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

说群会进化之通则者，皆谓封建衰而王权盛，然后有法治之世。日本封建制度之废裁三十余年，一旦勃兴，遂成法治之邦，其间未必无新理。今分（一）古封建时代，（二）过渡时代，（三）新封建时代，三期叙述梗概，以为硏究之资。

（一）古封建时代

日本之地势尤适于小割据，自上古有多数民族夙成酋长部落。迨有史之后，县邑相交错，或以彦（喜哥）、媛（喜眉）为君长，或以魁帅（塌刻尔）、户畔（秃倍）、祝（哈芙利）为酋长。彦媛为神族，魁帅等异其种，皆执剑矛弓矢而竞武勇，互争其权力。凡人之安于生活者，不能无夸荣耀美之心。酋长以夸耀之故，常眩其金玉锦绣以示尊崇。如每年至五谷成熟，会众而行尝祭，则盛装都丽，礼于祭司之前。于是有欲与之争竞者。而封建始矣。

古封建之起原

彼等既有夸耀之心，或迎活神以为祭主，即谓彦嫒。于是彦嫒卜幽邃山林祠其祖神，以为国社、县社，祭以粢物，又择山野以充神灵之域。众民尊敬其祭主，称曰国神，即国造（弥芽梓哥）、县主（阿加达奴希）之起原也。其社与中央政府（高天原）之天社相连结，因而统以天神之子，是日本神国之组织即古封建也。

天皇之信玺传至今世者，有三神器。镜以表平和之神，剑以表战之神，玉则以供装饰。古世以“祭事”为政，宰辅由五部总长而成，一曰中臣部，行祭式；二曰斋部，供以粢物；三曰猿女部，主歌舞；四曰作镜部，锻造镜剑；五曰作玉部，主磨玉。五部技师称“伴部”，居各地，督职工，而成县邑。其长，曰“伴造”。日本工业，实起乎此。

日本民族之阶级

日本民族分贵族、士族、平民三级，亦基于古习。此等区别，实足以鼓励国民。

古世君长之裔，如天神国神，皆为贵族，每家有姓。（百姓之语，原非农民之谓。贵族转归田舍，遂有百姓之称。）士族谓上世之伴部，各有职业（多农），作部落，居各地，称曰大宝（大御宝），或谓良民。

若职工农夫等一切劳役之徒，属平民，上世则称曰奴婢，隶于伴造，不注录于户籍，不认其家（无姓），一称曰贱民。日本贱民异于罗马时代之奴隶。国造、县主所领之地，无伴部而只有贱民。其贱民分二等，曰家人、曰奴婢。家人之于私领地，亦如伴部之于公领地。如此，上世伴造、国造及酋长等割据各地，莫不领有此等之民。

阶级既分，互竞名誉，而各级之人文亦渐发达。

男女执政

彦媛在各地执政权，媛（女）为祭主，以和神虑；彦（男）任治务，以理庶政。日本妇女自古好武勇，有丑女（勇妇之义，读曰希哥眉）、女军等，然泛言之，常主优柔而尤爱男子之勇武。故武勇之士，作歌以求婚于君长之女，得许诺，则以为名誉，是为厉武之一因。

间亦有以妇女献纳于优强之君主者，称曰采女（芜内眉）。如甲国对乙国，亦有时欲竞国势而强请婚姻。上世，出云、怡耆二州之地，簸川上游之山谷，有高志族割据焉。有一县主居下游，为所胁，强请婚姻。此时，素盏乌尊助此县主，宴上游山谷酋长而杀之，乃与其县主女稻田姬相婚，咏歌而言其欢乐。是即和歌成于三十一字者之始也。

宴中斩杀

宴中斩杀，于日本民族为武勇之行，尤关于名誉，是固异于狙击暗杀者，而视较决斗则尤勇。盖宴会者，男女竞名誉之场。故神国男子常锻炼其精神，举动沉重，虽醉而不可犯。或居敌中，而从容娱乐；或逢变忽起，尽防御之术而毙焉，称曰“死有樱色”。若获胜，则尤获盛誉。

神武天皇奠都于大倭，得展其稜威，抚诸酋长而化之者，亦此竞争之胜也。酋长遵化，惟东北有虾夷，西国有熊袭隼人，尚抗抵颇强。于是争竞磨砺无已时。第十二代景行天皇之时，熊袭枭帅自夸武勇，不服皇威。天皇命小碓皇子为征讨将军。皇子龄十六，选同龄勇士二人，令随从携姨倭姬所赠美丽之女服，而赴熊袭。对阵之间，密为女装，以二勇士为婢，入枭帅阵营，侍其宴席，覗其醉卧，以怀剑刺之。枭帅闻其为小碓皇子，乃曰殪天下无双之勇士，奉皇子以“日本武”之名，遂死。自是，皇子称日本武尊，即仲哀天皇之父也。

韩地之服属

此时，日本于韩地置任那府，定其土。仲哀天皇幸筑紫，征熊袭、新罗，崩于行在。神功皇后即渡海讨新罗，其子应神天皇亦继其志，扬国威于韩地，百济、高丽莫不服属。是在西历第三世纪之后半。

当是时，荒地广，民口少，民人较土地为重。其酋长等，有赐姓为国造、伴造者，其部众以列于伴部为荣，相率而贡物于京师。各地建官仓，称曰官家。此制遂及韩国。派国宰任之。国郡之制，起乎此。而王权遂世益盛，割据渐融解，而统制自成。

京师官府重贵族家名（姓），而勉图其保续，其间有贵族竞争于领民者。中国之文明既传兹土，于是废金玉之饰，易以衣冠之制，需用绢布渐多。应神天皇之末，秦民移住日本，兴蚕业，贵族诸家窃掠其工，用之于私领之地，使官业衰微。然此事反助蚕织之业，使易播布各地。雄略天皇之时（第五世纪末），令秦君收聚其民所贡献之绢布，一时堆积颇多，故赐以太秦之姓。秦训读曰“哈达”，与机字同义。太秦读曰“芜梓吗萨”。至今，蚕丝绢布居日本生产之首位者，太秦之遗赐也。

农产

向者，农产以稻为主，故多水田。迨桑园已兴，领主获利颇大，而旱田日多。

猎兽

山林为狩猎之场，猎者得以此竞武勇，且为男女娱乐之地。雄略天皇英姿雄迈，曾猎于葛城山，偶有野猪狂跃向帝，帝弓射之，复蹴杀之。蹴杀者，角力之古术也。猎已毕，帝欲斩怯退之舍人，皇后谏曰：“以野猪之故斩舍人，为豺狼之君。”帝纳之。帝与后同乘车归，众呼万岁。帝喜曰：“人猎鸟兽，朕获善言。”其后，猎兽之法配以弓马，久为武家所贵重。至封建之末，其风尚存。

乳虎之勇

雄略帝得后妃内助，兴蚕织及诸工艺，是亦日本男女之美德也。盖日本妇女优柔，善育子女，不敢干外务，是合其自然之性。养育子女，恒冀子孙之繁昌以扬名显亲。此种希冀与尚武之血性合其胎息，遂有义勇奉公之气，以哺以育，而大和魂成焉。故一旦遭家名兴废之危机，则妇女亦勇敢任事。或有凌男者，如神功皇后之征三韩是也。

雄略帝之后，封建衰而王权盛，政治渐有变化。既而京郡贵族轧轹，遂生弑逆之祸。于是太后登极（西历五百九十三年），称推古天皇。此时，圣德太子龄二十，为摄政，内则以佛法为国教，外则回收韩地。会隋主新统一中国，与彼修交，取其制度，以资于考定律令仪制之便。自大化之后（西历六百四十五年），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为主动，而开统一国郡及兵政之制。

先是，唐太宗用军于高丽。其子高宗听新罗所请，更遣大兵至朝鲜半岛，其波动及于虾夷。齐明天皇以中大兄皇子之母登天位，命越后之阿倍氏讨伐虾夷，自秋田、渡岛（今北海道）攻至肃慎（黑龙江地方）。此时，唐大军入韩地。帝即亲将中大兄皇子及中臣镰足等巡幸筑紫，驻跸六旬，在朝仓行宫而崩。天智天皇素服指挥军务，知百济、高丽之不支，乃收其君臣，令居日本之地。是日本妇人虽柔顺，然临危急亦能奋其威，无所恐慌。

王权隆盛

天智帝之时，藤原镰足撰定法律，功尤多。十年（西历六百七十一年），其法颁行，称曰近江律令。于是古封建制度不乱而革，遂成国郡。王权兴，而国以统一焉。

（二）过渡时代

考古封建废绝之故，盖因人口繁息，贵族（伴造国造及他有姓之家）子孙多，各分家，不能自绍其家名，乃以其所领之土地托付于国宰之管掌。分家多，而势以弱，政府非有欲废之之意，但令各保其家。而古国县自变其组织，遂成国郡之制。其间，士族之附于土地者犹存。此等士族欲自固其团结，求主长于京师。

京师贵族仿古封建主张管领神社山林之例，管领开垦地一区，而设别墅，取其附周山林，以充庭园，称曰庄园。佛法流布后，各地有新建寺院者，寺院管领土地亦如庄园之例。

政府谋以开垦之地保护有姓之旧家，制法律，令异管之人不得占有垦地。惟法律不遡既往，其已成之庄园渐作割据之势，亦无如之何。故新封建之制，复以士族（伴部家人等）多互争竞而成耳。

日本之民，生活安泰，薄于利欲之念，本无争有财产之权利，皆甘于普天王土之思想，而信政府保护其家名。政府亦注重其保护也。法律经改修数次，至文武之朝略得确定，谓之大宝律令（七百二年）。此律令以贵族为主眼，以官位为纲领，其制国郡之法，以官有之地分给于有姓之家，使各保续其家名。其余，则定仪式准则。惟荒地山林之法，阙焉。

此时法律所定国郡之制，实则尚封建之旧。各地士族与京师贵族相分合，遂致家名变动耳。

浮浪盗贼

于是，士族之妄希显贵者，知政府保护旧姓，不滥赐等级，竞脱籍投于贵族社寺等私领之地，以而列于贵族，世称为浮浪之盗贼。政府禁之，虑其乱，命国郡追捕之。然此辈茌各地本负名望，其能得志者，或夤缘贵族以显达于京师，或开垦私领地成一地域之长者。如此自然淘汰，使旧姓废、新家兴，新陈代谢，遂使有姓之家全易其地。强者亦甘受浮浪盗贼之名，而收其实利也。

弓马之道

此等事，多见于奈良朝（第八世纪置都于奈良）之时。其间女帝相继，宫中权势尤盛。有女杰曰橘三千代，养育文武、圣武二帝。其所生之一女曰藤原光明子，为圣武皇后。以藤、橘二氏之权势植于朝廷，当是时，京师康安，如佛法、文学、歌舞、音乐等皆盛兴，法会、外交、官事等频开大宴。人竞其衣服之美，其文艺以至纺织、建筑，垂模范于后世。

女帝在位，虽似文弱之世，实有尚武之气。六卫饰兵马、养健士，以耀皇威。皇族华冑亦多蓄兵马，竞习射的、骑射、猎兽等诸伎。尝使各地贡骑女、力妇。西国之隼人、东北之虾夷，皆为征服。拓地垦土，遍及全国。既布国郡之制，各地士族莫不习骑射，义侠之风尚焉。

新封建之萌芽

新封建既萌芽，各地士族多兴新家，京师官府虽尽力保护旧家，不能制也。权力相挤，独使藤原氏得胜于争竞，以朝廷为其特占之地。迁郡于平安之后（第九世纪），不复立女帝，而贵族之排挤稍绝其迹。男女相会竞文艺，宴饮娱乐，极豪侈。而贵家以贫，士族反是。开垦土地，以起富源，兼修弓马之术，以仕于朝、以役于贵族，因而兴其家名，自称武士，以名誉为竞。

当是时，京都之官人虽显贵而颇贫，各地武家虽卑贱而甚富。贫者渐弱，富者渐强。

武家渐增势力

公家与武家贫富悬隔，京都若欲暴敛，各地方必抗拒之。冲突且以致乱。藤原基经之子孙为摄关家，逞其势力，使全国求名之士集于其门，于是各地有庄园，其贡献之资助京都侈靡。

平将门、藤原纯友同时作乱（西历九百三十九年、四十年），京畿群盗蜂起。自是，摄关家及他大贵族引武士，委以庄园之经理，称曰“家人”。又曰“家礼”（刻来），即家隶也，待遇一如旧封建家人之礼。

武家各养家子郞党。家子者，属于家族之谓。郞党者，门客也。家子、郞党，并称同势。引率而祗候贵族之家，故有“萨姆拉喜”（侍）之称。于是武士稍有得荣爵之路。其门路开放者，官职有限局，如国（州）之权守、检非违使、六位判官（卫门少尉）等是也。以五位判官为荣誉之极。其至五位者，称曰大夫判官，非大豪族则不能补之。

武士既竞习弓骑之术，而乡村皆化为讲武场。农夫亦多励于武伎。至今世命名用“兵卫”、“卫门”等称号者，可见古代之习尚焉。明治之世，解士之常职，以四民为平等，布征兵令。其能得良兵者，亦因庶民久有素养，能适于军务也。

武士与僧徒之冲突

弓骑之道起自奈良之京，传播渐广，其为术始以仪式，能锻炼精神。关白道长（第十一世纪首）有胆勇，使源赖光及其弟赖信皆推服焉。此时武士骁勇者世推四人，赖信与焉。余三人，曰平维衡，曰平致赖，曰藤原保昌。京都贵族既赖武士守卫，僧侣效之。大寺多集恶僧，以为兵卒。于是僧侣、武士，渐启冲突。

公家渐衰·武门益盛

京师已为藤原氏集权之地，贵族绝其争竞之迹，而渐流文弱。各地士族争竞反据，砥砺武勇，展其势力于京师。及藤原氏衰，白河法皇视政院中（第十一、二世纪之交），有武士祗候如摄关家，养门客。武士最有势力者，选充京都守护，兼管理全国武家诸地。源赖信孙义家、平维衡曾孙正盛，迭任是职。于是全国武士为其家人，属其指麾之下。国郡之制则有名无实矣。

然土地之与夺尚属于统治权，武士之贡物于京都，亦略无缓怠焉。惟公家之费渐多，所领之土课税不得无加增，治地之主有家子、郞党亦渐增其数，给养乃乏余地。遂生诤讼，是为利欲之争，亦为名誉之争。日本俗语有“名利”、“名闻”之语，实始乎此时。

源、平之冲突

保元（一千百五十六年）、平治（一千百五十九年）之际，兵乱发于京都。平清盛排挤源族，由公家夺其政府。后经二十有余年，源氏复兴，而有寿永（一千百八十三—五年）之乱。源、平二家各拥天皇，举覇权，是为有国以来所创见。然所争止于中级士族家子郞党，上级公家与下级平民则无与焉。盖武士者，尤重名誉，故见贵族之官服、僧尼之法衣，则心崇敬之。平民营利益，妇女性柔弱，则不敢侵凌之。苟有所侵凌，则以为汚清家名。

当是时，诸州文化甚盛。各地有寺院、堂塔之建，祈祷法会盛行。乡村豪族壮大其邸宅，使家子郞党会集焉，其轮班祗候于京都者，不仅习骑射之术而已，又修歌舞音曲等伎为集会之用。由是，边陬之地亦渐致繁华。

京都平家二十有余年之荣华，使歌舞、音曲、文艺、工术咸进。锻冶刀剑之伎，于后鸟羽天皇（第十二、三世纪之交）之时尤见其精炼。然及寿永之变，平氏败灭，源赖朝新任六十六国总追捕使（一千百九十年），开覇府于镰仓，居关东，而收全国兵马之权。经此变革，乃转入新封建时代。

（三）新封建时代

平氏有六波罗政处。镰仓幕府派全权吏员驻六波罗，与公家政府交涉，裁理诸州事务，并令庄园地主勿怠贡献于京都主领家。举诸州有力之士，任各州守护（警察）及庄园地头（税务）。由庄园而征其费，二十取一焉。

此时多数地头莫非将军家人之势力强盛者，增税于公家所领之庄园，而吸收之于镰仓，是有二重之政府也。京都不怿于地头之制，渐生废幕论。

时，镰仓方权力相挤。赖朝子孙断绝，赖朝室北条政子与其弟义时相谋，以摄关家与源氏有姻缘，迎其幼子立为将军，自居太保（后见）之职，继先人之业。京都乘此机，图废幕府。政子即遣兵西上，迁置三上皇远岛，是为承久之乱（西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自是，北条氏执权幕府，制定法律，裁判武家诤讼，其法律名曰贞永成败（裁判）式目（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向者，大宝律令为贵族法，未有一节规定士族阶级。嗣后五百有余年，历史所画之曲折线，使士族渐显于地平线之上，遂至有此成文法。

于是武家保护家名，暂安于守护地头之下。庄园只占有开垦之地，分割之状漫无统序。其间争竞武力者多结党团，如同族相结者称曰“党”，异族联合者则曰“一揆”，咸协力以防外。守护地头世袭其职，恃权力而并合诸小族，遂有大小侯伯，成割据之势。

佛教之新发展

当此世纪，佛教亦为进步之一时期。初，佛教流布日本，尚无分宗别派。既而有三论宗，嗣有法和宗，次则华严宗。平安朝之初，有天台、直言二宗，大乘之宗教哲学颇进步，皇室亦信依之。诸宗藉贵族势力，多取诸州庄园以为寺家领，因而布教于各地，多建堂塔诸胜地，为众民所仰瞻。其宗风至高尚，自合于贵族之用，而不适于士民。于是有倡念佛宗者，谓诵得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便可登彼岸。

源、平争霸之际，始有传禅宗者。其教旨亦颇简易，谓林下、石上皆可修练心理。迨镰仓时代，有法华宗，倡七字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也。武士尚气，本少智虑，无学问，无政治，无利欲，一旦有所激，则奋不顾身。禅僧更教以心理，能得其信向于佛氏之妙谛，与其侠烈之气和合，而成士族之教。若念佛、题目二宗，其旨简易，足敎导人生之现在及未来，故都鄙下级之平民靡然归之。

贵族、士族、平民三级所信之宗各殊，合则资于文化，分则争竞渐烈。僧徒法衣，久为众民所畏敬，于政治及战争诸端，保其局外中立之地位。故新兴之教，在武力争竞之中，扶掖士民，其效颇大。贵族诸宗视禅宗稍宽气，至视念佛、题目二宗，嫉其流行尤盛而痛击之。如是者，固出于政治之返照，其光线遂感及于下级耳。

贵族与士族之合议

《贞永式目》实行渐久，其裁断多不服者。适有元寇前后二次之难，修筑要寨，民力疲弊。北条氏借口防御，削夺各州守护势力，遂贾怨诸强族。后醍醐天皇乘其机谋废慕府，乃有元弘（一千三百三十一年）之乱。帝为北条氏所胁，迁居隐岐。此时，楠正成举义旗，奉大塔宫远近传檄，诸州武士竞起而灭六波罗及镰仓。

天皇还京都，回收大权，乃破旧格，召征公、武二族有力之士，开杂诉断决处，令议定全国土地之处办。中央政府开贵族士族合同会议，实始乎此。

二党之争

攻北条氏而灭之者，有二党派。一为公家党，其志在废幕府，谋复于寿永以前制度。一为武家党，其目的在推足利尊氏，绍源氏幕府。北条党急起而回复镰仓，开战端。尊氏征讨之，自据镰仓。京都政府遣新田义贞讨足利氏。于是有公、武二党之争，全国诸州骚然。尊氏破义贞之军，长驱入京都，再败，请上皇院宣逃西国，集大兵，进向京畿，既至兵库，破义贞、正成军，入京都，拥立光明帝。

后醍醐天皇幸叡山，自是全国扰扰。天皇潜幸吉野，与京都新帝分南北朝，互树党派。诸州乡村，各按利害决向背。北条党多降于南朝，附废幕党，是谓南北朝之乱。北党初有胜势，未几，内部权力排挤。南朝诸人巩其恢复之志，亲王、公卿皆自淬厉，自正平之后（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七十年），乘幕府内乱，三回复京都，迁都住吉。然足利义满纠合诸将而当南军，形势一变，南风不复竞。

此大乱前后亘六十有余年，是只为贵族士族政治之党争，至平民之生业则依然不失其秩序。诸州贡献之路，略无梗塞。贵族贵僧之仪礼法会等尚盛行。京都繁华虽减，顾未烬也。各地要部，犹仍旧态。武家之主战争者，一族分党。战时，亲子兄弟恒互为敌。战熄，则复其家族之亲。盖今之郡村有政党，其争也专恃议论，而不用武力。其势虽异，实则亦类古时武力之党争。

武士道

考当时之武士道，当义满之时，斯波义将居管领之职，所著之《竹马抄》有曰：“苟执弓箭者，举止须思子孙之名誉，不当惜有限之生命，贻汚名于永代。然生命无二，失之于不可死之时，亦不足著其名。凡武士者，持心不容疎慢，先精思定其志可也。渡边纲（源赖光之勇士）尝以‘小心翼翼’教卜部季武，盖谓先习于最后之大节也。”武士用意，于死生之际可以知矣。

骑马之术，有仪式。仪式恒遵故实，至活用则各自锻炼其哲理耳。延元二年（一千三百三十七年），足利家勇将桃井直常、今川范国等，邀南朝奥州征军于美浓，力战破之。直常语曰：“战而不退，则无以全其身。敌制机先，则察其锐锋而避之，自整其势以图进击，始足以却敌。”范国闻之曰：“桃井氏逢强敌，数取败耳。人之天命有所定，非可故意遁避。必先战，力尽而后退。”此皆各武士之心诀也。

盖武道之活用，基于各家之心，谓之家风。《竹马抄》云：“仿他人之巧，不若学家父之拙，此谓传家风所以绳祖武也。”故武力之争竞，不仅择死所，且洁其死情，以显扬其家名。既求誉于死生之间，即在平时，虽视仇敌无媢嫉之情。是为大和魂之特色。

封建之新形势

争乱亘六十有余年，而贵族、贵僧尤受其弊。盖权门势家与神社寺院，各有其所领之地，而占优先之权。兵乱之初，咸冀其速平定，遂定年数，以其收款二分之一应征发；期至，兵乱未已，征发益急，或取其半租之地付之将士以赏军功。于是贵族、社寺之财产，减少至不及三分之一。

各地武家防争竞于外者，养兵之费不赀。诸小族结党合盟（一揆），中族则求援助。大族之势力强盛者，则使诸族托其守护之下，称曰“被管”（谓契约隶属之家）。其中有署理守护之职者，曰守护代。于是大族益纠合小族，而扩张其势力之范围。当是时，幕府之管领有三家，曰细川，曰斯波，曰畠山，各领三四州至七八州。又有山名一族，领十余州。此可知全国封建之形，较镰仓之初稍为完备。

明德二年（一千三百九十一年），义满伐山名，破之于京都内野。明年，大内义弘居中调裁，而北南互讲和。幕府称侯伯之领数州者曰“领国众”。义满特设合议政体，一时政权统一，全国贡献之路再通，京都繁华复其旧。义满营北山金阁寺，极庄丽，自隐居以奢侈送其余生。此为足利氏最盛之时，谓之北山时代。

足利幕府之凋落

大族、中族、小族之联合本未固，而各族仍有自立之权。南朝巨族如北畠、新田、楠等，其势力所及之范围颇广，其余东西各地亦多跋扈大族。皇储议起，遂为南、北二系之争。

应永二十三年（一千四百十六年），新田一族煽乱镰仓，是为上杉禅秀之乱。由是，东、西开争端。京都幕府赖三管领等势力得以维持，然关东已有分离之势。西国迫于探题（宫名）威，力不堪命，北畠氏等南党诸遗族亦潜有所图。幕府内部倾轧，将军义敎为赤松满佑所杀（嘉吉元年一千四百四十一年）。

至将军义政之时，管领细川胜元与山名宗全不协。应仁元年（一千四百六十七年），两家各召兵十万，东西挟室町幕府宣战，亘十一年始定。是战虽谓出于权势之排挤，实南北党争余焰。胜元、宗全二将，虽拥为首领，然竟穷于措处之法，相踵而殁，于是党众解散。京都既受祸乱，邸第、寺塔罹兵燹，历代所贻之文书器物多烧失。

义政资性暗昧，怠于政务，不顾兵乱，营东山银阁寺，弄茶仪（茶之汤）而自适焉。其建筑由今世观之，规模狭小，虽若一豪家之别庄，然承前代余泽，饰以土佐光信之画、后藤佑乘之金雕等，亦大观也。当是时，茶仪流行，诸家竞购求器具，故至今以东山时代为工艺发畅之一时期。

新陈代谢

东、西构衅之际，诸侯知幕府不足有为，各返国自扩张其势力，闭贡献之路。于是京都凋落，自皇室、将军至公卿、社寺穷困日甚，中央繁华遂衰歇。

时，将军实权在细川，镰仓府（公方）权力在上杉。诸侯分割全国。武家门阀新陈代谢。旧家狃祖制，无新建树，草莽英雄乃见机矣。

延德二年（一千四西九十年），浪士伊势新九郞长氏在伊豆树帜，据相模小田原，称北条早云。本愿寺名僧莲如，高揭开宗始祖亲鸾之法灯，或游行，或飞书简，布专修念佛之教旨，东北诸侯靡然归之，其间困于幕府财政者，冀德政相与聚啸，称曰德政一揆。一向宗宗徒欲广布其宗旨，为之响应，称曰一向宗一揆。于是争竞达及下级平民。

后柏原天皇践祚，在第十六世纪之初，本愿寺献资金，始行即位之礼。由是，本愿寺为准门迹，益增其势力。（寺院以皇族为主僧者，曰门迹。）将军度支，以山城守护所收公税五分之一充之。公卿有需于征租者，多移居其所领僻远之地，而不复还。大寺多衰颓者。管领细川家分裂溃乱。

奈良天皇之朝，皇室陵夷。公卿留京都者，家族杂居禁廷，以避盗贼。天皇缺供御，至自售其书以给，是为天文之乱（一千五百三十二年至五十四年）。

竞争及下民

时，争竞已及平民。如贱民（秽多）被命驱逐一向宗徒，然力不及焉。细川晴元令法华宗徒攻一向宗徒，两相战，屠杀狼籍，惨不可言。东国、西国，仅防范其毒之流布而已。

时，葡萄牙人萨威衣为罗马加特力教宣教师，到日本传基督宗。西国巨族如大友、大内等，皆向之。其宗风传及京都。萨威衣闻日本全国大乱，诸州多自主之君长，不能遂往东国，而还西国。盖自应仁之后，日本多兵乱，为暗黑时代。

乱世之秩序

然试观彼宣教师等所纪，足以知其当时群会犹有秩序。其所纪曰：“贵妇人衣服之华美，莫如日本。农夫职工知礼仪，宛如宫中所教育然矣。竞厉之心，在贵名誉。遇人以正理，而忌贪欲，尤恶盗贼。虽加以杀戮，亦无所答。”此可征日本水土所精炼之特质，逢乱世尚不失其光辉。

争夺权利

日本三级民族，经南北朝渐为武力竞争所磨砺，自应仁之后，混乱益甚，遂有宗教之乱（宗门一揆）。时，武家多新陈代谢。如将军之实权，先移归于管领细川家，次归于细川家之阿波州署理守护三好氏，终归于三好家重臣（家老）松永氏。镰仓府（镰仓公方）之权力，先归于上杉，后归于长尾。其余诸侯家世亦多变还者。盖争夺权力者作内乱，而旧家以废，有新人杰起，用新式之兵镇压其乱。

凡极乱之时代，必渴望英雄，乃有英雄应其要需而显出焉。人常谓政府者，民情之影也。英雄揆乱世而反之正，亦莫非民情之影。正亲町天皇之时（一千五百五十八年），管领斯波家尾张署理守护织田信长，以英迈之资，讨今川氏灭之，收骏、远、参三州，复戡定浓、江、势三州，进入京都，诛松永氏，乃代足利将军执政权。未几，织田信长为其家臣明智光秀所杀。其臣羽柴秀吉伐光秀杀之，乃执政权，遂升至关白。此等英雄，皆应时势而起者，或出于门阀，或起于草莽，皆历史之异彩也。

信长

信长果断知人。果断，故能排群疑，以行其所自信。时，神佛诸宗不问新旧，咸傥荡无纪，为众民厌恶。基督教新传自西邦，信长即授权用其教，推奖其学艺，悉毁神社佛阁。佛教徒大怨其反动，遂至锁国，议者以为信长擅断之过。然其卓见，使日本得吸世界之新空气，以资益其将士之智能，以涵养日本勃兴之渊源，功亦伟矣。

秀吉

信长知羽柴秀吉，拔擢之于卒伍中，授以重臣（家老）之任，可谓有知人之明。

秀吉为心意畅适之英雄，彼尝自谓：“天下有一人欲叛者乎？人主苦吾之任人，几希矣。”秀吉头脑明澈，禀清净神国之精粹，在他国未见其比类。又性好动，已定一事，必复企画他事。常以地隘不足有为遗憾，故决计征朝鲜。尚有大志，欲得机略取明国。

家康

秀吉事业恢远，无能绍其后者。然德川家康安详善理，锻炼以武，细大莫不精通，亦时杰也。家康善能乐，善围棋，或听经书之议，或讲经济之理，最适于守成之器。三雄相继，可谓日本民族之智能精炼，产此结晶之体。

锁国之因用

自天文之后，新势力屡起，大乱相继四五十年。日本民族虽富于忍耐之力，遂倦于激烈之争竞，惟秀吉勉鼓厉之。秀吉已薨，众望集于家康，始入休养时期。此时勇士稍有深虑者，皆谓：“关原之役，为战务之结局。”其后虽有大阪之役，是特战乱之余波，天正之后久有所积耳。

内乱已熄，遂为休养时期。家康及他英杰具卓识者，意欲乘时致力于外交。而西邦宣敎师等浅虑短识事妄动，遂激成日本锁国之举，尤可惜矣。嗣后半世纪，以锁国渫血罹其祸者，多为智能研精之士，是大创痍也。

乱世之民力

然大乱后武力虽弊，而民力（财力）未必涸渴，是又不可不知者。史家或谓信长令将士竞弓马之伎悬赏，得胜者赐以干栗，谓之“胜栗”。以栗为赐，可谓啬矣。然特武士不敢贪丰膳耳。

当时俗尚，则能乐盛行，乐师舞衣尽绮罗。西邦宣教师往往有纪行，谓富家接客恒金彩漆器盛果为饷，挟以银箸。各地多豪族，其富荣可比罗马、马德利等之盛。诸侯虽在乱世，莫不用意于兴利殖富之道，如棉花、栌、蜡、烟草等，取种于南蛮，而播布渐广。金、银、铜三矿，经丰、德二氏之经营，出产始盛，亦可见其时财力之不涸也。

盖推大陆之例，料定岛国事情，多不免误谬。如中国为日本文明之源泉，其人说仁义忠孝，非不晓于哲理，而拘于形式，虽卷帙繁多，而处事转少实效。日本人则不然，信善颇纯，苟闻忠义之言则奋发几忘其身，苟闻仁慈之言则怛恻至不自禁，故讷辩敏行恒为日本人之特质。

兵马倥偬之间，众民勉励于耕织之业，如平常。武士视之，不徒不加暴虐而已，且为之御患害焉。中国有一语曰“秋毫无犯”，其文辞非不美，惟日本武士偶过农家，食其所供之饭块，低头述礼意而去，其质实之情，非文字所能形容，可想见其风矣。

封建之效

江户幕府强行锁国政策，未及休养而驱逐教徒，卒酿大乱。然迄第五代纲吉（第十七世纪末）之时，国家尚富荣，称曰元禄时代。或谓和平休养，积成元禄之繁盛，是大谬矣。盖战乱之中民力本未竭也。

信长、秀吉、家康相继而图殖富，其效夙显。元禄时代反为衰势之始。试往日光而观之，东照宫之壮丽，优于大猷院庙，可知元禄不若宽永之盛。兰船及唐船之贸易初无限制，适元禄则始有限制。限以兰船五艘，唐船八十艘，亦可征其盛衰之微机。

以武力言之，初则疲，至是则衰。故遗老在元禄时代者，笔记其由父祖所闻之实谭，绍述乱世锻炼之武士道，以训戒青年子弟，称曰传闻录（闻书）。如是者，一时盛行，竞磨砺其智能。夫衰之为言消也，谓物有形式，而消亡其精神也。如中国儒士论王道，形式非不详且备，然数千年间未尝见其实行。江户人士之说武士道亦似之。其形式有进步，而精神渐衰。德川将军宰日本二百五十有余年，其间用兵者仅一次，剿平天草一揆而已，此外更无战乱。而泰平积久，视之于万国历史，未见其比。

当此之世，学术、文艺郁然复兴。惟士民狃于治平，多耽于游惰，不复见有进前果敢之气象如战国时代之士。国无外交之刺激，倘统以郡县之制，则文弱之弊，使士气消磨，将至不可收拾。惟幸有封建之制，使免此弊。上有天皇，为正统之主权者。将军持武力，代天皇而掌政权，其下有诸侯大小二百六十有余，分领全国。

将军与诸侯以文武之道训练其臣子，各防御其外敌，务求无陷于危险。平时养士卒属军籍者约四十万，战时则有兵百万。其训练之方法虽不同于近时，以数比较之，实二倍于今之常备军。

德川时代与泰西之现状

盖日本之战国时代似欧洲之中世，列国争冲，交干戈。德川时代则似泰西现时之形势，列国竞威力于军备、外交二端。其需军费之多，虽阻害经济之发畅，然争竞甚烈，鼓厉士风，振作元气，练磨智力，警醒惰慢，使崇敬英雄之观念益高厚，因而维持武士之精神于昌平之世。如此者，宛如欧洲列国举竞势力之缩图矣。

惟其所异者，现时列国普教育于国民，令全国壮丁均负国防之义务。在德川时代之日本，则专教育武士以上，令此种族掌政治兵马之权，将军诸侯赖此而维持其威势而已。此种精神，发生于古代，成长于战国，保持于德川时代，谓之武士道。明治维新后，武士解其常职，失其特权，而其精神则依然不灭，溢出于武士之外，广薰化民心，逢欧美渐东之学术智识与之相合，遂作日本现时之文明。

德川时代之昌平，不仅助学术、文艺之进步，由诸藩交互之争竞，炼磨其智及气力，使日本得所准备，以进世界角逐场。至美使来，遂发挥其所蓄矣。

概论

总而论之，盖日本联岛地理安泰，国民自上古适于名誉之争竞，使不趋于利欲。因此磨砺武勇，养成特殊之气。如欧洲及他诸邦之封建，未曾见是例。此古代封建至西历第七世纪已废绝，群会势力渐移中流阶级，而生武族。各奉贵族，以隶天皇。执文权者为之首领，割据诸州，竞武力。

其末，生武权之总统，称曰将军，掌握钱谷兵马之实权。嗣后争竞无已时，以至第十六世纪之末，德川家康为将军，诸侯隶属其武权之下，而昌平积年尤多。其间，将军及诸侯渐减其统御之实力，下级武士及布衣处士无登进之路者，无以自伸，厌于阶级制度之弊，日望变革。惟习惯惰力，牢不可破，一时不足以致大乱。而厝火积薪，其患已伏矣。

大政维新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使航至，中外形势俄然一变。渐推移，而政权还归天皇，遂为维新之变革。倘令此变革，但由国中情势，如武家之格斗争夺政权，则虽使德川将军离其政权，亦将有取而代之者。盖镰仓以降，幕府兴替已数次，徒复其既往之历史，而循其辙而已。惟世界大势外部之刺激，容此旧剧之再演。

明治初年，天皇亲政，嗣则破弃封建制度，采用泰西政治之组织，以诸藩主及选良藩士，组成会议，咨问以政治之要务，此立宪政治之萌芽也。

如此大变革，非有兵祸，则竟不能成。少数诸侯视幕府之废撤，以为出于二三强藩之专断，非天皇之真旨，乃反抗此变革，而开战端。然未及一岁，而乱已平。于是天皇亲总揽大权，以中央政府置东京，举国家统一之实，是为明治之维新。

政权下移已七百有余年，而维新政府遽收之。当其基址未定之时，百难猬集，政府欲处此急，由列藩而选用人材以任要职，使中枢机关加重焉。未几，而政权归于二三大藩所荐举之人士，此为藩阀政府之起原。后称为萨长内阁者，实胚胎乎此。

新文物之利用

所谓藩阀者，虽至宪政开始之后，尚保持其势力，与议会并立，使政治之组织，难于施措。不怿于此情势者，结党倡改革，如自由、改进二大政党是也。

夫维新之变革，起于志士之爱国心，改革旧物，以图国家之隆兴。谓日本从来所袭蹈之绝对孤立，竟不可得。西邦文明，凡物质之进步，足以裨益于日本，欲采长补短以启沃民智。于是政法、理化、陆海军、商工务等各方面，莫不采用西邦之学术技艺。此风气之发动，亦非无故。实因西邦医学，在日本夙能启发人之智识耳。

兰学

距今七十年前，行锁国政策，西邦文明不得输入，而医术独脱此禁制。此时，医家以不挠之精神研究西邦医术，由长崎摄收西邦科学之智识，使渐传播于少数人士之间。涓涓之流渐汇集，遂得泛滥之势。于是政海行舟筏、排波涛，而达维新之岸耳。

维新后，政府求智识于海外亦颇急，或派使节，或遣学生，陆续至欧美诸邦。其使节取改革家之首领，在枢要之位者。其学生选有望之青年，学有素养，且富于研究之精神者。别招聘外国敎师，一新教育之法，或佣专门具才能之士充各省顾问，或引技术家令任工产等之改善。使节及学生派遗至外国者，于各国之政治、敎育、群会诸端，多见闻其可惊异之事物，而还日本，由是主制帝国运命者，自致其思想之大变化。

政治思想之发展

向者，谓人民之义务只在服从，迨识自主自由权利之说，则知人民亦宜有参与政治之权。此思想由志士首倡，而为民选议院论。

维新之际，天皇宣誓五条之中，有“广兴会议”、“万机取决于公论”之语，其大纲也。其精神亦冥合于权利自由之思想。至明治二十二年，乃有钦定宪法之宣布。

国民教育

教育已改善，其效果亦颇显著。如维新之前，专教育士大夫，而不及其下。迨维新之后，则施以普通教育，开发四民同等之观念。别备以高等教育之机关，下自小学，上至大学，循进有序。而旁设各种专门学堂。

于是物质之文明为封建时代所缺者，皆隆兴；而普通教育遍洽于国中。此为教育进步之二大现象。

教育普洽之效

教育普洽之效，文学、政治、经济、理科、医学、工学、农学、商科多出人才，或主理论，或任实务，共陶化群会之情势，以致方今之奎运。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国民。故一旦有大事，则国民皆兵，能守国家，能摧折强大之外敌也。

约言之，日本固有之思想，融合以西邦思想，采西邦科学之智识，以造于封建武士之精神，其效遂炼成国民之强力。

宗教之变化

考宗教之变化，开国之初，尚有教禁，不许基督教之传布。时，日本固有之神道，与由中国、印度所传之佛教，为国人所信奉。又有儒道说伦常，亦国人行为之规准也。日本民族原非顽陋，峻拒基督教非出其本质。往时受中国、印度诸教，固已融化之矣。此风未泯，近时乃有理会基督教旨者，或接触新教诸国之文物，绎究其文化之所由来，而感化于基督教矣。

距今三百有余年之前，罗马加特力教之传布也，辄干涉俗权；近时新教之宣教师，则毫无此弊，专用力于灵性之救济人道之感化，兼借教育助人智之开发。如此已经进化之新派基督教，与旧派之混同教权与政权者，差异尤著。日本人聪慧者了解此情，而以弛教禁。惟政府复其往时之政体，官制则古，置神祇官，欲以振兴神道，摈佛教不复保护之。德川氏之时，尝收没寺院所领之地，而废其特典。偏喜古政者，欲摈佛教，以张神道。佛教且摈，况乃基督，故不敢宽假耳。

德川氏严禁西教，而长崎之地有窃信奉加特力教者。迨维新之后偶发觉，犹捕教徒下之狱。然时势已进步，不容强制信教。明治之政治家，施以宽洪之措处，乃解放教徒，暗许信徒之自由。其间，佛教与神道亦并行不悖。于是政府定方针，苟见人之守国法不害治安，则不复干渉于宗教之信仰。而基督教乃得自由宣布。

如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之宪法，认信教之自由以为国民之权利，凡任文武官职或选为国会者，毫无宗教之限制。初时，神祇官居诸省之上，后变为神祇省，更为教务省，遂合于内务省。其中置社寺局，专监督社寺事务。至宗教则全许其自由。此为近五十年最显著之变革，岁月非甚长，无屠戮流血之惨，能致此进步，是日本之荣誉。他国则无其例。

陆海军之改革

考陆海军之改革，向在封建时代，言“兵”犹言“武士”。诸侯养武士组成军队，守其封境。迨维新之后，政府承幕政之末，由外国招聘陆军顾问，初则用法国人，后则佣德国人，听其意见，仿行欧洲征兵制度。日本人民富于爱国之心，又有忍耐之性，是最适于兵士。施以欧洲最新之军事教育，足以成精锐之军队，其能对抗俄国之大军而制胜利亦不足怪也。

以海军言之，幕府末路已开其基址，维新政府继其绪而更扩张其规模，凡三十年经营惨淡而进步尤大。维新之初，幕府及诸藩所遗之军舰仅十余只，皆属旧式小舰。日本海军之创建及发畅，其有赖于西邦专门家者不少。英国政府尝派海军军人专家数名，为东京开办海军兵学校之用。日本现在卓绝之海军将校，皆其教育之效。

造船术之兴起，亦在近时。船渠始于横须贺，其工本赖法国人监督而成。今则不籍外人之力，而能造大船巨舰。吾辈常论曰：“欧洲自古至今，其国具强大海军力者有雅典、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此等国兴亡相继，苟究其历史，则足以知世界商务之争竞，其胜败之决，恒在乎海军之力。”

日本人之天性适于航海之业。距今三百年之前，未有大船建造之禁，武士及商人之勇敢好事者，多航海而抵大陆滨岸，或张武威，或振商权。是等事迹，于国民冒险之精神感化已深，至近年日本收伟功于海战者，亦非无所由也。

海军

海军之进步，与商船之发达，互有密切之关系。日本国土由岛屿集合而成，其海岸线多弯曲而极长，苟欲利天然交通之路，则造船、操舟诸业为要图。惟德川时代之锁国政策，禁大船之建造，而造船术以沮。

时势一变，有维新之更革，政府乃尽力于海运之业。明治七年（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有汽船公司之兴起，政府即给以助成金。其后又有一公司之兴，亦受助成金。此二公司互争竞，至明治十八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合同为一公司，名曰日本邮船公司。创办海运之业者热心画图，政府力助其业，而其规模乃大，能适应于时势。嗣后，商船渐增其数。而航海之业大发展。以既往而推将来，商、工诸势益进步，则海运之业亦益发展必矣。

电信·铁路

电信、铁道，由官营而开始。

初置工部省，分电信、铁道二局，佣外国人董其事。迨近时，则举其工务悉任日本人，使隶属于递信省。陆海电线已达一万六千英里，更采用无线电信。日俄交战之时，舰队行动取便于无线电信，尤大矣。

以铁道言之，明治三年始有布路之计图。铁路自东京至横滨，约十七英里，三阅年而竣工。嗣后布路引长，其由私营者亦相继而兴。明治三十九年（一千九百六年），合官私诸线，已达五千英里。

通信

封建时代，知书信交通之要，未若今日。诸藩主及其家臣寓江户者，通信于其家，急则派特使，寻常书信赖定时往来之飞脚而送之。其飞脚之来往，月二次或三四次。庶民之通信，虽向近处，亦必僦特使，需费颇多。故旅客一出家门，则家信殆绝，旅情遂多忧郁，无如今日之旅行多快乐也。

维新之后，全国撤其错综之小区划，而音信交通尤为要务。于是仿英美诸邦行邮便之制，取递送书信之务收之于政府，以改其由市人私营之法，置驿递司隶于大藏省，更进其等级为驿递寮。其后转属内务省，复曰驿递司，设邮便汇兑、邮便贮金等诸法。

各种事业日益发达，而国中邮政渐整备，遂为外国所信，得加入于万国邮便同盟约章。乃统一邮政，置递信省，管理邮便、电信、电话、铁路、船舶等交通一切事务。明治初年，信书递送悉委私人，经三十有余年，而邮政整备已如此，进歩可谓速矣。

交通与诸业

交通通信之发达，有须于国力之增进者多，如农、商、工诸业之进步，亦助其发达者也。政治自由，教育普洽，而各种专卖制度皆随封建而废。商、工诸民自由争竞，言语与时融化，莫所不通。商务昌荣，亦无忧其机关之不备。百物之流转，莫不进步，其实迹可由累年统计表而证之。

改正约章

国势既已进步矣，尚有一事为国家忧者，则改正约章是也。今欲说明此一事，不可不述政府二十年之苦虑。日本与列国所缔定之约章，初时当妥议之责者为将军政府，非皇帝政府也。已开国后，幕府与列国各订定约章。今顺次举其国名，曰美国，曰荷兰，曰俄国，曰英国，曰法国，曰葡萄牙，曰普鲁士，曰瑞士，曰比利时，曰意国，曰丹麦，曰西班牙，曰瑞典，曰奥匈国。

其所约之要目，则开市埠七处，贷寓居之外国人以治外法权。商埠四周二十五英里之外，外国人无护照（旅行券）不能旅行；商埠之外，不许外国人居住；外商所利者，在关税率之低，以从价五厘以下定其准。其觉不便者，在不能用土地于租界（居留地）之外。

日本人民智识渐进，不怿于治外法权之制，皆谓即令偿价甚多亦当改正约章，令外人服从日本法律。若关税之增减，亦属一国自主之权。国苟有此权，则当增其收款，任其所好。故主张改约者，亦莫不谓回收税权之要。而外国人利其已得之特权，不喜法、税二权之复归日本。由是，改约之议颇难进行，而岁月荏苒，遂久不克定。

其间，日本人民亦有已甚者，欲与少而获多。如欲撤领事裁判之制，而不贷外人以其领有土地之权是也。当外交之局者，于改约之议无不尽力，而数蹉跌。及日本国力渐发展，友邦有所反省，遂达订定对等约章之机。日清交战之前，英国罗斯倍利内阁主启导改约之议，乃订定新约章，废弃治外法权，易以财产权之允许。使外人在日本者，除土地外，得自由领有其余财产。由是，日本人与外国人始立于对等之地位。

英国政府于改约之议既为先倡，自是之后，日、英二国之友交益加亲密，遂以成日英联盟之基。然则最初导日本以加入于世界列邦之班者，美国之介绍也。后年听日本之要求，令得与列国为对等之交者，英国之友谊也。自今之后，日本与英美二国商务之争或至甚烈，而其历史之友情则将永久无渝。日本于国家危急之际，英美二国推之挽之，其功实大。是日本民族所感谢，且记铭不忘也。

欧美之感化

开国以后，日本接外国思想之风潮，其感化不可谓不深。英美二国均属奄克罗、萨逊人种，其感化之及于日本者，尤健而多益。盖彼二国者常忌炮火，特奖励商工之业，因扶持泰东之平和，裨益遂及于日本耳。

日本宪政能结美果者，奄克罗、萨逊人种之政治思想由外启沃，亦使之然也。欧美之民习见乎近代进步之速者，且以日本近时之变革为电骤风驰，而不胜惊欢。然则日本之进步，真神速矣。

批评

此变化之影响，近及于东洋邻邦，且远及于世界列国。于是批评错出，皆以为至大之问题。其评论者，于日清交战之前后，自异其语调。如开战之前，有谓日本国民轻躁，只知军备而不知有商工业者；有谓日本国民好模仿、无成见，虽有爱国之精神，亦如童稚之心者。及日清战后，外人批评一变，或魇于黄祸之恶梦，谓日本人苟用科学、兵术，训练亚洲四亿之民而指挥之，则其侵略之方针将使欧洲诸邦在亚细亚尽失其领土及商路。此自证其前时评说，全出于谬见也。

黄祸之说

其黄祸之说，亦有融消之时。予有一说，足以解怵于黄祸者之惑。盖日本立国，其要素不异于欧洲诸邦，苟进步而与西邦文化同其程度，则必勉守其所得之地位，而保持其政策之适良且有利益者。盖东亚之地，易为半蛮种族好事侵掠者之佳饵，苟非镇护以文明之武力，则难期平和诸业之发畅也。

日本既代表世界文明，足以任镇护极东之务。如义和团之作乱，日本兵加于列国同盟之军队，救各国在北京公使馆之急，是因日本与欧美诸邦同其利害耳。最近之大战，于世界历史关系尤重，而其所以令日本奋起者，其旨意与感情亦略同也。是役，日本不仅求自立自卫，实欲使列国在东洋得利益均等之机会而勇战也。

日本立国于泰东，而棹舟于世界文明之潮流，其努力于平和人道，殆不知所爱惜。当战时，恤敌之伤病，视俘虏犹友邦之民，是不足征其特质乎？批评家或以日本人比诸斯巴达之人。以予视之，斯巴达人之勇，加以雅典人之义侠，始可得日本人之特性。武士道之教训颇严峻，令兵士不徒勇敢以战，又遇敌尽其亲切。试观日本历史，武士待敌亲切如视友者，不少其例。勇武与仁恕，是为真武士之精魂也。

日本之国是

日本之政策，以不脱于世界之潮流为要旨，如扩张领土之域则非其所图。日本既采用泰西之文化，而赢得优秀之地位，若不能全其义务，则恐孤负于文明深厚之感化。曰门户开放，曰机会均等，勉令朝鲜及中国霑于泰西文化之利泽者，为日本国家政策之基址，是不独既往为然，虽后来亦将如是。彼二国现沉沦于不幸之境，扶而导之使其文明得以，则人道所以为光荣也。日本借奄克罗、萨逊人种之协力，而扶持彼二国，使其发光彩于史乘，亦如此五十年史，始可谓有功于泰东大局。

结论

概括上章所述，日本联岛保有神国健全之精神。海洋隔绝，水土清净，使生存安泰。四十年以前，国情若世外桃源，由中国、印度输其文明，立封建，尚武勇，争竞名誉，虽杀身所不惜，而不与他国交通，遂成孤立之邦。

国土既开放，忽成东洋文化自由之中心。亚洲诸国咸钦羡之，又使泰西列强且惊异焉，是可大书特书于世界历史者。盖大和民族自上古由多数民族之混合而成，夙有自由旨义之萌芽，受外邦之习惯、法制、宗教、文学等，能咀嚼之，能融化之，能匀纳之也。

惟西教师之阴谋贻害于日本，激成锁国政策，二百有余年远于世界之潮流。虽后于时势，然养成和平以兴文学，技艺竞进。其间由长崎与西邦文化一缕相络，医术先受其科学之利。柏理提督之来，遂启历史转运之端。国中素质久已郁积者，逢外力之刺戟，勃然发挥其新势，抗外之气郁为新智，晓然于孤立之害。

于是开放门户，伍于列国。纳外国之友情，而弃其敌意，和亲通商，再如往时。日本民族既乐，久躭于和平，享其福祉矣，故以己度人，无不同情。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卒本此意以拱护东邦，收获列国之同心而协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