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保尔·柯察金被赶出了学校，因为他在瓦西里神甫家里等候补考的时候，把一小撮烟末儿撒在神甫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了。他跟着母亲去车站食堂找活儿干，被老板打发到洗刷间，负责烧茶炉、擦刀叉和倒脏水。就这样，保尔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保尔在车站食堂干了两年，受了许多磨难，也窥见了生活的底层。5月里，哥哥阿尔青在发电厂给保尔找了活儿，他便离开了那个地方。
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进了镇子：“沙皇被推翻了！”于是，居民们听到了“平等，自由、博爱”这些新鲜名词。不过，充满兴奋和骚动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除了镇公所飘扬着孟什维克的旗子外，其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到了11月，从前线战壕里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都有一个雄壮有力的称号：“布尔什维克”。镇上的人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称号从何而来，但是知道生活准是又有变化了。
1918年春夏之间，谢别托夫卡这个乌克兰小镇的确经历了许多变化。红军游击队来了，富人跑了，群众得到了红军发放的枪支。不久，红军撤退了，德国人进了镇子，富人又回来了。保尔在发电厂当火夫的助手，他跟来厂里做装配工的朱赫来成了亲密的朋友。朱赫来是个水兵，是红军撤退时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他教保尔学会了拳法，还告诉他要知道为什么打和应该打谁。
一天，保尔在湖边钓鱼的时候结识了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开初，他可不想跟这个女孩子闲扯。但是，冬妮亚活泼可爱，对保尔没有一点儿嘲弄和侮辱的举动，来往几次后就使保尔觉得她跟别的富家女不一样。他们亲近起来，盼着见到对方。一种不自觉的爱情偷偷窜进保尔的心中，弄得他心神不安了。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全乌克兰逐渐地展开了。时而红旗，时而又是彼得留拉部队的黄蓝旗。
一个漆黑、闷人的夜晚，朱赫来为了避开彼得留拉匪徒的搜捕，来到了保尔家。保尔和他一起生活了8天。朱赫来利用这迫不得已的休息时间，把他对彼得留拉军队的愤怒和憎恨，完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每一句话的保尔，还让保尔懂得了生活的真理，懂得了布尔什维克是不屈不挠地跟压迫者、富人做斗争的革命政党。他们在一起生活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天，但这几天对保尔这个年轻的火夫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朱赫来每天总是黄昏出去，深夜回来。可是，有天晚上他一去就没返回。早上保尔慌忙穿衣出门，去打听朱赫来的下落。当他走到岔路口的时候，突然看见朱赫来被一个彼得留拉士兵押着从拐角处走过来。“原来他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回家啊！”保尔的心狂跳起来。他得帮朱赫来逃走！朱赫来昨天还对他讲过需要有一伙勇敢的弟兄！当那押送兵走到跟保尔并肩的时候，保尔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去，抓住他的枪使劲往地下按，拖着他跟自己一起倒在马路上。朱赫来两步就跳到他们旁边，挥起他那只铁拳朝押送兵脸上打去，把他打得滚进了壕沟。
夜里，朱赫来离开了镇子。保尔被人告了密，被抓到城防司令部关了起来。那夜保尔受尽了折磨，拳头、脚尖不住地向他袭来，他浑身是伤，可什么也没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肯说。他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强，像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
“大头目”彼得留拉要亲自来镇上检阅部队，镇上忙着准备迎接。捷涅克上校怕大头目看到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没用的犯人，竟胡乱问了问保尔就放他走了。保尔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运气，抓起上衣就朝门口冲去，一口气跑上了大街。
保尔不能回家，也不能去朋友家。他拖着疲乏的腿跑着，竟不知不觉地跑到林务官的花园来了。狗叫声惊动了冬妮亚，她激动地叫了一声，疾步朝保尔走去。冬妮亚央求母亲让保尔留下来，又张罗着让保尔洗澡、吃饭和睡觉。保尔又累又饿，太需要休息一下了。他不愿连累这个心爱的姑娘，必须离开，可他又觉得一点儿也不愿意离开这儿。晚上，冬妮亚去铁路工厂找来阿尔青，他们决定保尔第二天就动身去喀查丁。保尔留在冬妮亚家里过夜，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心思睡觉。再过几个钟头就要分离了，而且说不定将永远不能再见，他们都感觉到心里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述，然而却不知从何说起。
早上，保尔登上开往喀查丁的火车头。开车后他看见了站在岔道上的两个熟悉的身影：高大的阿尔青和苗条娇小的冬妮亚。
不久，红军攻占了谢别托夫卡镇，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乌克兰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保尔已经参加红军，成了科多夫斯基骑兵师的战士。他和几千个同他一样的战士在一起，穿着破得遮不住身的衣服，怀着烈火般的斗争激情，走遍了乌克兰。在战斗中，他大腿受过伤，得过伤寒病，在灾难和痛苦中他迅速成长起来。一年以后，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骑兵侦察员了。这期间，他看了《牛虻》这本书，为牛虻的坚强和死而深受感动。
1920年6月，布琼尼骑兵第一军冲破波兰白军的防线，准备袭击基辅周围的敌人。加入这个部队的保尔同战友们一起冲向敌军司令部所在地日托米尔。他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军刀在空中画着闪光的弧形，朝十字路口上发出野蛮笑声的机枪阵地冲击。
布琼尼的骑兵排山倒海地前进着，日托米尔和别尔迪契夫两城相继被攻克……每天都在激烈的激战中，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8月19日激战中，敌人的榴霰弹在空中爆炸了，一片绿光在保尔眼前闪过，一块烧红的铁钻进了他的脑袋，黑夜立刻降临了……
昏迷了13天后，保尔恢复了知觉。只是他的头还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10月里，保尔伤愈出院了。可是，他的右眼已经永远失明了。“要是左眼瞎了倒好一点儿，现在我怎么打枪呢？”他还想着前线。保尔出院后住到布朗诺夫斯基家里，冬妮亚也在那儿。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全体大会，可是她却用轻蔑、挑衅的眼光看着保尔的同志们。冬妮亚不愿意跟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这使保尔难以容忍。他们的友情渐渐开始破裂，最后终于分了手。这时，朱赫来正担任省“契卡”主席，保尔便去找他，参加了肃反工作。
“契卡”的紧张工作严重影响了保尔还没恢复的健康，他的头时常痛得像针扎一样。结果，在搜捕苏达尔匪帮两天没有睡觉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这样，共青团省委把保尔调去铁路总工厂担任共青团书记，开始了新的工作。保尔认识了共青团省委委员丽达，跟着她学习党史，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好感。可是，他又十分惶惑、苦恼，难道现在是谈爱情的时候吗？保尔以牛虻式的态度斩断了情丝，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
秋天里，“契卡”人员、红军学员和党团员组成的队伍及时制止了一场反革命暴动，逮捕了瓦西里神甫一伙阴谋分子。但是，新的敌人威胁着新生的政权，铁路不通了，接着会有挨饿受冻的危险。为了拯救城市和铁路，必须由雅尔卡站筑一条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一个筑路工作队开去完成这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保尔则率先到达了工地。
秋雨不停地下着，路基不断地延长。人们白天冒雨筑路，夜里穿着沾满泥浆的衣服挤在水泥地上睡觉。工作队除了需要顽强地忍受着饥寒的折磨外，还要对付奥力克匪帮的袭击。有人开小差了，也有人退出共青团了。可是，留下来的人们却展开了竞赛。保尔领着同伴们向别的队挑战，他自己总是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到了12月，筑路工作越来越慢了，伤寒病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满身伤残的保尔这时又患了关节炎，最后，那要命的伤寒病也终于使他躺下了。
保尔没有死于伤寒，他又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盛春时节，苍白瘦削的保尔来到公墓。他的同志们就在这地方英勇地牺牲了，他们是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一出生就开始做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满怀悲愤地立下了庄严的誓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几天以后，保尔告别母亲，又回到了铁路总工厂。大家都感到惊讶，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面对着热情的朋友和同志，保尔心情激动，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两眼闪闪发光。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保尔总觉得时间太短，不够分配。他在厂里做助理电器装配工，负责政治学习，每天晚上还去图书馆读书。不久，他成了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可是，急性风湿病迫使他伤心地离开了工厂，直到一个月后他才丢掉拐杖。保尔被调到别列兹多夫镇担任共青团书记和民兵第二大队政委，他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和同志们紧张地做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选举、剿匪、文化建设、缉拿走私、军队中的党团工作等等，使他们经常从天亮一直忙到深夜。一年后，保尔被转为正式党员，并调任州团委书记。
保尔在全俄共青团第六届大会上与丽达重逢了。他向丽达检讨了自己3年前以牛虻式的态度处理感情的荒唐举动。但是丽达告诉他，她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保尔很难过，但他坚强地挺着。会后，丽达在留下的信中告诉保尔，希望他对自己不要那样严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而且有真正的爱情带来的快乐”。
两年过去了，保尔在这期间一直匆忙地生活着。他的身体正在逐渐衰弱，秋冬两季都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终于，州卫生处长把他的神经中枢系统受到严重损害的诊断书送到了党委会。保尔被迫去了疗养院。可是没呆多久，他就提前离开了那儿。深秋时节，保尔因车祸又住进了医院。两次手术之后，他的右腿已经残废，而且脊椎暗伤无药可治，完全瘫痪的危险威胁着他。
不幸的遭遇和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保尔手脚麻木，有时甚至突然不能起床，情形一天比一天坏起来。中央委员会停止了他的工作。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收到了残废证明书。
保尔去了黑海港口。他在岸边公园里抱着头，沉思着。他的一生，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这24年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在力量完全丧失之前并没有离开队伍。现在，他受了重伤，永远没有归队的希望了，他应该怎样来处置自己呢？既然失去了最可宝贵的战斗力，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保尔慢慢地从口袋里抽出手枪来想开枪对自己射击。可是，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他又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着说：“朋友，这是假英雄！任何一个笨东西都会随时杀死自己！这是最怯懦最容易的出路。……即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命变成有用处的。”
保尔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他要靠文学而回到队伍里去。他和达雅结了婚，搬到沿海一个小城去了。现在，保尔的生活就是学习，他读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又念完了函授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还在晚上和青年们一起学习。不久，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只有右手还听使唤。接着，左眼也失明了。他很镇静，他坚信自己绝不是个百分之百的残废。他继续坚持学习，眼睛看不见，就借助无线电广播进行。他完全忘掉了命运对他的残酷打击和身体的剧烈疼痛，他为祖国的壮大、人民的成长感到快乐，也为他的妻子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而自豪。
他们搬到了莫斯科。从割去副甲状腺的手术中脱离危险的保尔又开始工作了。他要写一部题为“暴风雨所诞生的”中篇小说，写科多夫斯基骑兵师的英勇壮举。他用硬纸板框子中间卡出的缝来限制铅笔，摸索着进行写作。紧张的劳动终于使他完成了三章，谁知在寄给老同志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些稿子竟被邮局遗失了。他6个月的心血白费了！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开始工作。这次，邻家姑娘戈莉亚主动跑来帮忙，充当他的“书记”。每天工作一结束，戈莉亚就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他听。当保尔认为写得不好的时候，就亲自动手重写。
最后一章写成了。母亲把那沉重的邮包寄往省委文化宣传部。保尔从早等到晚，焦急地盼望着回音。许多天后，省委会的电报来了。电报上说：“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保尔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生活箍在他身上的铁环已经破碎，他又拿起新的武器，走回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