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易经》是《周易》“经”的部分。现存《周易》一书，分“经”、“传”两部分，“经”即《易经》，“传”是对“经”的解释。它们虽属一部书，但却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它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各具时代特点，所以对它们不能不加区别地笼统而论。这里只介绍“经”。
“经”主要由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尧）题、爻辞所组成，统称《易经》。因产生在周代，又称《周易》。卦象及卦、爻辞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它们是从筮（是，算卦。）辞演变过来的。筮辞是人们经过长期积累编纂整理成的。其编纂整理者大概是殷周之际的史官或卜官。由于《易经》是经过多次编纂整理而成，所以不仅卦象和卦、爻辞比较系统，而且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中心内容，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编者编纂整理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占筮时参考，因此它在形式结构上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的书分章、分篇，而《易经》是以“卦”为单位。全书共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是由《乾》、《坤》、《离》、《坎》、《巽》、《震》、《艮》三、《兑》三八卦演绎而来，即每两卦六爻组成完整的一卦。经文分上下两篇。每卦由卦象（或叫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爻排列组合而成。卦中六爻的排列次序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标明每爻的位次。用“九”、“六”标明爻的性质，“九”为阳爻，“六”为阴爻。标明爻位的一个字与标明爻性的一个字相结合，作为每一爻的题识，称为爻题。如“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卦辞、爻辞即经文。卦辞系于卦象之下，是解说卦象的；爻辞系于爻题之下，是解说爻象的。卦辞64条，爻辞384条，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用六”，共450条。卦辞和爻辞通称筮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它分为记事、取象、说事、断占四类。总的来看，卦的内涵有三重意义：一是卦象，二是卦意，三是卦、爻辞，即通过语言文字说明卦象、卦意。在象、意、言三者关系中，意是主要的，象与言是表意的手段。可以说，《易经》的理论思维，都是由卦这种形式来表现的，它的思维方式是以具体事物表达抽象概念。
《易经》既然是一部筮书，那么它的直接目的就是用来向天神请示，预卜吉凶，这是反科学的迷信，所以《易经》的基本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中，却客观上反映了上古社会的种种情况，抒写了编者片段的思想认识，含有一些朴素的哲学观念，并且常用形象化的语句，带有朴素的文学色彩。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科技史、医学史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自西汉以来，一直被列为群经之首，为历代学者所垂重。
《论语》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南）人。春秋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自幼在鲁国受到文化传统、宗法传统及贵族世家的熏陶和影响，因而“十五而志于学”。17岁时已懂得一些“礼”和为人处世的道理。20岁以后做过放牧管理员（乘田）和仓库管理员（委吏），并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顽强刻苦精神，通过勤学好问的自学道路，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功。到30岁左右，已通晓“六经”。51岁时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南的中都县）。52岁时升为大司寇。55岁时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在外奔走了14年，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始终未被采纳。68岁时又回到鲁国，把主要精力用在整理古代典籍、教授门徒上。他培养了许多学生，据传先后共3000人，其中最有名的70余人。
《论语》一书，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期。“论语”的“论”是“论纂”、编排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此书共有20篇，每篇的头两三个字为篇名，无实际意义。篇中是由数量不等的话段组成，一段话为一章，全书共有492章，约13000多字。它不同于论说体著作，各篇、各章之间没有逻辑的必然关系。
《论语》汇集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其核心是“仁”。这一核心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的“仁”学思想正是这新旧交替、大变革时期社会思想的反映。“仁”这个概念，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提出，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不断解放，民本思想的产生，入道原则的确认，“仁”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论述。孔子对这些论述进行了总结和创造性的发挥，创立了仁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仁”提升为哲学范畴，这是个重要贡献。下面选文都是孔子对“仁”的论述及与“仁”有关的内容。为了突出这一思想内容，选文没按原来篇章的排列顺序。
《墨子》
墨子（约前476~前390），姓墨，名翟，鲁国人。是先秦继孔子之后第二个影响很大的哲学家、政治家。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时没落奴隶制趋于瓦解，封建制正在发展和形成过程之中。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铁器大量制造并普遍使用。工商业十分兴旺，商人囤积居奇，发财致富，农奴、小生产者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墨子出身于下层，其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他早年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和下层社会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打交道，学会了一些手艺，精通机械制造，是一名出色的工匠。他仅当过短时间的宋国大夫，自称为“贱人”。尽管出身卑微，但他生活在保存西周文物最多，又经过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教化的鲁国，有机会学习古代文化知识，所以他对于力学、光学和几何学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墨子青年时代曾受过儒者的教育，当他认识到儒家的礼仪烦琐，不是一般民众所可行，厚葬久丧靡财、伤生、害事时，就毅然抛弃儒学，别创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社团。这个社团的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是这个社团的第一代“巨子”。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避楚”、“使卫”、“救宋”，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战争。他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墨子》书中，还散见于《荀子》、《庄子》等书中。
《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们根据墨子平日讲学内容编纂而成。它是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的著作总集，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派的主要材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71篇，今存15卷，53篇。各篇写作时间不一，作者也非一人。这里所选的《兼爱中》与《非命上》两篇，大体反映了墨子的主要思想。在《兼爱中》中论述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主义学说，这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非命上》中提出了具有重大认识论意义的“三表”法，并以“三表”学说反对命定论，阐述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这是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因此，《兼爱中》、《非命上》都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文献。
《中庸》
《中庸》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字子思。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人。战国初期哲学家。相传曾受业于曾子，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在汉代《中庸》被收人《礼记》中。到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把它和《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称为《四书》。子思在《中庸》中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所讲的“中庸”，既包含着道德内容，也包含着方法论内容，但孔子对此没有作太多的阐述。到了子思的时代，群雄角逐，趋于势均力敌，还没有出现一强吞并众弱的形势。而且这时领主阶级进一步衰落，地主阶级迅速成长，商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也正在不断壮大，各阶级、阶层的力量都趋于均衡。这种相持的局面，不仅需要用“中庸”的方法解决两极矛盾，而且需要用它解决多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子思便把孔子的“中庸”观念加以发挥，系统地阐明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涵义、内容和实现的途径，并提出了“诚”的范畴，把“中庸”这种方法论原则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子思的这些思想，对孟子及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影响。
《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孟子少年时深受旧礼教的熏陶，后来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梁、宋、滕、魏、楚等国。曾任齐宣王的客卿，但因主张未被采纳，愤而去官，退居故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一起著书立说，写成了《孟子》一书。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追随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孟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孟子死后，他的名声更是越来越高。魏晋时，史学家仍以孟荀并称。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扬孟抑苟，定孟子为孔子之道的唯一继承人。到了宋代获得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之称。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由于奴隶的解放和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和地位空前提高，“天道远，人道迩”，“轻鬼神，重人事”的哲学思想应运而生。那时思想家们面对现实，探讨人道人性，而且人性问题成了百家争鸣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孟子在这场争辩中，对于人性的特点、人性的来源和人性的保持与寻回等问题，在《告子章句》中都作了明确而系统的回答。
《告子章句》是《孟子》中一篇。《孟子》一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写成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11篇，现存7篇。南宋朱熹把《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合编为“四书”。《孟子》中的《告子章句》分上下两篇，这里节选的是上篇。
《易传》
《易传》的作者是谁？产生于何时？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颇烈，众说不一。近来研究者一般认为，《易传》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同时写成，它是从春秋到战国后期经多人陆续编撰而成的，是儒家后学对《易经》进行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的一部总集。
春秋时期，是新旧思想交替时期。一方面，传统的天命神学在逐渐动摇，但还没有彻底崩溃；另一方面，新的哲学观点在逐渐产生，但还没有形成与天命神学相对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种思想形势下，《周易》的发展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继续起着宗教巫术的作用；另一条是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而向哲学发展。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就是哲学与宗教、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而后一条道路代表了当时进步上升的社会势力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途径，反映了当时的理性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科学的发展，天命神学逐渐崩溃，在思想文化上开始进入了综合总结的阶段，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各个学派纷纷建立哲学体系的总的发展趋势推动下，《易传》作者们综合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向哲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易传》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发展的新阶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在解释《易经》时，尽管利用了《易经》的特殊结构形式，但却表达了他们的哲学观点。因此，《易经》虽然是一部占筮书，而《易传》却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料。
《易传》包括《彖（团）》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古称《十翼》，总称为《易传》。《彖》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及卦辞。《象》主要解释爻象和爻辞。《系辞》是《易经》的通论，论述《易经》的义蕴及基本观点，阐发这些基本观点怎样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追述《周易》筮法、八卦起源等等，偏于说理。《文言》是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辞及爻辞。《说卦》是说明八卦所象的事物和所体现的原理及其变化。《序卦》解说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杂卦》杂论六十四卦的卦义。
在《十翼》中，《系辞》上下两篇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提出了不少哲学命题、范畴和概念，阐发了朴素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它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样的哲学命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道”和“器”这对范畴，最早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这是《系辞》对我国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因此，从研究《易传》的哲学思想来看，《系辞》是首先应当研究的。
《淮南子》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集体创作的。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淮南王厉王刘长的儿子，沛郡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刘长谋反死后，被汉文帝封为淮南王。是西汉哲学家、文学家。
刘安好读书鼓琴，有文才。他广揽天下人才，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议政、著书，因此引起朝廷的忌妒，并加罪于他。在朝廷紧逼攻势面前，他由恐惧忧虑到萌生异图，为了自保，制定了对抗的计划。后来因谋反事被发现而自杀。
《淮南子》又叫《淮南鸿烈》。“鸿”的意思是广大，“烈”是光明之意，作者用“鸿烈”标明此书包括广大而光明的道理。它确实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划时代的重要理论巨著，是汉初学术思潮的产物，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西汉文景之世，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统治术是黄老的清静无为。在黄老之学风行的情况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融合道、儒、阴阳、法等学派的综合性的学术思潮道家思潮。儒家这时正向经学转化，势力也逐渐增大，但不如道家势力大。《淮南子》成书前，学术界主要表现为儒与道两个主要思潮互相斗争，又互相渗透的势态。同时，淮南封国古属楚地，楚文化受老庄之学影响较大，多倾向于歌颂自然，探求宇宙奥秘等。《淮南子》一书，正是在老庄哲学的基础上，糅合了儒、法、阴阳、墨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中心内容倾向于先秦道家。在哲学上，它的主流是唯物主义，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神秘因素。
《淮南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内21篇，外33篇。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篇21篇。
《春秋繁露》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年），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西汉最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及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为人廉直，生活严谨，道貌岸然。汉景帝时任博士官。汉武帝即位后广罗人才，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去应考，名冠群儒，当殿先后三次对策，提出了巩固封建集权统治的哲学理论，成为西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奠基人。在对策中他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理论来统一思想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采纳，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他后来担任过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公元前121年，以老病辞职回家，专门讲学著书。
董仲舒著作遗留下来的除《春秋繁霹》一书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还有《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哲学著作汇辑，《隋书·经籍志》著录有17卷，宋《崇文总目》春秋类说有17卷82篇，现存本是79篇，缺3篇。
董仲舒在上述著作中建立了形而上学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为维护以“皇权”为象征的封建统治而编造的。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将近70年间，在黄老的无为思想指导下，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诸王割据势力的矛盾，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日趋激烈，以“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哲学已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了长治久安，统治者不得不假“天威”来弥补其强力统治的不足。因此，“天”就成了董仲舒哲学体系的基石，也是他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最高范畴。《深察名号》就是以“天”为核心阐述了“正名”与人性的理论。
《论六家要旨》
《论六家要旨》的作者司马谈（前？~前110），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西汉史学家，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尊称太史公。其子是著名史学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谈学识渊博，研古析今，曾根据《国语》、《战国策》等书撰写史籍。在他所处的时代，经济、政治都走向统一。在思想界，先秦自是而相非的诸子之学，到这时都转移到为已成定局的封建统一帝国服务的轨道上来。它们虽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方法途径不一样，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性减少了，融合性增大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正反映了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六家要旨》保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论衡》
《论衡》的作者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一个博通古今、才识不群的著名学者。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刻苦好学，聪颖过人。青年时到京师洛阳上太学，曾一度受学于名儒班彪，打下了牢固的学问根底。从洛阳游学回乡后，教过书，曾在县、郡、州里做过几任小官，因与上级不合，屡次被迫离职。他终生潦倒，但“居贫苦而志不倦”，刻苦写作著书，与谶纬神学进行了斗争。
在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是一个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已经过去，新的农民起义尚未到来的相对和平时期，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自然科学有了较大进步，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形式是思想斗争。在汉武帝把儒学定为一尊以后，儒家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宣扬混杂着大量鬼神迷信和神秘化的阴阳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就是鼓吹这种唯心主义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神，把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志地创造和安排。人如果顺从天意，“天”就降福；否则就降祸、“谴告”。到了东汉，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强化思想统治，在思想领域大力宣扬谶纬神学，对人民进行精神麻醉，使谶纬神学及各种迷信的乌烟瘴气笼罩了整个思想界，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正宗神学。一些无神论者对此进行了斗争，斗争的中心是天人关系问题，焦点是“天”究竟有没有目的和意志的问题。在此形势下，王充沿着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的唯物主义路线，举起了“疾虚妄”（《佚文》）的旗帜，对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写出了《论衡》这样战斗性很强的唯物主义哲学巨著。其理论贡献最突出的是他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学说。
《论衡》共84篇。这里选的《自然》篇是《论衡》中在哲学方面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篇，掌握了这一篇的思想，就掌握了王充哲学的核心。
《周易略例》
《周易略例》作者王弼（226~249）字辅嗣，河南焦作人，汉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孙，三国时期魏晋玄学的主要开创者，是中国哲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哲学家。
魏正始年间，曹爽、何晏擅权，王弼在政治上倾向曹爽，经何晏推荐，做了尚书郎。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曹爽、何晏被杀，王弼受株连丢了官，并在这年因病而亡，年仅24岁。王弼性情高傲、刻薄，善谈玄理，政治活动较少；但他关心时事，敢于面对现实。当时曹魏政治腐败，它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局部地区的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围绕这一现实问题，政治家和思想家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王弼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政治秩序紊乱，关键在于上层统治者决策思想的失误，不善于“用谋”。而且他不就事论事，局限于评判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得失，而是着眼事物联系的整体，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分析比较。这是他比别人高明的地方。他根据对当时的时代课题和政治积弊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提出了一套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想。在这些思想和各种具体政治主张中贯穿着一条总的原则，即“以无为本”，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宣称一切都不过是假象，富贵是假象，贫贱也是假象，一切都归结为“无”，得是无，失也是无，以此来“使民爱欲不生”（王弼：《老子指略》）。这种“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在理论上比起董仲舒所宣扬的神学目的论来要精巧得多，在统治手段上比用天意威胁的办法要狡猾得多，它表达了门阀士族的政治需要，因此，在正始年间很快风行起来。和“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原则相应，在认识论上所提出的，就是他在《明象》中所讲的“得意忘象”的原则，他把“忘象”看作“得意”的条件，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以无为本”出自《老子注》，这是王弼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影响很大，被后人当做标准本。王弼还有《周易注》，它在经学历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易》是儒家经典中一部重要著作，历代有许多人给它作注。在王弼以前，汉朝人注《周易》多讲究所谓“象”和“数”以及许多宗教迷信、五行四时之类的神秘主义东西，对《周易》进行烦琐的考释，忽视义理分析。王弼针对这种流弊，改用《老子》的思想来解《周易》，基本上摆脱了汉人的迷魂阵，使人耳目一新。唐以后，王弼注被钦定为《周易》的标准注释本，影响很大。与《周易注》相辅而行的是《周易略例》，它讲的是《周易》的基本原则，是了解王弼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这里所选的《明象》就是这部书中的一篇。
王弼的著作还有《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