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办银行之增兴

银行增兴

《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有利于银行之经营。而政府密谕各府县推奖华、士族等以金禄公债证书，充开办银行之资。此时已有之四行遵奉新条例，而更开其业。各地新开办银行者渐多，而大半办以小资本。盖华、士族之辈未脱于封建之余习，其兴银行者亦拘泥于土地区划耳。下录以一表，示银行累年增兴之情势。

寄贮于银行者在明治六年末则二百八十六万七千有余圆，九年六月则减为二百三十九万七千有余圆，迨十二年末则再增加至一千一百七十九万四千有余圆。银行之放账在六年末则三百三十五万二千有余圆，九年六月末则减为二百三十八万有余圆，迨十二年末则增加至三千五百十一万六千有余圆，即十倍以上也。此足以觇银行业务进步之一斑。

上所举诸银行以金禄公债证书为其资本者居多，其以通用之币者仅四分之一而已。自明治九年条例改正之时，至十二年六月银行开办者一百四十八，其资本共三千九百四十六万一千一百圆，其中以通币为资本者一千三十四万圆，其余二千九百十二万一千一百圆则皆用公债证书。此可见华、士族已离于常禄，用其所得之公债证书以开办银行者甚多。

条例改正

如此银行竞起殆不知所底止，于是政府渐觉其制裁之要，谓苟放任使纸币滥发，则物价之激变搅破经济界之常调，亦有害于银行之安泰。明治十年十二月，有追加条例，予大藏卿以制裁之权，限制银行纸币之总数。如许银行新办与否一任其裁定，或可命使新兴之银行裁减其资本。然银行苟减少其发行纸币之比率，则不必须令减少其资本。

明治十一年三月更改正《银行条例》，记明以银行纸币发行总数之限制，及大藏卿之裁制权，如银行新办之许否，资本减少之指命等。且附注曰：若有银行之请愿，则减其发行纸币之比率，而允许其开办。此改正，使上年所布追加之条例归于无用。嗣后，银行发纸币之比率，有不及资本十分之八者，全为此耳。此时，政府限制银行纸币，以三千四百四十二万八百八十圆为其总额数。

纸币增发

政府知不换纸币增发之危险警戒尤深，而限制银行纸币之总额数。然明治十年会有西南之变，出费颇巨，而财政穷乏，乃允许第十五国办银行发行其逾制限之纸币。（是银行资本一千七百八十二万六千一百圆，而发行纸币一千六百六十六万八百八十圆，即资本百分之九十三有余也。）而政府借用其一千五百万圆。既而增发政府纸币，限以二千七百万圆充军费。盖西南之乱势极猖獗，使旧藩士族之向背，动辄有可忧虞者。此际增征租税，或募公债巨数，竟不可望，故蹈危道以支持财政耳。惟纸币之流通顿增其数，不能无影响于财政经济之安泰。试示纸币增加之情势如下。

（注）政府取预备纸币而充财政一时之通融，如此者加算于政府纸币之中。

物价昂贵

不换纸币之发行顿增，而其价位低落使物价昂贵，纸币价位至明治十四年低落尤甚。以一圆金币平均价差八十三钱，以一圆银币则平均六十九钱。今试举示主要物料由银币及纸币之价格如下。

由是观之，物价照银币略无昂贵，惟照纸币则见其昂贵异常。明治十四年四月，银币一圆换纸币平均一圆七十九钱五厘，尤甚者至一圆八十一钱五厘，此为纸币价位低落之极。纸币低落，物价昂贵，当是时，贮有纸币者则损，蓄以物料者则益，债权则损，债务则益，收税则损，贡税则益，收款有定数，或受俸给、劳银等者则损，其支偿者则益。利息之率则暴昂，公债证书及股券之价则暴落，物货输出则减少，输进则增加，盖因不换纸币横溢之弊也。其间物价之昂贵虽稍使市巷呈活相。然诸物货之市价高低无常，徒搅扰商界，其危险至不可测。使人多事投机，起仆成败，变化亦颇急。农家利于米价之昂贵，而细民泣于生活之困难，经济界之混乱，莫甚于此时。

此时朝野经世家各讲其救治之策。而甲论乙谈，辩难如涌。或谓物价之变动以银、米二物之市价为先头，故其暴昂者坐银、米二商簸弄其市价之罪。或谓进出贸易失其均衡，而正币流出通宝缺乏，故利息之率自昂贵，此未可使纸币销偿。是等议论于根柢之观察尚有所未悉，然渐加其势力。如政府欲防遏银米之昂价，或卖放国库银币，或干涉于会馆（取引处）之卖买，施以变通之策，惟纸币之销偿虑其有妨于财资之疏通，而踟蹰不遽行焉。然如是者非救治之正法，盖病根在不换纸币之增发。苟销偿而整理之，则纸币恢复其价位，物价低落，财资增其实力，自利于疏通之道。舆论以纸币销偿为急务，而政府决计亦欲芟除其病根。

先是，政府处西南之变，增发纸币二千七百万圆，而设定二种销偿法。一则自明治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凡十五年间造银铜帮助货币，与小纸币值半圆以下者交换共二千七百有余万圆，而截去其小纸币；一则听众人所请以金札交换公债证书，与纸币交换，而截去其纸币。政府发行纸币而定其销偿法，始乎此。其间，在明治十一年，大藏卿大隈重信氏欲期以二十有八年，尽销偿公债及纸币，作其概算书，提出之于正院，始备减债基金。

翌十二年，纸币二千七百万圆之销偿短缩其期限，乃限以八年。其销偿不仅取小纸币，又及于大纸币值百圆以下者。此时正币缺乏，故交换专用帮助货币，亦非所宜，乃见改正。大隈重信氏任参议仍总管财务部，而益焦虑于纸币销偿之法。遂提一议曰：宜募外债五千万圆，以销偿纸币，而确立正币通用之制。大藏卿佐野常民氏亦倡一说，曰：先募外债一千五百万圆，以充于贸易差数之补填，及奖励输出之资，且期以五年销偿纸币四千六百万圆，迨满十年之后渐次行纸币之交换。

然政府中有主持“外债亡国”之说者，或谓将无期无附息之内债，变为有期有附息之外债，非得策。既有是说而外债之议不遂行。佐野大藏卿关于纸币销偿之计图，亦不为庙堂所容。然纸币之整理，不可一日忽怠之。明治十三年，增造酒税率，以充纸币销偿之原资，且改正《金札交换公债条例》，以政府纸币之交换销偿为发行该公债之主旨，其公债之母子必偿以金银货币，因而暗定正币兑换之法。

是岁十一月，更有《布告第四十八号》之宣布，其序词曰：“今欲节约岁计，以增纸币销偿之原资，兼改良府县政务，而布此告谕。”此布告扩张地方税按地租附课之制限，取二三由国库支办之费目，移为地方税支办，且废官帑补助府县土木费之例，因而命各省大节约其经费。如此政府勉力图纸币销偿，明治十四年度据初定当销偿三百五十万圆，迨编预算倍其数，为七百万圆，而诸官衙经费示其节约一百有余万圆。此时有政论家谓销偿尚失于少，然苟察财政困难之情，则可知政府之努力非寻常也。

松方卿之努力

西南之变方镇定，而纸币之销偿始自明治十一年度。其后政府益觉纸币增发之弊，乃节费整理之。明治十四年十月，内阁交迭，而松方正义氏自内务卿转大藏卿。松方大藏卿谓国家之急务在树立纸币兑换之制度，欲以纸币销偿、正币增殖二要义贯彻其目的。松方氏以牢固不拔之精神而行其计图，或运用国库准备金以保护物货向外直输之押货汇兑，以收吸海外正币，乃创兴一大银行，委托以此经营。或决行租税之新征增课，务令财源丰裕。或改正《金札交换公债证书条例》，撤其记名式，不许外人受有之制限。更发行无记名证书，而听中外人行其交换。或发行大藏省证券，免预备札利用之弊，或改正《准备金规例》，图其运用增殖。松方氏终始一贯实行其主义，因而使纸币减少正币增殖，遂大成纸币整理之业。

政府销偿纸币渐进其功，而纸币恢复其价位。于是物价及利息之率皆低落。其所伴之经济显象，与物价昂贵之时正相反。惟各人惮于利害以致经济界之动摇则一也。当是时，商界萎靡，企业中废，制作衰微，而商工诸家破产折本者颇多。

经济界之变动恒有影响于银行之业务。向者物价昂贵，而商界呈活相，使银行业务加繁忙，其增资本者不少。既而有反动之势，物价低落，而商界萎靡，使银行穷于投资之道。其放账之资因抵押品价位低落，致凝滞而不还者亦多，遂有数行闭锁。然政府销偿纸币而整理之，其功不空，至明治十八年银币与纸币之差价渐消灭，而国库有蓄积之银币，可以充纸币兑换之用。是岁六月，布告曰：政府纸币起自明治十九年一月，渐次换以银币。于是日本始实行兑换纸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