暖，二者不可求全，有时也将衫襦的下角撩起系于腰间以便于劳作。
褙子这是一种袖短而大、对襟的长衣。始于秦代，流行于汉及以后各代。常穿在衣服的最外边，既能防尘保暖，又舒适随意。
裙秦汉时，男子在深衣外面还着长裙，腰系带，裙一般冬长夏短，劳动者将裙掖在腰间带下，不劳动时也可放下，非常方便随意。妇女着裙更加普遍，在深衣出现前，裙子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华古今注》载：“古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上加翟衣，皆以绢为之。始皇九年，宫人令服五色花罗裙，至今礼席有短裙焉。”东汉的裙突出体现了审美追求，衫襦渐短，裙腰渐高，裙长及地，妇女穿着时，显得形体修长，姿态优美。东汉晚期的妇女更是裙腰及胸、行不露足。长裙之风还波及到深衣，东汉顺帝时，有一种曲裾大袖禅衣，后裾长而拖地，形如狐尾，被称为狐尾衣。据说是国舅梁冀的妻子孙寿所创，京师妇人以为时髦竞相仿效，后人也有称“梁氏新装”的。汉代劳动妇女常服“蔽膝”，这是穿在衣裙外的一种围裙，直至今日，苏南妇女仍作为日常必备的服饰。
即裤，中原地区在胡服引进前已有，和裙都是下裳，最早的应是由裙从中间缝合演变而来，所以早期的多裤腿肥大，无裆，不分前后。《说文》：“绔，胫衣也。”释名曰：“跨也二股各跨别也。”赵武灵王引进胡服后，在中原地区流行，到汉代已有分前后裆的，称穷。汉代士庶男子常在深衣内穿祷，劳动者常短衫长，劳作时将挎腿用布条束在膝间。汉代还有一种短，类似现今的三角内裤，《史记》载：“汉司相女著犊鼻挥，晋阮咸七夕晒犊鼻挥，以三尺布为之，前后各一幅，中载尖裆交凑之。”这里二次提到的犊鼻挥，仅用三尺布为之，可见它的短小，挥在当时是指有腰有裆的裤。汉代妇女穿裤也很普遍，一般至深衣或裙内穿裤，女裤多裤腿肥大。
汉代男子平时以巾束发并加笄，汉巾在头顶处包住发髻，后面由两根系带自然垂下。汉末兴幅巾，以整幅细绢由额前向后包发，系缚后余幅垂下。汉代的冠帽是区分等级与不同场合的礼帽，据《后汉书·舆服制》记载有十六种之多：冕冠、长冠、委貌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云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冕冠，前已述及，是大夫以上贵族的礼帽。爵弁和委貌冠是仅次于冕冠的礼帽，多以鹿皮制作，外形如两手相合呈下宽上尖状，后人连环画中诸葛亮所戴即是。进贤冠为一般文人所戴，外形前高后低，前后连接的诞板长八寸，冠前有梁，梁有多寡，汉代规定：公侯为三梁，博士为二梁，博士以下为一梁，文官戴的进贤冠都配有介帻。樊哙冠是帝王贵族殿前卫士所戴，外形扁平如盾牌，据史料载，楚汉相争时，项羽设鸿门宴欲加害刘邦，卫士樊哙拼死护卫，故以其名命之。其余，高山冠以使者所戴，法冠为执法者所戴等。
汉代妇女多梳发髻，髻以专用头巾裹之称巾帼，一般士庶妇女梳平髻，贵族妇女喜高髻盛装，高髻以金属丝为圈，依圈编发而成。髻有多种形状，据史料记载有堕马髻、瑶台髻、迎春髻、望仙九鬟髻、分臀髻等十几种。发髻以簪珥装饰，簪长一尺，端部饰华盛，亦称花胜，常为嵌有翠玉服饰的凤凰，啕垂五彩串珠，行走时随步摇动，故称步摇。
汉代丝履有歧头，圆头等形式，歧头为方履，鞋头分叉，贵族妇女多着歧头履，鞋面多用刺绣装饰。革履，即牛皮靴，为冬装，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双汉代牛皮靴。木履，以木为之，底施二齿，可能为雨天行走，便于清冼。一般平民着平底布鞋，以葛麻布为之。
战国诸侯强兵自立，秦皇汉武兼重武功，戎装在这一时期很受重视，赵武灵王当时大力推行胡服也主要用于戎装，其形多窄袖露手，衣长齐膝，下着长裤。秦汉后有一种服式称“褶”，就是由胡服演变而来，即裤子，褶是一种有衬里的夹衣，式样为比袍稍短的一种半大衣。秦陵兵马俑所展示的庞大军阵，其中将士，骑步兵戎装的基本形制正是如此。服装之外，再披铠甲，其中将军俑的铠甲，底由整片皮革或织锦制成，腹背部由无数甲片呈V字形铆合排列，称鱼鳞甲。下摆前面呈三角形，周饰宽边，两肩披缚，胸背肩各部由彩带系结。其余将士铠甲依次从简。汉代铠甲在秦基础上发展，河北满城及内蒙等地均有汉代铁制铠甲出土。
汉代服饰实物出土较多，比较集中的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以及新疆民丰、武威等地的汉墓。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共出土成件服饰58件，有锦袍、纱罗禅衣、襦、裙、丝履、锦袜、丝带等多种款式，其中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袖裾均重绢缘边，整件衣重仅为49克。新疆地区的出土也有锦袍、襦、裙、手套、丝履、锦袜等多种。
战国、秦汉琉璃工艺
琉璃为早期玻璃，现代一般称不透明的为“料器”，半透明的为“琉璃”，透明的为“玻璃”。古称琉璃，也有称“理琳”、“陆离”的。
我国早在西周时已有琉璃出土，如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出土有白色琉璃珠，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琉璃珠多达千余颗。到战国时，出土增多，河南陕县出土的蓝色琉璃珠在深蓝色圆珠上交错排列着浅蓝、绿、乳白等各色点饰，同时已有大件琉璃器皿，以长沙地区楚墓出土最丰，典型作品有：深绿琉璃杯、影青琉璃璧、琉璃碗、琉璃剑饰等。
汉代琉璃与陶瓷并行发展，广东、湖南、广西、河南、江苏、河北、内蒙、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均有发现，东汉时，透明度已很高。品种多样，装饰品类有珠、管、耳王当、环、璧等；日用品类有碗、杯等；葬具有鼻塞，口蜡。其中琉璃珠有圆、椭圆、棱形、橄榄形、网坠等五式。色彩以蓝色为主，也有青、淡青、绿、乳白、月白、红、紫褐、黑。纹饰有谷粒纹、云纹、蟠龙纹、柿蒂纹等。典型作品如洛阳烧沟出土的红色琉璃珠，广西贵县出土的托盏高足杯，蓝色琉璃杯等。
我国的玻璃工艺虽起源很早，但发展一直缓慢，主要原因是所属为铅钡玻璃系统，易碎而不耐高温，与后来由西方传入中国并流行的钠钙玻璃系统没有内在联系，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玻璃工艺。
战国、秦汉建筑装饰工艺
战国时期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各国都广建宫殿，秦始皇吸收六国建筑的精华，在咸阳大兴土木，修建了阿房宫、未央宫等一批宫殿，形成了新的统一的建筑风格。汉代的建筑更加普及，不仅皇室贵族的建筑日趋豪华，一般士庶平民的居室也普遍舒适和美观。汉赋中用了很多华丽的词藻来赞美汉代的楼阁等建筑。同时，由于厚葬，当时的人们事死如事生，墓室的建造规模也越来越大，使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工艺和墓室装饰工艺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当然，三四千年前的建筑能完整地保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都是在遗址和墓葬中有较多实物出土的瓦当、空心砖等建筑装饰工艺和画像砖、画像石等墓室装饰工艺。如从材料工艺来分，砖瓦、画像砖又属陶瓷工艺，画像石、碑刻等又属石雕工艺。
瓦当
瓦当是瓦的一种，瓦有筒瓦、板瓦、瓦钉、瓦当等。瓦当为瓦的端头，当者端也，俗称“瓦头”，由于处在房檐的部位，成为装饰的重点，模印有各种精美的浅浮雕图案。
战国瓦当多为半圆形，纹样各国自成风格，其中以齐国的临淄、燕国的下都及洛阳等地的出土最精美。齐国临淄的瓦当多是居中置一大树，两侧对称塑出人物、动物或云纹，线条精细。燕下都的瓦当多双龙纹、双凤纹、饕餮纹、人物纹、山字纹、窗棂纹等，纹样多达三十余种，线条粗放浑厚，还曾发现一种巨型瓦当，长达1米，在山字形中装饰有动物纹。洛阳出土的瓦当以卷云纹居多，另外战国时秦已有圆瓦当，以后秦汉的瓦当都为圆型。
秦代瓦当风格秀丽，以变化的卷云纹为主。
汉代瓦当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气象，瓦型中心多有圆钮，边轮整齐，制作精美，纹样有文字铭纹，动物纹及云气纹，几何纹等。
文字与汉代其他工艺一样，文字成为主要装饰，以四字为多，也有二字，六字甚至十二字的，字体有篆书、隶书多作对称排列。文字内容主要为吉祥用语，如“长乐未央”、“千秋长安”、“延年益寿”、“大吉富贵”、“千秋万岁乐未央”等，有的甚至直书“万岁”二字。也有表示一些历史事件的贺语，如“单于和汉”、“汉并天下”等。另有一些表示某座宫苑和寺庙的名称或一种特定的含意，说明汉代已对具体建筑进行专门的纹样设计并设窑烧制，如“上林”、“池宫当”、“阴”和“高安万世”、“永承大灵”等。
动物纹有龙、虎、龟、蛇、凤、鹿、鱼、燕等。其中龙、虎、凤、龟蛇常组成四件一套的瓦当，被称为四神纹在汉代十分流行，在铜镜、漆器、石刻等工艺上也广泛使用。由于这四种纹样和方向有关，又称方位神，用于瓦当上可以镇四方，达到辟邪求福的作用，四神同时还代表季节，一般的解释是青龙代表东方和春季；白虎代表西方和秋季；朱雀（即凤纹）代表南方和夏季；玄武（即龟蛇纹）代表北方和冬季。曹植《神龟赋》：“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于一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方”。四神中龟蛇合体称玄武，按古文献的解释，玄表示北方而龟蛇有鳞甲故日武。典型作品有西安西汉建筑遗址出土的四神纹瓦当，瓦心有柱钮，边轮较宽，为适合于圆形，龙纹与虎纹作了较大的变形，四肢与首尾成均衡分布，变形大反觉生动自然；朱雀纹衔珠傲立，玄武纹缠而不乱，这些纹样均造型生动，健劲有力且富有装饰情趣。
砖
在兴建城池和宫殿建筑中，砖的用量非常大，砖的形制有方砖、长方砖、空心砖等。空心砖是一种大型长方型陶砖，至今已发现长达一米的空心砖，为了省料体轻而做成空心，至汉代已有一套成熟的工艺。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制，战国时有的砖两端有榫口衔接而用于屋脊，有的砖背面有凹槽便于与墙体接牢，还有用作踏脚台阶的砖，在燕国发现有“栏板砖”两边雕有双兽并作俯首蹲伏状。秦汉时更有“五棱砖”、“曲尺砖”、“楔形砖”、“子母砖”等用于屋脊、房角等部位。
砖大都在前后二面的陶坯上用印模压印出各种花纹，然后烧制。战国时以几何纹、动物纹为多，有米字纹、网纹、联环纹，各国有自己的特点，如赵国的绳纹，郑国的虎纹、秦国的回纹、菱纹、龙凤纹。砖在秦汉达到高峰，史称“秦砖汉瓦”。秦砖质地坚硬，被誉为“铅砖”，陕西临潼出土的长方砖有三种规格，砖面饰有细绳纹，端侧印有“左司高瓦”等戳记，咸阳出土的铺地青砖上有太阳纹、米字纹、方格纹等，临潼、风翔等地出土画像空心砖，砖面拍印有“骑射”、“宴宾”等场面。汉砖的纹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以画像空心砖最有成就，主要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一般用几何纹作边饰，中间模印出各种动物、人物、建筑等，典型作品如陕西咸阳出土的“四神纹空心砖”。也有表现主题内容的，如河南新出土的“戏车图空心砖”，表现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杂技场面。
画像砖
这里介绍的画像砖是专门用于墓室装饰的，以四川成都地区出土最多也最有代表性，河南等地也出土很丰，多为50厘米见方，个别也有长方形的。用画像砖做墓室装饰一方面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习俗，另一方面由于采用模印方法，用阴刻的花模套印在泥坯上形成浅浮雕图案，可以一模多制，既省工又经济，很适合中下层平民的要求，这大概也是四川画像砖有很多反映劳动生产场面的原因，如播种、收割、狩猎、舂米、酿酒、采莲、采桐、煮盐等。此外，还有表现车骑、宴乐、舞剑、庭院、收租等上层贵族地主生活的题材。典型作品有：
弋射收获画像砖画面分上下二层，横向构图，上层弋射，下层收获。上层主体为二名射手，似乎是在箭射出的一瞬间，群雁有的已飞起，有的振翅欲飞，形成十分热烈的场面。水面上有游鱼、荷叶、荷花点缀，游鱼表现得同人一样大，作者也许为表现近大远小的关系，但在画面里却恰到好处地起到稳定画面的作用。下层似乎表现一家农产的收割场面，两个壮汉一仰一俯有力地挥动着镰刀；三位农妇弯腰紧张的收获，相似的形体产生有秩序的节奏，后面一挑水送饭的老者，六个人物前后呼应，疏密得当，聚散有致，构成一幅和调而优美的装饰画。
煮盐画像砖画面表现了群山环抱中的盐场，既详尽地表现了煮盐的全过程，又把群山中的情景反映得淋漓尽致，近山有猎手猎犬在追逐猎物，远山有老虎、熊、猴子等众多野生动物。为了便于表达，山仅用轮廓线作虚的处理而人物、动物作实的形体的处理，近山的局部被大胆的断开以表现远山中的情景，这些手法均使画面产生独特的装饰情趣。
庭院画像砖画面表现了一座地主宅第，庭院分成前、后、右三组，每组都力求把空间交代清楚，并且各有内容，如前院的舞鹤，后院的斗鸡，正庭中主宾对饮，左边内院有仆人、狗、楼阁等给人丰富充实的感觉。分割左右的走廊在画面中处在垂直的位置，为了表达出走廊内的空间，视点从正面移到侧面，这样使不同视点看到的景物组合在同一画面里。总之，四川画像砖在题材、构图及形式处理上有很可贵的创造，是我国装饰小品画史料中一份难得的珍品。
画像石
画像石和画像砖一样，是专门用于装饰墓室、祠堂的，流行于汉代，以东汉时期最盛。画像石的出土多在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墓葬以石室为主，石室中的门、框、壁、梁及石棺等是装饰的重点。装饰画面都表现有一定的主题情节，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宗教思想，成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成就。由于每件作品都要进行专门的设计和雕刻，比较费时费工，所以多出自上层贵族地主的大型墓葬，反映的题材也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生活场景，每座墓室常出土画像石数十块之多。画像石主要采用平面浅浮雕手法，即保留形象部分，将空余部分刻去，形象部分还以线刻表现形体结构。其他也有采用阴线刻或阴线阴面刻结合的手法。下面重点介绍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区的典型作品。
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出土极为丰富，主要集中于鲁南，一方面由于该地区经济繁荣，豪门贵族较多，另一方面该地山区石质优良，石雕工艺历史悠久，工匠多具有很高的技艺。其中以武氏祠画像石最负盛名，在宋代已被发现并开始加以研究，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其他如沂南画像石，孝堂山画像石在艺术上各有其特点。
武氏祠画像石位于山东嘉祥县城南，共有四个石室，分别为当地权贵武梁及其弟武开明与二个儿子的墓室，建造于公元147年左右。整个石室的画像石分三层横向展开并以几何纹，动物纹作边饰分割，手法为平面浅浮雕，其特点是形象连成大块阳面与极精细的阴线刻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作品具有宏伟、庄重的装饰风格。题材内容有反映神话传说的，如西王母、东王公及天地诸神格斗等；反映历史故事的。如荆轲刺秦王、泅水捞鼎等；反映社会伦理的，如烈女、孝子、王陵母自刎、梁高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宴饮、车骑、格斗、舞乐等。人物处理多作侧面影像表现，画面善于抓住情节高潮的瞬间，如“泅水捞鼎”画像石，这是一个意在嘲弄秦始皇的故事，见于《史记》：“（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泅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画面抓住了鼎出水面，神龙断索的一刹那。“荆轲刺秦王”也是对秦始皇有贬义的故事，画面抓住了匕首出手瞬间的情节变化。
沂南画像石是东汉末年的石刻墓室建筑，位于山东沂南县，分前中后3个主室，5个侧室共42块画像石。手法为平面浅浮雕，形象刻划较注重细节，虽失去了武氏祠画像石那博大、浑厚的气势，但在人物动态的刻划上独具一种灵巧有趣的装饰美。内容有宴饮、百戏、出行、讲学、宅院、战争、历史故事等，其中神话内容多样，形象离奇，想像绝妙，如虎生人面，龙生牛头，海螺背剑等，神灵人格化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最为出色的是位于中室的“百戏图”，为大幅连续画面，描述了众多精彩的杂技场面，有马术、顶竿、飞刀、飞盘、走钢索等、人物动态的刻划以及对杂技动作中动与静、稳与险等各种矛盾，极富艺术感染力。
孝堂山画像石位于山东长清县，有三壁一梁，这是一组采用平面阴线刻及阴线阴面刻结合的画像石，表现了汉代的线描艺术，风格清秀质朴。正壁以楼阁为中心展开活动场面，楼上有数人端坐，楼下众人礼拜，还有迎宾、宴饮、出行等场面，右侧为女娲、西王母祝寿、三公出巡、胡王献俘、战争、狩猎；左侧为伏牺、雷神、周公辅成王、庖厨、百戏；梁上有升鼎、坠车等。
江苏地区画像石集中于苏北徐州地区，它和山东地区画像石在风格上有相同之处，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手法有阳线刻和平面浅浮雕两种，形象刻划较山东画像石细腻秀丽、画面构图满而不乱。常在建筑顶部空白处布满神人神兽，使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同一画面中出现，通常画面分三个横带，上层幻想世界，中层历史故事，下层现实生活。题材有车骑、围猎、舞乐、百戏、宴宾、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庄园、楼阁，珍禽奇兽等。典型作品有“牛耕图”，这种劳动生活题材在画像石中较少。另有“纺织图”画像石多块及“曾母投杼”画像石，反映了当时织染工艺的情况。
河南地区画像石较集中于南阳地区，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皇亲国戚很多，也是东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厚葬之风极盛。解放前大量南阳画像石被毁和遗失，鲁迅等进步文化人士都曾致力于抢救工作，解放后，国家有组织地发掘，现存南阳汉画馆的画像石达1000多块。
南阳画像石多采用平面浅浮雕，由于当地石质疏松，所以画面形象较简略，剔去的平面上用阳线作装饰，也称剔地衬线的表现。南阳画像石中很大一部分表现人与人、兽与兽、人与兽的格斗场面，常三五一组，采取腾上跃下的激烈动作，给人动荡凶猛的感觉，这和简略的形象之间形成一种和谐。表现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的也很多，神话题材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嫦娥奔月等，这些传说中的英雄祖先常表现为人面龙身，反映出他们在汉代人们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作品中还有一些表现天文星相，群星中出现青龙、白虎等形象，这虽与当时的讦纬神学，羽化成仙等思想有关，但也反映出人们对天体星座观察与思考的成果，成为这个领域珍贵的早期资料。其他还有宴饮、舞乐、出行、建筑等多种题材。南阳画像石给人一种豪放的美，在刻划形象动态方面，常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如表现舞人，那过份弯的腰和那过分长的双袖似乎是从腰部和肩部突然折出，看来是那样的生硬和笨拙，却又使人真正感受到舞蹈的动作和节奏。又如表现宴饮，画面上部平视的人物和下部俯视的餐案竟非常坦然地处在一同画面中。
石雕与石碑
与建筑有关的还有墓前石雕，这是一些大型的圆雕，实物主要见于汉代。西汉时，以霍去病墓石雕最为出色，是我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杰作。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青年将领，在反击匈奴入侵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病逝后葬于茂陵。这组以动物为主题的石雕，突出的特点是利用原型巨石的自然形态，仅在关键处作简单而准确的雕凿并结合浮雕、线刻等手法，使形象与原石处在一种共生状态，给人以粗犷、古朴的艺术亭受。典型作品有“马踏匈奴”、“卧虎”、“卧马”、“卧牛”、“卧象”；“猩猩抱熊”、“石蟾”、“石龟”等。
东汉墓前石雕更加普及，除老虎、狮子外主要为想像动物辟邪。狮子是汉代传入中国的动物，据文献记载，最早来到中国的狮子，是在东汉章皇帝时（84）由安息国王送来的，从此，狮子这一更有风采的兽王形象逐渐取代传统的老虎，成为守卫门庭和墓室的主角。东汉的石狮以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双狮最具代表性，造型古朴，线条简单有力。东汉时，想象动物辟邪也很有特点，形象多昂首阔步极为矫健，且身有双翼，躯体常成之字形，这种形象到六朝时更为流行。
东汉时，在四川地区墓前常有石阙，外形如后世的牌楼，多采用浮雕手法，留存至今的有四川乐山的雅安高颐阙和四川渠县沈君墓前的朱雀浮雕石阙等。
南阳画像石（东汉）
上、舞乐百戏图下、嫦娥奔月图秦汉刻石碑碣兴起，开创了文字石刻艺术，典型作品如“石鼓”（北京博物馆）十枚，字体承钟鼎而有别，史称“石碣”上刻四言古诗，大篆体系结构紧密，为石刻之始。“琅台刻石”（山东诸城遗存）始皇东巡“议封禅望祭山川事，乃逐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砑，大乐之岁三月”、“复十二岁，作琅砑台，立石颂秦德”《史记·始皇本记》。
汉代刻石，桓灵朝最盛，隶书碑刻风神遒劲。“袁安碑”、“袁敞碑”（河南偃师出土）汉安帝元初年间书刻，二碑一体篆书，结构宽博笔划秀劲，承李斯小篆风格而略变。“石门颂”（陕西襄城遗存）建和二年摩崖刻石，汉中太守王升颂赞扬孟文开通斜谷石门功绩。笔法瘦劲，结体雄健，有“隶中草书”之称。“乙瑛碑”（山东曲阜碑林）永兴三年（153）隶书，刀法笔意，雄秀工整，气韵盎然。“礼器碑”（同上）永寿二年（156）汉隶名碑。“张景碑”（河南南阳发现）延熹二年（159）地方公文告示，结体端庄笔法灵韵。“孔宙碑”（曲阜碑林）延熹七年制，双面异格。碑阳沉浮流动雄姿骏发，碑阴谨密工整端凝质丰卜整器保存完好。还有“史晨碑”、“熹平石经”、“曹全碑”、“张迁碑”等均为碑刻中的精品。
战国、秦汉玉雕工艺
玉雕在商周时已取得很高成就，发展到战国时期，制器的目的已超越了礼制的规范，向以生活日用器和佩饰品为主的方向发展，秦汉时又有玺印和随葬玉器的兴起，刘公瑶的《补玉记》载：“三代古以圭、璧、琮、璜、瑁、瓒为上品，秦汉以来以印章符节为上，他件次之”。这时期的品种，佩饰类有璧、环、璜、珑、琥、珩，剑饰、带钩、刚卯、串珠等。日用品类有杯、卮、奁、灯。陈设品类有琮、屏及各种玉雕动物。明器类有棺、匣、冶、豚等。还有玺印类。玉料以青玉、黄玉为多，白玉为贵，并有少量玛瑙、琥珀、绿松石、水晶等。秦汉时，由于通西域、航南洋，引进了不少碧玉、翡翠、宝石等原材料，促进了玉雕工艺的发展。
玉雕在商周时多以造型为主，战国以来，尤其是秦汉时期，发展了刻纹、浮雕、透雕、镶嵌等多种技法。战国玉器中还有蚀花技法，多在红色石髓上，用碳酸钠或碳酸铅等酸性溶液绘纹，经炭火烘烤，原来的红色被腐蚀成白色。这时玉器的主要纹饰有谷粒纹，蒲纹（六角格纹）、云纹及蟠螭纹、夔龙纹、凤鸟纹、兽纹、人物纹等，汉代谷粒纹更加流行，云纹有卷云和流云两种形式同时出现文字装饰。
舞女玉饰（战国）“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古俗，战国以来依然保留，商周时的礼玉，这时成为日常的佩饰。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不少这一时期的珍品。其中战国时期的典型作品有“白玉龙凤纹璧”，璧中央镂刻一条奔腾的龙，璧耳为两只修长的凤、龙凤的形象已由春秋时的盘曲状变为龙飞凤舞的生动姿态，整件作品构思奇巧，开一代新风。“舞女玉佩”，主体为两个对称的舞女，细腰长裙，线条优美。“大玉璜”，由七片碧玉和两个鎏金饕餮组成，刀法流畅规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汉代的作品中有不少谷粒纹璧，如“白玉双螭谷纹璧”、“青玉虺龙谷纹璧”、“青玉卧虎谷纹壁”、“青玉长乐谷纹璧”等。
东汉时恢复了“大佩制度”，祭祀大典时必佩带各种玉饰合成的组佩。在河北满城、河南辉县、江苏铜山等地出土有汉代玉、玉笄、玉带钩、玉剑饰等玉雕佩饰。
佩玉中还有刚卯和八刀玉人。刚卯形状小而简单，刻有铭文，随身佩带可避邪去灾。八刀玉人，据说是取材于抗拒处寇有功牺牲的勇士，是纪念性佩玉用以驱除不祥，常用三寸长、一寸见方的玉柱，仅用八刀刻成人形，极简练而传神，故称“八刀玉人”。
玉器用作日用器皿，是封建贵族地主奢华生活的反映，而质地坚硬的玉石雕琢成实用的容器需要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力。战国时的典型作品有河南洛阳出土的“玉耳杯”、“玉卮”、“玉灯”、“玉奁”及河北平山出土的“水晶杯”等。秦代，据《西京杂记》记载有青玉五技灯，燃则能鳞甲皆动，焕若群星，但未见实物。汉代有“白玉鸟纹卮”、“青玉蟠螭耳洗”、“青玉云纹灯”等皆为故宫藏品。
陈设观赏用的玉饰也时有出土，较为典型的有四川广汉和云南晋宁出土的汉代王琮，河北定州出土的汉代玉虎、玉座屏等。陕西咸阳出土的白玉马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作品长约20厘米，高约16厘米，马的肥硕与人的矫小形成对比，马尾及四蹄与底板的连接巧妙，不仅形态生动而且制作极为精细。这时期，还出土一些微型玉饰，如湖北随县和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小件玉饰，形象别致，活泼可爱。其中随县的作品最大的不超过蚕头，最小的如同谷粒，创微雕之始。1970年，徐州东汉墓出土的玉鸽，仅黄豆大小，还能表现出大鸽饲小鸽的动人情态。
汉代，皇亲国戚常以“玉匣”盛尸入葬，玉匣也即玉衣，《西京杂记》载：“武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汉武帝的玉衣尚未见，其兄弟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于1968年在河北满城出土，玉衣由头罩、衣身、袖子、手套、裤筒、鞋履六部分组成，玉片有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等，角皆穿孔心纯金丝编缀。刘胜玉衣用玉2498片，金丝1100克，其妻窦绾用玉2160片；金丝700克，其用工之浩大可以想见，难怪有人叹曰，巧则巧矣，不知白白耗尽了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除金缕玉衣外，汉代还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二十几套。
汉代殉葬玉器还有玉冶，常作成蝉形，取其蝉蜕有再生之意，放入死者口中，其形多用八刀刻成，俗称“汉八刀”。另有玉豚，也作殉葬品，主要出于汉墓。
秦汉玉玺流行，秦制国玺有六方“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后得赵氏蓝田玉，由丞相李斯撰文，各匠公孙寿镌刻，一尊为龙文“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尊为鸟篆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均四寸见方，开吉语印之先。汉代典型作品有陕西长陵出土西汉“皇后玉玺”白玉印，篆文，螭虎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