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办银行之主旨

政府纸币

维新之际，征税之法未确立，而军国之用不赀。明治元年，发行太政官札，而支办诸费，且贷付列藩及民人，以奖励殖产贸易诸业。二年民部省发行小札四种，以便于商务零碎之用。别有大藏省兑换证券，其发行之主旨在吸收古金银，且补岁入之不足。又有开拓使兑换证券，其主旨在充北海道开拓费。此四种楮币及各藩楮币，皆制作粗恶，易于赝造，且数种并行，纷杂多弊。故政府定其统一币制之议，嘱付德国制造精良楮币，明治五年四月发行新楮币，与旧楮币如官札、藩札等相交换。此新楮币补岁入之不足而办诸费，故逐年渐增其通行之数。

先是，金札（太政官札）之通用，以十三年为期，其贷付列藩及民家充劝业之资者，亦期十三年，令每年返偿其一分。至其贷付之数则视各藩田禄而定之，每一万石贷以一万两，为其标准。由是观之金札发行之数固有限制，其返偿者随返随锁，期十三年全数回收。然列藩不多用之于劝业之资，而充于寻常政费，或赍至都府，换以正币者不少，故回收之法不能严行如初定。其间政府支费多端，办以金札者亦颇多，而无明定其销偿之法，遂使其全显不换楮币之性质。

当是时，政府之威信未厚，庶民厌忌金札。虽在三都之地，金札一百两仅换正币四十两。此可以征其通行阻塞之情。政府严禁金札之交换用扣折，且勉图其流通之圆滑。明治二年四月，宣令曰：“异日铸造新货币，必当使金札得交换，用金札者宜视如正币。”同年五月，更宣令曰：“金札之发行限制，以三千二百五十万两之额数，渐换以新货币，期明治五年尽毕其交换，迨期若有未换者则必附以息，从一年六朱（六厘）之率。”其后，按各府藩县之田禄，每一万石配以金札二千五百两，因而令纳以同数之正币，尽欲令金札集都府者散布各地耳。

此时，除额数外，更发行金札一千五百五十万两。政府既宣明金札与正币之交换，且限制其发行之额数，于是金札渐为人所信用。适有各藩赝造劣恶半两金（二分金）以充其藩费者。恶币驱逐良币。庶民视正币之信凭顿消散，而金札流通反加圆滑，如一时其价位转驾正币之上。既而有赝造金札者不少，甚者二三藩厅应亦赝造之。政府严罚其罪，百方努力芟除其弊。然庶民于金札之真赝不能无疑惧之念，而再阻碍其流通。

如上所述政府期以正币换金札，然财政支绌，而荏苒不能实行之。明治四年十二月宣一令曰：“发行精良新楮币，以交换官札、藩札。”五年八月更宣一令曰：“以太政官札、民部省札、新楮币，提至大藏省者，交付以附息六朱之公债证书。”此时大藏卿大隈重信氏禀议曰：“金札交换以正币，则财政未容之，先宜换以公债证书，异日待机熟，更换以正币可也。”政府用此议，乃交换以公债券者约二百万圆。其余旧楮币多换以新楮币。

国办银行之要

政府图金札之流通整理尤尽瘁，如国办银行之要实基于是情。先是明治三年大藏少辅伊藤博文氏建议曰，财政经济之整理为国家经纶之根基，苟非立确固不拔之制度，则不足举经世治民之功绩，因而自请往至美国考查其理财之实情。是议得允许，同年十月伊藤氏航至美国，查察其实情，乃建议三事。一曰货币之制，宜以金币为本位。二曰宜发行公债证书以换金札。三曰宜兴公司使发行楮币。当是时政府苦虑于楮币之理处，故听是议取舍折衷，而决计以制定《国办银行条例》。盖美国际南北之战，发行巨数之不换纸币，其价位甚低落。于是奖兴银行，以公债证书为基本，而图其纸币之整理，日本之国办银行者亦仿之耳。可知国办银行之主旨在不换之弊之整理。

国办银行承汇兑公司蹉跌之后，助财资之疏通，推奖殖产、贸易诸业，使邦家举其富强之实，亦为其主要之目的。先是各地渐觉融资机关之必要，其不经政府公许，而开类似银行之业者渐加多。明治四年十二月东京会议处之会员相谋而欲兴一大银行，称曰东京银行，请政府以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余禀申银行创办者尚多，惟政府虑其践汇兑公司之辙，而不公然允许之，待完善条例之制定。乃锐意考查美国银行制度，遂定《国办银行条例》。故不换楮币之整理，与财资之疏通，为国办银行之二大要旨，而二者互为其经互为其纬。是条例明治五年十一月宣布之，翌六年七月，始有一银行遵奉条例而开办，称曰第一国办银行（予统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