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的
启蒙主义思想
鲁迅在反封建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的思想是侧重对于封建精神体系的攻击。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强调国民性的改造问题，重视民族病态的揭发与疗救。诚然，他对于国民性与民族病的了解，最初是比较抽象的，当时他还不能从阶级关系的分析来发掘那造成中国社会衰朽的根本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就是他对于旧社会以及支配这个社会的剥削阶级与压迫机构，一开始就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觉到“旧社会的腐败”（《且介亭杂文》），“憎恶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二心集》序），因此他要对旧社会作“反戈一击”（《坟》）。
他痛恨那些欺凌弱者的压迫份子与剥削集团，寄同情于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卑微弱小人群，这种憎恶吃人制度、同情被害群众的风格，正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他的创作与论著中。《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子、《药》中的瑜儿（夏四奶奶的儿子）、《狂人日记》中的迫害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长明灯》中的狂人、《离婚》中的爱姑……这些都是他描写的被迫害者的代表人物。他刻画他们被旧社会践踏凌虐的惨剧教人悲愤，教人酸鼻。
就是对于阿Q、孔乙己、陈士成（《白光》中的主人翁）这一类可笑而又可怜的典型人物，也并不遮掩他的讽刺以外的同情。反之，他对于赵太爷、钱太爷、钱洋鬼子、夏三爷、七大人、慰老爷……这一类的大人老爷，却是表示猛烈的憎恶，因为他们排着“大小无数的人肉的宴筵”，以“愚妄的狂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坟·灯下漫笔》）。
这一类的恶虫从鲁迅出生一直到他病死，都不断蠕动在他的眼前，他最熟悉他们的骨相，也最熟悉那被他们蹂躏摧压的卑微人物的灵魂。他用饱含敌意的笔刻画吃人的恶虫，剥露那为他们寄生的腐败社会的真面目，同时为被凌虐、被欺侮的不幸人群发出沉痛的不平。
这种风格后来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正因为他深切地了解隐藏在旧社会胸怀的矛盾、猥劣、腐败、熟悉吃人与被吃的残酷现实，而又不甘沉默，于是毫不犹豫地对旧社会猛掷投枪。这首先就不能不击中封建毒龙的要害。
他的反封建的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出发于抽象的理论与思索，而是渊源于现实的深刻考验，特别渊源于他对于人吃人的旧社会的精密观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全部思想发展过程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合拍，更说明了为什么他的民主主义倾向终于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汇流为一。
从鲁迅的早期作品中，不难看到，他的反封建的火力是集中于攻击封建的意识形态，在辛亥前夜是如此，在五四时代更是如此。就是到了晚年，虽然他所攻击的对象比先前广大得多，但仍没有放松他对于封建守旧意识体系的攻击。在一向缺乏民主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攻击根深蒂固的封建守旧意识，打破地主绅士阶级桎梏人民的精神统治，正是进步智识份子最必要的而又最自然的战斗任务。
帝国主义的横暴闯入，在中国诚然造成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然而它并没有冲去淤积在中国民族生活河道中的封建主义污泥，反之，它用这种淤泥筑起了防止中国人民革命与进步的反动堤防。封建统治者不仅利用政治和武力削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压榨人民的血肉，而且利用最野蛮、最猥陋的思想统治，来麻痹人民的活动能力，奴役亿万不识不知的愚众，这样来维持他们在残山剩水之间的荒淫贪馋的兽性生活。
他们是极端残酷横暴的，同时又是极端卑怯荏弱的。吃人的伦常礼教，守旧的儒教孔道，陈腐的“祖传”、“老例”，这些都被他们利用来作为桎梏人民的精神镣铐，而且都为帝国主义所支持，所援引。广大人民深陷在驯顺、愚昧、自歁、懦弱、猥鄙的麻痹状态中，不能打脱这一类的精神镣铐，人民就不能自觉地起来挥动他们攻击旧中国的臂膊，就不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创建富有生气的新中国。
鲁迅正是最坚决号召大众反抗封建主义精神统治的伟大斗士。他在清末，就已注意到唤起人民的自觉（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于人心，清晰照明，不同凡响。”《摩罗诗力说》），至力于攻击愚民统治与奴才传统，反对“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坟·文化偏至论》）的国民精神状态。但这种呼声随即沉没于当时的守旧主义的死水中。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的孤独的“沉思”，他终于在五四时代找到了反封建的文化队伍。
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反吃人礼教和守旧传统的斗争。他猛烈进攻“屠杀现在”的僵尸，冲破“传统思想的长城”，剥露所谓国粹主义的本相，主张用科学和合理思想的血液注射到中国民族机体里，彻底排除那潜伏在中国文化血脉内的毒菌。他沉痛慨叹道：
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华盖集·忽然想到》
要推翻这“僵硬的传统”，须要彻底的变革，这就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坟·再谓雷峰塔的倒掉》）一切“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言语”，“侮蔑尽现在”的伦常，“堆在道路上的祖传，老例”……都要毫不可惜地扫除掉。
鲁迅是第一个指出中国旧社会支配者的意识地用思想麻药来执行愚民政策的人。他深刻认识了封建统治阶级是如何巧妙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笼罩被治大众，而被创意承认民众又如何不自觉地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前已经道破了这一真理）。例如一九二五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时，就曾说过：
平民……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统治阶级就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弱点，来从精神上加紧对民众实行压迫，以巩固其野蛮的统治。中国反动剥削者及其走卒们（所谓“阔人”、“上等人”、“正人君子”之类）惯于提倡各种反动的复古思想和守旧精神，但他们自己却并不信守这些，他们只不过是拿这些作为欺骗和禁锢民众的符咒。鲁迅揭穿了这种虚伪的鬼把戏：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又这么做，到前台又是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吧，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正是中国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卑劣特点之一。他们自觉地用扮戏的丑恶姿态来欺骗群众，遮掩自己的卑鄙龌龊。但是因为民众被麻醉太久了，不容易看穿他们的虚伪，于是被他们所利用的“传统的权威”压迫得不见天日。撕破他们的伪装和假面，打翻那蒙蔽大众耳目的“传统的权威”，这正是一切民主主义者最重要的启蒙任务，鲁迅正是最果敢地执行这任务的殊勋者。
鲁迅正确估计了封建意识形态对于人民的危害作用，但他深信反动统治者要依靠野蛮的精神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剥削制度与压迫权力，是决不可能的，理由是，他们“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坟·春末闲谈》）这正是一切反动统治者不能补救的遗憾。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那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坟·春末闲谈》
正因为人民大众不尽是自甘居于奴隶地位的，所以“阔人的天下一时总难得太平。”（同上）鲁迅对中国人民并不绝望；他热烈地相信凭着人民大众自己的“猛志”与“实力”，是一定可以冲决统治者所设的天罗地网，颠覆“阔人的天下”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热风》），自觉的人民大众“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同上）大人老爷要想熄灭那燃烧在大众头脑中的反叛思想，岂非枉费心机吗？
但鲁迅认为黑暗的逆流阻力太多，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敌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进步份子有系统地坚忍地进行艰巨的改革事业。他说：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的改革，就是在粉碎反动统治者的精神牢狱的战斗中，创建民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代替腐败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一个艰巨的启蒙事业。但是依靠中国的固有文化，决不能执行这种事业，因此只有输入西洋文化的血液，才能疗救中国民族的精神败血病。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就曾指陈：“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坟·摩罗诗力说》）在五四时代，他更勇敢地喊出打破旧偶像的口号，他力说：“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热风》）
他不但坚决反对一切闭关主义，而且也猛烈攻击“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中体西用主义。诚然，在当时，他还没有接触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历史观，他只能从西洋资本主义的科学与文明的武库中取出对抗封建反动精神统治的武器。他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热风·随感录》四十六）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同上书《圣武》）
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初期，用西洋资产阶级的文明来对抗封建的古旧文明，在客观上自有其自觉的战斗力量，厌恶封建文明和向往光明的进步智识份子采取西洋的文化武器，来打碎那桎梏人民理性的精神镣铐，正是必然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以后，新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历史观逐渐代替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优越地位，旧的精神武器就不适用了。
鲁迅终于明确看出了，在世界对立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即没落资产阶级的文明；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即新兴无产阶级的文化。前者支持中国反动的封建文化，麻痹中国人民的觉醒；后者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推进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伟大战斗。鲁迅选择了后一种文化体系来加强和刷新中国的理性运动——启蒙运动，虽然同时并不抛弃西洋进步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
他不但热烈地提倡新启蒙运动，而且辛勤地介绍国际新兴的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他屡次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必要，领导以无产次级为中心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文化运动，帮助进步文化运动者改正了许多认识上和策略上的偏颇与错误，哺育了许多新进的文化干部。凡此都是他的新理性主义在新民主运动中的战绩。但是，他深知中国几千年的旧社会传统乃是积滞在历史河道里的厚重淤泥，不能清除这淤泥，疏濬人民大众的自觉的源流，要完成巨大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就曾说过：“习惯的势力沾染千千万万的人，是一种可怕的势力。”（《什么是人民之友》）鲁迅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按：即列宁）先心，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
，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
——《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这里自然不可把鲁迅的意思从唯心论的观点加以曲解，他并非说先要改革风俗和习惯，再来发动革命，而是把这些改革作为整个革命事业不可怠忽的任务。旧的习惯势力如果在革命后仍然顽强地存在，不能和统治者的崩溃一同崩溃，就证明革命尚未成功，证明反革命还在伺隙反攻。要打破那阻塞历史川流的封建旧习惯，须要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启蒙运动者深入民众的生活，实践艰苦的民众教育工作。鲁迅写道：
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同上书
一切反封建的理性主义运动，都没有超越民主革命的任务。鲁迅从开始启蒙工作起，直到接受社会主义策进新理性运动为止，不曾一时停止过反对旧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战斗，这种战斗执行得比任何人坚决有力，他给予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却是异常深刻广大的。今天活跃在中国革命最前线和转战于文化思想战场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过鲁迅的直接或间接的熏陶。他的辉煌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跟革命大众的战斗生活熔合为一，铸成了新中国的革命风纪。一切顽恶的旧中国寄生虫和凶残的中华民族敌人，都不能动摇这崇山般的风纪。
凡是反封建的理性运动和民主运动，总是离开不了人的权利的尊尚的。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曾在革命旗帜上大书“人权自由”等类的字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和政治煽动家，很少不是在那里宣扬着抽象的人权论和人道主义，他们往往悬想着一些抽象的人权原则；待到劳动群众自觉到现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和此等原则相冲突，而起来用斗争力量要求真实的生活权利和自由权利时，便遭受到过去人权论者或他们的后续者的残暴迫害。显然，抽象的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和大众利益不兼容的矛盾。
鲁迅也是坚决揭橥人权思想来对抗吃人的封建社会压迫的，然而他的人权思想大体上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主要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的。不错，他早年接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绍介过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学说（如《苦闷的象征》等），翻译过阿志巴绥夫的虚无主义作品（如《工人绥惠略夫》等），这些思想、理论与作品和鲁迅的现实主义风格本来是冲突的。然而在他尚未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库之前，为了要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浓重黑暗中打开一条出路，他只能戽入这些泥浆，加以蒸馏，聊以慰藉在寂寞和饥渴状态中跟黑暗搏斗的战士。
他在输入这些东西之时，或许没有觉察到它们的毒害。他所能看到的，是它们在反封建的光照中和自己本相不尽相符的近似美妙的扩大投影。因此，他从尼采那里强调了反因袭和个性解放的精神，从厨川白村那里强调了反权威和“生之欢喜”的思想（厨种白村的思想不过是叔本华、尼采、卡奔特E.Carpcntcr、柏格森Henri Bcrgson等的哲学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混合表现），而从阿志巴绥夫那里强调了反社会迫害和主张报复的性格。
我们固然不能妄用那与康有为式的“托古改制”相对的“托洋改制”四字来形容鲁迅早期的思想，但鲁迅从某些外国思想学说的投影中撷取二三点，和他的现实主义思考镕合起来，作为攻击旧社会的火力，这是不可不论的事实。
错误的有毒的学说，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有时也可以通过历史的折光作用，作为一个思想家走向真理之门的意外的诱导力。达尔文因为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悟到物种的生存竞争（自然，倘使夸大之一点，把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当作达尔文的思想泉源，那就是韩非子所说的“非愚即诬”了），便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佳语。
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我们看见高尔基也曾受过尼采的影响（日本文艺批评家升曙梦曾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他的《高尔基的思想为人和业绩》），然而这并不防碍他成为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鲁迅在早年部分的接受了尼采他们的影响，是和达尔文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相似的，尤其和高尔基受过尼采的影响相像。假如他不是依靠中国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火光，不是凭藉自己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眼力，来输入尼采等的学说与思想，他就会变成尼采等的奴隶，而决不能作为中国伟大的启蒙导师。当中国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尖锐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劳苦大众利益相抵触之时，鲁迅就毅然决然抛弃了尼采他们的影响，而虚心地学习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武器，并且很巧妙地运用他们来打击“黑暗的主力”这就是鲁迅的可贵的蜕变，而这蜕变正反映着中国革命现实的血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