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资产阶级的维新与革命，没有摇动顽强的封建奴役制度，更没有摇动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的死水中，很少有起来“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流行着的卑劣习惯，却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同上），对于麻木的一群，是一切“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同上）
这种漂浮着愚昧和怯弱的“瞒和骗的大泽”阻绝中国民族进步的大路。为着要打破那包围人民大众的阴冷和黑暗，为着要冲破逃避现实和隐瞒现实的传统恶习，鲁迅高举了现实主义的火炬，他大声叫出来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正视现实的战士，是跟一切“逃避现实”、“屠杀现在”、“超时代”的反动势力势不并立的。凡是厌恶现世的人们，“都是现世的仇雠，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却一日不能得救。”（《华盖集·杂感》。）实际上，那些厌恶现世的人虽能妨碍社会的进步，然而决不能阻住历史的车头。他们的空想只是证明了自身不能免于没落的命运。鲁迅斥责了那些“屠杀现在”的复古妖孽，同样也攻击了那种超时代的反动空想。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一样地欺人的。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在论及“第三种人”时，鲁迅同样斥责了他们的超现实、超政治的空谈，他说：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屠杀现在”的僵尸，大抵是属于封建剥削集团和守旧的资产阶级，而自命“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第三种人”，大抵是属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阻滞变革现实的革命运动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愿和不能正视现实，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掩饰黑暗的现实；不过“现在的屠杀者”是以复古主义为逃路，而“第三种人”则是以自由主义为逃路罢了。
许多逃避现实的人鄙视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美妙理想”寄托于遥远的将来，但是他们不知道：“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且介亭杂文》）把将来和现在切离开来，那明明是企图转移大众注视现实的目光，和迷恋骸骨的复古份子是同样有害于社会进步的。鲁迅斩钉截铁地昭告青年说：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吧！想出世的，快出世吧！想上天的，快上天吧！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吧！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华盖集》
又说：
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且介亭杂文》序
然而鲁迅并非只执着于现在而忽视将来的，他坚决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必定优胜于现在。虽然他最初仅能从进化论着眼，对于“新的社会的起来”，只是热烈的“希望着”，而“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但他对于未来并不绝望，他总不断憧憬着那未来的新社会的远景。因此，他痛恨那“屠杀了现在”也“屠杀将来”的僵尸，以慈母似的心怀高呼“救救孩子”，以导师般的热诚指引和勉励青年。
少数青年的堕落与欺骗并没有动摇他对青年一代的热爱与希望。当他自觉地用阶级论代替了他过去的进化论时，他把自己对于未来光明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新兴无产者身上。他所理想的新社会，已经不是抽象的“好的社会”，而是真正能够使人“生存”，使人“温饱”，使人“发展”的无阶级社会了。
在现实世界，分明对立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应当清醒认识，历史是决不会让光明势力永远消退，任黑暗势力永远存在的。就因为要求“生存”、“温饱”和“发展”的人类永远存在，这存在便是未来光明的火种。鲁迅的明确的历史现实主义使他在大革命风潮中对民族与社会的前途表示了乐观的豫见：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狂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在另一处，他论到北京大学，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同上书《我观北大》
他一面深信“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另一面坚信“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这里闪耀了他的不自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芒。斯大林在他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说过：“对于辩证法最重要的，不是目前似乎坚固的而已经开始衰亡的事物，而是正在产生与发展的事物，即使这事物目前看来，还是不坚固的。因为对于辩证法，只有正在产生着与发生着的事物才是不可征服的事物。”那些“目前似乎坚固的而已经开始衰亡的事物”（斯大林语），或者“渐就灭亡的事物”（鲁迅语），不管它们外表上是如何富丽堂皇，不管它们对于新生的事物是如何阻碍压制，但人们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总不难看出它们决没有光明的前途，它们决不能“因为黑暗而长存”。（鲁迅语）
它们为黑暗所附丽，可是终于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为什么？就因为它们成了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当此等黑暗的宿主（Host）一经消灭，黑暗也就完结了。在另一方面，那些“正在产生着与民展着的事物”（斯大林语），或者“活的而且生长”（鲁迅语）的事物尽管在目前看来，还是不坚固的，幼稚的，然而在历史的光照之下，人们总不难看出它们“有着希望的前途”，看出它们是“不可征服的”。为什么？就因为它们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生，而成长。它们“不做黑暗的附着物”，所以“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向上的事物与向下的事物这样在历史上冲突，在现象上就表现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旧中国目前似乎还相当顽强，然而在新中国的生长过程中，它终于要失去“存在的理由”拥抱着它的浓厚黑暗，到头总要让位于光明。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将来也必然是这样。
鲁迅这样笃信着“活的正在生长”的力量，鄙弃“渐就灭亡的事物”，所以他对于正在新生的东西总是爱护不遗余力，而对于朽腐的东西则攻击不留余地。当“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说着“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的时候，鲁迅斥责了他们的狂妄，他说：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嫩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是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坟·未有天才之前》
他对于文艺的态度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他的爱护“幼稚”与“嫩苗”的精神使他成为青年和孩子的良师和保姆，他的痛恨“老衰和腐败”的思想使他成为旧社会的叛徒和死敌。
虽然鲁迅深信“黑暗及其附着物”迟早要归于灭亡，但他又明了黑暗势力是决不会自动让位于光明势力的，因此暴露黑暗世界的真面目，让大众清醒认识敌人营垒的丑恶、虚伪、卑污与脆弱，不但足以增长大众反抗社会的警觉和勇气，而且可以指示大众变革现实的出路与方法。鲁迅的尖锐暴露现实的艺术，正是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能够吸引群众震骇敌人最有力的因素。他曾自白了他从事文艺运动的旨趣：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他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集外集拾遗》），所以对于“黑暗主力”所支配的旧社会要无情的暴露，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要撕下“绅士的假面具”（同上书），至少要在他们的“庄严的高尚的假面具上拨他一拨。”（同上书。）
为了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借助了现实主义的文艺武器，他在早年的小说中，描写了蠕动在灰色尘雾中的城狐社鼠，牛鬼蛇神。但是他不久就感觉到，用小说不易对于周遭人黑暗势力立刻予以反响或抗争，他于是采取了最迅速反应现实和最直接突击敌人的艺术手段：
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且介亭杂文》序言
这是鲁迅关于杂文的性质和任务的最好说明，也是他自己要写杂文的理由的最好诠释。
在鲁迅的杂文中，充满着最使“正人君子”、“绅士淑女”头痛的芒刺。他的“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的突击式的短评，揭穿腐败社会内部的荒淫无耻、险诈万端、卑污可笑与庸俗无聊，挖出埋藏在现实泥淖中的各种矛盾之本质，教给大众以战斗的经验与韬略。不用说，在他们当中，闪耀着鲁迅的讽刺天才。他的讽刺，恰如世界一切最高超的讽刺一样，本质上不外是客观丑恶现实的暴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
——《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的讽刺，便是逼真的写实。因为它的笔锋直刺入一切罪恶的心窝，就显出了使恶敌寒胆，使战友快意的惊人力量。浅见者流和卑陋论客看见他的笔下写出了许多私人的名字，于是以为他在发洩私愤，欢喜谩骂，说他在“专一攻击一种对象”（叶公超作《鲁迅》）。他们以为鲁迅是只记得私人恩怨“睚眦必报”的骂人专家。可是，每一个有良心的读者不难拿鲁迅的全部著作来证明，如果这个巨人是“专一攻击一种对象”，那么，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为恶虫们所拥抱的腐烂发臭的社会，是专门凌虐大众倒曳历史的荒淫无耻的一群：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那些插科打诨的无耻论客，攻击鲁迅个人，可是，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寄生在充满讽刺材料的腐烂的社会里。
讽刺和辱骂决不能混为一谈。用庄严的弓弦射出的讽刺之箭可以击中敌人的要害，而用油滑的口吻叫出的辱骂之声不能淹没敌人的狂吠。鲁迅就是反对用辱骂和恐吓来进攻敌人的，他以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南腔北调集》），对于敌人“笑骂虽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同上书）
鲁迅正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能手，他的引人发笑的神妙笔致离开了严肃的战斗是不能解说的。他曾经说过：“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故事新编》序言）这种反对油腔滑调、讨厌插科打诨的谨严风格，不但始终浸润于他的文字生涯中，也一贯表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中。这里顺便引一段他青年时代留学东京回忆的断片：
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演讲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也一定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便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演讲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挥，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正因为鲁迅是最真诚最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投枪的一掷”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他的锐利的暴露才能使鬼魅妖魔无所遁形。
从鲁迅的作品中，人们会感觉到，他对黑暗的暴露多于对光明的歌颂，特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此。他的对于旧社会的愤懑与憎恶，对于民族病态的无情暴露，使他的笔锋有时透露着浓烈的忧郁气氛，甚至有时泛溢着淡淡的哀愁。庸俗的论客用白粉将他化妆成为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以至什么“内倾的个人主义者”。在他们评论起来，鲁迅至多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狂放文士，于是一代思想革命家被描绘成为灰色动物的挡箭牌。但是，鲁迅自己数百万字的遗言就是对于这种污蔑和曲解最有力的反驳。不但他的晚年著作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积极捍卫光明的战斗者，而且他的早年著作也足以证明他是怀着光明渴望的前驱者。
鲁迅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攻击旧社会的，是不惜以最无情的笔锋来暴露民族的病态的。可是，有谁能证明他对于中国的前途是抱着悲观绝望的态度？有谁能证明他认为国民性是不可改变的？他不断目击着和咒诅着腐败、破烂、冷酷、凶残的旧中国在压迫和蹂躏进步力量，然而就在他痛心于黑暗势力猖狂横行的时候候，他早已响亮地喊出来了：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吧。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
——《热风·不满》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热风·生命的路》
上面是他早年对于民族，对于人类的乐观展望。到了晚年，他的积极的战斗的人生观更加和革命的历史观明确结合起来，一扫压迫群众的悲观气氛与失败情绪。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1932年给韦素园信
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他的永远向前看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坚定了他对于民族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确信，对于新社会必然到来的确信。他始终在用着充满自信的目光搜索前进，即使在他的泛溢着忧郁与哀愁的作品中，也不断表露着对于“新世纪的曙光”（《热风》）的向往。（例如《野草》中的《希望》是他对于青年的消沉与颓废的感叹诗，这首散文诗浮现着悲凉忧郁的痕影，然而也闪烁着热望新生的豪情。同书中的《过客》、《死火》、《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灼热的爱世精神之下，哪里容得了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更那里容得了什么“内倾的个人主义”？
历史证明只有那些“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或者坐在没落的营盘里”的灰色一群，才看不到历史的光明前程，才会扮演没落的悲剧中的丑角。此种不辨是非与自甘没落的颓风固然不能阻住历史的前进，然而它吹扫正在彷徨中的群众，确能散布若干毒害，模糊人们对于革命真理的认识，摇动大众打击革命敌人的雄心。
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向大众指点现实世界的是是非非，就是要坚决打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混沌主义。当一些“文坛英雄”在那里混淆是非，骂倒一切的时候，鲁迅发出了坚强的抗议：
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是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
——《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有了分明的是非，才会有热烈的爱憎，“遇见所是和所爱的，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就反拨” 。（《且介亭杂文·再论文人相轻》）这正是一切头脑清醒者处世接物与知人论事的正确态度。为正义而战的猛士，和自命为公正的和事老是截然不同的，他“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 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c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筋骨。”（同上文）
至于超然于是非之外的“和事老”与“公正君子”，分明是在淆乱是非，是其非，而非其是。因为人“不是上帝，哪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正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华盖集·并非闲话》）是的，除了病狂而外，唯有醉汉是超然于是非之外的，然而可惜他的理性已做了酒精的俘虏了。
像黑白一般分明的是非之辨，使鲁迅成为坚持真理的刚强战斗者，像水火一般对立的爱憎之分，使鲁迅成为献身正义的英勇先驱者。他一经辨明了是非，分别了憎爱，就咬紧牙根，为他所是所爱的战斗不息，向他所非所憎的反抗到底。离开了战斗，是不足以说明鲁迅的现实主义的。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就歌颂破坏，号召战斗。他赞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伟大诗人，他提倡“主张破坏，无稍假借”的革新精神。他觅求“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音，援吾人出于荒寒”的“精神界之战士”然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以上引文，见《坟·摩罗诗力说》）
他于是在寂寞萧条之中“沉思”复“沉思”。待到他重新以“精神界之战士”的雄资跃上战场时，世界革命的暖流已开始融解中国中古主义的厚重冰层了。从那以后，他的战斗要求透过文化革命运动，“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序）
中国民众反抗专制的炸药，在腐败的满清王朝的恐怖高压之下，也曾爆炸几次。最末的一次是辛亥革命。然而顽强的封建守旧势力与市民阶级的妥协倾向胶结起来，真也像黄梅天的浓重潮气，使埋藏在革命民众间的炸药暂时潮湿起来了。“屠杀现在的僵尸”在“热心复古”，“崇奉国粹”的浊潮中，拼命禁锢民众的耳目，淤塞革新的洪流。“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坟·灯下漫笔》）因此唤醒人民的战斗精神，轰毁腐败的吃人制度，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任务。
鲁迅的战斗现实主义，正在此时，重新透过文学，烙印大众的心。他举起了“投枪”，猛掷那些隐藏在共和招牌背后的僵尸，他号召大众冲破一切阻住革新道路的障碍物笔直前进：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热风·生命的路》
甘为奴隶的士大夫们斥责一切反抗是“空费气力”的妄动，他们的哲学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是要大家“虽死也如山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一点比喻》）
鲁迅就要打破那用山羊蹄迹点缀的“天下太平”。任何顽强的反抗精神，任何英勇的战士气概，在他都视若瑰宝：即使不能有胜利的闯将，也应该有“失败的英雄”；即使不能有速决的胜仗，也应该有“韧性的反抗”；即使不能有旌旗蔽空的雄军，也应该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即使不能多有敢杀身成仁的志士，也应该不乏“敢抚哭判徒的吊客”。（以引句，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因为绝望的抗争总胜于早怯的苟活，战败的悲歌总胜于待死的哀哭。
在五四时代，转战于寂寞中的鲁迅还不能从社会底层中找到他的战友，唯有在青年中高唱他的战歌。他鼓舞青年“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热风·生命的路》），勉励青年“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坟·灯下漫笔》）当欧化的士大夫们在那里高呼“多研究问题，少谈正义”的时候，鲁迅颂读了那为主义牺牲的殉道者：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热风·圣武》
然而“新世纪的曙光”只能用集体的革命战斗才能争得的。当鲁迅从社会底层寻觅到了浩浩荡荡的战斗队伍，也就是寻觅到了“新的战友”（《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他从那伟大的“黑土”里看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建设、成功”（《南腔北调集·视中俄文字之交》），也看见了中国新社会的明朗远景。他更清醒地认明了惟有依靠大众的革命战斗，才能迎取光辉的未来。
他毫无怜悯地猛攻一切虚伪的“公正”、“中立”与“超然”，剥除反对被压迫者战斗的和平主义的伪装。他坚定地指出，任何事情不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不能“离开战斗而独立”。一切有正义感的“马前卒”，“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因为“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 。（《且介亭杂文·七论文人相轻》）
然而，单知道战斗还是不够的，因为“旧社会的根底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他什么。”（《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更大的力”就是“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的战斗”（同上），就是永不妥协不宽恕敌人的韧性战斗鲁迅从血的教训中牢记着反革命势力是从来不妥协的。
辛亥革命换来了一个“咸与维新”的局面，然而只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反革命的恶虫到处“繁殖起来”。结局是怎样呢？“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的眼光是够锐利的，他在大革命前夜，不但已经数说了革命对反革命让步所蒙受的损失，而且预见了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将引到怎样惨酷的失败。他明白道破了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普遍真理，指点了革命群众避免重大损失的正确道路。他主张用“打落水狗”的彻底战斗精神根本消灭进步势力的敌人，鄙弃宽恕和妥协。他深知对敌人宽恕，就是对战友犯罪，因此以为宽恕是“怯汉所发明”的“美德”（《坟·杂忆》）在濒死时，还斩钉截铁地申言对怨知“一个也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他对于旧社会恶势力的洞若观火的考察坚定了他反对纵恶的决心：
……《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正因为“善”的方面，“老实人”太多，一味“纵恶”、“宽恕”、“姑息”，“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结果老是“新的敌不过旧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老是革新势力吃亏上当。难道过去血迹斑斑的史页还不够证明鲁迅的警告是值得一切战士牢记的吗？从太平天国一直到大革命，每一回革命队伍的惨败，除了客观的原因外，在主观上总不能否认，革命对反革命的宽容，韧的战斗精神的缺乏，造成了连续不断的血债。
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富于战斗性的，同时他的战斗思想也是富于现实性的。所谓现实的战斗思想，就是清醒地认识战斗的客观条件，正确地估量革命的主观实力，根据此种认识与估量，跟黑暗势力坚忍地稳扎稳打地长期作战，这里当然容不了各式各样的浪漫蒂克的乌托邦空想，也容不了一切“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真正的革命战士时刻都在为奔赴远大的革命目的而奋战，他们永不离开理想的火花。然而得时刻警戒各种美妙空想的诱惑，得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乌斯（Antacus）一样，“永远站在地上，靠在生育和抚养他的母亲身上，以便取得源源不绝的新力量”（斯大林），他们得经常“与人民维持联系”（斯大林），脚踏实地的向前看，向前进。他们必须不断地接触实际的社会战斗。一切乌托邦的门不能为他们而开，反之，一切现实主义的路须由他们来关。倘或不然，即使口头上高歌得如何慷慨激昂，文笔下描画得如何光辉灿烂，也只能吹起许多带有虹色的肥皂泡，“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二心集》）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在革命进军时和革命胜利后，往往容易热狂兴奋，但也容易动摇幻灭，颓废叛变，就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预先按照自己的美丽空想打好了革命的乌托邦图样。当实际的情形一和这张华美的图样冲突起来，他们便唉声叹气，昏天黑地，跌倒在革命的轮盘下面。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二心集》）为什么“左翼”容易变成右翼呢？那是因为不明白：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的血，决不是如诗人所相像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相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革命是清除积秽的麻烦事业，要把几千年堆积在中国地面上的垃圾肃清，开辟美丽的田园和康庄的大道，那不但需要集合无数人力，而且需要切实工作者在污秽腐烂的尘垢粪土之上，在杂乱刺足的瓦砾荆棘之中，任劳任怨地工作。他们自然不是苦行修练的高僧，他们是血肉做成的战士，当然要求快乐和自由；然而他们并不预先虚悬一个快乐和自由的极境，而是以大众的快乐自由为自己的快乐自由，是以大众的荣辱休戚为自己的荣辱休戚是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工作融化在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战斗之中。驰驱在大地上的清醒战士决不至于浪费他的气力，为梦里的乐园而舞蹈，又为乐园的失灭而哭泣。他们的乐园是用赤血和苦汗从丛莽中开拓出来的，是以跟泥土搏斗的艰苦工作耕垦出来的。如果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垦荒掘土的工作中，碰到了恶风淫雨，飞沙走石，毒蛇猛兽，那决不是什么意外的遭遇；倘若没有这些遭遇，那才是天国的奇迹，人间的怪事。正因为革命的人间不是神祗的天国，所以革命的兵队也决不是神前的天使，因此：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不是来自一个阶级，受过同一教养，当然不免有着各样的意识和气质在革命战斗中混流着，冲突着。也正因如此，所以在“行进时，时时有人退伍，也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加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这里不妨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经过城市边沿流动的河水，总不免夹杂着许多市廛和尘垢污秽，然而只要河身不被堙塞，这些杂乱的渣滓决无碍于河水的奔流，愈向前奔流，也就愈加澄清，愈加活泼。革命队伍的进军何尝不是如此。倘使不用神国天使的尺度来测量革命战士的长短，就应该从大处着眼，认识革命乃是长期的对敌作战，同时也是革命队伍不断的自我斗争。因为“改革的事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华盖集》），“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而已集》）
革命队伍诚然在进军时会夹杂着许多无用的尘污渣滓，但是清醒的战士总不能因为腹有蛔虫而长期绝食，他们必须是始终沉酣于在战斗的大欢喜中，“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南腔北调集》）正因为如此，那些“非革命的急进论者”要求“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二心集·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
鲁迅不但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争取革命，他对于一切事物与问题的看法，也是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着眼，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到处闪动着辩证法的火花。例如：对于语言，他就是处处从“历史的现实主义”（借用王任叔的用语）出发，他认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所以赞成‘Esperanto’”，但他又说：
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常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渡河与引路》
对于中国文字他也是如此看法：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
——《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他并不把世界语和白话文看作“万古不磨”的极境，他以为它们都不过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正像渡河的“独木小舟”和“桥梁”。自然，他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然而忠实于客观真理的进化论，和唯物辩证法不是有着最亲近的血缘吗？只有庸俗的进化论才无视事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起的运动与发展。鲁迅早期的进化论思想正孕育着革命的辩证法的个别因素，这就是他能够跨过启蒙主义和进化论而走向社会主义和阶级论的内在动因。
在看取一切问题的时候，虽然永远注视远大的目的，但不虚悬一步达到的极境，而只是紧紧抓住问题的实质，留心实现目的的步骤，这就是鲁迅的一贯的现实主义作风。因此他对于人物和事情决不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图样一味苛求，同时也不放弃对于远大理想的追求。他憎恶没有骨气出卖灵魂的政治“奸商”和“革命小贩”，然而不奢望一切战士都立刻变成完善无瑕的圣贤；他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但并不苛求每一个作家都硬写革命文学；他主张提高文化的水准，但同时注重通俗文化的普及；他渴望有完美的翻译，但同时认为应当用“吃烂苹果”的精神接受翻译……（参看王任叔著：《战斗与学习》）。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是和公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反对的，在他的思想中流注着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血液。
因为对一切问题和事情抱定认真不苟，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反对一切“只图说得畅快”的“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同时也反对不务实际专重标榜的空头主义，这就练成了他的严肃工作的特性。他不但勇于打击敌人，而且勇于解剖自己。（他曾经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他的虚心崇实的精神，使他甘为真理面前的“孺子牛”和革命战线的“马前卒”。因此在和创造社会战的时期，他情愿“等待有一个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他。（《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在论到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的时候，他很直白地说：“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的时候，我的忍痛。”（《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用普罗米修士的火来“煮自己的肉”（同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从他的热爱真理，严肃工作的卓越持操蒸发出来的。
他从来不以导师自命，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谁比鲁迅更有资格在默默地充任青年的博大坚忍的导师呢？有谁像他那样热诚地给广大青年施行严肃工作的洗礼呢？当一些自命为青年导师的《名流学者》在那里向青年招摇撞骗的时候，他劝导青年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做事做人：
青年又何须找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涂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热风》
当自暴自弃流在那里对青年散布冷气，阻绝青年进路的时候，他嘘出了温暖青年的煦气：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集合无数黑暗里的火花，不就赛过难得的炬火么？“石在，火种是不灭的”（《且介亭杂文》），鲁迅是第一个抱着此种自信站在青年当中击石生火的巨人。
恩格斯在论及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时，曾经极深刻地说过如下的说：
只要真切地描写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发生动摇，使人们对于现在秩序的永远支配权发生怀疑，那么，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就充分尽了它的使命了。
——Engels致Minna Kautsky的信
鲁迅就是最真切表现现实暴露现实的天才作家，他用火炬一般的笔驱除了被伪善者和骗子们罩在现实上面的作伪的幻影，动摇了封建守旧势力和顽固资产阶级的欣然自得的太平天下，使大家对于现在的社会秩序由怀疑而憎恨，而反抗。但他不止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家，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斗现实主义者和革命思想家因此，他的著作不限于表现和暴露现实，他高举了指引大众变革现实的火炬。
他批判和反抗笼罩中国民族的腐败传统，指示大众注视那严重威胁自己命运的民族病态和社会黑暗，从辨明是非和分别憎爱之中坚决保卫光明战线，反对黑暗主力；并且永远向前看，以乐观的自信沉酣于战斗的人欢喜中，他警告和感召广大的革命群众，他们养成坚忍奋斗的韧性作战精神，对敌人决不宽恕，决不姑息；但同时要明战术，重实力，他反对一切梦游病式的空想主义，要求战斗大众正确估计客观情势和主观力量，并且从大处着眼来整饬革命队伍，争取战斗胜利。
他反对一切机械看取事物范统解决问题的公式主义，要求愿意前进的人们清醒地剖析真实，具体地处理事情。他反对一切不尚实际的空谈和自暴自弃的冷气，要求大众积极地实践，严肃地工作。这些就是织结在他的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经纬，就是他教育中国人民的现实主义课程的主要纲目。自然不用说，他的现实主义是始终烙印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显著特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