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染织工艺
全国的统一，疆土的开拓，交通的畅通，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市场的扩大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隋唐时期的染织工艺空前繁盛，织造技术和图案纹样均发生重大变化。在东起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越帕米尔，经中亚、西亚西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精美的丝织品，集中出土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和甘肃敦煌3处。
隋代丝织工艺
隋代丝织品生产遍及全国，官办作坊成为高级织染品的主要生产部门。隋代的染织多出于染织署，管理制造御用染织品，生产中心为河北定州，四川蜀锦仍很发达。隋炀帝即位以后，挥霍无度，除了在外国使臣、各番酋长面前炫耀富裕，而在元宵灯会将东都洛阳八里长的御道用锦帐作为戏场，命乐人舞伎着锦绣缯帛外，又于冬日百花凋谢之季，命宫人用各色绫绮作成树叶花朵装饰宫内光秃树木。并在南巡扬州时，用无数彩锦作为风帆装饰大型龙舟和马鞍上的障泥。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隋宫》曾这样形容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一方面反映了隋炀帝荒淫豪华生活，也说明隋代丝织品产量之大，制作之精。
隋代丝织品遗物近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均有出土，其中有红白二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的“棋局”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团花图案的“联珠小花”锦，用菜绿、淡黄二色织成的“彩条”锦，还有“联珠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绮等，这些丝织品简洁质朴，别具一格。
唐代的织染工艺
唐代的织染工艺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隋末“织染署”下设25个“作”各有专门分工，组织庞大，生产中心由隋朝的河北定州逐渐向江南转移。除了官府的专设机构外，地主豪绅有庄园工场、城市有民间专业作场，农村还有家庭副业等。晚唐时，河北定州豪富何明远家中就有织机500张，俨然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手工业工场了。盛唐时期的杨贵妃，专供她一人服饰衣着，就有绣工700余人，没有大量丝织品的生产，是不能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的。此外，由于丝织品是唐朝主要出口商品，也需大量生产。
唐代丝织品除了丝织，还有麻、棉、毛几种，麻织品种繁多，多是劳动人民的服用品，有葛布、孔雀布、楚布等多种。唐代的棉织在我国岭南一带较为发展，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还出土有几何纹组织的丝棉交织布。此外，唐玄宗时，长安有专门出售白叠布商店。毛织产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北一带，生产各式毡子。江南道宣州的红线毯非常有名，诗人白居易在（红线毯）中曾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并在诗中讽刺说：“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入宫中，线原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两线。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此外，还有一种用羽毛织成的特殊裙子，华丽无比，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
1.丝织
唐代丝织品名目繁多，品种丰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有绢、绫、锦、罗、纱、绮等。
绢绢是平织的，没有花纹，用印染等方法进行装饰。
绫绫是单色的斜纹织物，可以随时改变斜纹的组织以产生花纹，这样织造的方法称“提花”。
罗、纱罗、纱是纠织，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的一种复杂织法，都是单色半透明的织物，以利用染色的方法进行纹样装饰。
织成锦这种锦也是唐代高级丝织品之一，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在吐鲁番曾出土织成锦条带。武则天时，曾令制织成及刺绣佛像400幅，分送各寺院及邻国，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为二宋时期发达的“缂丝”产品打下了基础。
绮绮的织造方法，是素地起二至三枚经斜纹提花。除本色外，有染成红、黄、紫、绿等色。
锦锦是多色的多重织法，质地厚重。唐代以前的锦称经锦，而唐锦的制作，由于技术革新，取得了纬锦的新创造，在三国时马钧改良织机的基础上，突破了单纯经线起花织法，而且还发展到经纬线互相配合起花的新技术，这样的织法不仅可以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及宽幅的织物，而且色彩极为华丽，形成唐锦华丽优美的时代风格。代表作品是“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在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宝相花锦”。唐代织锦中最华丽的一种是新出现的晕纲锦，它用各种色彩相间排列，构成绚丽缤纷的效果。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晕纲提花锦裙”，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的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这是考古第一次发现的“锦上添花”锦，精美异常。在同地8世纪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双云头锦鞋和一双锦袜。鞋里衬内绿、蓝、浅红三色施晕纟间，这是目前所知唐代最绚丽的一件晕纟间作品。唐代，四川仍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区，在汉代久负盛名的蜀锦，这一时期有不少珍品闻世。
遗存至今的唐代丝织品，有早期出土的“天蓝地牡丹锦”、“沉香地瑞鹿团花绸”、“茶色地花树对平绸”、“宝蓝地小花瑞锦”、“银红地鸟含花锦”等多种。
近年出土的有“兽头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天马骑土纹锦”、“联珠吉字对鸟纹锦”、“棋纹锦”及“花鸟纹锦”，“瑞花遍地锦”、“龟背纹锦”、“花鸟纹锦”等多种。
大量唐代精美的丝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代织造工艺的高度水平和精湛技艺。
唐代丝织品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其中以花鸟禽兽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鸟兽成双，左右对称，鸟语花香，花团锦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
花卉植物纹有盛开的牡丹花、折枝花、宝相花、散点花和卷草纹，形象处理的十分饱满生动，“花鸟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以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周围有展翅飞翔的蜂蝶和练鹊，有迎花飞舞的鹦鹉，有宁静的山岳和飞荡的祥云，疏密有致，花鸟争春。锦边配上蓝地花卉二方连续的装饰带，色彩华丽，制作精美，代表了唐锦的工艺水平和装饰特点。
“天蓝地牡丹锦”（故宫博物院收藏），此锦是琵琶锦囊的一部分。它主体纹样是一个正面形的8瓣牡丹花，周围用8朵侧面的牡丹花围绕而成。外面一层又装饰了一圈较大的牡丹花，花之间安排小折枝花。构成了极其富丽饱满的大团花图案。在鲜艳夺目的天蓝地色上，花卉用深绿、浅绿、红、粉紫、浅黄等颜色来交错使用，用退晕手法来处理，使作品色彩华丽，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生机盎然。
陵阳公样这类图案是唐锦中最为精美的一部分。主体纹样有鸳鸯、孔雀、鸡、鸭牡丹纹锦囊（唐）、羊、鹿、狮、天马、骆驼等。纹样成双成对，图案新颖奇丽，别具一格，被称为“陵阳公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窦师纶官至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窦师纶是唐初派往四川主管皇室织物的官员，封爵“陵阳公”，他设计的织锦图案，凡鸡、羊、龙、风等题材都采用对称形式，当时人们把这类花纹称为“陵阳公样”。一直受到人民的喜爱。“茶色地牡丹花对羊绸”（故宫收藏），主题纹样是迎着朝霞怒放的牡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水珠晶莹闪光，美丽活泼的蝴蝶围绕着牡丹翩翩起舞，2只左右对称的小羊回首互望，一幅恬静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春天鸟语花香、粉蝶飞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盛唐以来工艺装饰的特点。
此外，瑞鹿牡丹团花绸也是优秀作品，都和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珠团窠纹隋代的织锦，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中就曾出土过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和联珠兽头锦。而唐代这类图案的发现就更为普遍，成为唐锦的典型纹样。以一圈联珠组成团窠，中间安排鸟兽和花卉图案。图案内容有盘龙、凤凰、麒麟、狮子、天马、仙鹤、莲花、忍冬和宝相花等。纹样规整、连续、对称，以四方连续的组织向四面延续。四个团窠纹之间的空隙，装饰忍冬纹。据说联珠纹来源于古代波斯，但从我国原始社会的彩陶纹样，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面的边饰纹样及西晋的青瓷纹样和隋代的织锦的联珠纹上，均可见到它的形象，说明这种纹样不仅是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
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新疆吐鲁番、甘肃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
此外，唐锦纹样还有几何纹，其中有双胜、万字、小散点花等。唐锦纹样形象华美、活泼，给后世深远影响。
唐锦色彩艳丽、明快，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唐锦作过色谱分析，色彩极为丰富。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有鹅黄、菊黄、杏黄、土黄、金黄等；青有蛋青、天青、藏青、赤青（钳色、稍微带红的黑色）；蓝有翠蓝、宝蓝；绿有豆绿、叶绿、果绿、墨绿以及褐、黑、白等色，多达20余种。
2.印染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利用矿物、植物染料对纺织物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纺织品。
唐代的印染工艺相当发达，主要有夹缬、蜡缬、绞缬和碱印等。
夹缬夹缬是一种直接印花法，起源并鼎盛于唐代。它是用两块雕镂相同花纹的花板，将要染的素帛夹在中间，涂以防染剂，然后入染，成为色地白花效果，染成后花纹左右对称。日本正仓院迄今还保存着唐代自我国输入的“花树对鹿”、“花树对鸟”夹缬屏风。
蜡缬蜡缬即现代的蜡染。它是先将融化的蜡画在织物上，浸染后，经过热煮脱蜡，就显出了花纹。蜡液浸入纤维后，有防水作用，染液不能进入，形成白花的独特装饰效果。蜡染的方法，在西南的苗、布依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广泛流行。蜡染花布图案生动别致，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销国外，颇受欢迎。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象纹蜡缬屏风”和“羊纹屏风”，纹样十分精美。
绞缬绞缬又称撮缬，出现在5世纪左右。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根据需要花纹，按一定规格用线缝扎成十字形、方格形、条纹等形状，然后染色，染好后晒干，把线结折去。由于染液不能渗透，形成色地白花的效果。花纹边缘产生晕染效果。另一种方法是将谷粒包扎在钉扎部分，然后入染，便产生更复杂的花纹变化。花纹疏大的，叫鹿胎缬或玛瑙缬；细密的，叫鱼子缬或龙子缬。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唐代的“绞缬裙”，由绛紫、茄紫等色组成菱形网状图案，精巧美观。
凸板拓印在西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织物是用两块凸板套印的灰地银白加金云纹纱，这种工艺发展到唐代用凸板拓印的敦煌出土的团窠对禽纹绢就是这种工艺的再现。
碱印狩猎纹印花绢（唐）碱印是用碱为拔染剂在丝罗织品上印花，它是利用碱对织物的化学作用，经染后而产生不同色彩的花纹。还有用镂空纸板印成的大簇折枝两色印花罗，是更精美的一种，这种印染品宋代叫“药斑布”。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缬“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其中骑士搭弓射狮，骏马奔驰，犬兔相逐，周围点缀飞鸟花卉，表现了一派生动紧张的狩猎场面，技艺精湛。
3.刺绣
作为丝织品的加工，刺绣在唐代有了飞跃的发展。白居易的《秦中吟》一诗中写道：“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载：“唐同昌公主出嫁时，有神丝绣被，上绣三千鸳鸯，并间以杂花异草，其精巧华丽无比”。唐玄宗时，为杨贵妃一人进行服饰刺绣的绣工就达700余人。
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还用于绣作佛经或佛像。《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能于尺绢上绣洁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扩大，又发展了很多新针法，有直针、缠针、齐针、套针、平金等新技术，大大丰富了刺绣的表现力。
在色彩的使用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在佛像脸部，能表现颜色晕染的效果。敦煌发现的“释迦说法图”和日本的劝修寺的“释迦说法图”，都是用切针（辫绣）绣轮廓线，而以短套针绣肉体，表现晕染效果。
隋唐服装工艺
隋唐处于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反映在衣冠服饰上，十分华丽丰美。这一时期男子服饰主要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女子服饰主要有衫襦袄裙。
男服
幞头，它本是一条头巾，是由汉代的头、幅巾等演变而来。幞头和幅巾的区别，主要是在角上。经改制后的巾帛，四角皆成带状，裹头时两个中角朝前系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系一结，多余部分自然垂下。头巾的质地一般用轻薄柔软的黑色纱、罗制成，所以后面垂着的巾角也是软的，称“软脚幞头”。以后将软脚中加铜、铁丝撑起来，就成为“硬脚幞头”。硬脚后来又做出不同形状、翘成不同的角度，而产生了“翘脚幞头”、“展脚幞头”等多种名目。
除幞头外，还有纱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纱帽样式，全由个人所好而定，惟以新奇为尚。
隋唐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是圆领袍衫。袍服的样式，一般是小圆领、窄袖、袍长至膝下。唐代袍服的纹样，一般以暗花为多，脚上穿长靴。
女服
唐代女装主要由衫、裙和披帛三件组成。衫襦是一种短衣，衣衫的下摆裹在裙腰里面，裙长曳地，肩上再披着长围巾一样的披帛。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和鸡心领等。盛唐后，还流行一种袒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开放。
唐代前期，中原一带的妇女还喜欢穿胡服，通常是翻领窄袖上衣，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鞋（也有穿线鞋）带一顶卷沿胡帽。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样式也随之变化，比较典型的是衣衫加宽，袖子放大。到了中晚唐，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超过四尺，传世绘画作品“簪花仕女图”，所描绘的贵族妇女及南唐二陵出土的陶塑妇女，均是这种服装，是这时期的典型样式。
唐代妇女的下裳，主要是长裙，随着社会风尚的不断演变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裙子的式样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论是质料、色彩、式样、装饰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朝野佥载》也称“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一般百姓虽穿不起这种昂贵的百鸟毛裙，则以颜色和式样取胜，这就是石榴裙的流行。从文献记载来看，应是一种鲜艳的红裙。另外从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捣练图》，周防的《簪花仕女图》一直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绘画来看，可以间接看出300年裙子的沿革和变化。
关于披帛，是用轻薄的纱、罗或绢裁成长条，一般长度在2米以上，绕缠在两臂间，走起路来，随着手臂的摆动而飘舞，非常美观。传世绘画作品“捣练图”，“宫乐图”等绘画中女子肩上均有披帛、陶俑、唐三彩、墓室壁画、石刻画反映的披帛形式，也大致如此。另外还经常在披帛上加彩画，更增加了它的装饰性。
官服
隋唐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服，只在隆重场合，如祭祀天地宗庙时偶尔用之，其他还是以幞头袍衫为尚。
隋文帝时的服饰，据《隋书·礼仪志》记载：“百官常服，用于匹庶，皆著黄袍，去入殿省”。从唐朝开始，黄袍被当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黄袍加身”，就意味登了帝位，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才止。
唐代官员的袍衫，主要是以颜色来区别等级。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贞观四年（630），定三品以上官员紫色，五品以上绯色，六品七品服绿色，八品、九品服青色。公元674年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韭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石带。庶民铜铁带。大画家阎立本绘的“步辇图”，绘吐蕃丞相禄东赞进见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画中汉族男子（包括太宗）都著幞头袍衫，只以颜色为别，可证明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唐代袍服的纹样，一般以暗花为多，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泥头木身官俑，穿的就是这种服装。武则天当朝，又颁赐了一种新的服装，名叫“绣袍”。所谓绣袍，就是在各种不同职别的官员袍上，绣上各种不同的纹样，文官绣禽，武官绣兽，这种以禽兽纹样分别代表文武官员品级的做法，为明清的补子打下了基础。
腰带，汉代在革带上装豪华的带钩，却没有一定的制度。唐代的革带不用带钩而用带扣系结，另在带身上装带。带是一种方形的饰片，依官僚品阶的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铜、铁等质料制作，使腰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一项标志。另外，隋代开始出现的“品色衣”至唐代形成制度，成为此后我国官服制度上的一大特色。
隋唐漆器工艺
隋代漆器，遗留至今的实物不多。有关文献记载一些隋代漆器概况，《漆书》引“南志”上一段话说：“隋炀帝曾于流杯殿上作九曲漆渠，和宫人们作曲水流觞之饮”。
唐代漆器，品种繁多，技艺精湛。多制作镜、瓶、盘、碗、琴等生活器皿以及箱、床等家具。漆器的装饰方法更加多样化了，其中以金银平脱、描金、螺钿和雕漆成就突出。
金银平脱
将金银压成金箔、银箔，制成人物、花鸟纹，在木器上涂漆粘合，再在上面加涂与底色相同的漆二三层，待干后磨去金、银花纹上面漆层，使花纹全部显见。无花纹处与花纹平滑一致，坚固耐用。多用于铜镜、家具、乐器的加工，技艺精湛。唐代的金银平脱工艺极为盛行。《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杨贵妃赐安禄山器物中有“金银平脱胡板饭魁”、“金银平脱馄饨盘”，“金平脱妆具玉盒”，“金平脱犀头汤”等物。安禄山所献贡品有银平脱胡瓶床子之类。由于这种工艺费工费料，价格昂贵，到唐肃宗、代宗时曾先后下令严加禁造。日本正仓院藏有“金银平脱古琴”，“金银平脱八角镜”，“银平脱墨斗”等。
螺钿
螺钿工艺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钿片光洁莹润，镶嵌在深色的漆器上，光彩夺目。在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我国唐代的螺钿家具多种，其中有“螺钿紫檀棋桌”，乐器有“螺钿紫檀阮咸”等，制作十分精美。
雕漆
唐代的漆工艺中，雕漆是新创造的，明代黄大成的《髹饰录》中记载：“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但目前尚未发现实物。
保存在日本唐昭提寺中的唐朝名僧鉴真大师的“夹纟宁造像”，是唐时中日僧人的合作杰作，极为可贵。这在我国漆器工艺史上，在中日友好关系史和文化交流中，均有重大意义。
唐代家具工艺
唐代的家具，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家具，吃饭、休息、睡觉全在地上，最早人们是席地而坐的，如果席子也算作家具的话，这是人工制造的最早、最原始的家具了。从殷周到秦汉，家具的式样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由于当时工艺技术的限制，人们坐卧的主要家具，是矮的床和铺在地上的席子。当要吃饭和读书写字时，就临时放置一张案，案也可以放在床上或地上，它的形象像一个很大的托盘，有长方形和圆形的二种，长方形的案有四足，圆形案有三足，这种案都很矮，常常不超过一二十厘米。桌椅在唐代后期广泛使用，使人们改变了几千年来席地而坐的习惯，也引起了许多生活用具的变化。
唐代家具的品种，有几、案、挟轼、箱、柜、胡床、屏风、桌、椅和棋局等，全部是木质制成，有紫檀、黄杨木、沉香木、花梨木、樟木、桑木等，此外，还有竹藤等材料。
桌子出现在唐代，敦煌第85窟的唐代壁画里，可以看到一个屠夫在板桌上切肉的形象，还有一些人围着桌子欢宴的场面。桌子很大，四周可坐好几个人。到五代，我们可以从有名的绘画《韩熙载夜宴图》中，看到很多制作精美的桌子了。
椅子出现的历史比桌子要短。关于椅子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唐语林》一书，该书卷六说：颜鲁公（真卿）在七十五岁时，还能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二三寸，数千百下。这说明当时——唐德中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已经使用藤倚（椅）了。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也说明在唐朝已使用椅子了。其中最早的图画资料见于高元硅墓壁画，壁画中有一人端坐在椅子上，椅子形象拙丰卜椅角粗大。在敦煌196窟唐代壁画中，也有椅子的形象：曲背，有扶手，椅角粗大。除了有背的椅子，在唐人的画里，还可以看到一种较矮的方凳。
屏风是室内的主要家具，常放在明显的位置上。挡风和遮障是屏风的主要功能。唐代屏风的制作极为精巧，成为室内装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正仓院保存有我国唐代屏风多种，其中最精美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高1.36米的“鸟毛立女屏风”，屏面绘制丰满端庄的盛妆仕女，或立或坐于树石之间，画上还用鸟毛贴饰。另外还有一些屏风，屏面是由织物制成，图案是用“夹缬”或“蜡缬”法印染的，题材多是树木花鸟和动物，如“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等等，色彩鲜明，别具情趣。
柜子盛放衣物用，唐代仍沿袭汉代的格式，河南峡县一座东汉墓里，曾出土一件绿釉陶柜，方形柜身，四个矮足，顶上有盖可开合。唐代，这种四足矮方柜仍旧很流行，在西安出土的一件色彩鲜艳的三彩柜，和上述陶柜大体相似，不过四足高些，柜身的饰件也更漂亮些。在日本正仓院里则收藏有不少唐代木柜的实物，均是四足方柜，只是在高矮大小上有些区别，门都在前面，这样开合方便，更加实用。
隋唐雕刻工艺
牙雕玉雕
唐代的牙雕十分精美，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若干新的技法，其中拨镂器就是唐代独创。拨镂器是先将成型的牙器染成红绿等色，再精细雕镂出各种花纹，所刻之处呈象牙本色，衬在红、绿等地色上，十分美观。例如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红牙拨镂尺”，“绿牙拨镂尺”，红牙拨镂琵琶拨子，都是用拨镂的技法，刻出凤凰、鸳鸯、飞马、鹿以及折枝花、宝相花等。有时花鸟独立出现，作为尺寸的界格，构思巧妙，别具一格。这时，还用染过色的象牙及鹿角等嵌在木器表面，构成图案，叫作“木画”。
隋唐时期的玉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创造了新的风格。佩饰出现了头戴的金、银镶玉的步摇、发钗、手戴的玉镯。唐代还流行玉带铸，它是用玉琢成的方形玉片，缀附在革带上，成为官场礼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和“金镶玉手镯”，这两件玉器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加之金、玉互为衬托，益显富丽而高雅。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番人玉带板，为唐代官府用玉，琢刻上的大刀阔斧与当时的壁画、雕塑风格相一致。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的玉角形器、玉垂云、玉璜等光素佩饰，对研究唐代佩饰的组合与形式是难得的。传世的“青玉人物椭圆杯”、“青玉云形杯”以及“双鹿寿带”、“双凤”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而动物玉雕则近似当时的石雕风格。
五代玉器出土很少，南唐李异墓出土的“青玉哀册”28片、杭州三台山出土的“青玉双鸳鸯步”摇2件，合肥出土的“银鎏金玉步摇”2件，作工皆很细腻。四川王建墓出土的“玉带板”，琢工近似唐玉带板而稍显粗犷，是西蜀王室玉作的典型器物。
隋、唐、五代的玉器，人物、动物造型，重在揭示对象的精神世界，对形体采取夸张手法，浑厚自然，气韵生动。
石刻艺术
端砚隋唐时代，砚材的种类及形制较前代丰富，当时的陶、石砚多为后部有三足的箕形，即米芾在《砚史》中所说的“有如风字两足者”。瓷砚更加盛行，除三足圆形外，还有多足辟雍砚，形制是中间研墨，周围有水槽。
唐代开始烧制三彩砚、澄泥砚。澄泥砚出于山西绛州（今新绛），传说是用绢袋装上汾河泥加以漂洗淘澄出的细泥烧制而成。
唐代石砚已开始讲究石材。端溪石制成的端砚最佳，为书法家所珍视。诗人李贺咏端砚说：“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圆毫促点声清新，孔砚宽顽何足云”。诗人刘禹锡咏端砚说：“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应知正草玄”，“玉蝻吐水霞光净，彩翰摇风绛锦鲜”。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珍视。
石刻工艺隋唐墓葬中，保存了大量的石刻线画，十分精美。它是我国古代艺术的一种，是绘画与工艺的结合，是画家和石匠艺人紧密合作而产生的艺术品。画家以朴实而流畅的线条，钩画出人物动物及花卉的轮廓后，刻石大师再以娴熟的刀法雕刻出来。这些作品，大量被保存在墓室的石棺、石棉、碑志、碑侧、墓门等部位。
唐永泰公主（李仙惠）墓中的石刻线画，数量很多，非常精致。在墓道石门上有阴文线刻的执笏躬身的2个男侍，戴幞头，穿高靴，着圆领长袍，毕恭毕敬地相对而立。边饰门楣上刻有宝相花、海石榴、莲花、卷草、狮子、鸾凤等唐代流行的图案纹样。在棺壁内外及相连接的倚柱上，刻满各种鸟兽花草线刻纹样及各式供诗人物，有的拱手而立，有的执捧砚、盒、盆、壶等物，有的侍女手拿花束玩赏，有的戏鸟。另一名侍女，正在作披巾动作，极其生动自然，不同的神态，体现了不同人物的生活情趣。
此外在唐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中，也都在石棺上刻有男侍和女侍的人物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这些石刻线画，不但以优美的线条表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以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墓室的石棺等石线刻外，唐代碑侧的石刻花纹也极精彩，最著名的是唐大智禅师碑侧的图案。用浮雕的手法，表现了卷草、牡丹纹，用翻卷流畅的卷草纹和盛开的牡丹花组成带状花边，中间点缀凤凰、鸳鸯、狮子，仙佛等人物鸟兽图案，花叶繁茂，健康丰满，是唐代石刻艺术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兴福寺碑侧唐草狮子纹，唐杨执一墓志十二生辰图案，唐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侧卷草狮鸟纹等都是优秀作品，这些石刻艺术，造型生动，手法简洁，技法娴熟，线条流利刚劲，充分体现了唐代华丽丰满的时代风格。
石雕
西安附近有唐代帝王的陵墓。坟墓前都有石兽和石柱等，这些陵墓的石刻装饰是唐代初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有一对石虎，作缓步行走的姿态。筋肉骨骼健实有力，表现出老虎凶猛的性格特征。此外，唐高宗李治的乾陵、武后父母的顺陵也都有翼兽、狮子等许多雄伟健壮、生命力充沛的作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唐太宗昭陵前的六匹马的石刻浮雕，即有名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为了纪念在建立政权的征战中所骑过的六匹爱马：飒露紫、拳毛骗、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它们曾为国家的统一随李世民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奔驰在千里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是在杰出的工艺美术家阎立德主持下修建的，体现着唐初的武功事业，六骏作为历史性的纪念性雕刻，是具有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的。
在艺术成就上，也是十分突出的，六骏是高浮雕，膘肥体壮，精神饱满。表现了马的立、行、奔驰的，各种神态。飒露紫身负箭伤，大将丘行恭为他拔箭时所表现出的忍痛静立的形象，刻划的生动细致。拳毛木郭和特勒骠在作缓步行走，而其他三匹则是四蹄腾空在奔驰，背鬃飘拂，尾结高翘，风驰电掣，跃然于右壁之上，体现了唐代雄伟壮丽的时代风格。
敦煌藻井图案工艺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到唐朝达到了最盛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为了供养佛像，石窟也相继在我国各地修造，其中著名的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古代石窟寺是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的产生和发展
敦煌是我国甘肃省西北角的一个县，在汉、唐时代是一个繁盛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印度的佛教就是西汉末年通过这里传入了我国内地。
敦煌莫高窟的修建，是在前秦二年（366），有一乐傅和尚西游到了敦煌，在鸣沙山募人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以后的1000多年里，人们陆续在此开凿石窟，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开凿的窟室有1000多个，所以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保存到现在的洞窟有492个，其中唐代开凿的石窟计有247个。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各族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无数的艺术珍品。现存的精美壁画，总面积有125000平方米，彩塑达2400多身，还有大量华丽的藻井图案，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是现存世界上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北魏藻井图案
北魏的藻井图案构图是菱形套叠，动感强。而条边图案都装饰着规矩严谨的二方连续的卷草纹。北魏时期的卷草纹样基本上由叶子组成，最简单的叶子是三个大瓣和一个小瓣分列两侧，叶子组织的排列变化很多，在北魏藻井图案中可见有单叶、双叶，而双叶又有两叶相向、相背或颠倒的不同，叶子的排列也有横纵不同，颜色有的是单色平涂，有的用浓度不同的颜色由深到浅，逐层“退晕”，而产生了立体效果。
代表作品北魏《257窟藻井图案》，用多层方框架梁式的条边图案组成，藻井中心画四个供养飞天，边框四角定处画衣带飘扬的飞天，其余是四边或双边对称的二方连续图案，有卷草纹、火焰和水纹，人物的活泼和图案的规整，互相辉映成趣，形成静中有动，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色彩也以赭石、黄色为主，间用蓝绿等色，稳定沉着。
唐代藻井图案
唐代大量精美的图案，被保存在窟顶的藻井、壁画边缘装饰、龛楣和壁画人物的服饰上，色彩瑰丽，华丽夺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的创造力。
边饰图案中，那初生的枝芽，含苞的蓓蕾，盛开怒放的花朵及硕果累累的石榴、葡萄等，在约10米长的位置里，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反映了唐代社会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
唐代藻井图案的构图为方形套叠，层次丰富，布置合理，由忍冬纹、卷草、云纹及各种花卉逐层推进，一直到中心的莲花图案为止，工整丰满，繁而不乱。既用写实手法，又富装饰意趣，垂幔变成了璎珞，卷草已演变成著名的唐草纹样，叶子翻卷自如，变化丰富，达到写实与变化的高度统一。
唐代藻井图案在色彩运用上是空前丰富的，形成华丽优美的风格。在手法上采用退晕方法，大大丰富了色彩效果使之具有立体感。
五代藻井图案
五代的藻井图案继承晚唐风格，但装饰纹样发生了变化，唐草及宝相花图案减少，出现龙凤图案，花纹精细，色彩趋向和谐，构图不似唐代严谨，呈现出装饰趣味浓厚的特点。
宋代藻井图案
宋代的藻井图案风格发生了变化，纹样由唐代的生动流畅转变为平淡简洁，都是一种静感很强的花叶变形，安排稀疏。色彩采用蓝、黄、黑、白等冷色调，清淡平板，这时的藻井图案已处于衰败期。
雕版印刷工艺
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印制书籍，大约在隋唐之际。这种先进技术刚一正式出现，就被佛教徒用于雕印经文佛像，达到宣传教义、做功德和争取教徒的目的。
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有确切日期（868）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这个卷子全长4.6米，首页是图画，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宗教故事，四周环绕着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情肃穆。这件作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厚，是一件优秀的版画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件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1900午发现于敦煌石窟的“藏经洞”，1907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盗往英国，现存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然而与《金刚经》互为映辉的另一部雕版印刷品至今保存国内。这件作品是梵文的《陀罗尼经咒本》，长34厘米，宽31厘米，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出土，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私刻印字的咒文，时间约公元850年左右，被史学界视为罕见的珍宝。在约30厘米见方的面积中，中间镌刻佛像一尊，四周刻古梵文咒语，周围又刻小佛像数尊，是一幅构图很完整的图文并茂的木刻板画，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