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鲜血淋漓的现实中看清了旧社会和它的支配者的残虐和卑劣，因此，他要否定过去的一切因袭与传统，这不仅是指前面所说的封建精神统治和反动意识形态，而是包括全部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他的否定封建统治，并非出以抽象的说教，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剥露中解除反动权威的盔甲，使一切吃人的僵尸赤裸裸地站在大众面前受严酷的拷问。
他往往只是用笔和舌对吃人者提出公诉状，而让他的读者与听众自己去审判他们，但他决不吝惜他对恶势力的刑罚与攻击火力。《狂人日记》是他第一次控诉旧社会的吃人罪状的文书。他暴露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不过是吃人与被吃的历史，而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坟·灯下漫笔》）
在野蛮的吃人制度之下，“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同上）这就使旧中国充满了暴虐、贪婪、自私、欺骗、愚昧和麻木状态，这些脓血淋漓的“精神文明”历来就被反动统治者用仁义道德的锦绣包裹着。他们把民众压在“精神文明”的古旧长城底下，为的是要维持他们的吃人特权。推翻吃人的“精神文明”，扫荡人面豺狼的吃人特权，争取真实的人的权利，不正是中国人民实行自救的唯一道路吗？
鲁迅把他的解放人民的希望寄托在全国青年身上，因此他大声疾呼：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坟·春末闲谈》
显然，他所要毁坏的，乃是建筑在骷髅上的旧中国，而决不是如虚无主义者眼睛里的整个中华民族。“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句话，除了用来攻击那烹人肉的旧中国，抗议吃人的旧制度而外，难道还有别的意义吗？
假如鲁迅所要扫荡的，是他的“虚无主义”毁坏狂发作时所见到的整个中国，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噙着热泪来鞭策中国前进呢？为什么又要痛斥那些失掉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的软体虫呢？
列宁在论及孙中山时，曾经说过：“孙逸仙纲领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他丝毫没有不问政治甚至丝毫轻视政治自由的态度。”（《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评价鲁迅。（只要把“纲领”两字改为“作品”。）他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并不防碍他在作为思想革命家时，同时作为革命思想家；反之，它们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血肉相连的。鲁迅不但自己绝不轻视政治，而且最憎恶那些自命清高不屑过问政治的超然派。他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激烈主张者，而且到了晚年，成了一个卓拔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国际主义者。
在《菜薇》那篇速写小说里，鲁迅讽刺过那些轻视政治的超然派与中间派，你看他写得如何辛辣：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浑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已，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云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吧，命里注定的死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
——《故事新编·采薇》
在这段讽喻里，映现了一个坚决的民主政治者和社会主义者重视实际政治的战斗姿影。他从来不掩饰他的写作和言论是跟现实政治血肉相连的。他的大半生没有停止过对反动统治者的“骂”，没有停止过“讥讪朝政”，这就使他成为“阔人”眼睛中的“不祥火鸦”终身受到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他所遭遇的命运恰正是一般被压迫大众的共同命运；他所咀咒和攻击的敌人，也正是一般被践踏者的共同敌人。
然而可笑的是，那些嗡嗡营营的“完美苍蝇”，却在骂鲁迅为刀笔吏和骂人专家了。便是那些以“公正”面目出现的高人雅士，也在为鲁迅叹惋，可惜他浪费笔墨在骂人的事情上。他们不能也不愿了解，鲁迅的“骂人”乃是他的政治斗争的形式之一种。（自然这里应该分别他对于民众敌人的攻击，和对于文化战友的规诤，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孙中山……这些伟人都曾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对敌人做过酷烈的怒骂和嘲讽。假如骂人者和被骂者不是超现实政治超阶级敌对的怪物，凭什么证明骂人和一个战士的伟大是不兼容的呢？
在鲁迅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之前，他是一个最奋勇、最清醒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愈到晚年，愈加锋利结实。而在五四时代和大革命时代，他的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有一种特别亲密的结合，这种结合表现在他反对奴隶主义、反对复古运动和伸张人民权利的言论中：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坟·灯下漫笔》
正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少数“主子”当作牛马算帐，至多是由牛马升为奴隶。因此在“乱离之世”，就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太平盛世”，就成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同上书）绝大多数的人出没在奴隶生活状态中，少数占有吃人烹人的“厨房”的特权者，便在千千万万的骷髅上荒淫纵欲。他们要使被吃者永不自觉，永不反抗，而且“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的赞叹他们”（《朝华夕拾·狗猫鼠》），便施行极端残刻恶毒的愚民政策，来稳定他们的“愚民的专制”：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华盖集·忽然想到》
所谓“愚民的专制”正如周扬所解释的，是“一种肉体的奴役加上精神的奴役，必使被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吃，而被吃的人，同时无意中也在吃人”。这种“愚民的专制”主要是建筑在封建主对农民劳动者的残酷的经济榨取上；和土地剥削关系结不解缘的商人资本恰恰增强了此种榨取，后来的买办资本更加深了这种奴役。
剥削者不但利用经济力量，而且利用特有的“精神文明”来长期摧残民众的理性与人格，用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统治手段，迫使被治者匍伏在他们的脚前，捧献自己的血和肉，供他们狂饮大嚼，随后还得感谢“皇恩浩荡”。吃人的和被吃的像各色各样的鱼群似的，聚集在一湖死水里，大家都呈现“死相”，缺少生气。
鲁迅愤然揭露了这种吃人与被吃的惨情，他要使一切被人吃而又无意中吃人的大众认识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他在论及萧伯纳的时候，曾经说过：“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吧，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伟大的蛆虫则不可。”（《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这段用来称颂萧伯纳的话也可借用来评价鲁迅自己。正当“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在一湖死水里“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的时候，鲁迅蓦地跳到水面上来，他大喝一声道：“这些都是吃人和被吃的鱼！”自然，他也是从死水里浮上来的，然而我们非认他为特别敏感，特别勇敢的鱼不可。
但鲁迅并不止于勇敢指出吃人制度的惨酷，他更进一步号召大众用动作和反抗，把自由的洪水引进死湖似的中国。他说：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咀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
只有用坚决的韧性战斗，“在这可咀咒的地方，击退这可咀咒的时代”，使中国脱胎换骨，蜕去那层惨白污臭的表皮，呼吸新时代的空气，才能取得“生存”、“温饱”、“发展”的保证。如果从民族的要求来解释，那末，他的所谓“生存”，当然就是“民族独立”；所谓“温饱”，当然就是“民生幸福”；而所谓“发展”，当然是“民主进步”这三者是不可分开的。
在他看来，要测量各种文物制度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是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因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热风·随感录二十五》）这和一切复古街道的“国粹”派刚巧相反，因为国粹派是要用死人的力量拖住活人，使青年人为旧中国殉葬；而鲁迅是执着“生之欢喜”，一切为了生存，为了温饱，为了发展。只有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才可解释鲁迅攻击吃人社会的本意，一切把鲁迅诬谤为发泄孤愤的虚无主义者的论客正是鲁迅的罪人。
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追求者，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周作人说他没有参加光复会是不对的，因为据景宋、许寿裳诸先生所说，鲁迅先生确曾做过光会会的会员。）然而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他感到悲愤，他描写辛亥“光复”后最初的印象说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
——《朝华夕拾·范爱农》
辛亥“光复”后，岂止绍兴一地的情景是如此，全中国都不是“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吗”？那些由地主绅商包办的反动政权，不是在最初的白旗和后来的五色旗之下继续维持吃人制度吗？“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坟·灯下漫笔》）
在《阿Q正传》里，鲁迅描写光复后，举人老爷在那里帮办民政，把总依然做者武官，一切官僚制度“一仍旧贯”，所谓改革至多是表现在头发上，即“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或者如阿Q似的“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那篇小说里，就带者强烈的讽刺意味暗示革命流了许多血，其最大收获不过是得到了剪辫子的自由。后来，他又用幽默的语调写道：
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然而他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的热情烙印着他的文字思想，依然是不可掩藏的。他最引为痛心的，是费了巨大的鲜血代价所换得的中华民国，依然被黑暗的统治笼罩着。《头发的故事》有一段写道：
多少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呐喊·头发的故事》
被侩子手和“正人君子”继续统治的中华民国，依然是充满着奴隶的悲鸣与呻吟，广大的农民和劳苦大众受着残酷剥削者的践踏与鞭挞，一般人民仍旧度着铁索锒铛的不自由的愁惨生活，人的权利变成弃在路上一任人畜践踏的药渣。在这机的惨淡局面之下，中华民国的灵魂是黯然失去了。鲁迅写道：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吧，我希望有人好好地作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一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三》
这里横溢着一个怀着高度正义感的智识份子的悲愤，甚至闪漾着他的夹杂着讽嘲的哀愁，然而有谁能否认这里沸腾着一般被压迫民众的愤激而凄苦的心声。“什么都要从新做起”，不正是过着奴隶生活的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出路吗？那些用断章取义的卑劣技俩证明鲁迅“彻头彻尾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论客们，懂得什么叫“从新做起”吗？
自然，我不是说鲁迅早年的文字里没有忧悒和失望的暗影，骗人者兼吃人者用烈士的血花换来的胜利，战士们（如他后来所说的“孙中山先生及其他先烈们”——见本文前段）遭受奴才们侮辱和杀伤的惨史，民众们在无边的刑场和牢狱中的哀号，使期待光明而惨遭打击的猛士不由不震悚和愤慨；当震悚和愤慨不能或不愿用直接形式表达出来时，从心坎里涌出来的讽嘲，很自然会夸张那窒迫着光明势力的现实阴暗面（艺术家是懂得夸张手法在艺术上的效用的，然而很少有战士们懂得夸张“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在战斗上的效果的。）于是热狂的讽嘲在现象上就显示为阴冷的忧悒与失望。
鲁迅是一个富于热情的刚毅战士，他永远不会对人生绝望，故意装着多愁善感的面貌，用主观的灰暗感去渲染世界，在他是不屑为的。然而当横暴的黑暗云雾暂时掩住了新生的阳光时，他便不免将向往光明的爽朗热情压缩在他的夸张黑暗面的讽嘲里。由于他早年尚未接触到浩浩荡荡的劳苦大众战阵，使他看到的黑暗经常对光明占上风，这就更令他的作品和议论带着“热得发冷的热情”，此种热情在现象上常常表显得阴森逼人。譬如他有一次对民国发过如次的感慨：
啊，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呐喊·头发的故事》
后来，他又描写自己在民国初年的心情：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了，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南腔北调·自选集自序》
鲁迅夸张了现实的黑暗面，同时也就连带夸张了自己的失望情绪与怀疑态度。然而这不过是他的心胸的一面，在另一面正跃动着他那不甘被黑暗淹没的积极看取人生的情趣。他在描写了上述的失望心情之后，接着又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很有限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同上
这里，很坦白地解剖了他的怀疑心绪的根由。当他不久接触到无数有为的“人们”和无数悲壮的“事件”以后，他的战斗豪情就以异常奔放的雄姿倾泻在人生的战场里了。不过，必须指出，即令在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取现实的阴暗面时，他也并没有掩藏自己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行进热情。他在作品里之所以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以上均见《自选集自序》），有时“不恤用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呐喊》自序），不仅如他自己谦抑地所说的“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同上），或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驰奔的战士”（同上），而且分明是由于他深信：“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乐天的。”（《热风·生命的路》）他就不忍教大众长久逼视暗与冷的烟尘，他要指点大众眺望光与热的远景，让人们能够清醒找到历史进展的道路。
因此他虽然痛烈地斥骂和咀咒旧中国的没出息，“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可是他毫不抑低他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力与民族自尊心。这种态度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议论和作品中。他在大革命时代这样歌唱道：
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
——《而已集·黄花节杂感》
大革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巨大觉醒，掀起了全国的争自由的浪潮，使他对正在生长的新中国充满了光明的热望。旧时的阴郁色彩从他的作品中褪去了，在他的文字里闪现了新中国的面影。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不时吐露出阴惨逼人的悲愤，然而那悲愤正像隐藏在冰雪中的炸弹的爆裂，它使人震悚，使人不自觉对惨酷的现实生出反抗的心情，同时不得不去检讨过去失败的血史。
在他积极参加和领导集团主义的战斗队伍之后，他的以大众的憎爱为憎爱的生活态度，使他对人生，对中国，对世界投射了比前更明快、更爽朗的热爱光辉。假如说，在以前他对现实黑暗面的咀咒和攻击几乎湮没了他对光明的咏叹和赞美，那末，在他成为集团主义的主将之后，他的歌颂光明的豪情和痛击黑暗的正气，就像两股异常澄碧的山泉在巨川中交流起来了。
一九三三年杨杏佛被刺，他写了一首悼杨的诗，是：“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似乎当时颇带有感伤的气氛，但其实这正是鲁迅的战斗豪情最奔放的时期。同样地，他对于柔石等的纪念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哀怨悱恻也不能掩盖他的豪迈气概。正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他特别发扬了那最可宝贵的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写最初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前，他过着一段蛰伏的生活，对人生的失望和在思想上的怀疑，使他甚至不能写作。《狂人日记》以后的《呐喊》和《热风》的时代，他成了反对封建的积极战士。这时他的文字就锋利，明快，而有生气。当他作《彷徨》、《华盖集》时，忧郁的思想又笼罩了他，虽然也在战斗，但思想的苦闷使他的文字有了琐碎无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炉火纯青时代，其实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后，创作固然没有了，但《伪自由书》之类的杂感文里，却表现着他的文字艺术登峰造极，而影响也最大。
——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
艾思奇所引的这个或人的意见（不是艾思奇本人的意见），对鲁迅不免有误解之处，例如他说在鲁迅写作《彷徨》与《华盖集》时，“思想的苦闷使他的文字有了琐碎无力的缺憾”，对于《彷徨》和《华盖集》的期间，是他和北洋封建军阀官僚及走狗式的文人学者作孤军困战的时期，那时五四时代的文化革命战线起了分裂，五四健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他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这种巨大变化，使他怀着“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同上）的寂寞民情。
正像他在《题彷徨》的那首五言绝句里所表现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因此他感觉到，这一期间他的文字“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义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自选集序》）在如此的心境之下，他不能不把过去五四时代洋溢的战斗热情，暂时压缩在他的分泌忧悒感的笔底下，同时不能不用转弯抹角的曲笔来表达他对于旧社会与恶势力的厌恶抗争，这样就产生了他的《彷徨》、《野草》与《华盖集》，但实际上收集在《坟》里的好几篇杂感文也是这一时期的产品。
这一期间的文字固然常常掩映着悲郁与苍凉的波影，然而在那波影底下，却分明潜流着他的从五四雷雨过渡到大革命暴风雨的期待战友的长征情热。这样的情热，是大革命暴风雨到来的前夜与初期一个“荷戟彷徨”者的正义感与求友欲的合流，是一个追求光明和战取新生的民族斗士永远前进的内燃力量，因为它不能直接洋溢到战斗生活的表面上来，不得不隐藏在凄清寂寞的波光之下，就特别易使人们感到当时鲁迅的文字充沛着感伤和悲悒的气氛。
然而说他的这一时期的作品琐碎无力，那分明是不能服人的。只要举出《彷徨》中的《祝福》、《示众》、《孤独者》、《伤逝》，《野草》中的《这样的战士》、《复雠》《淡淡的血痕中》，《华盖集》中的《忽然想到》（特别是五至六）、《夏三虫》、《战士与苍蝇》等篇，就可以反驳这种粗率的论断。而同一期间写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论睁了眼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感文（后来都收集在《坟》里），都是闪耀着革命真理的工作；正如瞿秋白所批评的：《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统治阶级的火焰。”（论《鲁迅杂感》——注意：瞿秋白所评述的只以鲁迅的杂感文为限，因此《彷徨》与《野草》没有提到。）只要是善于读鲁迅的文字的人，应当承认瞿秋白的批评是对的。
然而，在前引的一段意见中，我人承认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就是鲁迅的思想和情怀经过了几度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文字的内容与情调。大革命失败不久之后他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新的战友在那里”（《自选集自序》）的苦闷问题，于是采取正面打击黑暗的战斗方式，和人民大众的内外敌人鏖战。他的笔锋正像出硎的新刃，直刺入民众敌人和民族世仇的内心，这和他在过渡期间带着阴郁和怀疑的色彩的笔调是两样的在某种意义内是回复了五四时代的明快犀利、矫健刚劲的作风。但他的晚年的文字，却又不同于五四时代的文字，因为它对于现实的反应特别敏锐、广泛、深刻、有力，它表现了新人群的悲苦、怨恨、挣扎、觉醒、怒吼、驰突和苦战，泛溢着鲜爽雄壮的集体主义朝气恰像破晓前的洪钟声引起由鸣谷应，使漏夜在荒野长征的人群忘了寂寞和倦怠，而想起了曙光不久就要照临，因而更坚定了并整饬了一同前进的步武。
鲁迅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处处以人民为本位，坚决主张用人民的自觉与行动，来对抗反动统治者的专横与压迫。他认为一切反动统治者及其思想代表所想到的“治国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老调子已经唱完》）人民不应对压迫者怀着任何幻想，因为摧残民众，阻挠改革，正是一切压制者共同的本相。例如他在论及袁世凯时，曾经这样说：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说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
袁世凯正是一切杀人的压迫者的代表人物，革命民众流了自己的血，将那些欺弄人民的大骗子浮上治人者的宝座，到头不免要吃大苦头。因此，他剀切指明，人民唯有用独立的战斗去反抗压制者：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小百姓）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鲁迅始终不松懈反压迫制度的斗争，他的笔和舌总是不断对准黑暗的政治力量喷出攻击的火焰。他把一切“狼吞虎咽”吃尽民脂民膏的民贼称为“坐寇”（《谈金圣叹》），把那些讥笑毁谤民主革命战士的奴才称为“完美的苍蝇”（《苍蝇与战士》），把那些帮忙反动统治欺骗群众的文士称为“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一点比喻》），把那些用虚伪的“人权论”来粉饰黑暗政治的帮忙文人称为“救火的鹦鹉”（《王道诗话》）；把那种“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权祖宗看见是忠孝”的虚伪参政制度称为“两面光滑”的“艺术”（《最艺术的国家》）；这一类的讽刺在反对黑暗政治与压迫制度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武器作用。
正因为鲁迅从来不轻视政治斗争，并且特别反对“超于政治”的偏见与空想（见《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与《论三种人》等篇。），所以他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带有一贯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的。他在青年时代就特别歌颂“恶物悉颠”的“破坏”，（见《摩罗诗力说》），而激烈攻击那些维持现状“嫉视破坏”的庸夫俗子；但他所赞美的破坏，不是“寇盗式的破坏”，也不是“奴才式的破坏”。（《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一切仇雠，一切都破坏”的绥惠略夫主义，他也同样不赞成。（见《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他颂祷“将旧轨道……一扫而空”的“革新的破坏”（同上），同时反对，“在瓦砾场修补老例”的改良主义，这就是他的彻底革命思想的要点。
当大革命前夜北京反动在政府用屠刀维持黑暗的统治时，他预见了在压迫和黑暗继续增加中，“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份子，为将来新的变动的萌蘖”（《两地书》），他同时斥责了那些诬蔑革命的无耻谰言（如“讲革命是为的图利”，“过激派共产公妻”之类。见《华盖集·论辩的灵魂》）。
在广州时，他讴歌革命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因为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赞美为民族和社会奋斗牺牲的革命家说：“我深深感到革命家的伟大……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而已集·黄花节杂感》）
在大革命暴风雨过去以后，他领导中国的大众文化运动，在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上做了许多不朽的贡献。一切黑暗主力的卫队和喉舌，一切吃人恶魔的帮忙和帮闲，一切自命为“折中、公充、调和、平正”的绅士学者，一切幻想“离开战斗而独立”的“第三种人”，一切“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全都逃不过他那鹰隼似的眼睛，逃不脱他的严厉的攻击和批判，他的革命实践更磨锐了他的革命思想的锋刃。
鲁迅的民主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反映与产物，但它转过来又经过无数青年的传播与文化运动的发展，充实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内容，增大了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活力。他的民主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带着科学的理性主义和战斗的现实主义；新理性主义使他成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思想革命家，而新现实主义则使他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和革命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