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6月25日，黑格尔以校长身份作了一次拉丁文演讲。那一天是宗教改革高潮三百周年纪念日。黑格尔这次讲了新教如何消除天主教在人与上帝之间所设置的鸿沟，从而取得宗教自由。
为了庆祝黑格尔六十大寿，他的学生们定制了一种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铸有哲学家的侧面像，背面则是一幅象征画：画的正中是守护神，右边是一个女性，手执体现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学究，他头顶上还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据解释，这幅画的真谛是信仰与智慧的结合。
1831年1月，黑格尔荣获国家奖——三级红鹰勋章。这时他已卸任校长一职，但这一荣誉却肯定了他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大家之所以特别器重他，是因为他当校长以来，柏林大学没有发生过一宗反政府的案件，尽管当时在法国正在酝酿并爆发了七月革命。只有一个大学生被警方监禁过，因为他佩带着一枚法国帽徽。
夏季和秋季，黑格尔着手再版逻辑学。他对该书做了许多增补和修订，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动。他写完新序，想起了柏拉图撰写论国家一书时曾七易其稿。一个现代作家如果有更深刻的原则，更艰难的主题和更丰富的材料，那他一定会把稿子改上七十七遍，要这样做，时间当然不够。那么试问，当今世界如此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又哪能有充裕的空间让人从事无动于衷的纯思维的认识活动呢？他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完成这部著作，于是他心安理得地把它出版了。那篇前言写于1831年11月7日。
这时黑格尔已回到了柏林。霍乱渐渐平息，大学开始复课。黑格尔宣布在第二学期开设两个讲座——法哲学和哲学史。黑格尔来到系里，发现甘斯教授出的一份关于开讲普通法律史的布告，其中建议学生们去听黑格尔的这个演讲。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黑格尔已有几年不讲法哲学了，他把这门课程全部交给了甘斯。学校对甘斯教授颇不满意，认为“他把所有学生都造就成了共和主义者。”于是文教部提出，这一门责任重大的课程必须由黑格尔亲自担任，1830年，黑格尔曾经宣称和甘斯同时讲课，但结果只有25名学生来报名，他便鉴于健康原故推脱了这门课。而今，1831年第二学期，黑格尔宣布重开法哲学讲座。甘斯担心去年的故事重演，所以劝告学去听他老师的课。黑格尔认为这个做法很恶劣，便给甘斯写了一封信，措辞如下：“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您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出一份通告，把我们的竞争情况公布在学生面前，并自作主张向他们推荐我的讲演。这样，显然就会使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您的通告和推荐一事，是我所希望的，是由我引起的，以为我赞成您这样做。您的这个办法——我只能称之为歪主意——造成了这样的假象，弄得我非常难堪，我觉得我也应该出一份通告，来澄清一下事实真相。但是，为了尽量使认识我的人不至于把这种做法算在我的帐上，同时又不想使您陷于新的尴尬境地，我就不出自己的那份通告了，而只写上这几行，以说明我对您的通告的看法。”这封信的日期和地点是1831年月12日于柏林。一天后，黑格尔便去世了。
11月13日，星期日，黑格尔早上就感到很不舒服，又胃痛又呕吐。应邀共进午餐的客人们只得回家。请来的医生没有诊断出什么危险。这样猝发的病况，过去也是有过的。黑格尔夜里难以入睡。黑格尔的夫人给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安娜写信这样说：“他在床上难受得翻来覆去，还一再恳求我去睡觉，让他一个人折腾。我没有走开，还是坐在他的床边，帮他把被子盖好。他的胃痛已经很厉害了，痛起来简直就坐卧不安。星期一早晨他想起床，我们就把他扶到隔壁的起居室去，但他实在太虚弱了，还没走到沙发跟前，就几乎瘫倒了。我叫人把他的床移到旁边来，大家把他抬上了床，给盖上暖烘烘的被子。他一个劲儿埋怨自己弱不禁风。这时，疼痛和呕吐已完全消失，他说：‘但愿今晚能好好消停一个钟头。’他说他需要安静，叫我别再接待来客。我想摸摸他的脉搏，他便深情地握住我的手，仿佛想说，放心吧。——医生天刚亮就来了，还是同前几天一样，叫在下腹给敷芥末膏。上午，他因排尿困难，憋得哭起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安静了下来，体温不太高，汗也不多，神志十分清醒，我原以为不必担心什么危险的。第二次请来的医生霍恩博士，给他全身敷了芥末膏，随后盖上在甘菊煎剂里浸过的法兰绒巾。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感到心烦意乱。三点钟左右，气喘了一阵，接着就安详地入睡了。但是，脸庞左半边已经冰凉，两手也变得又青又冷。我们大家在他床前跪了下来，听着他奄奄一息。五点十五分，黑格尔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