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玻璃料器工艺
六朝有新成就，玻璃器皿增加，色泽提高。东晋“绿玻璃杯”（南京出土），2件，黄绿色有气泡，直筒型，口沿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腹部饰7个椭圆形。“白玻璃杯”，素白透明，口沿及腹部各两道弦纹，腹部上下有对称的直瓣花纹。南朝刘宋有了磨花玻璃器，“玻璃杯”（江苏句容出土），半球型，外壁磨出反鳞纹装饰，又便于拿放。
北方十六国中的北燕有了吹制玻璃器。辽宁北票出土“玻璃杯”、“玻璃碗”、“玻璃钵”、“鸭形玻璃注”，共5件。体薄质纯、色泽鲜丽，“鸭形水注，装水适量才能放稳。”是精心设计制造的。北魏有“网纹玻璃杯”（景县出土），青绿色，外壁下部有网状凸浅装饰，由模制形成。
玻璃器皿之所以发展，继承传统外，也与民族间文化交流有关。北魏世祖时，大月支“商人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彩玻璃，于是采矿其国山石，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人得其法而铸之。”可知民族间交流，提高了玻璃技艺。
总之，六朝时代的陶瓷玻璃，在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有不少新的成就，有其重大意义。
六朝染织工艺
六朝的染织工艺，继汉代之后，仍以丝织为主，织机和工艺都有改进。毛纺也有普遍发展，植物纤维以麻织较为盛行。印染发达品种多样，刺绣技艺提高，绣像随之产生。同时织绣专家出现。
丝织
染织工艺中以丝织领先，尤以蜀锦居首。三国时诸葛治蜀，奖励耕织发展蚕桑，以备军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并种实验田，“孔明家产，桑树八百株”以蜀、益二郡为主要基地。魏帝曹丕赞叹不已，“前后每得蜀锦，殊木相似。”吴派张温使蜀，赠锦“五端”（250尺），遣使和吴资“重锦千端。”景耀六年拨给姜维锦、绮、彩绢各20万匹以充军费，可见产量之大。
艺传滇、黔、桂诸兄弟民族，诸葛率兵至大、小铜仁，派人带丝绸深入苗乡医痘（《丝绣笔记》）。并亲为画图传技（《华阳国志》）。古州苗民织成五彩绒锦称“武侯锦”。锦屏的侗族妇女织的侗锦称“诸葛锦”，为记其功。“蜀地锦花来历久，开遍西南有巧手”，影响深远。
曹魏纺织工艺家马钧革新提花织机。“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六十综者六十，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十二”。结构简化使效率倍增。提花图案对称而不死板，花纹变化而不紊乱。“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魏提花绸与蜀锦可以并美。景初元年，日本使者来访得赠大批纹锦。景初二年（238），日本女王卑弥乎专使来，带回去大批“绛地交龙锦”等，提花及印染技术随之传入日本。
两晋丝织仍以蜀锦著名，城郊村镇，“技巧之家遍布”，“百室篱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同时内地还有“常山细缣”等“晋慧帝宫中储锦帛四百万匹。”（《四府元龟》），可知聚敛之多，十六国中的前秦苻坚时（357~393），秦川刺史窦滔之妻苏蕙，是著名染织工艺家，双手织出回文诗句，称“回文锦”，造诣卓越、史传佳话。
南北朝丝织，江南普遍有所发展，刘宋设少府，下有平准令，后改染署，进行专门管理。南齐除蜀锦外、荆州、扬州也是主要产区。永明六年曾于苏、皖、鄂等八州大量收购。北方拓跋设少府后改太府，有司染署，下属京坊、河东（永济）、信都（冀县）三局。中尚方领经州、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有相当规模的生产。
六朝丝织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十六国中的后赵在邺城设有织锦署，“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纹锦、核桃纹锦。”以及青、白、黄、绿、紫、蜀绨，“工巧数百，不可尽名。”（陆拥《邺中记》）
实物发现有东晋什平八年（364）、北魏和平元年（460）、西魏大统七年（541）的锦、绮、缣、绢及印花彩绢等（新疆吐鲁番民丰出土），还有绫、绢（江苏铜山、常熟出土）。锦、绮图案织作精细，主要的有两种类型，一是纯几何纹，一是以规则的波状几何纹骨架，形成几何分隔线，配置动、植物纹，从而构成样式化，后期纹样吸收了外来因素，多为平纹经线彩锦，兼有纬线起花，出现了中亚、西亚纹样。有“菱纹锦”、“龙纹锦”、“瑞兽锦”、“狮纹锦”、“忍冬菱纹锦”、“忍冬带联珠纹锦”、“双兽对鸟纹锦”、“鸟兽树纹锦”、“树纹锦”、“化生锦”（新疆出土）。色彩有大红、粉红、绛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淡蓝、叶绿、白等多种，如“忍冬菱纹锦”，以绛色圆点构成菱形格，菱内置肥大的绛色十字花，花内有细致的朱色忍冬，既带花芯又自成小花，构成“花中有花，”色彩简洁明快而不单调。“骑士对兽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天王化生锦”，高昌重光元年（620）前的织锦，有狮、象和佛教艺术中化生、莲花等中亚习见的纹样。“方格兽纹锦”（阿斯塔那出土），高昌延寿八年（631）前的织锦，黄、绿、白、蓝、红五色丝织，在黄、绿等彩条上，织有蓝色犀牛，红线白狮，蓝线白象等纹样。锦薄色多，提花准确组织细密，为时代特色。
绮多为单色斜纹经线显花，纹样繁缛，质地细薄透明，织造技艺进步。有“鸟兽纹绮”，是晋代丝织。另有“龟背纹绮”、“对鸟纹绮”、“对兽纹绮”、“双人对舞纹绮”、“莲花纹绮”、“套环贵字纹绮”、“套环对鸟纹绮”（新疆出土）、“双人对舞纹绮”纹样是圈外环鸟群，四个椭圆形交界空隙处有双人对舞图案。“莲花纹绮”是在2个椭圆弧线结合处，饰8瓣莲花一朵，新颖别致。
毛纺织品
在民族大融合的交流中普遍发展。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京师洛阳“饥匮”，凉州刺史张轨捐送毛织物达三万匹（《晋书·张轨传》）。织品有呢布，组织细密呈色均匀；厨，薄细柔软；褐，斜纹，或方格，如粗毛呢。同时，毛毯广为应用，曹魏时已发给士兵。编织技术提高。南北朝时，西北民族编织毛毯，用“之”字形打结，底经底纬斜纹组织。便于采用简易机械代替某些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产量。“毛毯”（新疆若羌米兰出土），在北朝，帐毡等更广为应用。
植物纤维织品
葛限于山区而渐少。芋局于江南，“夏布”织造精细。大麻种植普遍。北方盛行。魏晋“皆以麻布克税”，织造技术发展。“麻皮洁白柔和可绩细布。”棉织品，仍由边疆运入，晋有“潼花布”、“黄润布”、潼花布，“出永昌”。
印染
随着纺织的发展，印染工艺很有进步，晋朝蜡缬可染出十种彩色，东晋绞缬已有小簇花样、蝴蝶缬、蜡梅缬、鹿胎缬等多种。紫地白花斑为当时流行色。
1.丝织染品
丝织染品有“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是西凉（400~420）织染品，“蓝色蜡缬绢”蓝地白点连珠构成菱形方格和梅花纹样，均为现存最早实物。“夹缬印花绢”（于田出土），北魏染品，大红地、白色六角形小花，清晰齐整，“蓝色冰裂纹绞缬绢”（民丰出土），天蓝地白色冰裂纹，形成自然的网状纹样，灵活有韵味。“绿地鸟兽纹彩绸”（敦煌莫高窟发现），绿地白纹，弧线划分加平行直线为骨架，其间有鸟兽为主纹，精美而素雅。“彩画绢”（民丰出土），直接手绘，承传统发展。
2.毛织染品
西北地区已开始蜡防印染毛织物。有“胭脂红地缠枝花毛织品”，缠枝花为主体纹样，构成两种连续、婉转伸延都显示出柔嫩姿态，花叶经过变形换色而不失自然气息，大块胭脂红为基调，黑色宽线条衬托出白色、绿色的花叶，整个画面和谐明丽。还有“紫色呢布”、“驼色黑方格纹褐”、“蓝色蜡缬厨”（新疆于田出土）；“蓝色印花斜纹褐”（新疆和田出土）。
3.棉织染品
棉织染品有“蓝印花布”（于田出土）。丝、毛、棉织物上都有染色印花，已广为流行。
刺绣
刺绣工艺有显著提高。三国时，已有著名织绣工艺家，“针绝”艺人，东吴有“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龙凤锦，宫中号为机绝”，“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发丝作轻幔，号为丝绝。”这三绝都属工艺美术的绝技。
刺绣用于佛教艺术，“绣像”技艺高超。北魏有《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敦煌莫高窟发现）“发愿文”绣有“太和十一年”（487），“广阳王”等字样。绣地是在黄绢上，绢中夹层麻布，用红、黄、绿、紫、蓝等色线，绣出佛像和男女供养人，女子高冠绣服，对襟长衫上满饰桃形“忍冬纹”，边饰“卷草纹”、“发愿文”及空余衬地全用细密的“锁绣针法”，进行“满地绣”。横幅花边纹饰为“空地绣”，绣出圆圈纹和龟背纹套叠图案，圈中为四片“忍冬纹”，又与“龟背纹”重叠，圈用蓝、白、黄等色，“忍冬”用黄、蓝、绿等色，“龟背”用紫白等色。构成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线条流利，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使用两色或三色退晕配色法，以增强形象质感效果，是六朝时代的刺绣珍品。另有“绣片”（新疆出土），辫绣间盘绣。
总之，六朝时代的织、染、绩、绣，在汉代基础上，于民族融合的情况下，有新的发展。从纹样内容到形式色彩，以及工艺技巧，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新的风格。
六朝服装工艺
六朝时代的服装，在汉代定型之后又有新的变化。三国尚袭汉制，但因战事频繁，生活艰难而从节俭。曹魏规定：“位从大将军以上，皆服绫、锦、罗、纨、绮、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行于贱人。”划分为两大等级，丝织服用范围缩小。西晋以后，在战乱中各民族相融合，促成了服装式样的变化。广大人民在颠沛流离中，更是从俭随易，吸收兄弟民族的短衣便装，出现新的“套服”样式，各个朝代不同南北地方差异，官民又有区别，而又错综融合，情况较为复杂。
男装
南方沿袭汉俗。仕宦用巾、冠、禅衣、大袍、长裙、丝履。士庶用帛巾、小帽、短衣、缚裤、大带。北方流行胡服，晋后流行绔褶，北方定为官服。北齐官服，“长帽、短靴、合绔、袄子”。北周又兴幞头。士庶用短衣，缚裤、革带，外加套衣、风帽、短靴。
1.巾帽
巾帽有数种类型。“幅巾”，承汉末而时兴，以全幅绢自额上包发向后系缚。仕宦多用“白巾”，显名士风流。民间多用“皂巾”，“以葛为之”，出现“纶巾”、由丝带制成，流行红白两色，束首代冠，诸葛亮“羽扇纶巾”，有从容儒雅风度，人称“诸葛巾”。魏晋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等。又有“接”、“白绢巾”。北朝也用巾恰束裹。至北周武帝时，将帛巾裁出脚向后幞发，名“幞头”。即包头帕加长四脚，前两脚包过前额向后系住，后二脚自系压处翻起向前系在髻前，因系缚方法又叫“折上巾”，是新的发展式样。“帻”，承汉代而后部加高，中呈平形，体积渐小至头顶，称“平上帻”。
另外有冠，“小冠”流行，前低后高中空如桥。官民通用。还有“笼冠，”由薄沙漆黑制成笼套，上为平顶两侧有耳垂下系带，承传统略变，又叫“漆纱笼冠”。魏晋盛行，官民男女都用。南北朝时兴“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白沙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其中“荷叶帽”，圆顶中竖一缨，宽帽檐翻卷似荷叶。（邓县《吹鼓手画像砖》），是庶民的帽子。“高筒帽”，即白纱高屋，是贵族之冠。北周盛行“突骑帽”，“胡帽，垂裙复带”，或谓“风帽”，垂肩护项，绕额扎一带，一为冲突军阵；一为冬装避风。
2.服装
“汉装”、“胡服”各袭习俗，交融演变，样式复杂。“禅衣”仍为仕宦礼服。“长袍”交领右衽，袖端收有祛口，或为窄袖。“大衫”，袖口宽敞，领和袖都缘边，身量肥长到膝部，束大带。从汉代式样变短，魏晋衫子有单、夹两种，喜尚白色。文人受佛道影响兴玄学，衣着突破礼法，敞领宽衫袒胸露怀成为习俗。南朝王公、名士、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时髦。另有“小衫”、“短襦”，衫多身量短窄、袖子宽大。襦为窄袖短袄，也有宽袖的。以长裙、肥裤配合成套。晋时兴“上俭下丰”的套服，士庶男子好著窄衣宽裙，仕宦文隐以“宽衣长裙”为雅、庶民“袍服”、交领右衽衣长至膝，“长裤”配套，“短衣”窄袖的流行，与“缚裤”配套。
北朝，“短衣”多为折襟，即翻领，窄袖。也有宽袖的。普及各代。还有“贯头衫”，圆领窄袖，对襟开至胸部，曲袍到膝部，多间色横条纹装饰，由西北民族服式传入。另有“柄裆”以两片组成。前片当胸后片当背。肩上以搭绊连系，腰扎革带束住。士庶以葛布制作，仕宦以锦制作，或布帛间纳有丝锦，秋冬服用。“挎褶”，传至魏晋以后广行民间，几经改造加工而完善。“褶衣”为折襟左衽大袖，小至胯大则至膝，“祷”是肥大长裤。北魏定为百官朝服。汉民“常著小褶”。为“短褂”，对襟大袖，也有窄袖，或袒胸的。及“缚裤”，在腿弯处扎系，成“喇叭裤”。配套为常服。（北朝《彩绘陶俑》），外有“套衣风帽”，“套衣”即外套披风。对襟窄袖，或无袖。披于肩上颌下系结。与红色“风帽”配套。又有“合挎袄子”，袄子为交领窄袖“短襦”，“合挎”是前后连裆肥裤。“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各色袄祷与白色高帽半皮靴配套，北齐仕宦常服。又为商绅所好尚。由于窄袖短衣便于劳作，普及民间广为流行。另外还有配套服装规定，魏晋服制帝有四服，“祭服”、“朝服”、“杂服”、“素服”，冠冕衣裳各有不同，承汉制略有改变。公卿百官服饰皆袭汉制。沿至南朝。在北朝的北魏“孝文改制”，提倡汉化，皇帝冕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可见民族间的交融和服式演变。“胡服”简易为汉民所吸收，“汉装”体制又为兄弟民族的上层所接受。
3.鞋履
有“丝履”、“锦履”、“皮靴”、“木屐”、“布鞋”等。颜色有规定，士卒百工为绿、青、白等。兄弟民族短皮靴流行。晋后木屐形制多种，西晋男子用“方头屐；南朝刘裕”，“常著连齿木屐”；山水诗人谢灵运将底配两只活络木齿”，“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人称“谢公屐”。梁朝贵游子弟又有“跟高齿屐”。南朝因循古仪，著屐待客为“仪容轻慢”有失礼仪。
女装
由于民族交融，服饰变化显著。一般的讲究发式，且善用男冠，女服衫、袄、襦、裙、宽博为主。褒衣博带大袖翩翩，对襟为多领袖缘边，配以条纹间色裙，著围裳，披帔子，为当时女装典型样式，有“步摇钗影动，红轮帔角斜”之容，又尚“胡服”，兼习以“男装”为常。真堪称“奇服旷世”。
1.巾帼
魏晋流行“蔽髻”，以假发金翠为头饰。发式首饰之外，喜著男式巾帽，晋有“紫纶巾”、“白纶巾”等。“漆纱笼冠”在晋至北朝各代女官和贵妇中流行。“风帽”，由面衣发展而改样，有夹、皮多种，绣纹装饰，以红、绯为多，杂有其他颜色。
2.服装
初袭汉制，“礼服”都是“深衣”式，皇后“祭服”为皂衣绣纹，“蚕服”为青衣缥裳，夫人“助蚕服”为缥色。晋元康元年改定“蚕服”纯青，以为永制。“晋永嘉中制绛纱帔子”，为贵妇服饰，南朝各代沿汉俗，为“禅衣”、“长裙”。
北方，魏晋至北朝，衣、袍多左衽而短窄，裙腰及胸裾长曳地。为“上俭下丰”式样。女官、贵妇用“长袍”，贵妇有的裙裾曳地四五尺。民女仆婢用“短衣”，开领大袖襟只复腰，“长裙”及足，“长带”系腰。
“深衣”，流传至晋而有“纤”。下摆裁成三角形上宽下尖层相重叠称。围裳中伸出长带称“纤”，行走时长带飘动，衣角燕舞，为“华带飞霄”之容。南北朝时，去掉曳地长带，尖角加长，称为“杂裾垂霄”之型。“长衫”为交领左衽窄袖长襟。晋至北朝各代士庶女子中流行，“小衫”、“短襦”有多种形式。承传统为右衽大袖宽衣，时装为左衽大袖窄身。新式的又有合领对襟直裾，紧身及腰，宽袖大祛，全缘边。服色浅淡为“常服”。有的还缀有贴袖，或为兄弟民族妇女的“礼服”。“长袍”，襟长及足，南方略短。北魏则为左衽窄袖。“短袄”，北方襟长及膝，南方襟仅复腰。另有“帔子”，是长巾“披之肩背”，比“披帛”颜色艳丽并绣有各种纹饰，像个宽领交于胸前。晋朝时兴于贵族，以后各朝尊卑都用。男式“柄裆”，女子也用。“著白练衫，彤绣裆”。北方流行。
“长裙”，袭汉代式样。晋时又兴“复裙”，太子妃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等。还有“百褶裙”，是西北民族女服，汉末传入，魏晋贵族中以为时髦，“用布一匹”、“弯缩如羊肠”，窄瘦而皱褶卷曲，俗称“羊肠裙”。南北朝时兴“裥裙”，为多幅。由两种以上颜色的纱罗或布帛条片拼成，腰高裾长色彩华丽。“长裤”有两种：一是“小口裤”，瘦窄带条纹，来自西北民族，流行士庶女子及婢仆中；一是“大口裤”，较为肥阔，北方民女所好，劳作时把裤腿上提约在膝下，套装有“上俭下丰”；有衫裙；有“大袖衫、条纹裙”。还有“挎褶”，女用男装套服，“白纶巾，蜀锦褶”。北方还用“套衣风帽”为女装。
3.鞋履
承汉俗有“丝履”。后赵建武年间（335~348）有“五彩织成靴”。前凉末年（385）有“织成丝履”（阿斯塔那出土），用褐、红、白、黑、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的文织吉语以祝福。另有“织纹锦履”（民丰出土）。南朝有“尘香履。”“陈宫人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尘香。”民女用“平头浅履。”仆婢为红、青两色。北朝有“笏头履”。女官贵妇多用“短革靴”。晋有“圆头木屐”。太康初改为方头，“与男无别”。北朝有“高齿屐”，是漆画木鞋。
综上所述，礼服、官服各有定制、常服、便服、男女有别而相类。汉装、胡服各取所好，兼或融合结合而演变，相互改进而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有阶级的、民族的多种差异。贵族享乐，崇奢华雕饰，文人坦荡，尚自然洒脱，民服节俭，喜简便质朴社会风尚、生活习俗，由不同的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形成了这个时代服装的多种风格。
六朝髹漆工艺
六朝时代的髹漆工艺，因战乱远不及汉代兴盛，很多日用器皿，逐渐为青瓷所代替。髹漆工艺由器皿转入用具、家具、葬具为主。工艺技巧、花色品种上有新的进展，绿沉漆、斑漆等出现，随着佛教的发展，夹伫造像新兴，都是突出的成就。
漆器
三国尚承汉制。晋代以豪华奇巧著称。皇家婚礼所用漆器应有尽有，品种有漆杯、漆碗、漆盘、香奁、镜匣、熏笼、衣簏等，另外车具极其华丽。晋武帝受禅时，乘坐黄金朱漆的“金鹇车”，帝后用车均以色漆绘画。纹样有蟠螭、文虎、鸾凤、华虫、花鸟、山林、云气、忠孝、四神等。
晋代漆器，生产管理有法令规定，“欲作漆器卖者，各注主吏者名乃得作家。当用淳漆着布，器成以朱漆题年、月、姓名。”可知漆器多为个体生产，要求艺人保证商品质量。晋代漆器有漆盘、漆碟、漆耳杯、漆勺、漆镜奁、漆剑鞘、贴金铜顶漆盒（宜兴、南京出土）。后者极为精致。南朝沿袭同类漆器（南京、江宁、霍邱、福州等地都有出土）。漆色纹饰清晰，例如彩绘漆耳杯、外涂黑漆，朱漆描绘云纹，及各种几何纹。尚有汉代遗风。有的采用含实莲花及花鸟纹样，明显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北方，漆木家具时兴，北魏有“屏风木板漆画”（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太和八年（484）前的制品，每块长80厘米，宽20厘米，厚2.5厘米，木板用榫卯连接而成。两面红漆涂地，板面分四层，黑色线描人物，面部、手部涂染铅白，服饰器具用白、黄、橙、红、青、绿、灰蓝等色漆。每幅有榜题为黄地墨书，标明内容和人物身份。描绘的是帝王、将相、高士、孝子、烈女之类，多为《烈女传》、《孝子传》等故事。边框绘有青龙白虎、朱雀、鹿、鸟、云气、忍冬花纹等。采用了铁线勾勒和漆彩晕染手法，承汉代漆画又有发展。与当代人物画风相同。也具体反映了当时的服饰和家具等面貌，是北朝漆画精品。另外还有“漆面木棺”（宁夏固原出土），画有人像、天界、菩萨、孝子故事、狩猎图等。前档上画屋宇，内一鲜卑男子坐榻上，右手持杯左手执麈尾。屋外左右各二侍者。画下方左右各有一菩萨。棺盖正中纵向画一“之”字形“天河”。螺旋形水波纹上点缀着鹤、鸭、鱼等。两岸各有一垂幄屋宇，屋脊落金风。屋内各有一人高冠汉装盘坐，仆从分列侍立。左题“东王父”。上方有红日，右有白月，题为“西王母”。屋宇下遍绘缠技卷草，间有奇鸟异兽，及人面鸟身的寿禽。与灵魂升天有关。漆棺两侧，上部画孝子图，分别为舜、郭巨、蔡顺、尹伯奇等人的故事，下部画狩猎图，山野间数骑驰骋射猎，猛虎野猪疾奔，飞鸟穿翔其间。漆画线描简畅，涂染红、黄、赭、蓝、绿、白诸色构成色调，鲜丽明快。从人物着装，形象地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实际面貌，菩萨形象又见西域佛教绘画的影响。
绿沉漆和斑漆
这是髹漆工艺中的两个创新品种，“绿沉漆”，为暗绿色，色泽深沉静穆，如物沉水中而得名。六朝前漆多朱红、黑、黄等。深绿色当是承汉代耳杯盒灰绿漆的发展，是色漆的薪品种。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得人馈赠绿沉漆笔管的毛笔，认为“比金宝雕琢的尤为名贵”。刘宋广州刺史韦朗作“绿沉漆屏风”，而受指责。梁简文帝铭赞“绿沉漆书案”称“漆花曜紫、画制舒绿”。可见于沉静雅致中透出微妙的色泽。绿沉漆是髹漆工艺的新成就，为时人所看重。
“斑漆”是用数重色漆交混而产生斑纹的漆器，实为一种多彩漆。或用一单色漆在涂层中显露出深浅不同的斑纹，当是汉代髹漆涂法的演进，后世“变涂”技法的前身，是一种创造。
夹贮造像
佛教徒为了宣传和扩大影响，有车载“行像”游行的习俗，于是“夹伫造像”兴起，由东晋雕塑家戴逵创制，承夹伫漆器的传统工艺而发展，用来塑造佛像。先以泥塑造型，在泥胎上贴敷麻布涂漆，层层涂贴髹饰，到7层多至20层，待干后除去泥胎，贴饰金薄而成，曾为建康瓦棺寺造夹贮佛像五躯，与顾恺之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斯里兰卡）进的玉雕佛像，并称“三绝”。（《梁书》、《法苑珠林》、《历代名画记》）。又为“造招提寺，手自制五夹贮像，并相好无比。”制佛像需遵经论中“三十二相”、“八十好”的规范。而戴逵高明之处在于能根据生活感受，审美理想和群众欣赏要求在规范中创作出新，达到“相好无比”、“道俗瞻仰，忽若亲遇”，生动感人（法琳《辨证论》）。作为“行象”比铜铸，石雕、木雕都轻，更比泥塑坚固，达到了佛像高大壮观又体轻易举的要求。适应节日中抬像巡行仪式所用。于是广为流行。南梁简文帝曾亲自撰写《拟造丈八夹伫金薄像疏》（《汉魏六朝三百家集》），倍为重视。六朝能以夹伫技法塑造复杂的佛像，技艺高超为脱胎漆进一步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夹贮像，后世又称为“干漆像”、“脱空像”、“搏换像”、“脱纱像”、“脱胎像”等。
六朝髹漆工艺，以“漆画”、“夹伫造像”论，明显提高了技术性和艺术性，至于创新的“绿沉漆”、“斑漆”等，有待实物发现。一睹为快。
六朝雕刻工艺
六朝雕刻工艺，有重大发展，以石雕最为突出，碑碣流行，佛像石窟造像兴起，分别走向书法，雕塑等专门的艺术门类，但均具有不可分割的工艺性质的美，造像碑和石雕像除宗教性外，也具有陈设欣赏的艺术价值。
石砚雕刻
随着文化的发展，石头雕砚出现。北魏有“石雕方砚”（山西大同出土）。砚面环饰联珠纹，有两个耳杯形水池。四周浮雕乐舞、骑兽、蟠龙、飞鸟、神采生动。砚底中心雕一宝装莲花，周围八朵莲花纹饰，是难得的案头工艺品。
碑碣刻石
继承传统发展出现新风格。与文字演变和书法家辈出有关，更是雕工技艺的成果。曹魏有九品，上尊号碑、受禅碑（河南临颍发现），钟繇书，承汉隶人楷。三体石经（洛阳出土），古文、小篆、隶书，均为新体。孙吴五品，九真太守谷朗碑（湖南耒阳发现），楷书温秀朴厚。晋存五品，爨宝子碑（云南曲靖发现），大享四年（405）刻。大楷兼隶，刚健质朴南朝有碑碣、阙题、墓志多种。爨龙颜碑（云南陆凉发现），刘宋大明三年爨道庆文，楷中含隶意，“雄强茂美”称“神品”。（康有为评）。鹤铭（镇江出土），原焦山摩崖刻石，华阳真人撰上皇山樵书，笔势开张点划飞动，为大字之首。（黄庭坚评）。北朝石刻极盛，“北方长于碑榜”（阮元评）。有嵩高灵庙碑（登封发现），北魏太安二年（456）刻，为道教碑首。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洛阳发现），太和廿二年（498）孟达撰朱义章书，阳文楷体。结体偃实笔划雄阔而棱角方劲，见雕技功力。嵩显寺碑（登封发现），永平二年（509）刻。为梵刹碑首。从此造像、刻经、塔题、幢柱等始事增华流行。石门颂（陕西）永平二年摩崖刻石，王远书楷体，飞动疏宕，“为飞逸浑穆之宗”。（康有为评），（郑文公碑）（山东），永平四年郑道明书。上碑（平度发现），下碑（掖县发现），字体宽博，圆笔巧变气魄雄伟。还有论经书诗、登云峰山观海诗，笔力矫健全以神运，后氏称郑氏为北朝第一书家。另外元显镌墓志、王元彦墓志、元怀墓志等开唐楷先风。北齐泰山金刚经，经石峪摩崖刻石，楷中含隶结体自然笔法圆浑。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纵观六朝刻石，书法之美藉石工技艺得以传世，也与工艺特性融为一体。
石窟雕刻
以北方为主，主要有山西大同云岗，河南洛阳龙门，河北邯郸响堂山，新疆拜城赫色尔等地石雕造像等，数量多、规模大闻名于世。
1.云冈石窟
北魏兴安元年开凿。和平年间（460~465），沙门统昙曜五窟为代表。早期以佛和菩萨为主体圆雕，形象肥实精力充沛，神态亲切喜悦，线条曲转表现薄衣细纹，陪衬飞天为高浮雕，形体粗壮多奇姿异态印度风。后期形象圆满中见筋骨，颜面清秀端庄温静。衣着厚实。飞天体态修长，裙带飘举生动。伎乐与装饰纹样相称。佛光火焰及图案以平面薄肉雕加阴纹刻线，有民族化迹象。“云冈大佛”，高14米余，结跏趺坐，顶凸肉髻大耳垂肩。前额饱满鼻梁高直，眉长目展唇薄含笑，肩宽身直叠掌盘坐。斜披袈裟紧贴肩臂，衣薄纹细线条楞角有力。刀法平直洗练概括整体。是早期特色。“胁侍菩萨”十一窟外佛龛雕像，立身头戴宝冠，脸型修长面现微笑，雍容祥和。容貌服饰皆类当时人，意态逼真形象生动。后期特色。总体为粗健雄伟风格。
2.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扩大开凿，景明至正光年间（520~525）的“宾阳洞”为代表。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释迦牟尼结跏趺坐须弥座上，（吉字形长方板凳）。肉髻大耳脸型略长，眉弯半弧眼若纤月，鼻翼丰满口角上翘亲切微笑。两肩宽厚躯体魁岸，宽袖垂摆褒衣博带，衣褶层迭线条舒展，齐整中有变化。左侧侍立着摩诃迦叶，是个饱经风霜严谨持重的老者。右侧侍立着阿难陀，是个聪明睿智活泼开朗的少年。再外左为文殊“司智”，右为普贤“司理”（《华严经》），手持法器，各自立足于莲台上。菩萨面容清秀含睇微笑，手臂柔润身姿修长，博带长裙有女性体态，趋向世俗化。圆雕多用平直刀法，浮雕用圆刀雕刻，形象敦厚温和，气氛和谐愉快，风格清秀俊美，是一代典型。
石雕造像碑
继云冈、龙门开凿后兴起与泥塑并行于石窟、寺庙中。多小型精美，石料坚细，以白色和青色大理石为最出色。雕有多种形式，“千佛碑”或称“万佛碑”，通碑四面雕有排列整齐的小型佛像，程式化一，连续出现千篇一律富有装饰美。极见雕刻技术功力。“佛龛碑”前后两面分别雕出两三层佛龛，龛内雕出一佛二菩萨，或加二弟子，龛楣雕有飞天伎乐及天幕等。“佛像碑”全碑仅雕一龛，龛内雕出一组佛像，龛下层雕出供养人和供物。供养人间有车骑随从，左右常有文字题记，南北朝最盛行。
“三世佛龛碑”（甘肃天水麦积山），麦积山石窟由北魏、西魏开凿，全部泥塑造像，造像碑、石像由外地石料雕成。集中在“万佛堂”中。三世佛龛的上下雕出两层小千佛，左右雕足踏猛狮的护法神王像，上有飞天伎乐飞舞，构成天国的环境。龛中心雕出三世佛，现世“释迦”居中坐而略高；往世“阿弥陀”与来世“弥勒”左右相对。并坐在一个须弥座上。形象温柔手势和缓，情态亲切如叙家常，造型写实体态世俗化。龛楣雕饰精致，上层七佛于小龛中，表现天国庄严。满饰璎珞，下垂锦绣天幕，场面华美。垂幕立体雕形阴线刻纹质感厚重，左右坐佛的长裙褶皱安排的也很巧妙别致。轻盈柔软如缎似绒，石质产生织品光泽，夸张了的长裙因坐势下垂簇集成美丽的弧线，形成了雕刻、绘画、图案的综合艺术效果。
石雕造像
单独或组合的圆雕佛像极多。陈列于寺庙和家庭佛堂之中，多用佛和菩萨之类。坐像多于立像，思维菩萨雕像（晋南石雕注解失国外），北周（557~580）的单独小型雕像，高约50厘米，半跌坐式，右手支颐，舒眉细目丰鼻闭唇，若在沉思，表现了内向性格，躯体丰腴而神态生动。宝冠垂带细腰长裙，衣纹服饰简洁洗练，左足垂下踏在莲花上，莲座花瓣肥润，雕刻手法富于装饰美。刀锋犀利明快，是小型雕像的优秀典型，秀骨清像之中已有丰润之态，上承北魏淳朴之美，下启隋唐丰腴之风。
浮雕图案
藻绘边饰，以莲花、卷草为最出色。窟室装饰（龙门宾阳洞），穹窿窟顶中部藻井为一重瓣莲花，围绕流苏构成莲花宝盖，四周8个伎乐天和2个供养天围绕莲花飞舞。裙带当风天衣飞动，弹琴奏乐体现了“诸方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地面亦饰以莲花图案，宛若铺饰“地毯”。上下呼应和谐统一。宝莲藻井（龙门莲花洞），北魏孝昌年间（525~527）雕凿，窟顶藻井有一朵精美的高浮雕大莲花。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之所以崇拜，花色香气之外出污泥而不染有洁净之意，极乐世界为成正果者所居。浮雕为高低三个层次。莲蓬突出，圆周曲线轮形，蓬面中心阴刻一个圆环，由周三重环带。第二层以莲心向四周放射展开双重莲瓣，特意加了个凸起的多方连续“忍冬纹”组成圆盘，烘托映衬突出了莲花形象，又同莲花浑然一体，有王莲大叶的意态。第三层即外围饰有六个供养人，衣带飘举的风姿与盛开的莲花动静相生。使富丽典雅的宝莲花生机盎然。整体看是一个典型的单独纹样的综合构成，简洁、大方、圆满、华美，是石窟艺术中莲花装饰的杰出之作。
卷草纹饰（邯郸响堂山），响堂山石窟，东魏武定五年（597）前开凿。其中图案装饰相当出色。“浮雕卷草纹”可为代表。石窟边饰浮雕，以枝蔓构成二方连续的卷曲状，主要由叶子组成。叶子变化丰富形式多样。有两种骨架构成：一是心形正反连环式二方连续，中填忍冬纹，叶形似花，正面的五出，侧面的三出瓣形叶；一是之形波状伸延连续，间出卷曲小枝，间以散叶点缀，是当时流行的植物纹典型样式。有的还在太空隙中填以各种伎乐天，衣带飞舞生动活泼。还有的填以莲花，正、反倾侧，复瓣、多瓣，纹样变化丰富优美。这类卷草纹还应用在佛光花环火焰纹中、或石碑边侧装饰以及敦煌壁画边饰和藻井中，为唐草纹前奏。
墓葬雕刻
有墓志铭、画像石见于“石祠”、“石墓”、“石棺”。另有“陵墓石兽”等多种。
1.画像石
北魏宁懋祠画像石（洛阳北邙山出土），内、外壁绘刻墓主生活和孝子故事画像共九组，为阴刻线画。人物准确自然，树石屋宇等配置得当（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画像石棺”有阴刻和减地兼阴线两类。北魏升仙石棺（洛阳河出土），前档门扉两侧刻按剑门吏，门上刻朱雀和“莫尼宝珠”。后档刻孝子故事。左帮刻男墓主乘龙翱云升天。前有羽衣方士导引，后为乐伎仪仗，两端刻山林。右帮刻女墓主乘龙升仙，前有方士导引，后为五侍女乘鸟状神兽随行。棺底刻青龙白虎，两边各十二格刻神兽仙禽。全部画像道、释、儒相杂，三教交融。人物形象修长，构图饱满“减底”兼“阴线”刻划，有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北齐石室墓画像石（山东益都出土），武平四年造。线刻画像八件，有商旅驼运，商谈、车御饮食，交谈、象戏、出行等单幅成图，反映了与西域通商的情况及民族间的交融。北周画像石棺（陕西咸阳出土），线刻青龙白虎，伏羲女娲等，挺劲流畅为北方风格。
2.陵墓石雕
南方突出多为“辟邪”、“天禄”。辟邪有翼而垂舌，立于墓前左方，天禄有角，立于墓前右方。形体巨大而腹下雕空四足稳立。形象凶猛威武，虽出于想像而以象生为基础。如狮添翼，如虎生角。手法洗练而细腻，雄武中有俊秀之气，是六朝风格，梁南康简王肖续墓石兽、梁武平侯肖景墓石兽、可为代表。石柱（南京肖景墓），柱身有棱，柱顶莲花上立辟邪，挺拔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