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罗与同班同学克罗普、米勒、克默里希是一群热情洋溢、易受诱惑的天真烂漫的青年。我们受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老师的煽惑，一起报名参军。在这里，我们与锁匠恰登、泥煤工海伊·韦斯特胡斯、农民德特林和机智聪明的卡特结成了好友。我们的排长希默尔施托斯军士身材矮小，肢体结实，是个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恰登、海伊和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因而他常借训练之名，对我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想从精神上摧垮我们。但这一切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段训练使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然而这是好的，因为我们正好缺少它们。我们没有被战争摧毁，而是适应了下来。
前线的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克默里希在战斗中被子弹打断了腿，住进了医院。我、米勒和勒尔去野战医院看望他，克默里希精神不振，体质也极差。他的腿已被截去，我想到了临参军时克默里希母亲的泪眼，感到异常地伤心与悲哀。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第二次去医院看望克默里希时，克默里希在痛苦的呻吟中告别了好友，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我们没有被摧毁，倒是适应下来了。我们20岁的年华固然使其他许多事情变得很艰难，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帮助了我们。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一种强烈的、实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场上便发展为战争中所产生的一种最好的东西——同志关系！
残暴的希默尔施托斯因为用刻毒的方法惩罚一个长官的儿子，触怒了上司，也被调往前线。当他遇见我、恰登、克罗普，准备再显一下威风时，不但没人理睬，反而被恰登奚落侮辱了一顿。他恼羞成怒，跑到上司面前汇报了恰登的无礼行为，结果恰登被罚关三天禁闭。为庆贺我们对希默尔施托斯报复的胜利，我与卡特还秘密地潜入一个团司令部的院子里，将里面养的两只大白鹅偷了出来，烤熟后与克罗普和恰登一起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增援部队开到了，有25个新兵。我们的首领卡特·辛斯基对我们很好。卡特是一个大家少不了的人，他坚强、机灵、狡猾，年纪40岁。我们都是他的好朋友，跟他沾了不少光。然而在后方的舒适日子没有多久，我们又被调到前线去修筑工事。再次置身于前线的我们都敏锐地感觉到了潜藏的危险，新兵们显得尤为惊慌。我们排成单行回去乘载重汽车时，刚走到一片墓地，第二次轰炸就开始了。更为猛烈的炮火把墓地前面的小树林摧毁了。我们没有出路，只好待在墓地这儿。大地爆裂了，毒气弹那低沉的响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混合在一起。当炮轰停止时，墓地已成了一片废墟。
我们的损失要比原来预料的少，死了5人，伤了9人。
在战争的间隙中，我们还做着和平的梦。克罗普深知和平是不会出现了，即使和平到来，他们这些人也再难过上那种平静的生活，只能在酩酊大醉中度过余生。卡特一想起自己在饥饿中挣扎的妻子和儿女，就忍不住诅咒起这场卑鄙的战争，他还梦想有朝一日和妻儿团圆，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挖煤泥的海伊却再也不想干那肮脏的活儿了，他幻想将来能升为军士，在服完12年兵役后退伍，作一名家乡的警察悠闲度日。但这一切在战争面前都失去了现实的基础，我们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战争结束生还，是这场可诅咒的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给毁了。
我们开往前线，比往常早了两天。在路过一所被炮弹轰击过的学校时，我们看到那里已摆好了一百多具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准备的、刚做好还没来得及刷漆的新棺材。这些棺材是为我们准备的，这使我们的心更加沉重了。
经过数天难熬的等待之后，敌方的进攻终于开始了。在猛烈的轰炸中，我们与别的部队失去了联系，食物也吃完了。更糟的是，新兵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失去了镇静，精神错乱，简直要发疯了。这种状况使得本来已经令人窒息的空气，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在掩体中就好像待在自己的坟墓里，只等着被掩埋起来。
近处的爆炸蓦然停止了，对方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之下冲了过来，德国军队中的幸存者便立即开始了反击，就这样，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双方死亡惨重。德国方面，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死得更多，更惨。初次上阵的希默尔施托斯被这种惨象吓傻了，在我的怒骂呵斥下才恢复了镇静。海伊·韦斯特胡斯在这场战斗中也负了重伤，离死期也不远了。
我们虽然备受战争的摧残和折磨，但我们毕竟是年轻人，有着青春的活力和火一样的热情，即使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的间隙，我们也渴望得到爱情。我们宿营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运河附近，运河的另一边有一些女人。我们傍晚下河游泳时便和对面的女人约好晚上在对岸见面。晚上，我们带着面包和灌肠游到对岸，和她们痛快地玩了一场。我搂着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吻着她的唇，但愿忘记战争的恐怖，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
不久，我得到了一次为期十几天的难得的休假，作为我英勇作战的奖赏，我终于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了。临行的晚上，我们又到运河对岸，我和我的那个姑娘告别。第二天阿尔贝特和卡特送我到军用铁路终点站。西行的火车将我带回了生我养我的故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都显得那么亲切，以至于当姐姐发出第一声惊喜的呼喊时，我竟不能再往前走了，我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滚滚的热泪顺着面颊而下。又见到慈祥的母亲了，可是面对忧思成疾的母亲，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说前线的艰苦，说战争的残酷？不，这都不行。实际上，我不必说任何话，我的平安归来已足以使母亲感到欣慰了。
我希望在家乡能度过一段平静的日子，沉浸在和平的温馨中，不再去想那可怕的战争，可这是不可能的。善良的乡亲们出于对战争的无知，出于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总向我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迫使我的思绪回到血淋淋的战场，这使我感到异常痛苦。我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我了，一道鸿沟已横亘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过去我对战争还一无所知，可现在，我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摧垮了。我发现自己已不再属于这里，这里是一个陌生世界。多么可悲的事实！
在休假期间最令我痛苦的还是去见克默里希的母亲。可怜的她为儿子的死已几度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知道儿子死时的情景，这令我难以回答，我无法告诉她克默里希死时的惨象。为了安慰这个不幸的母亲，我只好忍受着心里的痛苦，编些谎言欺骗她。
假期要结束了，我们全家陷入了一种无言的沉默中，离愁笼罩着家庭每个成员的心。母亲拖着病体，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房间里一直坐到差不多天明。我也多么想和母亲一道穿过逝去的时光，回到往日的岁月里去，回到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岁月，不再蒙受这些苦难！但过去的早已过去，现在的我已别无选择。
休假结束后我没有直接上战场，而是到了一个练兵场，参加一门课程的训练。训练场附近有一座很大的俄国战俘营，我常被派去看守那些俄国人，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我发现他们跟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一样善良，可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仇敌。在和战俘们的相处中，我对战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我很同情那些不幸的俄国战俘。
训练结束后，我又被派往前线。前线的形势更加紧张了。我因为休过假，对别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自告奋勇地跟着巡逻队出去侦察。但我们一出去，对方的猛攻就开始了。我被困在一个积满雨水的大弹坑里，一动也不敢动。忽然，一个人跌进了弹坑，我没来得及多考虑；本能的反应使我把匕首扎进了那个人的胸口。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杀死一个人，我感到极度的恐惧和震惊。我力图再把这个人救活，但均无济于事。当我发觉自己打死的是一个排字工人，而且看了这个排字工人身上带的妻儿的照片和家信后，我的心颤栗了。是的，此时我杀死了自己的敌人，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走得出去的话，伙伴，那我一定要跟这件事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个人都摧毁了。从你那儿，夺走了生命，从我这儿呢？也是生命”。
几天以后，我们又被命令撤离一个村子，在行进途中，一发炮弹落进了我们的队伍中，我觉得一个打击像抽一鞭子那样掠过我的左腿，我还听见克里普也大叫了一声。之后我们趁着炮轰的间隙，连滚带爬地跳进一个池塘里躲了一会儿，然后又以无比的勇气，截了一辆救护车，进了野战医院，在医院里我们才发现我们俩的腿都负了伤，阿尔贝特·克罗普的膝盖上中了一弹！
傍晚时分，我们被送上了手术台，之后，靠雪茄的作用，我和阿尔贝特一起被送上了运伤兵的列车向后方开去。克罗普的状况很不好，半路上发起了高烧，要被抬下火车就地治疗，我因为不愿与克罗普分开，就假装也发了高烧，与克罗普一起被送下了火车，住进了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克罗普由于伤势太重，最终不得不锯掉了一条腿，我的伤则相对较轻，不久就痊愈了。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休假机会，回去探望了身体日益衰弱的母亲。
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妙，前线损失惨重，步步败退，士气异常低落。德特林也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战争的折磨，怀着对家乡的思念与和平的向往，开小差了。他径直向德国方向走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被战地宪兵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米勒死了，他的肚子上中了一颗信号弹。机灵的卡特也没能幸免，有一天在送饭的时候，他的一条腿的胫骨被打碎了。在我背他去医院的途中，一个碎弹片钻进了卡特的脑袋里，他也死了。
1918年，前线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和平，我也怀着满腔的希望准备返回家园。然而很不幸，在十月的一天，我也阵亡了。在我阵亡那天，整个前线是那么的沉寂和宁静，战报上仅仅用一句话来概括：“西线无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