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防与战术

1、战争动机及国防战略

从上一章里，我们见到汉民族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与匈奴的一般的战争关系；同时看到汉族的国防能力，到文景时代，已陷于极端的软弱。

本章阐明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各种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因素。

汉武帝在位时与外国最大的经济关系，是和西域各国的通商问题。为推行此通商政策起见，才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的添设，和一百万武装移民的实施。这大批移民筑垒的意义，可说便是为求保护从长安经玉门关到西域（楼兰、善鄯）的商路安全而设。

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卒数百人，置使者样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在这条狭长的带状殖民线上，北有匈奴，南有羌族（藏族），这绵亘三千里的线状交通，一被截断，汉族和西域的通商关系，即告断绝。因此四郡商路的安全问题，自然关系着汉族整个的国家经济，这是西方的问题。在东方，则上谷、渔阳、右北平各郡与辽东朝鲜的商业关系，亦和敦煌四郡与西域的商业关系，具有同等价值。

武帝要维持国外的通商关系，故在国防政策上，在西方，要保护敦煌四郡为中心的交通线；在东方，便要保护右北平各郡为中心的交通线。

威胁此生命线的最大敌人，是匈奴。

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的匈奴，就战争猛烈的程度看来，定已发展到铁器兵器的阶段。（否则亦难与汉军对敌。）但以蒙古沙漠的荒瘠，和游牧民族生产技术的简稚，事实上既难采铁和冶铁，则匈奴赖以战胜攻取的坚甲利兵，当从汉族或西域商人的手中交换得来。

匈奴与西域在国防经济上，既有重大关系，自不能让汉族独占西域；而汉族大规模商路的敷设，又垄断匈奴与羌族的外交联络，使匈奴困死于漠北。

基此，汉族在政策上，要打通辽东、西域，包围匈奴于漠北。匈奴的政策，便要威胁西域，切断汉族与西域的商路，或直接威胁长安，使汉族根本弃其渐进的殖民政策。

这种斗争反映于外交上的，有汉与乌孙、匈奴与羌族的军事同盟，张骞（后班超）之西使大月氏，游说西域诸国连横事汉；反映于军事上的，便是汉武帝与匈奴由正面冲突而引起的战争。

胡汉战事，延长数百年，匈奴最后的失败，是少数游牧民族失败于汉族（农业和商业国）庞大的经济力和人口力压迫之下。

在武帝手中，汉军代胡兵力的延数，因文献缺乏，不甚清楚。但根据汉初半征兵制（抽丁）之兵役法推算，于短期内征集民兵约百万人，当非难事。汉军在兵力资源上的缺点，是素质，不是数量。

在卫、霍屡胜时代，汉军赖以决胜的精锐，是十万经长期训练的职业骑兵，不是民兵。

汉军绞帅机关，平时无严组织，高级统帅的指挥实权，随其在朝廷上之宠遇而消长；战时匆忙凑合，归一人指挥，将领纪律，极难执行。汉军在战术上，屡受严重之各个击破，实基于此。

匈奴平时和战时的军事组织，非常严密，全国动员，极其迅速。归单于直接指挥的精锐骑兵，似在十万左右。此外左、右贤王（分别威胁汉族的东、西商路）的军队，亦在五万至八万之间。全国第一线的战列军队，约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人，此外尚可动员老弱之数约十万人。战列军队，均可于号令之下，立即出动，从事数千里的远征和扫荡。故匈奴军队在平广地区，战略机动的能力，可说极大。

匈奴对汉族作战，在汉军骑兵未发达前，到处横行，极为猖獗。其后，又用类似“退却集中”的方法，把汉军步、骑引诱到穷荒极漠，然后歼灭之。

匈奴的统帅机关，大概因包含封建意味，故组织上亦不统一，致被汉军用奇袭的战略，一再击败。

在公元前一二〇年，霍去病先击破右贤王。次年，又击破左贤王。匈奴单于仅在中央战线，保持优势，屡败汉军。

2、战场性质与交通

胡汉战场的范围，自西而东，包括今日的甘肃、宁夏、绥远、外蒙古、察哈尔各地。这地区百分之六十的地形，都是平野；平野中百分之六十的性质，又是沙漠。大陆气候，寒暑俱烈，黄沙白草，水源缺乏。自然界对于以农民细胞为主体之汉军，极多不利。

山地，因骑兵不能活动，双方恒避免之。

交通情形，汉军作战为扼守长城，掩护东、西两交通线；匈奴作战，则在力求此线之截断或突破。故万里长城，成为胡汉战争之干线。汉军每次出击匈奴，均由此线出发，徐徐向北移动；俟水粮告竭，始行退回（卫青法）。匈奴入寇，除大规模攻势外，亦恒停止于此线。

在万里长城沿线，武帝共设辽西、右北平、渔阳、西河、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十郡，一百九十三县，武装移民二百八十万人。这严密组织的国防地带，便是汉军野战部队的作战根据地或策源地。地带之后，是山东和中原丰富的仓库与武库。兵甲漕运，交通极便。

在霍去病击破匈奴右贤王后，又筑受降城为前进根据地。中国整个北方边境，似成网状的交通组织。

匈奴方面，不大注重道路和筑城的价值，所谓“单于庭”，也只是帐幕式的行营之类；只有赵信城一城，立于中央牧地与右贤王牧地的联络线上，具有若干总兵站的意味。

其他，匈奴一切都依高速便利的马匹，从事广大的机动和联络。

3、兵器，训练，与战术

胡汉战争主要的兵器，为各种弓矢。他如长戟、矛铤、剑楯之属，亦极普遍。大概车骑骑兵，多用弓矢，注重驰射教育。步兵则用长矛短剑，以密集队形（阵）接战。“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观此可见当是对于坚甲利兵之要求，与兵器工业之进步。

战场的开阔广大，决定了弓矢与骑兵战术的运用。匈奴的乘马攻击战术，用驰射及多方扰乱的方式，藉收战略的效果。此种方法，于沙漠作战，最为适宜。故匈奴骑兵可怕的威力，不是单纯的勇敢，而为其机动力的强大。

匈奴作战敏活，随时可以包围敌军，断其交通，焚其积聚，而收胜利于最后。鼍错论胡汉战术说：

……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短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也……

这似是汉初御胡的基本战术。

鼍错虽说“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然而此种战国时代凭藉冲力的车战法，到了漠北一望无垠的大开阔地，匈奴游骑，以不规则队形袭来，便归无效。反之，汉军在早期作战，还是靠了密阵（步兵方阵）及强弩利矢的齐射法，一再击退匈奴疏散队形的突击。

直到汉军采用匈驭本身的战术，另附以坚甲利兵的优越条件（生产落后的匈奴所无），匈奴才被击败。

此外汉军在统制上，尚有两种缺点：

（1）没有健全的参谋组织，是汉军给养及联络发生困难的主因；

（2）行军有前卫，有谍报组织，而无搜索机关（主：尖兵），至屡受严酷的战术奇袭，损耗甚大。

新战术（可称为一种战略的游击主义）的选革采用，由李广发起，中间经过卫青，到霍去病而集大成，收奇效（解决了给养问题）。霍去病死后，汉军战术水准，似又退回到齐射与密阵的步战范围去了。

4、汉朝用兵术的演进

了解双方国防战略、战场性质及一般交通战术后，可进而涉猎汉人高级用兵及其指挥技术的演进。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上，有两大英断：第一是在国防战略上，联合西域的乌孙国，与匈奴对抗，开中国史上联合作战的端绪；第二，是战略骑兵的编成与组织，以汉代（农业社会）马匹的寡少，武帝竟能于数年之间，用改良马种（天马、汗血马、西极马）方法，编成十万以上的战略骑兵，可说是中国国防史上稀有的努力。（在现代，常有“海军热”、“航空热”等国防情绪的冲动。公元前百年左右的汉代社会，亦有“骑兵热”。）

在新骑兵训练未成熟前，汉朝用战国时代的步兵战术与匈奴作战，被匈奴的游击战术所困，往往失败，空白牺牲多数英勇的将士。机动力的缺乏是汉朝首次用兵的特征。

汉军对于“阵法”（古代发达完善的步兵密集战术），似有极大的热心与留恋。李广、李陵，都迷信步战到底。对敌情环境，视若无睹。这些是代表战国精神的保守派。

新骑兵成立以后，在卫青领导之下，经充公的准备，及谨慎步骤，奇袭匈奴冒进的少数部队，虽获得相当成功，但匈奴一行大规模的战略退却，汉军以给养不继，便不能追击，以致所得战果，复归泡影。这是汉朝用兵的第二期。

汉人第二期用兵的特征：是庞大兵力，辎重随伴组织，限定目标之攻击。这些条件都被给养不断所困，包含修正主义的许多缺点。

在卫青与匈奴的战争上面，产生了急进主义的霍去病，和汉朝用兵的第三期。

霍去病根据李广和卫青的经验，断然取消辎重的随伴制度，远离长城根据地，向匈奴的弱点所在（左、右贤王），实行短促猛烈的战略游击。匈奴轻敌不备，因而成全了霍去病的威名。

本期作战特征，为精兵主义（霍去病部下往往不超过二万），因粮于敌，机动游机。

霍去病、卫青死后，汉军战马缺乏，又陷于保守主义——步兵防御战术的老套。李陵的五千步兵，于勇烈的抵抗之后，就这样牺牲掉。

以后汉军不因战马缺乏（霍、卫战争中死了二十万匹），便以军队素质，日趋低劣（采用大众军）。在指挥人才方面，亦久无俊杰出现，故汉军最大的失败与最严重的损害，都在此时期。过去若无霍去病加匈奴以重大打击，使其国力一时不易恢复，则武帝晚年与匈奴作战，恐将有主客转换之势。这是用兵的第四期。

汉人第四期用兵，霍去病式其表，内部组织，松懈腐败，失败为意中事。

以后的战争，汉朝多利用匈奴内乱，使乌孙攻其西，降附的南匈奴攻其南，并僱用各种羌胡杂兵，以代替汉族的戍兵，实行“以胡制胡”的政策，卒在匈奴国力虚损至极度时，将其逐出亚洲（东汉金微山会战）。

从金微山会战后，汉族对外族开始其传统的怀柔（王道）政策。而汉族纯军事的对外历史，亦以武帝而告一段落。

5、战争损失之影响

汉武帝和匈奴军臣、伊雅斜、乌维、乌师庐、呴犁湖、且鞮候六单于的战争，时断时续，前后绵延四十七年。战到最后，双方都精疲力尽，去破产不远。但汉族以农商立国，社会生产力超出匈奴好几十倍，一时略遭摧残，不久即告恢复。到东汉初年，又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三管齐下，向匈奴压迫，结果匈奴兵力虽强，卒难支持而败。

匈奴凭藉与汉族斗争的，是畜牧经济下产生的武力。畜群一衰，（衣〔羊毛〕，食〔乳酪〕，住〔皮屋〕，行〔马匹〕缺乏），武力即为削弱。在人口方面，匈奴男女的总数，以一百五十万与汉族五千九百万对抗，仅占汉族之3%，四十七年战争的结果，据有纪录之会战损害，匈奴壮丁阵亡和被虏的，达二十六万二千人，降附的六万五千人（根据《前汉书》），连无纪录之战斗合计，则匈奴人口在全战役间的总损失，当不下五十万。

这大批壮丁（男子人口60%以上）的死亡，间接更影响生殖力，使国内婴儿减少。匈奴与汉武帝战争结果，人口力可说减去一半。

在汉族方面，有纪录的战争损害，为四十二万八千人，连无纪录的损害合计，当去六十万不远。这大批壮丁的损失，虽属可惊，但就全人口总数五千九百万中除之，仅占全人口约百分之一，壮丁（假定为10%即六百万）百分之十而已。

汉武帝可说直接用战争的消耗力，来屠灭匈奴有限的人口，使其不能立足东亚而后已。在公元前七一年（宣帝本始三年，武帝战争后十六年）匈奴畜群因天气奇寒，又遭一次大疫，死亡的在50%以上，为畜牧经济的破产，使困居漠北的匈奴，更难立足。到公元后九一年，衰弱的匈奴部落，乃在窦宪兵威之下，被逼向中央亚细亚和欧洲迁徒。